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我们村孔姓人翻建了祠堂。这在七姓杂居的我们村里，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村里传出的消息说，他们煞有介事地成立了孔家祠堂建设委员会（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在邻村小学做校长的孔龙珠，担任了这个临时机构的副主管，成了这个项目的实际操作者之一），所需资金向每个孔姓男丁进行了摊派。摊派的数目大得惊人，据说每人都有几千元，可并没有一个人以负担太重为由提出反对，可见祖宗在每个人心中的分量，和大家对翻建祠堂这件事的拥戴程度。

几个月之后，祠堂竣工，孔姓人决定举办落成典礼，除本姓所有大小男丁、村委会主要干部，他们另邀请村里外姓有头有脸的人出席。这些人包括广东开公司的老板，县城的房地产商，某镇派出所所长，中学教导主任……他们的意思，是想求得有这些人落款的牌匾，分别挂在祠堂的两边，如此可以光耀门庭，增进乡谊。作为省城的一名小处长，我有幸获得了他们的邀请。

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孔家祠堂建设委员会副主管孔龙珠有一天给我打来电话。一阵寒暄之后，他说出了要我回乡出席祠堂落成典礼的愿望。在电话里，这个在我印象里从来干脆利落并且富有幽默感的人，竟然显得有些啰唆。我隐约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委员会将邀请我的任务交给了他。如果我不出席这一盛宴，他将在族人面前脸面不存。

似乎是商量好了，孔龙珠挂断电话后，我立即接到了村里被邀请的外姓人代表的电话。他们说，牌匾已经订做好。内容请了县里的才子拟写，充分考虑了孔姓的姓氏渊源和文化特征，一个写“斯文有传”，另一个是“知礼存仁”，你愿意在哪个牌匾下落款？

孔龙珠是我的老师。我们村刘、孔、曾、罗、张、周、王七姓杂居，孔姓和我们曾姓有源自久远的兄弟情谊。两千多年前，他们的祖先孔圣人与我们的祖先曾子是师生关系，曾子又是孔子的儿子孔鲤的老师。孔、曾代际排序字号完全一致，在村里，孔、曾从来就是天然的同盟……另外，我在这个赣江边叫下陇洲的村庄生活了二十多年，是众多乡亲熟悉的一个人。按照礼数，我应该出席这个盛典。我应该给我的老师乃至整个孔姓族人一个面子。再不济我也该答应在牌匾上落一个名字，以表达我对祠堂落成的祝愿之意。

可是我拒绝了他们。我不喜欢介入家乡的这些事。我不想与家乡的宗族发生关系。我把自己当作个读书人，我不想我的名字与村里的警察教师商人等等挤在同一块牌匾里。再说，上面三令五申，说不要搞团团伙伙，不要搞同乡会。作为个中人，我岂能对这些告示阳奉阴违？

我跟我的老师孔龙珠说明了理由。他表面表示理解，可语气中毫不掩饰对我的失望。村里外姓人代表在电话里则语焉不详。

我没有参加盛宴。据说盛宴十分隆重，当两块绑着红绸的牌匾抬出时，鞭炮轰鸣，唢呐声声，参加了宴会的外姓人在人群中光耀之至。祠堂正中瓷板画里的孔姓先祖孔子满脸慈悲，透过烟雾看着这些欢天喜地的子孙。

过年回家，经过孔家祠堂。翻建一新的祠堂果然气势夺人，它远远高过寻常民居的高度，两边的马头墙如万马奔腾。门口的对联采用舒体刻写，“孔家祠堂”四个大字阴刻在一块石碑里，显得格外深远凝重。孔姓人在门口进进出出，表情和体态都格外骄傲和夸张。有几个老者在门口晒太阳，说话的声音好像希望全世界都能听见。

有人告诉过我，祠堂正中的孔子像生动传神，是专门请景德镇瓷画名家绘成和烧制的。可我并没有进去瞧一瞧的打算。相反，我加快了脚步，唯恐被人认出。

——我该理直气壮打门口经过才对。可我的样子，为何像一名见到债主羞愧难当的债户？

2

我的父母是纯种的农民。可有一天他们被迫来到了县城生活。他们是两个上学儿童的祖父祖母。两个儿童的父母——我的弟弟弟媳，正在广东打工。陪护他们在县城读书，就成了这两个老农民的工作。

我的父母在赣江边叫下陇洲的村庄生活了大半辈子。他们在那里结婚，生子，种地，养猪。他们是这块土地上的许多人的父母，兄弟姐妹，远亲近邻。他们对这个面积不大的村庄的每一个坡坎、每一个桥墩、每一口水塘、每一口水井、每一棵树、每一条路都十分熟悉，对每一个时令的变化都非常敏感，对每户人家的家事都耳熟能详。

人民公社、分田到户、改革开放，这些大事件在这块土地上的投影，都牢牢地镌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在这里劳作了大半辈子，脸色有着与这块土地一样的沧桑与贫瘠。按理，他们应该把自己活成一颗钉子，死死地铆在这块让他们悲喜交加的土地上。可是他们没有。

他们来到了县城，成了县城的租赁户，开始了对城市生活的模仿。他们要学会过斑马线、上菜市场买菜、在超市买米和油、与陌生的不断变换的房客交往，小心翼翼处理戴着红色小帽的人拦着他们发放的传单上的信息，不怀好意的商户以鸡蛋和面条为诱饵的若干莫名其妙的药品和日用品的推销，许多家用电器的使用……开始他们无疑是笨拙而不适的。然而并不让我们过于担心的是，他们渐渐适应了过来。

然后他们热爱上了城市。我的父亲向城里的老人们学会了晨练。每天清早，他就会离开被窝，向着县城公园出发。他会绕着公园的湖面奔跑，用的是城里人的姿势，跑得大汗淋漓仍不肯罢休，继续在不远的一堆体育器材中驻留。因为是农民，虽然年迈，他手上的力道依然不错，他会在单双杠上玩出点花样，让许多城里的老人都自愧弗如，而他得意无比。直到两个小时过去，他才会心满意足地回到租赁房里。他还喜欢上了收听广播，定时在县城的报刊栏里看报纸，收集县城干部（多是我过去的同事）任免信息……我的母亲爱上了在租赁房的阳台上种上几盆花……

我的父母初来县城时常说过几年就回老家生活。他们说那才是他们的家，他们终老的地方。那在老家他们耗尽半生积蓄盖起来的两层楼的房子才是他们安身立命之地。可是现在，他们这种话说的次数越来越少，倒是对乡村生活的指责越来越多。他们说村里的厕所太脏，春天的潮湿太厉害，买肉要去几里路的镇上好不方便，房子四周的人们都已离去，住着就像荒野……

我提出由我和弟弟在县城给他们买一套二手房养老，他们高兴万分。当听到我的弟弟以没钱为由表示无法接受我的提请，我的父母忍不住对他横加指责，说了许多难听的话语。他们对成为城市的房主这一事实显得迫不及待。他们对回乡村生活不抱任何向往。

……县城的房子终于买成。我的父母欢欣鼓舞。他们对城市生活已经驾轻就熟。在新房里，我的父亲每天举着一副苍蝇拍子，对着任何苍蝇落下的地方不停地击打，仿佛一个全力捍卫自己江山的酋长。我的母亲热衷于在摆满了日用电器的厨房里忙忙碌碌，我想如果她学习过唱歌，她会整天哼着小曲。

这一对大半辈子在土里刨食的老农民，对他们曾经日夜厮守的故乡，到了如此无情的地步，让我十分吃惊。

3

村支书李喜兆打电话给我说要来省城。我问她来办什么事。她说啥事也没有，就是去看看你。我说有事儿就请直说，我能办的一定办好。她说真没有事呢，去看看你不行么。

我们村的支书李喜兆五十岁左右，是个女的，刘家耕牛叔的媳妇。她怎么从耕牛媳妇变成了党员干部、村支书，其中的原委我并不清楚。只是自从她当上了村支书之后，村里开始有了些变化，比如村里的黄泥巴路慢慢变成了水泥路，村里的主干道装上了许多大瓦数的路灯。比如春节回家，她会领着村里几个主要干部到我家走访，煞有介事地请我为家乡建设提建议，清明回家扫墓，她会力邀我去她家吃饭叙乡情，虽然每次我都以要陪伴家人为由婉拒。

老实说这段时间我特别忙。我们部门虽说是个处室，可我手下的人少得可怜。这段时间又啥事都凑一块：北京的领导来调研，我们一个大型活动要举办，下面一个市主办的活动要我出席，浙江一个采风活动邀我参加。我用迎接领导调研的间隙来调度我们的活动，从市里拔腿离开又登上了去浙江的飞机。我不得不在电话里把李喜兆来省城看我的时间一推再推。可李喜兆一点也不恼。她说不急，等你有空我才来。

李喜兆终于来到了省城。她租了一辆本村人开的五成新的面包车，领着原本是干着屠宰营生的村主任，还有我一个充当带路党的堂叔。根据我发在手机里的定位他们找到了我的家。她从面包车上跳下来，手里提着装着土鸡蛋和花生的两个袋子，说自己家产的，不值钱，尝尝。

李喜兆的样子，是我见过的我家乡大多数妇女的样子：头发枯黄，脸黑，走起路来是田里干活的架势。脸上的表情热情、朴实又拘谨。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圆领短袖上衣。那上衣有些过于宽大，人看起来就显得有点松松垮垮。

正是吃饭时候。我把他们带到附近较高档的酒店用餐。我从家里带去了朋友送我的“梦之蓝”白酒。他们是我的贵宾，我必须盛情款待。我给李喜兆倒上了白酒，虽然我对她的酒量一无所知，她也推辞不已。席间我们聊起家常，聊起村里的地面硬化（还有亮化），贫困村的建设（我曾以我的故乡为题材写过一本旨在表达当下乡村沦陷的名为《田园将芜》的小书，它为我们村申报县级贫困村、争取一定扶贫资金起到一点作用），聊起村里的人情冷暖，在外人们的种种名状……我频频举杯敬酒，我多次站起舀汤劝菜，气氛是轻松而有度的。我一直在等着他们酒过三巡之后说出他们一直坚持来看我的意图。是联系医生看病，还是为争取新农村建设立项出力？然而他们并没有说。

晚上，我请来了更多在省城的村里人来陪他们。他们是在大市场开店的老板，在私人牙科诊所里工作的医生，在某私人老板家中办公的基建项目会计……乡情愈浓，席上的人们一个个向李喜兆和村主任敬酒，气氛越来越热烈，李喜兆现出了她作为村里一把手的泼辣与干练，声音越来越大，酒越喝越多，动作越来越有了不容置疑的气势，喉咙里冲出的话越来越趔趄，滑腻——

李喜兆与所有人拥抱，用手机拍照，对着相机做着微笑的表情。她反复跟所有人说，多关心村里建设，多回家看看。村主任和我的堂叔奋力将她架上了车。她不忘打开车窗玻璃，向我们挥手。面包车冲进了黑夜，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她终究什么也没有说。她真的只是来看看我吗？

4

有一次去我的在县城土管局上班的堂弟曾金山的家中，我偶尔翻到了一本印制的标示为“下陇洲村（我故乡的名字）部分人士通讯录”的小本本。通讯录印制不算粗糙，封面用的是铜版纸，里面的每个人都配了彩色照片。我顺手翻了翻，有前几年考入重庆市公安局的曾，在本地教书的我的老师孔龙珠，在广东开厂发了大财的曾金龙，在县城邮政局工作的快退休的刘东，已经离开村庄到县城开诊所的孔希德……我吃惊的是，上面竟然有我的信息——姓名、工作单位、职务、单位地址、手机号码、办公室电话号码、邮箱、QQ号码，还有我的一张照片。照片里，我对着一个话筒讲话，一看就知道是从网上下载的。

没有谁向我征求过这样的信息，我也没完整向谁提供过这样的资讯。谁是这本通讯录的编写者？又有多少人持有了它？

而在与我同村的我的表哥刘金根家里，我看到了另一本通讯录。通讯录的内容与金山弟弟家里的大抵相似，可是字体字号人物排序与开本又完全不同，照片也不太一样。在这本通讯录里的我，笑容可掬，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开心事。

我怀疑全村人人都有我的手机、QQ等信息。

可是并没有多少人打我的电话，没有谁从QQ里微信里钻出来说他是本村的谁谁谁请求我加他。这些年我在省城接待的村里人并不多，除了来省城看病的张、村支书李喜兆，还有就是我这个家族里的人们。

倒是春节时我会接到村里不少人的祝福短信。那些短信只显示了发送者的姓名，并没有接收者的名字，内容也大多是一些烂熟的字眼，一看就知道是通过群发方式发来的。

5

比我小一岁的小堂叔油条儿带着他的妻子，来到了省城，要我找医生给她看病，说是下体长了东西，引发了炎症，县里医生建议他们到省妇幼保健院，找专家做切除手术。油条儿说，侄儿呀，这忙你一定帮，他们说省妇保做这种手术，吴××最好。

小堂叔油条儿和他的妻子站在了我的面前。小堂婶挽着油条儿的手臂，笑嘻嘻地看着我。他们的样子，根本不像是来看病，倒像是来逛街。我想，也许，那是一种并不那么让人痛苦的病吧。

我对这种病一无所知。而且，女人的病，我更应该忌讳打听。我不是医生，要了解疾病干什么呢。我立马帮他联系医院和医生。正是暑假，省城大些的医院病床都紧张，费了好大的力气，我才找到了那个吴医生，并且让堂婶住进了医院。

小堂婶做完了手术。切除物正在送检之中，是否恶化不得而知。我请油条儿喝酒。席间我突然疑心堂婶的病可能来自于不洁的性。我问油条儿，是不是他带给她的。油条儿嘻嘻笑着说，我长年在外打工，一年见不到几次老婆，你说我该怎么办。

——油条儿不仅是我的堂叔，还是我的同学。他比我低一届，初中时我们一起去离家四十里之外的一座小镇读书。后来他没考上高中，就离开家去了广东博罗一个工厂打工。二十多年来，他将自己铆在了这家工厂，再也没有挪过窝。他给所有人的印象，是一个多么安分守己的人。这些年，他结婚，生孩子，挣钱，养家。他和妻子一年难得见几次面却感情甚笃。他几乎从来没有惹过事。他们在县城有一套房子。他们一家总是一副过得不错的样子。

想起堂婶挽着他的手笑嘻嘻地站在我面前的样子，不知她是否知道她的病因？如果知道，她是否原谅了自己的丈夫？

6

清明，我们或开着车，或挤着班车，从四面八方赶回了村里。我们从机关、校园、工厂车间，首都、沿海开放城市、省城，县城自购房、出租屋等等地方出发，向着自己的故乡奔去。那一刻，故乡成了世界的中心，我们的中心。

原本少有人居住的村庄人越来越多。久不相见的人们在路上寒暄，忙着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和打火机，交换电话和微信。他们用十分夸张的口气说话，以驱赶村庄因长时间人迹稀少形成的寒意。那些狗在路上的步子明显加快，脸上的表情有克制的喜悦，好像是家里来了客人的主人。

我们相约着向山上走去，带着纸钱、香烛、炮仗和祭品。我们之所以这么兴师动众回到村里，就是为了祭奠这些住在山上的人们。他们是我们的祖先。是他们赋予我们基因、血型乃至整个生命。他们是我们的传统。他们是我们人生的起跑线，也是我们眼中世界的尽头。

我们到了山上，费力扒开墓碑前的荒草，辨认墓主的身份，查找上面我们的名字。长辈们边焚香燃烛边兴致勃勃地讲述着关于祖先的故事，关于他们的爱好特征，后裔支脉。这是每年都讲的老段儿，今年无疑又要讲起。

我们晚辈分的人认真听从长辈们的教诲，认真记着祖先墓地的位置。有人提议，有没有可能，我们把祖先的墓地拍照保存，并通过图纸的方式标明位置，以利于我们以及后来的人们辨认？有人更是别出心裁地提出，可否将每位祖先的讳号、生平和子嗣等信息编写好保存在一个个二维码里，然后在每位祖先的墓碑上镶上相对应的二维码，通过手机扫描方式来对这些墓地进行辨认和管理？一扫二维码，祖先的信息在手机上一目了然。

我们对祖先的墓地津津乐道，对故乡的死乐此不疲。可我们发现我们对村里的生越来越陌生。我们不知道村里新矗起的大厦的主人是谁，我们不认识跟着大人走在扫墓的路上的孩子是谁家的娃，我们甚至不了解村里还有多少耕地在耕种，还有多少人家依然驻守在村里。我们对故乡的感情越来越疏离，我们回到村庄的机会越来越少，最后只简化为清明这一天。

故乡对我们而言仅仅是一块祖传的墓地。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不免陡然心惊。

7

父亲打电话来，说村里在组织给每家每户装自来水。同意安装的，需要缴纳一千五百元安装费。他问我们家装不装？他的意见是不装。他在县城住得舒坦。他和我母亲这辈子是再也不会返回村里住了。装个×！年已七十多岁的父亲在电话里说了一句粗话。

我们村家家户户最早是靠挑井水解决生活用水的，村里几口井，足够满足全村近千口人的生活用水需要。每到傍晚，井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小小井口，会有四五个人同时用吊桶往井里打水。等在旁边的人趁着闲暇海阔天空地聊，粗话荤话一起上，井口不时传来男人的哄笑和女人的嗔骂，构成了可供回忆的故乡生活风景。后来，人们开始往自己家院子里打井，用一根小小的管子通到地底下，上面通过压水装置取水。现在，我家已经无一人在村里居住，村里说要装自来水了。

时代在变，村庄用水也在变。从村庄用水的变迁知道，公共的时代，逐渐让位于私人的时代。然后是手工的时代，渐渐进化到自动的时代。

我本应该赞同父亲的意见才对，可我毫不犹豫地对父亲说我同意支付老家的自来水安装费。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嘱咐父亲交这笔钱。我这辈子回村里生活的可能越来越小。我的弟弟也在外购置了房产。在城里长大的他们的儿子和我的女儿对这个村子并没有认同感，他们不会回到这个只能算是他们的祖籍地的地方。

可是那是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它贫困，破败，肮脏，荒凉，可是它给了我生命、最初的人生经历。我不想与它脱节。我希望自己不仅是它的历史的一部分，还能与它的未来同步。我希望我与它永不分离，永远被它惦记，记录在它的账户之中。如此，我就永远是它襁褓中的婴儿。

江子，本名曾清生，1971年生于江西吉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散文、诗歌、文学评论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散文》《天涯》《钟山》《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并入选数十个散文选本。出版散文集《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苍山如海——井冈山往事》《赣江以西》《在谶语中练习击球》等。

原刊于《黄河文学》2018年第2/3期“散文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