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5年6月13日，著名作家韩少功做客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与《黄河文学》副主编郭红探讨“文学的顺变与守恒”，并与读者分享交流了对文学和时代关系的理解与思考，现选编部分，与读者诸君共享。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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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认知功能弱化

在没有互联网、电视、广播、报纸的时代，作家几乎是最重要的社会信息报告人。而文学也是认识世界的工具。纵观中国的历史，大部分作家的著作量都有几十万甚至更多。他们写作的范围包含地理、山川、草木虫鱼，并且很喜欢运用排比句。

比如汉赋文体特征就是铺陈白描，写到场景多是其上、其下、其左、其右如何如何，面面俱到，不厌其详。巴尔扎克写一条街道，托尔斯泰写一个修道院，会有几页甚至十几页的静态细节描写，这使文学具有某种百科全书的性质，富含生物学、地理学、建筑学、民俗学等各科知识。

当时的读者都十分的沉浸于此，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途径去了解这个世界，那时的文学相当于今天电视的黄金时段新闻或报纸的头条，是读者了解世界和人生的主要信息工具。但时至今日，我们了解彼得堡不一定通过托尔斯泰，了解巴黎不一定通过波德莱尔。虽然文学还有个性化、具象化、深度化、虚构化等不可替代的文体特长，但强大的新闻业和互联网呼风唤雨，已经使文学的认知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正在转移给新兴的信息媒体。

但再看看我们现在的读者，通过大量的媒体获得信息，可以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作家所写的内容就很难再吸引到读者。现代这些大量的信息载体挤压了文学，这是第一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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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娱乐功能弱化

这是第二个变化。我小时候逃学和旷课，常常是因为迷上了一本《铁道游击队》或《林海雪原》。虽然沉迷于课外书常常遭到老师和家长的反对，但却成为我童年珍贵的记忆。

那时候娱乐方式不太多，文学就经常成为美酒、节日、快乐大本营，让很多人沉醉其中。而文学艺术具有极强的娱乐功能，《红楼梦》里的富二代读《西厢记》，在正人君子眼里是“不正经”，是“玩物丧志”。朱熹曾誓言“决不写诗”，陆游曾自贬其诗是“闲言语”，大概都觉得诗歌属于不正当场所，高大上人士在那里偶然出入，一旦被曝光也很失体面。

但时至今日，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唐诗宋词等都被归入“严肃”文学，“严肃”得几乎像数学和哲学，连某些文科学子也觉得读这些东西是一种苦差事，一点都不High。如果不是要应考升学，他们可能更愿意去打电游、蹦迪、自拍、K歌……以至今年全国电游总产值一千多亿，相当于四到五倍电影业的全部产值。

文学当然还有娱乐性，但没有经过一定训练和教育的人对此不一定乐得起来，因此它越来越像“小众”产品。这样一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时代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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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化功能的弱化

文学是寓教于乐的。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个时代的我们，听到这样的词都会热血沸腾，在现在看来，“教化”这个词很少被人提起，它被认为是具有压抑性的、陈旧的某种意识形态的代表。

但我认为里面是包含一些误解和偏见的。假如有人说，你叫他声亲爹，他给你十块钱，恐怕多数人都不会干；如果这个价码提到一百万，很多人可能就扛不住了。前一个事实，无非是证明绝大多数人还是有道德准则的。后一个事实，则证明道德准则高的人不会太多。这个或高或低的弹性准则，显然是文明教化的结果。

文学在对人的教化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古代欧洲的主要道德教化工具是宗教，但中国汉区的宗教传统偏弱，其替代工具是“四书五经”，其中有《诗经》，“诗”也成了“经”，成了最高指示。北大老校长蔡元培说，中国宗教力量不够强大，人心很乱，如何教化？他倡议“以美育代替宗教”。这个美育主要指文艺，包括文学。

在宗教或儒学逐渐衰颓的时候，文学的教化功能曾被放大。“上帝死了”，雨果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等应运而生，成了上帝的代用品。“打倒孔家店”之后，鲁迅、巴金、郭沫若、茅盾等文艺家的作品，曾是一两代人的精神号角，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作家在那个时候被誉之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想想看，能管理灵魂的，不就是上帝或准上帝吗？

但这不像是历史的常态，至少在眼下，就像作家阿来说的，打开你们的手机，查一下各大文学网站排名前十的小说，恐怕大多数是吃喝玩乐，甚至男盗女娼。这样的小说就失去了它的教化功能。很多人说，这是一个物质化和个人化的“小时代”，“娱乐至死”是人间正道。作家财富排行榜每年也都炒作得很热闹。

作为一个作家，我当然希望同行们都吃香喝辣大富大贵，但财富能否作为评价作家成功的一个标准？我们是否也该评选最富的公务员、最富的法官、最富的新闻记者？如果这些评选太荒唐，那么有关媒体是否觉得前一种炒作也太有土豪意味？

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文学的功能，以及读者对于文学的要求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当然我现在所说的文学的变化不能包含现在文学发生变化的方方面面，这些变化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有两条：一个是技术上的变化，从古到今，技术在不断进步，从过去的纸张、印刷术到现在的互联网，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变化。这些新技术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包括文学。

以前离我们最近的是邻居，远亲不如近邻。而现在住在城市中的大多数人，楼上楼下是互不认识的。最亲近的人却是手机中的朋友。朋友圈中经常有很多人会晒每天的日常，这是不受空间距离影响的，但这样一来空间关系就完全打乱了，有的人甚至连父母也完全不关心，却与陌生的网友关系十分紧密。

文学想要反映这种变化，需要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为什么文学必须是原来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这样传统的四大分类，现在看来文学确实是在萎缩。

我们的“皇家”文学杂志，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销量是一百八十万册，现在则是十万册以下。我在二十多岁时出了第一本书，尽管现在看来内容很幼稚、印刷粗糙，但在当时发行了四十万册，现在看来已是天文数字。

如今我们的老百姓拥有电视机的数量是七亿多台，移动客户端用户也数以亿计，收视率即使是百分之一都是惊人的。现在我们写的文章一版能够印到三四万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从这些数以亿计的数字来看，我们的这些印刷量就显得微不足道。

技术的发展会给我们文学带来不可逆转的变化，而另一个变化体现在市场，文学走向市场化也是前所未有的。

在古代，诗歌等创作完全是非商业化的，宣传渠道也仅限于朋友、上下级之间。在长达几千年里，我们的文学处在无盈利的状态，甚至没有作者的署名；在文学市场化的今天，文学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成为一种牟利的工具，很多人不是因为热爱文学而进入这个行当，完全是受利益的驱使。

文学的团队也变得复杂，这也就出现了我之前所说的财富排行榜。而这样的情况是否是不可逆的，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

文学与经济的联系，让文学的精神功能日渐稀薄，而我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文学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归。而从广义上说，手机段子是不是文学？博客、视频、流行歌曲、电视剧等为什么不是文学？

这些含有丰富文学元素的新型产品，以文学作为重要的支撑和动力，不仅没有萎缩，反而进入了一个疯长的阶段，正在迅速地扩张和繁荣，这就是文学市场化逆转的发生。

现在的诗人很团结，他们很多以诗会友，凭借自己的诗歌就会得到饭局。我曾对一些诗人说，现在的手机时代其实很适合诗的传播，当然前提是能够放下牟利的想法，那么这个时代对于诗歌来说是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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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永远需要语言文字

在文学的领域，哪些方面我们是可以守恒的？我们人类永远需要语言文字来交流情感，现在，很多人将我们所处的时代命名为读图时代，新媒体的发展让图和视频更多地出现在我们的阅读时间里，手机的普及让我们不再有写信的想法。

这时候就有人怀疑文字的地位是否能够长久，我认为这样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语言作为人基本的交流手段永远不会消失，有了电影、电视，我们同样需要小说。钱锺书先生说过，任何比喻都没法画出来，比如说爱情，说“爱神之箭射中了我的心”，你怎么画？画一支血淋淋的箭刺穿心脏吗？

今天的人用“放电”比喻爱情，同样是不可画，你画一些插头、插座、电线，还是画电闪雷鸣金光四射？文学的修辞之妙，常常表现在词语的错接、重组、巧配、虚拟等等方面，超越物质现实原貌的逻辑，因此不可画，也不可拍摄，是绘画和镜头够不着的地方。

在另一方面，文字的抽象功能，同样是超物质和超现实的，比如抽象的“人”、抽象的“社会”“思想”“文化”“代沟”“生产关系”“购买力平价”……也都是绘画和影视够不着的地方。我们无法想象，缺少了这些概念，回到一个只有画面和音响的世界，人类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也就是说，文字工作者们大可放心。我们得承认文学的某些写实功能不妨移交给电子视听产品，让它们去做得更为“有声有色”，但文字仍然是人类的立身之本，文学甚至构成了文化的基础产业和核心产业，并没有夕阳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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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作家永远需要经验和学养两种资源

作为一个好作家，永远需要创造活动的两大资源和动力，第一个是经验资源，第二个是文化资源，你要了解我们人类文明已经积累到什么程度，你如何去继承，并将其创新的发展。

文学没法“大跃进”，也很难工业化，否则华尔街一定包揽所有的文学奖了，否则那些海湾石油富国就能出几十个托尔斯泰和卡夫卡了。文学繁荣有赖于各种条件的因缘聚合，包括作家们人生经验和文化学养这两种资源的积累，只能厚积薄发，只能积沙成塔。就像前人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一个系统性的成长过程，甚至是在困顿和危机中的成长过程。

“行万里路”并不是旅游，而是直接、深入、丰富的社会实践。但眼下作家们都市化了，精英化了，甚至职业化了。靠国家供养和市场庞大这双重福利，不少中国作家活得越来越好。我们肯定不忍心再逼他们去打仗、耕田、扛包、流落街头甚至当海盗……但如果他们对生活的体察，仅仅依靠餐桌上刷段子，街头的几张八卦小报，十几次观光式的“下基层”，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他们并无读书和思考的兴趣，我们就算砸下成千上万的项目经费，把他们送进名牌大学混个三进两出，戴上博士帽，统统高学历化，恐怕也还是拔苗助长。

文学要繁荣，必须固本培元。但愿有更多作家同行——当然包括我自己，今后在经验资源和学养资源的积累上有所增进，国家和社会也为这种增进提供更多创造性的体制保障、政策引导、舆论支持，还有包容和耐心。一种既有活力又有定力的文学繁荣，仍然值得我们期待。

韩少功，1953年生于湖南长沙 。著名作家。出版作品多部，获1980年、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02年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2007年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杰出作家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等。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著)、《惶然录》(佩索阿著)等数种出版。

原刊于《黄河文学》2016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