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你不是讲《红楼梦》的那个老头儿吗；原来刘心武那老头儿，还写小说耶。”在回顾“刘心武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脚步”的分享活动中，已经76岁的刘心武看着现场满是“小年轻”的读者，爽朗地讲起人们对他在红楼梦研究领域的熟悉和对他在其他创作领域的陌生。 2005年起，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主讲“红学”系列讲座《刘心武揭密〈红楼梦〉》，作家刘心武在更多人的口中成为了红学家刘心武。 但是对于“60后”读者吴超莹来说，《班主任》《钟鼓楼》等小说才是她冒雨前来的原因，“共鸣，非常强烈的共鸣。讲述了一代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 发表于1977年年底的《班主任》，不仅是刘心武的成名之作，更是“伤痕文学”的开端之作，“伤痕文学”成为上世纪80年代文学特有的一种形式，也真实记录了一代人对“文革”的心酸记忆。 刘心武小说写作的生涯其实更早，处女作是在1958年发表的《谈〈第四十一〉》，那年他16岁，距今已经整整60年。 如今，刘心武的创作生涯依旧在继续。他说，在改革开放的文学发展历程中，他没有被市场抛弃过，也从不迎合市场，只要人性依旧这么复杂，文学艺术就会一直存在。

开创“伤痕文学”

1977年的夏天，刘心武在家中那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偷偷铺开稿纸写了一篇名为《班主任》的小说。当时他已经是北京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在此之前，他曾在北京市第十三中学做了十几年的中学教师。教师、学生、校园生活正是他所熟悉的。

小说写的便是发生在北京一所中学师生间的小故事，中学教师张俊石决定接受刚从拘留所释放的“小流氓”宋宝琦，但是班里的团支书谢惠敏对于这个决定和宋宝琦的行为有着种种的抗拒和不满。

文章写得很顺利，但是当夜深人静，刘心武把《班主任》再读上几遍，却又不禁担忧起来：“这样的稿子能够公开发表吗？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

因为《班主任》的诉求是要结束“文革”期间“四人帮”推行的政策，结束对青少年的心灵毒害，他希望“救救孩子们”。

1977年，中国刚刚迈入粉碎“四人帮”的第二个年头，当时“文革”的阴霾并没有完全散去。但是当时已经开始有人自觉的发出“希望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声音，刘心武不懂别的，但是他了解文学，了解成长在“文革”时期的学生，《班主任》正是他在感觉到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时创作的。

“当时觉得写一点，说出心里的真实想法的作品。我自己一想也吓一跳，当时怎么那么胆大，我觉得大家为什么现在还觉得它值得一提，因为当时我那种创作状态应该说有点超越的。”刘心武在41年后仍然记得当时的感觉。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定性之前，《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小说，小说不仅震憾了当时荒芜已久的文坛，也震动了刚刚经历“文革”劫难的中国社会，《班主任》也成为了“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

由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中国史》中还专门提到了《1976年和“伤痕文学”的出现》，书中的观点认为：“在新作家中，刘心武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不良后果的作家”，并称“刘心武向来是正脱颖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辩的代言人”。

提起这段记载，刘心武说自己有点难为情，但是“伤痕文学”能够在一部中国相关的通史之中占据一席之地，可见“伤痕文学”在当时的影响之深。

到1978年，文坛开始涌现从各种角度控诉“文革”的作品，与《班主任》相呼应。

1978年8月，上海《文汇报》用一整版刊发了还是复旦大学学生的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使得那股文学潮流获得了一个为绝大多数人认同的文学符号——“伤痕文学”。

当时，回归文坛的王蒙、陆文夫以及新锐作家贾平凹、贾大山等也都成为“伤痕文学”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伤痕文学”作品还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宗璞的《弦上的梦》等。

平淡回忆当时的争议

但是“伤痕文学”也并非一帆风顺，反对的声音随之而来。刘心武看了一眼参加沙龙之前专门准备的材料，继续说道：“那个时候就有人反对，有人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也有人公开发表文章。”

刘心武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及这段经历：反对人士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也有身份相当重要的人指责有的“伤痕文学”作品是“政治手淫”；更有公开发表文章，批判这些作品“缺德”。

提起当时的经历，刘心武语气里都是平淡和自信，但是当时，面对“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的指责，刘心武坦白，他们一些“伤痕文学”和发表这类作品的杂志报纸还是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直到1979年，复苏的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小说，刘心武的《班主任》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首奖，同时有多篇“伤痕文学”一起获奖，算是文学界对刘心武和“伤痕文学”的一种认可和支持。

其实，过了40年，刘心武已经不太愿意频繁的提及《班主任》这篇文章，“《班主任》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古董，严格来说它的审美价值已经越来越微弱了，以今天的文学标准来看，她的文学形象极为苍白”，但是刘心武也在不断强调着它的文学史价值，“里面的主人公们是作为诉求的载体，对改革开放的进程起到了很大的启蒙和推动作用”。

《班主任》不是中性叙述，而是一种激昂的真理叙述，刘心武说到这里，不自觉的提高了音量，激动起来，“就是觉得自己掌握了道理，掌握了真相，掌握了真理，于是慷慨激昂地对读者说教。只不过因为说出了许多读者想说不会说，想说又没有勇气说出的话，这是一种共鸣，但是后来这样的文本就不行了”。

对此，刘心武一直有着清晰的认知：“从文学本质上来说，它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思想、一种看法、一种观点，而不是真正在文学本性上深入挖掘，特别是在文本革新上，往往是不足的，所以有人说‘伤痕文学’只是一个一度出现的引起轰动的社会需要文学现象，是讨论改革开放绕不过去的一个文学现象，但是现在来看，它已经文学史化。”

此后，又出现了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文学届的步伐也越来越快，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拒绝跟风“看不懂”潮流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再版，新的外国文学译作也开始呈现几何量级的增加，当然这些书籍也让中国新一代作家非常痴迷。一些现代主义作家开始追求荒诞主义，追求不讲故事、反故事，追求文章无主题、“看不懂”。

当时的作家们在文本上做着各种各样的尝试，如果还是古典写法，还在谈论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那同行们可是能将“嘴角咧到耳根去”。

作为编辑的刘心武，见识过很多这样的投稿。有人学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不用标点、不分段落，编辑要求加点标点符号，直接被作者拒绝，“你这是什么要求，你懂行吗？就是不要标点符号”。

刘心武见过最极端的则是一副扑克牌的投稿，在每张牌上写一些词句，读者买了之后可以随意的组合，这样读一遍，那样读一遍，刘心武当然拒绝了作者出版的要求，“太极端了”。也有一些投稿的小标题是30……20……10，最后到零，当编辑们以为这是页码弄错了的时候，作者坚持就这样的顺序。后来这本书还真出版了，当然不是在刘心武这里。

刘心武表示，这其实也能理解，当时才刚打开大门，作家们觉得这一切太新鲜了。“有一只疯狗正追着中国的作家一路跑，这只疯狗就是现代派”，台下的读者被刘心武的比喻引得一阵阵笑声。

但是刘心武的作品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他说这是他刻意与此保持了距离，老头狡猾的嘿嘿一下，“别人用过的，抱歉我不用。我跟你坦白，我写《钟鼓楼》(1985年)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了后现代主义，就是超现实主义，非常现实，现实到逼真的程度”。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罗中立以一幅超现实主义绘画《父亲》震惊中国画坛，当时在中国美术馆展览的时候，人们排着队去感受这种新的艺术形式。

1979年以后，刘心武多次到国外访问交流，在罗马尼亚、日本、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家，见识了欧美洲视角的世界地图，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建筑，超现实风格的艺术作品，他在文学中找到了自己的轨迹，“就像超现实主义绘画，不仅要逼真，而且还放大了脸上的每条皱纹，每一个疙瘩，衣服上的每一道布纹。我的故事也是，从他们的早上写到晚上，写很多家庭中每个人的生活苦恼、悲欢离合，就像一个个橘子瓣，最后成为一个完整的橘子”。

这部以关注现实为特征的《钟鼓楼》，后来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在现实之外，创新性的“中性叙述”的写法也是刘心武的小小心思。当时茅盾文学奖一位年长的评委还曾专门问过刘心武，“《钟鼓楼》中有一位女士，一会儿想嫁给这个人，一会又想嫁另一个人，好像每次都有她的道理，你的道德判断是什么”？ 刘心武当时只是一笑并没有回答，他在活动现场说出了其中的缘由，“如果是《班主任》的那种写法，就一定要有黑有白，有是有非，一定要有意义，但是《钟鼓楼》其实是写出了生活中的无奈，塑造活生生的人的形象。人生活中总会遇到这种无是无非，不对不错的事情，这正是对人性的探索。但是在当时可能很难跟这位老评委沟通清楚”。

成为《人民文学》新主编

当近代新潮的文学风格兴起，刘心武依旧选择保持自己的风格，但是作为《人民文学》的主编，他为一些新潮的作品，新的写法形式提供了阵地。当然，如果没有《人民文学》，也就不会有《班主任》，也许刘心武的人生也会改写。

“文革”之后，张光年作为《人民文学》的主编，努力重建文学秩序，推动文学的复兴。而到刘心武的上一任主编王蒙，则是致力于推动新型文学，刘心武认为，“在推动新型文学的发展中，王蒙所起的作用，无论如何高估都不会过分。他在任期间，做了很多新的尝试，像是意识流的写法、寓言式的写法等，因为王蒙有了发表的可能”。刘心武举例说，作家、音乐家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作家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都是在当时发表的作品，成为中国先锋文学的开山作品。

《你别无选择》是现代派主义作品，刘心武说他现在都无法叙述这个小说讲了什么，因为这篇小说，第一不讲故事，第二没有思想，就是书写了改革开放以后，处于青春期的青年们的生活状态、生命状态、心理状态，呈现出很多细微、丰富、秘密的青春，与《青春之歌》是完全不同的作品，但是“没有害处，能够启迪我们的心智，开拓我们的审美”。

而《无主题变奏》就如同它的题目一样，描写了很多的生活片段，没有统一的主题，里面甚至还有一些很刻薄的描写，是过去的作家不能写的，让人读起来很痛快。从这两部作品就能看出王蒙对先锋文学在外延展拓、内涵深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蒙组建的新编委会，在告读者的《不仅仅是为了文学》一文中表示：“我们希望奉献给读者一期期够水平的、赏心悦目的文学刊物，我们更希望奉献给读者的是亿万人民的心声和时代的壮丽而又斑驳的画卷。”后来这些都成为了现实。

后来王蒙到文化部任职，多次邀请后，正值创作高峰期的刘心武成为《人民文学》新一任的主编，刘心武选择承袭王蒙的主张，扩展外延，深入内涵。刘心武语气坚定地说：“我自己不喜欢的作品，我也不会这么写，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严肃的尝试，只要作品能成，我就给他发。”

“正是争议成就了我”

于是，在刘心武主编《人民文学》期间，莫言、刘震云等一批作家开始通过《人民文学》崭露头角。

刘心武现在还记得30年前收到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投稿时心情。“他是很新潮的，他就是写脏，写屎尿，写苍蝇蛆，言辞粗俗，这个在以前是不可想象，但是我知道他是故意的，他就是想走向世界。因为这种有新锐意识而坚持尝试的作家，往往能够成为世界文学的巅峰人物。”

后来的故事显而易见，莫言获得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他是在玩新概念但不是胡来，他写脏，写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

既然莫言在做这种极限尝试，那么作为一家杂志能做的就是提供版面，让这种尝试见天日。活动现场，刘心武并没有说这篇文章，这种尝试，当时有很多保守派文人无法接受，《欢乐》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对象，而他自己也因此遭到停职检查。

在担任《人民文学》主编期间，刘心武的创作之路也没有停下，他常说自己在种植“四棵树”，即“小说树”“随笔树”“建筑评论树”和“《红楼梦》研究树”。在不同的领域，刘心武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虽然引起过很多的争议，但是他坦然面对，“一个没有争议的作家，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有成就的专家。正是争议成就了我”。

2012年以后，刘心武进入了新的阶段，开始不再着急创作，而是自觉的冷静下来，总结多年来作品，做一些汇集、总结工作。

声音洪亮，精神矍铄的“老头儿”刘心武又补充了一句，“但是，我不是停止我的文学创作了，马拉松依旧在进行当中，还没有达到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