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海外学者的研究总是能够起到开拓研究视野、开创研究新领域的作用，甚至引领国内研究界的学术风尚。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译成中文后以繁体字版出版，对“文革”结束之后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影响甚巨，一度引领大陆学界尽早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崇拜的阴影、掀起“重写文学史”的热潮，它所引发的文学史观念上的“裂变”至今余波未平。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学者出版的一些成果，开始形成新的景观和学术增长点。像李欧梵的现代性研究、上海都市文化研究，王德威的晚清文学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刘禾对跨语际书写的研究，孟悦对“红色经典”的研究，唐小兵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进行的再解读，等等，在批评视角、话语模式甚至写作风格等方面，都给大陆学界一种久违的新鲜感，一种深刻的启迪。

值得注意的是，近10年来，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冲击力度，已大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方面说明，国内的文学研究在研究视野、理论维度、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强势崛起，在经历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具有标志性的文化事件之后，中国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因而文学研究者在面对西方学者时有了更多的底气、更大的话语权。

由史书美、王德威等美国学者提出的“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这一概念迄今已有10余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海外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基本上持充分肯定的态度，但是，对于“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却一直有不同的声音。

有的学者对“华语语系文学”的命名提出商榷，指出“语系”一词的提法“不甚妥当”，“在学术上不专业，在意识上有分拆、对抗的主张”。

有的学者则认为“华语语系文学”体现了一种“后殖民”思维，有些名不符实。赵稀方认为，“华语语系文学”的理论资源是后殖民理论，受到了阿希克洛夫特等人所著的后殖民文学的开山之作《逆写帝国》的影响。“以后殖民文学为样本的 ‘华语语系文学’的论述，有一个较大的问题，即中文文学并非殖民地文学”；“身处海外的华语文学可能的确面对的是殖民主义问题，但这种殖民主义恰恰不是中国，而是海外帝国主义。”

还有的学者认为，这一命名带有“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刘俊认为，“史书美对英语学界长期用‘离散’、‘离散中国人’和‘离散文学’来指称中国境外的华人以及他们用汉语创作的作品表示不满，故而要‘创造’出‘华语语系（文学）’以对抗/摆脱‘离散’、‘离散中国人’和‘离散文学’”。“史书美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态度，在她的学术论述中留下了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使得她经由对‘华语语系’的定义，完成了对‘离散中国人’的拆解，实现了对‘本质主义’的‘中国中心’的反抗与解构，并建构起排除‘中国大陆主流文学’的‘华语语系文学’。”

在我看来，史书美、王德威所提倡的“华语语系文学”，尽管有着“后殖民”、“意识形态痕迹”，但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确实为我们重新审视“海外华文文学”这一习焉不察的文学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与学术生长点，并且为大陆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提供了别样的切入视角。

史书美在一篇文章中非常自信地说：“华语语系作为一个概念，为一种不屈服于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压力的批判性立场提供了可能，也为一种多元协商的、多维的批评提供了可能。这样的话，华语语系就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史书美是在认识论的高度上探讨“华语语系”的，这使得这一探讨具有了可操持的方法论。本文不揣浅陋，就“华语语系”“作为一种方法”，讨论它对于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启示与意义。

“另类的文学史模型”？

一般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约定俗成指的是大陆文学。对于除了大陆以外的其他中文文学，则命名非常不确定，依照名称出现的时间顺序，大致有“中文文学”“台港文学”“台港澳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等称谓。而对于同样的文学现象，在英语学界则有“离散”“离散文学”等指称。“华语语系文学”这一命名，第一次将这些称谓统摄在一起。不仅如此，“华语语系文学”由于和“英语语系文学”“法语语系文学”等的命名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升了华文文学的国际地位，将华文文学融入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学术话语链条中，并展开东西方文学的对话与交往。

而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大陆文学与大陆之外的华文文学是有着鲜明的等级秩序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个学科，研究对象是中国大陆文学，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被排斥在外，这实际上是一种忽视，或者说是无视。在目前通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里，几乎难以见到海外华文文学的踪迹，即便是有，也只是增加一个叙述章节，与整个文学史的叙述非常不协调。

兹举目前最为通行的两本文学史为例。陈思和在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附录中说，中国当代文学“与同时期的台湾、香港文学形成了几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学区域，严格地说，它只是当代中国的一部分（大陆地区）文学”。“我看到有些当代文学史象征性地加上一两个章节讲一下台湾、香港文学，以为这样一来就全面了，其实这样做并不能准确表达和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在这里，陈思和只是敏锐地意识到大陆和台湾、香港文学本质上的不同，同为“中国文学”，如何弥合二者的裂隙与差异，陈思和将这一问题悬置了起来，未予置评。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被公认为最具学术含量的文学史。在该书的前言里，洪子诚很聪明地对“中国当代文学”作了一个限定，从而“合理规避”掉了大陆之外的华文文学：“‘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是指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因而它限定在‘中国大陆’这一区域之中；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在文学史研究中如何‘整合’，如何不是简单地并置，需要提出另外的文学史模型来予以解决”。洪子诚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看法，是颇有代表性的。大陆之外的华文文学，基本上被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忽略”了。其原因正如洪子诚先生坦言，目前的文学史框架难以将大陆之外的华文文学“整合”进来，大陆之外的华文文学与大陆文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并置”关系，大陆学界需要提出“另外的文学史模型”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个“另外的文学史模型”是什么，洪子诚先生并未展开论述。

陈思和、洪子诚的两本文学史，无一例外地没有纳入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尽管两位都为此进行了辩解，但也暴露了大陆学界现有的“文学史模型”对这一问题的无能为力。

王德威敏锐地意识到，“我们与其将华语语系文学视为又一整合中国与海外文学的名词, 不如将其视为一个辩证的起点。而辩证必须落实到文学的创作和阅读的过程上。就像任何语言的交会一样, 华语语系文学所呈现的是个变动的网络, 充满对话也充满误解,可能彼此唱和也可能毫无交集 ,但无论如何, 原来以国家文学为重点的文学史研究, 应该因此产生重新思考的必要 。”

史书美认为，以往的文学研究，“‘中国文学’或‘华文文学’的观念实质上将中国文学置于霸权原型之地位，各种不同的‘中国文学’类型依照它们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而得到分类和编排。……在这种建构之中，‘世界’是中国（中国本土领域） 之外那些特定地域——那些因为坚持以各种华语书面语写作而关联于中国的地域——的集合。”

问题是，“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是否能够为我们提供“另一种文学史模型”，从而破除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大陆中心主义”，或者说是“中国中心主义”？它的“后殖民”色彩，对大陆汉族文学中心主义的解构姿态，以及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所秉持的“差异”“混杂”“多元文化”的理念，是否能够担当起建构一个“另外的文学史模型”的重任？

遮蔽或去蔽：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

史书美认为，“华语语系文学”“也可以重新被阐发为一种认识论”，即那些本质主义的文化或者国族概念将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重新严密阐释过的概念，例如地方化、多样性、差异、克里奥尔化、混杂性、双语制、多元文化原则”。

去中心化、混杂、差异、多样、多元，这是史书美讨论华语语系文学的关键词。“华语语系文学在本质上是多语言的。”史书美举了台湾与香港的例子。“在台湾的华语语系文学中，那些由南岛语系的原住民作家创作的作品常常将各种原住民语言跟汉族植入的汉语混杂在一起，呈现为相互对抗与协商的样态。不同的是，台湾作家实验性地以一种新发明的河洛语书面语来写作，就像香港作家尝试着发明一种广东话书面语，以标明香港华语语系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差别所在。”

这给我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一种启示。需要进行反思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撰，追求的是大一统的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是汉族文学史，很少考虑到族裔、性别等因素。汉族中心主义往往遮蔽了其他民族的文学史叙述，没有呈现众声喧哗的文学生态场域。譬如张承志，作为一个回族作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创作，像《黑骏马》《北方的河》等作品，从题材到内容是充分汉族化的，带有80年代特有的理想主义气质。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经历了一个族裔觉醒的过程，更多地回到了自己所属的民族，他的《心灵史》，是一部讲述伊斯兰教的一支哲合忍耶的凄美壮阔的历史的大书。全书的结构也充满了宗教仪式感，采用哲合忍耶内部的秘密抄本的格式，分为七门，即七个章节，每一门叙述一代圣徒。它一共叙述了七代圣徒，从它创造者到第七代，从无教到复兴，几起几落，一共是七代。全书详细写了哲合忍耶与清廷对抗的悲壮历史。《心灵史》之后，他朝向了整个伊斯兰世界，跨越了族群和国别的限制。对于张承志，尽管他采用的是汉语书面语写作，但我们的文学史叙述应该凸显他作为回族作家的一面，挖掘其中所隐含的对同质化的反叛，着眼于跨文化间的差异、多样、多元等因素，呈现其中所蕴涵的自由与钳制、信仰与亵渎、圣洁与卑污、舒展与扭曲等等难以尽述的种种复杂性，揭示出文本背后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我还想谈一下西藏文学。我们所熟悉的藏族作家阿来、扎西达娃，他们用汉语创作的小说《尘埃落定》《西藏，隐秘岁月》等，代表了西藏文学的出色成就。从藏文到汉文的转化，考虑到这种独特的“二元文化感受性”，是语言的，也是历史文化的，更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定有许多隐秘的对话隐匿其间，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我想举一个我所熟悉的已故藏族作家加央西热的例子。加央西热是西藏作协主席，又是诗人、纪实文学作家。他所创作的记录藏北牧民用牦牛驮盐生涯的作品《西藏最后的驮队》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他兼有作家和官员两种身份，在汉语和藏语之间切换。《西藏最后的驮队》采用的是经过藏语转换之后的汉语，行文中加了许多注释，提示存在着语义的障碍。这是一种带有藏语特点的略显陌生化的汉语，朴素、真切、直接、虔诚，具有宗教仪式感。是的，他所挚爱的家乡藏北高原的一切，想进入中国的话语场，似乎只有通过书面汉语的方式才可以真正实现。加央西热对异族旁观者所描述的西藏不以为然，他把旁观者称为“异域作家”，认为自己才是“内部人”。他生前在一篇《来自内部人的发言》的文章中，强调了本土作家与异域作家之间的差异：“我们本土作家是植根于藏民族文化沃土之上，游历于民族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的，拥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和文化资源，而这种深入是异域作家难以达到的。像马丽华等一些非本土的纪实散文作家，他们花费了比我们多得多的时间在西藏乡下采风，随着对西藏民俗风情了解的深入，他们对藏文化感到了一种无奈：‘我们明明知道，这种进入的有限性，一种以感情也无法突破的隔膜和疏离。’”“有限性”“隔膜”“疏离”“差异”，这是汉族作家马丽华面对藏族文化的感受，这说明，如同巴别塔，族裔的障碍是不可跨越的，试图将“变乱的语言”统一成大一统的话语的努力终将徒劳。

我们目前的文学史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叙述过于格式化，只是停留在对标准汉语书面语进行解读的层次。少数民族作家的“感受性受到政治—文化中国以及将‘中国性’视为汉族中心、汉族主导的同质化建构之隐晦的影响和调整”。史书美的“华语语系”作为一种方法，启示我们的文学史写作需进行去蔽的工作，将遮蔽的部分打开，倾听少数民族文学中那些“以对抗性的、二元辩证的或其他多种方式存在着的”隐秘的“跨认识论的对话（cross-epistemological conversations）”，从而构建起一个众声喧哗的当代文学史。

“经典缺席”的“华语语系文学”

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有10余年了，在台湾与香港以及其他华人聚集地引起了热议，但是在大陆则应者寥寥，只是最近两三年才有一些学者撰文讨论。任何一个文学概念，必须落实到文学创作上，否则就是空洞无效的。可惜的是，对这一概念进行讨论者不少，真正踏踏实实运用“华语语系”的理论进行文学现象剖析者寥寥。就我有限的了解，中文论文主要有王德威的《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大关键词》，刘俊的《“世界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视野下的“新华文学”——以<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为中心》，以及散见于研究专著《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批判性的读本》，石静远、王德威合编的《全球化的中国文学：批判性的文选》等中的若干论文。

为什么对具体文学现象的探讨如此少？我认为，这与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文本较少有直接关系。与中国大陆文学相比，香港、台湾文学有一些值得一提的经典作家与经典文本，但是究竟难以与体量庞大的大陆文学匹敌。但是港台之外的华文文学呢？其成就确实是难以恭维。判断一个区域的文学成就的大小，一是看有无经典文本，二是看有无经典作家。当然，经典是一个动态的范畴，文学性的高低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这个文化研究吞噬一切、美学标准分崩离析的时代，谈论经典显得不合时宜。但是，我想说的是，既然我们所谈论的是文学，注定绕不开审美的问题。大张旗鼓地讨论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稀缺、文学性平庸的一个区域文学，并把它置于凌驾于主体中文文学的地位，这本身不有些荒诞吗？无论倡议“华语语系文学”的学者怎么说，都有争夺话语权之嫌。

早在1992 年，黄锦树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华文学“经典缺席”，难成气候，掀起轩然大波，赞成者有之，激烈讨伐者有之。时至今天，这一判断依然是准确的。如此看来，史书美所提倡的“华语语系”概念基本上将大陆文学排斥在外，确实是不明智的。没有大陆文学的“华语语系文学”，只能是整个中文文学这棵大树上的一个枝丫而已，只能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倒是王德威比较明智，他所认为的“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已然扩大，成为“整合”大陆文学与大陆之外的华文文学的一个有效的名词。这样一来，“华语语系文学”就有了恢弘的气象，在这个大的框架内讨论包括中国在内的中文文学，就不会面对史书美排斥“大陆文学”所带来的“经典缺席”的尴尬。

程光炜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海外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时，指出“一些学者很少使用文学史材料，他们判断问题和研究现象，主要依据的是当前时尚的理论。他们推导问题时，不是凭借材料的根据，而是通过理论的预设和大胆的假定，这样一来，有时得出的结论就很难有说服力，而且也较为浮泛”。程光炜先生的这一判断，我认为也适用于对“华语语系文学”的评述。我们需要理论创新，更需要论从史出、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不再像夏志清等前辈学者那样踏踏实实从文本和史料出发，而是脱实向虚，频频依附于各种时髦的理论，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泛文本化，文学成为注脚。这样带有很强炫技性、表演性很的研究，很难说是学术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