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传》
来源：中国作家网 | 2018年04月24日16:35
《嗜书、藏书、出书的一生——张元济传》
作者：张学继 著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书号： 978-7-5126-5388-7
出版时间：2018年1月
定价：88.00元
编辑推荐
张元济（1867—1959）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与爱国实业家，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期将其发展成国内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印刷企业。而且张元济还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数次跨时代的伟大人物，作为文化名人，他几乎与当时的所有文化要人都有过联系，尤其是他曾经先后与光绪皇帝、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5位中国第一号人物促膝而谈，这更是绝无仅有的。
作者简介
张学继（1963.5—），原籍湖南省冷水江市，先后就读于湘潭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法政研究所，1989年7月至1996年10月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11月起，任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2年起任研究员，后兼浙江省历史文化中心研究员。同时兼任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学术团体职务。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中国宪法史等。有多种论文著作出版。
内容简介
该书讲述了张元济不平凡的一生。
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解放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继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1959年8月14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2岁。
张元济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与爱国实业家，他一生为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期，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
他组织编写的新式教科书风行全国，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推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等大批外国学术、文学名著，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他主持影印《四部丛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及创建东方图书馆，对保存民族文化都有很大的贡献。著有《校史随笔》、《中华民族的人格》等。
目录
序 言
第一章 家世与科举之路
第一节 从家世说起
第二节 科举功名路
第二章 六年京官生涯
第一节 从翰林院到总理衙门
第二节 调停汪、梁矛盾
第三节 创办通艺学堂
第四节 百日维新中的稳健派
第三章 人生角色的大转换
第一节 在南洋公学
第二节 创办《外交报》
第四章 晚清立宪派中的温和派
第一节 在幕后推动“东南互保”
第二节 策动清政府宣布立宪
第三节 立宪派中的温和派
第四节 在苏杭甬铁路风潮中
第五节 与清廷藕断丝连
第五章 主持商务编译所（上）
第一节 加盟商务印书馆
第二节 商务编译所所长
第三节 “在商言商”的出书原则
第六章 主持商务编译所（下）
第一节 “教科书革命”
第二节 汉译科学与文学名著
第三节 编纂汉语辞书与双语辞典
第七章 商务的“张元济时期”
第一节 帮助夏瑞芳度过经济危机
第二节 应对中华书局的崛起与竞争
第三节 夏瑞芳之死
第四节 商务管理体制的改革
第五节 五四潮来大换班
第六节 商务高层的矛盾冲突与辞职风波
第七节 “吃尽生平未尝所谓资本家之苦”
第八节 组织出版高层次学术丛书
第八章 二十八年商务董事长
◆书摘
第十三章 婚姻家庭与日常生活
第一节 婚姻与家庭
前面已经提到，张元济一生先后娶了两位夫人，即原配夫人吾氏和继配夫人许氏。
张元济主持商务编译所后，商务印书馆业务蒸蒸日上，张元济本人仅每年的股本分红一项就有上万元之多，再加上薪水收入，十年下来已颇有积蓄，迅速改变了多年来穷书生和寒士的窘况。1913年，张元济以每亩2000银元的价格，在远离上海市区的极司非尔路（Jessflelel Road，现在的万航渡路）买了一块2.5亩的土地，建造了一幢三开间两层楼的洋房，三层是尖顶的阁楼。图纸是由一家英国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当时上海的洋房，外墙一般采用红青砖相间砌成。张元济根据自己的爱好，决定房屋外墙采用清一色的青砖，门窗用墨绿色油漆，很有特色。图纸出来后，由工程承包商估价承建，张元济另请一位监工，监督施工质量和用料多寡。新宅在1913年底建成，张元济与夫人商量后决定在1914年初搬家，到新居过农历新年。张元济由于公司事务缠身，早出晚归，迁居之事由许夫人全权主持。新居的门牌号码为极司非尔路15号C，后改为40号。
新居一楼与二楼共有10个房间，并且装了电灯。底层向南有三间客室，西面客厅面积最大，称作大会客间。厅内放一套新式红木家具及一套沙发，墙上挂有一幅日本富士山夜景油画及张元济游览比利时马士河时拍摄的照片。大客厅与中客厅之间有一道拉门，拉门上镶嵌四块柚木板，张元济在一面用工整的楷书录先祖涉及园公家训，另一面则用隶书书大白公家训，请高手镌刻于柚木板上。中客厅放置一白色大理石红木棋桌，是张元济的母亲从广东带回的广式家具，棋桌旁配有石凳两条，另有红木茶几两只，靠背椅四把。墙上挂两幅六尺长、二尺宽的中堂，一为龚鼎孳手书，一为孙承泽所书，上款均为螺浮公。这两幅中堂是经朋友介绍，张元济从当铺购来的先祖遗物，陈叔通上门见了，对张家的人说：“这是你们张氏的家宝。”
东客厅家具不多，墙上的照片却颇有来历。戊戌六君子的照片挂在正中，“谭嗣同复生”五个字特别大。此外还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蔡元培、唐文治、夏偕复等人的照片。另外，还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张元济与柯师太福、严复、伍光建等4人的合影照片，一张是张元济宣统三年（1911年）出席中央教育会议与全体人员的合影，后面挂有两面黄龙旗。20世纪20年代，张元济又在住宅周围购了4亩地，修筑了一个大花园。张元济在园内种植了许多喜爱的花卉和树木。
极司非尔路是上海英租界“越界筑路”而修建的一条马路，东起静安寺，西至曹家渡，有英国巡捕和印度巡捕站岗，维持治安。印度巡捕头上绕红布，上海人称之为“红头阿三”。张元济的住宅周围有十一二幢大花园洋房，东邻是温宗尧，西邻是周善培，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上层人物，张元济经营商务成功，也使自己从穷书生、寒士跻身于上海上层社会的成员之一。
张元济与许氏夫人共育有一女一子，长女名树敏，生于1903年（清朝光绪三十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张元济夫妇为宝贝女儿的婚事，曾先后托至友作伐，介绍的对象有学者、医师、银行家和政府公务员，而树敏却自称为独身主义者，一一加以拒绝。直到30岁时，自己认识了留学法国学医的孙逵方，于1933年11月11日在上海大东饭店举行了婚礼，张元济请好友蔡元培证婚。当时张元济已经从商务印书馆退休，家庭经济收入已大为减少，但女儿要求的嫁妆却十分齐全考究，家具要四套，包括卧室、客厅、餐厅和书房各一套，另加冰箱、汽车两大件贵重物品。由于家中积蓄已不多，张元济夫妇都很感为难，但爱女强烈要求，只得硬着头皮，东拼西凑满足女儿的要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树敏一家迁到大后方的重庆，与张元济分隔数千里。抗战胜利后，张树敏回到上海，与父亲团聚3年多。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张树敏举家迁往法国，从此与父亲失去了联系。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张树年才设法探听到姐姐在法国巴黎的住址，姐弟俩恢复了通讯联系。张树年从姐姐的信中了解到，姐夫孙逵方在20世纪60年代不幸遇车祸去世，姐姐独自将孙以恒，以恕，以茂3个女儿拉扯大。3个女儿大学毕业后，长女、次女嫁给了法国人，三女嫁给了德国人。女儿成家后，年老的张树敏住进了巴黎养老院。姐弟俩恢复通讯不久，张树敏即在养老院去世。
张元济夫妇的独子名树年，生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张元济搬家到极司非尔路新居后，即专门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中教女儿、儿子读书，先后聘请的教师有王伊荃、周峻（后来嫁给蔡元培为续弦夫人）、蔡正华等人，前后共8年。后来，张元济接受柯师太福的建议，1923年春节后送儿子到上海圣约翰中学部就读，毕业后升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在大学期间，张树年担任《约翰年刊》编纂委员会干事，与总编辑严家淦关系不错。严家淦，江苏吴县人，比张树年大一岁。严氏毕业后从政，历任福建省政府建设厅厅长、财政厅厅长，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采办处处长，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处长、财政处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台湾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1950年后，历任台湾当局的“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台湾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副总统”，1975年蒋介石病故后任“总统”。
张树年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1932年9月从纽约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张树年回国后，本想进商务印书馆任职，张元济坚持公司职员子弟不进公司的原则，劝说儿子放弃进公司的打算，后由堂哥张树源介绍进入上海新华银华工作，一直服务到退休。
张树年受父母之命，10岁那年与浙江平湖葛嗣浵（稚威）之三女葛昌琳订婚。葛嗣浵与张元济早年在建设沪杭铁路筹集资金时认识，两人都有搜集古籍的同好，葛府租辈建有传朴堂藏书楼，张元济则为涵芬楼收购古籍，两人兴趣相同，志同道合，遂相约结为儿女亲家。1926年11月10日（农历十月初六日），张树年与葛昌琳在上海南京路大东旅社举行结婚典礼，张元济请老友蔡元培担任证婚人。
张树年与葛昌琳结婚后，生下两男两女，长女懿、长子传均未满周岁夭折。传孙出生时，盼孙心切的张元济喜悦异常，于1937年1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晨起五点钟，少奶奶产生一子，啼声甚宏，重九磅半。”1月29日，张元济又在日记中又写道：“新孙生五日矣。命其名曰传，取‘七十曰老而传’之义。余将本七十年来所得之知识尽传之于彼。”不幸的是，传儿不足半岁即殇，安葬在江山庐山的安乐公墓，张元济亲自撰碑文曰：“长孙传以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生，至七月十日而殇，既葬，系以铭曰：生未半期，天遽夺之。瘗汝于斯，长相离兮长相思。” 悲痛之心情不言而喻。
祸不单行。长孙女懿6个月时，张树年夫妇带她去兆丰公园玩，时值初夏，天气炎热，小孩中暑后数日夭折。
后来，张元济了解到，这是本来可以避免的家庭悲剧。传儿出生后数月，张树年夫妇即带儿子上江西庐山避暑。庐山与上海气候迥异，小孩受不起这种阴凉的高山气候，到山不久即病故。想起来，这都是缺乏婴幼儿养育知识而造成的悲剧。每当想到这里，无论是张元济，还是张树年夫妇，都心痛不已。
张树年夫妇成年的女儿张珑，儿子张人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