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43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她抵达了上海，无心留意那个风和日丽的春季午后传递给她的美好意头。六天前她乘坐日本的汽船永久离开了香港，但却没能和她挚爱的丈夫一同离开。一路上，她都低头看着怀中的婴孩。她随身只有一个手袋，几件行李和一个樟木箱，她年幼的儿子是她的所有。从那一刻起她的人生已彻底改变。旅程并不平静，战争正处在白热化阶段，从香港到上海的海上漂荡着水雷，潜水艇埋伏在海平面下不深处随时待命。

她所在领馆的副总领事接待了她。她25岁，而他显然要年长她一些,亲和，穿着得体。他问她的儿子几岁了。“今年二月刚满两岁。”她答道。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接过她的行李，他们被接到附近的酒店，先待几天落落脚，接着她被安排住到一间小公寓，虽然只有一个房间，但已经很不错了，还带厨房，而且……副总领事如是安慰她，他说现在上海的生活日益艰难，不过无须太过担心，他们会特别留心她的经济状况的。她现在身无分文，在香港的时候都花光了，可最后也落了个支离破碎的下场。从现在起她每月会有一笔小小的津贴，算是政府借债给她度日，但足够她的基本生活开销。副总领事还说，你或许应该找个工作？通货膨胀率很高，每月50%，对了，你以前有工作过吗？

五天之后她来到了她和儿子的这个新家，她将住在这里，仰赖着微薄的津贴，等待战争结束后回到丹麦。

把我从家乡哥本哈根一路载到上海的飞机轻擦着浦东机场的跑道，那是2016年9月第一个周四的午后，晴天，气温很高。在我的行李箱里，我带着一些笔记和一个问题——那个丹麦女人的儿子，今年已75岁，他想知道，他曾安度童年的那个庇护所还在吗？三年多前我和他偶遇，他对我说了他父母的故事。我随口提起我偶尔会去香港，他听了后告诉我，他出生在香港。怎么会？我奇怪。他说：“来，请坐，让我从头讲起。”

1937年他的父母都还很年轻，刚结婚，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来到广东。他的父亲在一家丹麦贸易公司工作，公司主营木材、丝绸、皮草、砂糖以及其他中国、丹麦间贸易往来所需的货品。1938年末，日本皇军侵入广东，这对年轻的夫妇别无选择，只能逃亡香港，那家丹麦贸易公司的亚洲总部设于香港。虽然前景并不明朗，可是他们对未来依然存有很高的期许。1941年的2月，他在香港出生了。然而，人生的阴霾并未就此散去。越来越多的日军驻扎到香港边界，战争一触即发。他的父亲决定加入当地的自卫志愿军，这一次他选择守护他们的家，而非一走了之。1941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日军全面入侵香港的前一天，他的父亲被派到岛屿南端一个海防哨口守岗，作为一个炮兵。他离开前紧紧拥抱了他的妻子和儿子——未料这竟是诀别。19天后，圣诞节当天，香港沦陷。成年上万的人不是失去生命就是永久致残，成千上万的家庭支离破碎。除了他母亲带他逃亡时仓皇间攫走的一些私人物品外，他的父母一无所有，而他母亲带他离开的早晨，香港正遭遇日军的第一次空袭。随后的几周他们和其他志愿军的妻儿一起躲在一间大房子的地下室里。香港失守后，妇女和儿童所拥有的仅是象征性的保护，几乎连食物和水都难以保证。投降日当天，外面的硝烟刚刚散去，所有丹麦的妇女带着孩子聚集到领馆，躲在里面一直到日军“庆典”最可怕的部分过去。他的父亲虽然在这场战役中保住了性命，但却被关进位于九龙半岛的战俘营。情况越来越糟，战俘营里什么东西都缺，尤其是食物、牛奶和药物，安全当然也不能保证。强迫劳役，营养不良以及糟糕的卫生环境，很多战俘病倒了。很快就有了第一批的死者，接着是第二批，第三批……他的父亲在战前曾是个健壮的年轻人，也只在营地里熬了十一个月而已。两周后他的母亲被告知他父亲的死讯，但他母亲从未获准去营地探望她的丈夫。不久后，他们在香港的朋友设法说服了日本当局允许他的母亲带他来上海，上海的领馆可以提供更多的协助。有两年多的时光，上海成为他们的家，直到战争结束。他记得坐在家里地板上玩木质的玩具，记得和母亲一同在附近的公园散步，看到很多很多的自行车和野猫，记得炎炎冬日，记得她的母亲上班前把他送到一家幼儿园，一半是中国小孩，一半是外国小孩。他们的家很小，在一栋白房子里，好像是三楼。他给我看了一个写有她母亲在上海住址的旧信封：克里斯蒂夫人收，克莱门公寓74号房间，辣斐德路。

我在静安区的一个酒店套房里，早晨10点，外面的阳光很烈，空调正卖力地工作着。昨天我去了趟上海图书馆，得知辣斐德路是早前法租界一条街道的旧称，解放后改称复兴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克莱门公寓还在，她把地址写在一张便签纸上。

我随手打了一辆车。

“复兴中路。”我告诉司机说。他竟然一下子听懂了，按下了计价器。

“你的中文很好。”他冲着后视镜对坐在后排的我说。他是个干瘦的老人，脸上带着笑颜。

我才说了四个字，司机似乎过早下定论了。

“你是哪里人，美国人？”

我说我是丹麦人。他显然很喜欢聊天，他说他是看电视学的英语。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还有美国广播公司，大家都看这些。”他爽朗地笑着。

我也笑了，我听出他在开玩笑。

“你可以叫我杰瑞。”他说，“下个月我就当爷爷喽，升级喽，哈哈。”

我没想过会遇见这么个风趣幽默的司机，但我只希望他不要错过我要去的复兴中路。

“上海有这么多高层建筑，对颈椎好。如果你脊椎有问题，就去日本，他们老要鞠躬，对脊椎好。”

杰瑞生长在上海，他喜欢他的城市，即便市中心很多区块的房价已经飙高到让普通人难以承受。杰瑞说话间，我望着窗外，望着这座城。出租车在两边种满梧桐的街道上行驶，我们路过数不清的小商铺和小饭店：女装、水果铺、茶叶铺、女鞋、水产、童装、美发店、男装、便利店、女装、饰品店、肉铺……

在我尚未从这些琳琅满目的橱窗回过神来时，杰瑞已把车靠边停下，指着马路对过的一个街坊，对我说：“到了。”在两棵老梧桐茂盛的树叶的掩映下，我看到两栋三层楼高的房子，红白相间的外墙。出租车费低得出乎我意料。

“回头见。”他说。车逐渐远去的时候，我听见他冲着摇下的车窗喊说：“这句话你可千万别对医生说，哈哈。”

这两栋房子由一个精美的拱形大门连接。进门左边是门卫室，里面的管理员一见到我就警觉地抬起头。因为是生面孔，他自然期待我告诉他要去见谁。我简单地跟他提起那个丹麦女人和她两岁孩子的事情，我说战争让他们在香港失去了一切，然后他们逃到上海，在这栋楼里找到了庇护。我知道中文里“叔叔”和“阿姨”可以称呼很多关系并不近的人，我暗示说那个女人是我的一位远亲，一位“阿姨”。

“她住在74号房间。”我试探性地说，“如果不麻烦，我想上去看看。”

“我们没有74号房间。这个数字不存在。”

“你确定？”

他很肯定。

我站在原地，怀疑自己是不是来错了地方，不经意间我瞥见大门右侧墙上的一块大理石标示牌，上面写：“优秀历史建筑，克莱门公寓，建于1929年，钢筋混凝土结构，法式建筑风格。”

无需多疑，就是这里，这里就是她和儿子曾经居住的地方。

“请问我可以到处看看吗？”

管理员点了点头。

我走到里面才发现原来克莱门公寓总共有五栋楼，一栋位于中心，另外四栋分别坐落在它的四个边角，围绕着它。我留意到间或有几栋一层高的商铺和工作坊。公寓的底楼外墙是红砖结构，往上则以白色的混凝土墙面为主，但所有窗户的四周都嵌有红砖，一直延展到公寓大楼的边缘，形成独特的装饰花纹。坡形屋顶上也铺满红瓦。时不时瞥见的白色烟囱提醒我，上海的冬天可能非常冷。

我踏上第一栋楼里的暗色楼梯，除了淡色的墙体外，所有一切都是木质结构。淡棕色的木地板已显出岁月的痕迹，楼梯的扶手和栏杆经过雕饰，被刷上乌色的油漆，所有的公寓门和门框也是这个颜色。每层楼的走廊上都有一两扇装有防盗窗的窗户透进阳光，让楼梯上的尘埃变得灵动而亲切。这里似乎自1929年第一批住户入住以来什么都没有改变。房门上可以看到被刷成白色的房间号，楼梯下的黑色信箱上也印有白色的房间号——信箱正对着公寓大门。一楼是101到109，二楼是201到209，三楼则是301到309，没有小于100的房间号。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查看了所有五栋楼的房间号码，都是如此。没有74号，所有的房号都大于100。外面的庭院里，一条瘦巴巴的老狗，一只耳朵竖起，另一只耳朵耷拉，在我失望地走回第一栋公寓楼时，它好奇地打量我，而后凑上来闻闻我。我记得看到有扇门通往一间商铺，里面有几个男人在聊天。

那是家手提琴订做工坊。这个男人大概有六十了吧？我不清楚，他看起来精力充沛，而且似乎没有退休的打算。他的工作台上零零散散都是专业的木工刀，凿子，还有和人的手指差不多大小的刨子，特制的胶浆，刮刀，茶杯，几张纸，还有一架完成了一半的手提琴。工作室的墙上装有特别订制的架子，挂满大提琴，中提琴和小提琴。一进门，迎接我的是上好木材的芳香，油漆味和茶香，还有几张好奇的笑脸。小提琴制作师有三个年长的男人做伴，他们坐在角落的茶几旁津津有味地看他做琴。

我跟他们说起丹麦女人和她的孩子，说他们在香港失去一切，而后终于在克莱门公寓74号房间找到了暂时的居所。我说这些时，他们给我泡了杯茉莉花茶。对，你说的没错，这里战前和战争期间住过很多外国人，不过这里没有74号房间，没人听过这个号码——他们看看彼此，然后一齐摇了摇头。那个丹麦女人是什么时候来这里的？我告诉他们她1943年住进来，一直待到1945年战争结束后的那个秋天。不晓得——他们都从未听说过她，也从未听说过有74号房间。莫非我真找错了地方？但应该没有错，我什么都没说，泯一口香气扑鼻的茉莉花茶。他们沉浸在这段昔日传奇里。我听他们中的一个提起王太太，说她在这里住的时间最长。他们中最年轻的一个站了起来。走，我们去问问——他说自己叫迈克尔，现居美国，为一家大型汽车制造公司工作。他是工程师，主要开发环保车型，因正好有假期，就回上海探望他的双亲。

仔细研究了两栋楼里的信箱后，他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没有74号房间。我说，可能房间号在什么时候被整体调整过？又或者所有的公寓最初是从数字1开始编排的？我俩不约而同地做起算数来：五栋楼，每栋楼都是三层，每层都有五到八间公寓，那么加起来至少……至少有100间，如果是这样应该包含74这个数字。

王太太住在其中的一栋一层高的房子里。房间朴素得很，两室户。房门敞开着，迈克尔敲着门框，喊着她的名字。王太太气呼呼地走过来，显然没有见客的意思。迈克尔代我俩道歉，随后说明来由，王太太打量着作为迈尔克口中“这个外国人”的我。当迈克尔一提到74号房间，她打断他，用很肯定的语气和很响亮的声音说，没这个房间号。她自1958年就搬进这里，从没听过74号房间。迈克尔耐心听她说完，但不甘心就此放弃：有没有可能战争结束以后，房间号被改过？王太太想问题时仍旧警惕地瞅着我；你大老远从丹麦过来就为了找这么个房间？我点点头。有没有可能有些旧档案还在延用以前的房间号？她说这不可能，但她忽然想起很久以前那些信箱是全黑的。要不再去仔细看一眼信箱吧？半小时后——我们又全面检视了一番那些刷黑漆的信箱，每个信箱上都清晰印有白色的大于100的数字——我们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我们在一栋楼的信箱上隐约看到黑漆下的数字：68。迈克尔和我一样兴奋：“可能真有这个房间号！”他开始从这个信箱推算74号可能对应的房间——308室。他掏出手机，照着清晰印有数字308的信箱，我们可以看到黑漆下确实有个数字，有可能是74，有可能不是，我们看不清楚。两分钟后我们来到三楼的这个房间门口。房门上注明是307-308-309，意味着最早有三间公寓套房都在这扇门后，如今他们似乎已被合并成一间。紧接着我们终于找到了确凿的证据，门框上方偏右的地方还可看见三个很小的发黄的数字：73-74-75。迈克尔忍不住敲了敲门。一个老妇人打开门，好奇地看着我们。她也听了一遍这个丹麦女人和孩子的战争往事，听了一遍我大老远从丹麦来上海找这个房间。她的丈夫似乎对这个故事很着迷，问，你们为何不进来坐坐？是啊，我们为何不进去呢？我走进去，经过厨房，电磁炉是新的，但那老式的木质碗柜，门把手，甚至墙上的开关似乎都是原本的样子。74号房间大概只有12平米，有一扇大窗户对着复兴中路和克莱门公寓的大门。等我下楼离开的时候，我走得很慢，抚摸着扶手，想着这是她和她的孩子曾经抚摸过千百遍的。

走出拱形大门到复兴中路时，我对管理员挥了挥手。王太太站在街对面，正和一个年轻人聊着，这次她对我露出了一个灿烂的微笑。我穿过马路准备去找寻附近的公园，听见她正对那个年轻人说：老早有个外国女人跟她的孩子住在此地的74号房间。

曾发表于2017年5月《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