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侯 磊：一九八三年出生，北京人。青年作家、诗人、昆曲曲友。曾做过编辑、教师、记者等，著有长篇历史小说《还阳》，笔记小说集《燕都怪谈》，以及文史随笔集若干。

一

我童年时的玩具中，有一个木制手推的小碾子，是一个细小的碾身加上一个柄。小时候集邮，将邮票洗下来，正面贴到玻璃上，用碾子在邮票背上碾过，与过去给照片上光一样。还有个放五金杂物的铁盒子，据说是洗相片的。另有小型铝制的胶卷筒，大个儿的相纸桶，裁花边的相纸刀，还有一大沓三十年代的《柯达杂志》，被我胡乱画上了小王八大鲸鱼，变得似麻袋中的废纸。多少年后，我才意识到，这些都是民国时的摄影器材。摄影是光与影的艺术，照相是艺术、技术和商业的三结合，我家算不上是搞哪一行的，就是曾经在北平开照相馆的。

照相馆的故事，一切要从曾祖父说起。他的名讳侯兴，字建庭，生于一八八六或一八八七年，于一九四八年八月殡天。他曾于庚子年间在日本待过几年，不知道做什么，反正说得一口流利的日本话，还学会了洗相片。他的职业是商人，回国后便开设买卖店铺。而他开的买卖，是照相馆；买卖的字号，叫德容（TE YUNG）。

二

德容一看就是照相馆的字号。德容，有品德的容貌。天地之间德为根本，人但凡有品德之心，必有德高望重之容。传统社会以德为美，容貌之美在于端庄正派，绝不是皮肉表面的漂亮好看，更不是对肉体的尺寸衡量。

照相馆的分布，就琉璃厂一带，土地祠内有丰泰，火神庙内有守真，门框胡同的叫荣升，东安市场内的叫恒昌等，多以容、昌、泰、光等来起字号，也有的就叫某记照相。早先的照相馆多在南城，后来发展到了北城，也有走街串巷照相的，但不成气候。

上世纪三十年代时北平经济发达，照相业最为红火，全市有几百家，单是一个简单的北新桥十字路口一带，就有四家之多。知名的有前门外的“大北照相馆”，擅长拍剧装照，是为妓女和梨园人士服务的。我家会到大北去批发相纸和药水（显影液等）。民国时流行互相赠送肖像照片，还伴随着题词题诗，照相自然是一件重大的事。有私人相机的很少，凡是亲友聚会合影，都去照相馆，要穿上最好的衣服，梳妆打扮好严阵以待。

德容照相馆起先位于北平中南海公园中。查《北京档案史料》二〇〇〇年第一、二辑中的《中南海公园史料》，得知中南海一九二九年辟为公园，在一九三〇年将一些亭台殿宇出租，有了点现代公园的意味，但环境始终是古典园林。中南海的一个景点叫爱翠楼，在丰泽园的西边，离春藕斋不远。楼高二层，有不少画栋雕梁。曾祖父租下爱翠楼，以此名开了酒楼，经营些京味儿的酒食，生意算是兴旺，照相馆就开在爱翠楼旁边。

曾祖父为人踏实肯干。他从某个意义上说是时代的开创者，比如他是中国棉花糖的引进者。在他以前，中国没有拉丝棉花糖机，这是他从日本引进来的。时至今日，棉花糖始终没什么进化，可见他引进时一步到位。“生活可以没有原子弹，但不能没有棉花糖”。他为孩子增添了福祉，这是他能干、有趣的一面，某种意义的伟大，也是值得上“史书”的。他娶了夫人田氏。曾祖母算不上漂亮，但治家很严格。不幸的是，她在四五十岁时去世。他们生了四子一女，四个儿子生了十七个孙辈，活了十四人。小院中每个儿子一间房，一时人来人往，孩子哭大人忙，很是热闹。两个孙女以爱、翠取名，不忘中南海的爱翠楼。所有子辈名中有一德字，孙辈名中有一荣字（与容同音），令子孙不忘德容。

旧时代时期德容留下的照片不算多。北平解放后，德容搬家到了北新桥，地址叫北平东四牌楼北大街（或北平北新桥南路西，北京东四牌楼北府学胡同口路西），电话是四一一八三，具体位于今天东四十三条（原来叫船板胡同）西口马路对过，有两间房的大小。曾祖父之后，这里由祖父侯瑞麟先生坐镇，一直到一九五七年公私合营才改作他用。

德容不大，房子不是大瓦房，而是平顶的，屋顶有一部分是块玻璃，还有一面墙也是块磨砂玻璃，以增加摄影时的光线。一进门是个柜台，有伙计介绍项目和价格，给客人填单子开票。客人拿着票找祖父拍照。影棚中有各种的布景，是一个个有整面墙大的卷轴，是厚帆布做的，有山水田园、北海白塔、颐和园石舫或洋房花园，典雅如古画，摩登如月份牌儿，是请人用水粉来画的。用哪个就一拽卷轴的绳子，卷开铺好，再调试灯光。早先是燃爆镁粉当作闪光灯，但很早不用，改用灯泡照明，有立着的大灯，也有地灯，与戏剧舞台相仿。还有些汽车和摩托车的模板，人到后面假装坐汽车或开车，拍出来跟真在开车一样，车灯都在闪光，十分的傻，可当时很流行。影棚中实景也是有的。一般是老式桌椅或花盆架子。花盆架子上放上盆花，人手扶着花，拍出来很是雅致，似摆满清供的文人书房。布景的打造反映了人们的审美，民国时不论多么新潮，古典尚能保留一分的。

那时，收音机叫话匣子，摄影机叫影匣子，照相机叫相匣子，也叫快影子。

家中的相机是一个巨大的座机，机身是一个大方盒子，俗称叫扁匣子，人蒙上布来看镜头拍来照，德国造，已叫不出是什么牌子。相机下有轱辘，测光全凭经验，变焦全靠人推。

临拍时，先根据客人要几寸的，即在扁匣子中插入同等大小涂有药水的玻璃底片。这在摄影史上要分干版法和湿版法，大约是湿版法临拍摄时现涂药水，而干版法药水自带。玻璃底片也分正片和负片，普通照相馆用负片，分薄厚两种，越厚的越贵，有按尺寸提前买来的，也有整个儿的大版，现用尺子比着裁切。每一幅玻璃底片都储存好并有编号，并不用客人带走。若再来冲洗只需报出编号就找到底片，比现在的照相麻烦了数倍，却又细腻了几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玻璃底片渐渐换为胶片底片（也叫软片，那时还没有胶卷）。一张大底片能拍好几张小照片，早已被祖父划分好如何使用，宛如划分田地一般。扁匣子上有刻度和一个隔板，能只露出胶片用于曝光的尺寸，下次移动一下，再用下一部分拍照。底片最后剩下个犄角儿，没有客人照了，祖父就给家里孩子照着玩。家中照片有不少只有半寸大，还有些奇怪的尺寸，多是这样留下的。拍好后的底版取出拿进暗房。那才是祖父最喜欢的地方。

暗房很小，只有一个红色的灯泡，但那是祖父的乐园与王国。洗相片的过程和胶片近似，只是没有放大这一项，柜上始终也没有放大机。照多大的照片就用多大的玻璃底版，洗出来高清得毫发毕现。祖父最高超的手艺，是修版。

据父亲讲，常年见祖父在一盏小灯下，那细小的毛笔尖部往上勾起，如同一把缩微的镰刀。一个如篆刻磨具的小盒子上固定着玻璃底版，那盒子里带灯泡，他用这“镰刀”在昏光的灯光下一笔一画地修版，如在绘制一枚枚精巧的鼻烟壶。他只要略微点浓一点头发，描一下眉毛，那人立刻精神许多。他手艺高得能给人换件衬衫。同时会给底版中人像的脸部和手部上色，洗出来显得白净。后来有了软片，也可以用松节油和HB的中华铅笔修版，去修掉那些光不匀的地方。软片用柯达的，相纸用爱克发的。

再有的，是给照片上色、上光。上色先分相纸，相纸分为纹纸和光纸两种，上色方法不同。纹纸上色先擦一遍凡士林后再抹掉，有一个墨盘，里面有十二种颜色，用毛衣针顶着一小块棉花，蘸了颜色在相片上慢慢地蹭，要在人的脸上上出有柔和光线的效果，比画画更看重光线的运用。上光是找来一大块厚玻璃，洗净擦干后抹上滑石粉，将照片面朝玻璃贴上去，用碾子来上光，等照片全干后会自动脱落，画面上就荧荧泛光。

每张洗好的相片都会附带一张硬纸板做衬板。那衬板都有特制花边刀裁出的花边，右下角印有家中的Logo（商标），是德容的字号、地址和电话。每换一批相纸就会换一个Logo，现在能发现近十种，字是民国时的美术字，颜色和风格各异，不知是哪儿的设计。照相馆的业务，后来俗称叫“洗印修放”，还代卖风景照片和明信片，有些风景照片是祖父拍了来卖，也有的是进货批发。这买卖还算是挣钱，除了费水没什么成本，底版和相纸成批进货，相对便宜。

靠着中南海爱翠楼酒楼的买卖，和北新桥德容照相馆的经营，外加在一些饭馆店铺中的股份，全家在黑芝麻胡同住着一个三进四合院，维持着二十多口人小康人家的生活。买卖最兴隆的一阵，是政府要求办各种证件时，拍证件照的人从早上排到晚上，每天的钱论口袋往家里背，家里把妯娌们叫过去，数钱都数不完，不过多是零钱。此时的家中一派老旧家庭的陈设，正房里一明两暗，一进屋正对着是太爷爷太奶奶的方形大照片，二十四寸，挂在墙上很引人注目。屋中是一个通屋的硬木大条案，正中间摆着一个大座钟，两旁一边一个胆瓶和瓷质白底的帽筒。条案前是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太师椅。其他屋子有贴檀皮的多宝阁，后院有佛堂。院子里是两个大鱼缸，两排绿色大木盆的石榴和夹竹桃。堂屋里有一米半高的神龛，出了堂屋左手有个龛，叫天地爷；厨房里有个龛，叫灶王爷；忘了在哪还有个龛，叫财神爷。

德容与爱翠楼都有伙计和徒弟，最多时曾有二十多个，留在柜上睡铺板。有个徒弟大名叫徐义，外号叫凿子，家在十三陵那边，大家都“凿子”“凿子”地叫着。我从小就看他的照片，只觉得不怎么聪明。后来也得知，解放后不叫徒弟叫工人，感情关系变了，他们也不勤勤（北京话：第二个勤念轻声，勤奋勤劳、手脚麻利）了。再后来，徒弟们都跑了，早就联系不到了。

还有几个叫东贵、志和、夏印来（音）等，奶奶在世时都念叨过，可我都没记住。家里徒弟多，孩子也多，一个徒弟猴儿搂着（小孩骑大人脖子上）一个孩子，排成一长队从黑芝麻胡同出地安门到北海中南海，曾是北平街头的一景。

三

在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八月的一天，曾祖父打坐在黑芝麻胡同老宅的正房中，他正承受着丧子之痛，思量着当下的时局。就在不到一年前，同样精明能干的长子三十多岁便英年早逝。抗战胜利以后的解放战争，战事渐渐烧到了城外，连一向稳如泰山的北平城也不安生了。傅作义去青塔一带视察，刚走十分钟共产党就打来了，吓得傅作义一改当初的死扛。城外咚咚地打炮，北平百业待兴，没人逛公园了，街头上很多买卖都关张了。通货膨胀，金圆券只能在家里笼火使，还不爱着。外放的钱收不回来，欠的债务堵不上窟窿。内忧外患，使得全家的生计仍压在年过六旬的曾祖父身上。

而他最大的心结，还在于纠结自己并非读书人的身份。他留话说要子孙们必须读书，万不得已再经商，万万不得已也不许做官。他着重培养家中的长孙（祖父侯瑞麟的长子），给他从小就做了一身小西服，花钱上幼儿园，在幼儿园时就请先生教写毛笔字，带出门去参与婚丧嫁娶……就在他思量时，就在电光石火之间，仿佛北平的空中打了雳闪，我想他的大脑中一定唰的一下，犹如听到头脑中血管破裂的声音——曾祖父突然不行了，话都说不了了。

家中求医问药毫无结果，最后请来了位道士，问卜作法一番。道士推算后，留下了这样一句——

祈盼安康增佳月，

静等天伦度天年。

道士飘然而去，谶语八十年未解。

这事是祖父告诉父亲，又由父亲传给我的，是我对诗歌最初的理解，也是家族最后的断言。字面很白：若盼着身体好能长寿的话，就要求子孙等待天伦之乐以安享晚年。——但再细致琢磨，“佳月”，“静等”，“天伦”，“天年”，预示着时代运势的逆转和气场的变化，又可能暗示着天崩地裂、政权更迭、城墙倒塌、世道人心的巨变。这句断言我遍翻书本查访不到，兴许是道士爷自己编的，状若《红楼梦》中的判词。时至今日，我读古书学诗文的目的，无外乎为了解这句谶语。

而这句谶语狭义的意思是：治不了了，准备装椁吧。

三天后，德容照相馆的第一代创始人，曾祖父建庭公殁了。他把自己的生命和心愿，留在了民国时的北平。

一连三天，家中高搭灵棚，吊唁的人不绝。随后，在钟鼓楼之间的小广场上烧了大量的纸活，纸人纸马化作破碎的黑蝶。这几乎是北平城解放前出的最后一次大殡，请了和尚老道念经，雪柳儿打幡儿一应俱全，家人披麻戴孝都跟着。家中雇了一辆马车，年幼的孩子们都坐着马车，慢慢地出了德胜门，沿着现在八达岭高速的路线，一直向祖坟去了。

祖坟位于今天四环外五环内的洼里村，一共有三四亩地的样子。周围有几十棵松柏，四周都有界桩，上刻着“侯宅茔地”。正中间有个最大的祖坟，往下是一排排的坟头，按辈分横排好了列祖列宗，没有按照左昭右穆的格局。我们家收留了一户逃荒要饭的人家，姓赵，收留他做了看坟户。就在祖坟处盖了几间房，让他种祖坟的地来谋生，没有什么地租之分，只要上坟时帮着张罗张罗即可。而每年他都会给我家里送点新打的粮食。在离祖坟很近的地方，有一座龙王庙。洼里按地名来看是一片洼地，必然归龙王爷管辖。

据说，曾祖父下葬那天，送葬队伍快到祖坟时漫天狂风，仿佛大地裂开，周遭所有的鬼族全部迸出，而家里的孩子们一进了龙王庙休息，外面风就小了；再一出来，又大了，反复几次风才渐小。之后曾祖父与曾祖母并骨，长眠于这片土地之下。

从祖坟回到家中，在家门口会放一个水盆，水盆中有一把菜刀，每个人从盆上迈过去后，转身把菜刀翻个面，一连翻了十几回才收好，为的是以防带回那过路无家的野鬼孤魂。

四

曾祖父去世起，家中没了主心骨，家道立刻与先前判若云泥。终因还不上债务，在一九五〇年四月败家卖了房子，从黑芝麻胡同往东搬家到香饵胡同，一座仅一进七八间房的小院中。门洞尚有个“二起楼子”，供奉着曾祖父建庭公和曾祖母田氏夫人各二十四寸的大照片。照片中的曾祖父刮了个光头，双目有神。

曾祖去世后家里分了家。德容照相馆算在祖父名下。祖父的两个弟弟也会摄影，但顶了家中其他的买卖。自此，祖父全心都放在柜上，家中的孩子也多有帮忙，但德容仍是风雨飘摇，勉强维持。五十年代经营环境恶劣，人人都要适应新时代的生活。街道说不让养狗，连家里多年看家护院的大狼狗都被架上杠子抓走了，从此音信皆无，家人至今还在念叨。

照相馆客人时多时少，若赶上外出给单位、学校拍证件照能收入一些。很多时候，都要先收了客人的钱，告诉客人没底版了，请您明天再来。紧跟着拿客人的这点钱去进货，买了底版、劈柴和白菜，以供当天晚上的嚼谷，这样才能在第二天给客人照相。最小的照片能拍到半寸照，仅六分钱，虽然经营惨淡，但对于熟客或街坊邻居却从来不要钱。

一九五六年，中国照相馆从上海迁到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一举压倒了群芳。很多私营照相馆还要到那里去进货相纸和药水。一九五七年，德容照相馆公私合营，家中的相机等贵重器材一律归公，连暗房里的椅子、煤球炉子都没放过。在合营的前一天，祖父看到扁匣子里的底版还有一小块富裕，叫家族中最小的两个男孩（我的父亲和伯父）合了张影，这便是德容最后的一张照片。

照相馆的账目整整齐齐，曾有几大抽屉民国时开的票，后来都扔了。还曾有几块老匾，当劈柴烧了。家什都卖给打小鼓儿的（走街串巷收旧货的）了，二起楼子没了，二十四寸的照片也没了。

祖父被安排到永定门外木樨园商场照相馆去上班，算是有了公家的工资，每月七十元上下，他给家里分一半。再后来被调往北京丰台区云岗照相馆。那时的云岗只有一条破旧的黄土街道。他始终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永远闲不下来，不是记账，就是不停地擦抹桌案，对公家的买卖比自家时还上心。他在路上要倒三趟公共汽车，花费上三个钟头。他不管家，宁愿把时间都费在去照相馆的路上。

“文革”中红卫兵来到家里，看家中已穷得一无所有，用不着再抄一遍了。可就在临走时，有个人随手拿起个信封，打开一看，是一纸证明：德容照相馆公私合营时的证明。红卫兵组织立刻找到祖父的单位——云岗照相馆。祖父因为舍不得扔这张证明而一礼拜没回家，被单位办了学习班，被批评为革命不彻底，总是想着自家的买卖。侯家的长孙曾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以图继承家业，却因家庭成分而未能录取。

“文革”后祖父退了休。一九八四年，他因肺气肿去世了。他终身是位照相馆里洗相片的老师傅。他为人和气，喜欢吃祖母做的芝麻酱糖饼，喜欢看两分钱一张的《北京晚报》。晚报每天都有谜语，他认真看认真猜，等第二天的报纸看谜底。他把每天的谜语剪下来贴在本子上，旁边用圆珠笔标注上谜底，像是重复当年照相馆的记账。他也曾热衷于买彩票盼着得彩，但从来没中上过。

父亲成了知青，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待近十年，回来后家如敝屣，待我出生时，家中已无钱买糊窗户纸，天花板上能跑耗子，已接近房倒屋塌。父亲回来后还去了趟祖坟，凋敝如荒野，看坟户还在。而祖坟、阳宅连带松柏在一九九〇年亚运会以前被扫平，现已开辟成奥林匹克公园，除了那座龙王庙，连界桩都没留下。黑芝麻胡同的老宅几经易手，已不见原貌。后庭曾有棵大枣树，家兴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不可辨认矣。

德容的斜对面的照相馆叫久光，公私合营后成了北京照相馆，至今还在。我看到家中残存的一点老照片，看到公园里卖棉花糖的小摊，我都会脑补出传说中的曾祖父带着祖父洗相片时的情景，尽管它们已无法凑成我家成员的编年史。百年来照相技术蹦着高儿般地发展，民国时没有上光机、放大机，也没有幻灯布景，而今这些都已不再使用。从曾祖父至我已四代，而玻璃底片在“文革”后彻底退出历史，连胶片都少有人用，而修版这手艺已绝了。

在一个阴雨天，天将傍晚，我悄悄溜到当年祖茔的地点，躲开奥林匹克公园里的保安，在地上抓了一大抔湿土带走，改天又去八宝山请了个骨灰盒把土封好存在家中。这就是我的祖宗，我不会忘记他们。

而曾祖父从事摄影的一生，最终没留下一张自己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