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8年3月31日，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辞世。雷达先生也是本报的作者，曾为本报副刊撰写过多篇评论、散文作品。今日特别刊发王童先生的文章纪念雷达先生，并借以表达我们的怀念。

——编者

那天去看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游戏影片《头号玩家》，傻头傻脑地被影片逞奇炫异的机器人世界弄得晕头昏脑，其纷繁杂乱的电脑游戏世界将警匪科幻魔兽等融为一体，让观者在惊心动魄的虚幻梦境中暂时地逃避了一会儿现实。

不知为何，看完这影片，我竟想起了雷达。

雷达是一鞭辟入里、点石成金的文学评论家。但回想起，他同我的交往，似乎多在“吃喝玩乐”这一层面上。当时，他住在安定门临近护城河的那栋楼里，由于挨得近，便常去神侃一番。雷达喜冬泳，经常会显露出强健的体魄并由此而沾沾自喜地炫耀一阵。我也随他到什刹海游过几次，冰水浸肌，甚有几多快感。游罢，常常是到路边牛肉拉面馆，要两碗多加辣子与醋的拉面，佐以芹菜腐竹、煮花生米、拌海带丝等小菜，在冰镇啤酒的畅饮中开怀饕餮一番。这种一饱口福的谈笑交集，一直延续到他后来搬到潘家园华威北里时。

想起来，我同雷达的忘年交，竟然有了30多年，这仿佛也是一种命中注定。上世纪80年代，我服务的内蒙古《鸿雁》杂志社要搞百期纪念，命我到京城找名作家题词并请一二神仙前来助兴。《鸿雁》杂志当时靠近市场风格的装帧与内容颇有些江湖气息，但纯文学圈的人是否能接受无法预测。我赴京搬兵，便将当时《人民文学》也负责市场营销及学员班的王青风与王勇军招了来，他们同时也荐来了当时尚在《文艺报》的雷达。刊庆活动搞得还算圆满，雷达幽默的谈吐，洒脱的做派，让人印象深刻。后我到京上学谋事，雷达家就在电话指引下，一路找了去，他的茶也是味道浓厚的。

在我看来，雷达与其说是一个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不如说更像是一个考古学家、运动家。因为他对化石、彩陶的兴趣至少从表面上看完全超出了他对文学评论本身的热情。他还打乒乓球、游泳、侃足球，那劲头是个十足狂热的“运动健将”。有时他会突然抱怨道：“哎呀，你现在最好别跟我谈文学了，现在一谈文学我就烦。”他对化石和彩陶的痴迷，看上去令人不可思议。某段时间，他会不厌其烦地逛古玩市场，不厌其烦地上当，不厌其烦地跟古玩商讨价还价。他的散文《化石玄想录》竟然登上了与文学毫不搭界的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办的《化石》杂志。他后来从安定门搬至华威北里，那里那个京城最大的古玩市场，说不定也是他搬家的动力之一。

有一次，我到他家，见他正兴味十足地玩驾车游戏。但见他双手紧握遥控柄，穿插在屏幕里的公路上，躲闪腾挪，勇往直前。那会儿总听人说，一些老少沉溺于此玩物丧志，失财丢物，便劝：你这大评论家，可别玩上瘾了。他又巧笑道：哪能呐，我这不过是调剂一下，也练练手，对开车也有好处。雷达好奇心重，对任何新鲜事物都愿尝试，六十多岁学会开车，自认车技娴熟，但家人出远门却从不敢乘他的车。

谈起乒乓与足球，他更是津津乐道，对球员的技术、临场发挥，教练的排兵布阵他都如数家珍。我们这班鲁二的学员几乎有一半乒乓球爱好者同他交过手。他打起球来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就如他写文著书那般。每当有世乒赛等赛事他都跟踪看直播，从马龙、张继科到柳承敏、波尔的风格乃至到张怡宁、王楠、郭跃的巾帼之气概都能一一道来。雷达观球喜欢站弱者一边，有次波尔功亏一篑，他就万分惋惜。由于他热衷此道，有届世界杯足球赛时体育频道曾专聘他去侃球。他还在报上开了评球栏目，并嘱我一定要看。对足球一知半解的我，也在报上发过评球文章，同他常争执一二，马拉多纳、C罗、大小罗、梅西及惨不忍睹的中国足球，都是谈论的话题。

雷达对体育的兴趣一直持续到了晚年，家里的电视锁定体育频道。就在病魔缠身，去世的前一个星期，他还嚷嚷着要熬夜看网球公开赛。该项赛事因李娜退役后，无中国运动员入围，我的观兴锐减，而雷达则看得意兴盎然。每当我说起某个网球运动员名字有差错时，他就会斥道，就这水平你还来同我谈网球？显然不在一个档次上。很难想象这么一个有着运动细胞激情澎湃的人，会在七十余岁就撒手人寰。

雷达在中国文坛上是以文学评论家著称的，这似乎也多少遮蔽了他散文的成就。雷达的散文浓烈，厚重，仿佛西北老酒的酿造。由此，《北京文学》年度文学排行榜，两度独具慧眼地将他的散文《费家营》与《韩金菊》列入其中。但人们还是习惯地用评论家、批评家来称谓、看待他，而忽视了他散文的成就。

雷达的文学评论贯穿了整个新时期的文坛，这让人甚感讶异，从陈忠实、贾平凹、张炜、莫言、王蒙、铁凝、刘恒及一大批文坛中青年作家都在他笔墨横姿中凸显出才气灵性。甚至，陈忠实的作品研讨会非要雷达来参加才可开，体现出了那一辈作家对他的信任，张炜更是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但当有人称他为中国的别林斯基时，他却连连否认，不想给自己弄个不伦不类的虚名头。有一次一家报社做名家荐书的活动，在雷达推荐的书目上，有一本是宾克莱著的《理想的冲突》，该书其中一章引用玛蒂尔德·尼尔的论点，“基督教指出人如何从罪恶中得救，马克思给人指出了从异化中得救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今天文学面临的课题，是雷达及一些文学评论家痛苦思索的一个哲学命题。

雷达给我作品写过两篇评论，那皆是因我死缠硬磨讨来的。当时，我戏谑道，什么七七八八的作者你都给写了评，怎惟独对自己弟子不闻不问？他被逼道，不是那么回事。你小说虽写得很有特点，也很有气势，但写得太少，几年冒出一个听响，我等着你多写多出佳作再说。可他受不了我的“无理取闹”，才有了《从愤怒到沉思》的小说集序言。有一点雷达说得没错，我确实写得少，一是没耐性，二是太懒，确实愧对他的期望。

得到雷达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外地参加一个诗歌颁奖活动，走前我向他汇报，我要去领个诗歌奖。他气喘吁吁道，好呀！你现在又在诗歌上崭露头角了。我这老头可不行了！雷达患的是肺纤维化，这病同免疫功能减弱有关，尚无良方根治。但也同他自信自己抵抗力强，拒绝过分医疗有关。一次犯病，家里人把他送进协和医院抢救，稍好些，他就执意出院，并将给他治疗的医生损了个遍，让人哭笑不得。75岁，在医学相对发达的今天，应是一个壮年旺盛期，但是他去了。

接到雷容报告消息的电话，虽说明知是噩耗，但却觉得他只是去参加某个作家的研讨会去了。《人民日报》的李舫说：我总觉得，好像他过会儿就会骑着小电动车回来。骑小电动车就近参加一些文学活动，是雷达的一个特征，让人记忆犹新。

2018年4月4日，雷达遗体告别仪式上，一个与众不同的场景引人注目，雷达培养的数位学生伫立他的身侧为其送行，可见雷达为人师表的感召力。在中国文学界，或许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把影响力一直保持到了人生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