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很早就想写一点关于母亲的文字，始终未能落笔。其原因，首先，母亲不是什么名人。她甚至连大字都不识一个，我顾虑写出来会否有人感兴趣。其次是觉得不急。母亲除了二十年前一次严重的带状疱疹留下的肋部神经疼痛的后遗症，心脑血管都健康，我们都觉得老人家可以活到一百岁。这次母亲病重，我在病床边陪伴了二十多天，她老人家最终还是撒手西去，我才感到，真的要写点什么了。

母亲得的是肺炎。医生使用了最新的广谱抗菌药物，但老人连续高烧十余日，用药一周后再拍CT，发现较入院之时炎症扩大，主治医生也无计可施了。此后只好采用保守疗法，因为母亲早就叮嘱我们，她如果有了无法治疗的病，一定不要做无益的检查治疗，就让她平静地离开。由于感染严重，母亲生命最后十几天粒米不进，只能喝冷开水。这对于我们子女，是最残酷的现实了。我们守在病床边，眼见母亲的生命被一点点地夺走，却无能为力，真是心如刀绞。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泪水盈眶中，我回忆起母亲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一生。

母亲1924年生于辽宁东部的农村，外家姓王，母亲名桂琴。她8岁时，家乡因为靠近大连，早已成为日本人的占领区。在大山下的小村庄里，母亲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由于生活困苦，母亲12岁时姥爷去世，第二年姥娘（外婆）也撒手而去。此时弟弟年幼，大姐二姐尽管年长，却不擅管家，母亲13岁时便挑起了操持家务的重担。在亲友和邻居的帮助下，她在兵荒马乱之年，主持嫁出了两个姐姐，又给弟弟娶上了媳妇，最后才安排自己的亲事。

经历了抗战和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到上个世纪50年代末，母亲已有两儿两女，操持着其乐融融的六口之家。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便是一个丰收年。这年秋天，为了防止饿疯了的人们窃粮食，生产队安排我父亲护青。父亲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退伍老兵，把生产队的安排看做自己的使命，一整个秋天，他白天黑夜地在野地里巡逻，晚上困了就和衣在庄稼地里躺一躺，东北的秋天风吹霜侵，身体就此落下了病。庄稼上了场，他也病倒了。病床上缠绵半年，便撒手西去。一个家庭没有了父亲，便如同一间房子没有了大梁。父亲生病，没人挣工分，秋天分配口粮，队里便扣住不分给我家。母亲据理力争，又找大队领导，才勉强给了点口粮。为了要争这口气，不看别人的白眼，年近四十的母亲开始到田里干活，挣工分养活一家。当时我17岁的大姐正患着肺结核，中断高中学业回家照顾弟妹；二姐和哥哥正上小学；我则是刚4岁的顽童，对生活的艰难懵然无知。

在生产队里，母亲黎明下田，黑天收工。水稻育苗时，东北大地还未完全化冻，母亲踩着冰水，不叫一声苦；收割时节，母亲同男劳动力一样，挥汗如雨，不喊一声累。母亲是一双解放脚（缠过又放开的小脚），又有严重的胃病，可她愣是这样干了好几年，后来二姐辍学回家帮忙，我们也渐渐长大，能帮上忙了，母亲才逐渐不上大田干活了，但有适合她做的事，她仍然要干，以补贴家计。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母亲收工回家，忍着胃痛为我们做饭的情景。母亲原来胃痛起来时喝一勺小苏打顶着，后来喝一把都不顶用，她只好一边哼哼着一边忙家务。最后在我们的动员下去医院检查，确诊是重症胃溃疡，胃部切去四分之三。

在物资贫乏、生活艰苦的年代，母亲费心运筹、合理搭配，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亲手做的饭菜、腌制的咸菜，香甜可口，陪伴我们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正是由于母亲的“会过”，在“文革”十年里，别人家的粮食往往不到半年就吃完了，我家的粮食却都能维持到新粮上场。母亲节俭朴实，精打细算，从不铺张浪费。家里有一口好吃的，她都要留给客人或是给长辈、孩子吃，她自己吃的是剩菜剩饭，穿的是旧衣服，许多衣服都打了补丁。母亲舍不得用，却把每一分钱都用在我们身上。

随着我们逐渐长大，家里的情况逐步好转。1974年，我上了中学，哥哥中学毕业，成了家里的壮劳力。然而1976年，哥哥因表现好，被推荐上大学，他犯了难：家里情况刚有好转，这个学要去上吗？母亲则十分坚决，为哥哥准备了上学的行装，还把家里的年猪卖掉，为哥哥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送哥哥进了大连师范学院（今天的辽宁师范大学），成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

世事难料。我1976年夏天中学毕业，回家务农，1977年秋就恢复了高考。此时我正做着民办教师，抱着游戏的心态也参加了1977年高考，在一天都没有复习的情况下，竟然过了及格线，参加了体检，只是由于填报志愿不当，没有被录取。转过年来，由于民办教师超编，我被打发回家了。此时考大学已经成了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然而，看着已经年近六十的老母亲，我犹豫了：此刻家中只有我和她相依为命，如果我再离开……况此时哥哥还没有毕业，家里不可能供养两个大学生，而母亲一人在家里，吃水都成问题。此时母亲又表态了，只要能考上大学，一定要去上！“你不要管我！我一个老太太，无论怎样都可以过下去。”在母亲的鼓励下，我复习两个月，一举考上吉林大学。行前又是母亲为我准备行装，又把那一年的年猪卖掉，为我准备了手表和路费。母亲还把家中一个用旧了的小柜子拆了，请邻村木匠为我钉了一个小木箱，权当我的衣柜和书箱。母亲把我送到几里路外的公共汽车站，我上了车，她孤零零回家。母亲在老家独自生活了两年多，直到哥哥毕业，在城镇安家，才离开了那座我们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宅子，这时她已60岁了。

母亲的一生是平凡的，又是伟大的。这种伟大体现在对亲人、对子女博大无私的爱，体现在她自强自立、善良正直的生命之中。当我们有了儿女，母亲又克服各种困难，帮我们带养过每一个孙辈后代。即使是临终后事，母亲也是自己预作准备，为自己缝制了送老的衣裳鞋袜，不让子女操心。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年，她的身体承受了难以想象的打击。先是去年7月，母亲因摔倒导致盆骨、腕骨骨折，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她在床上只躺了两个月就忍痛下地，打扫卫生，操持家务。这次患重症肺炎，她知道医生已无力回天，几次叮嘱不要过度治疗，不要人为维持她的生命，不要徒劳地住院。回到家里，尽管已是粒米不进，昏睡不醒，但在清醒的时候，老人家还不忘子女，催着身边伺候的人快去休息。

我们懂些事情时，母亲便教育我们要老老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为人处世决不要投机取巧。我们长大，工作上有些成绩、负了些责任的时候，她更教育我们要公事为先，不可贪污受贿，败坏祖德。如今我们兄弟已经退休或马上退休，此生一路平安走过来，倍觉母亲的教诲确当而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