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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俶先生的大名，知道的人不多，但在上世纪中，他却是文人雅士中颇受尊重的诗人和学者。

伍俶生于1896或1897年，字叔傥，一比，斋号暮远楼，浙江温州瑞安人。从汪威廉教授的文章中得知，伍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师从刘师培、黄侃诸先生，与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顾颉刚等人同学。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中山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东京御茶水女子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及教育部参事，另外，他也曾担任过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等职。

1938年，伍先生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时，校园里传闻有所谓的“四凶”，指的即是伍俶、沉刚伯、方东美和王书林四位教授。据伍先生的学生，夏威夷大学罗锦堂教授的诠释，“四凶”意指四人的才气、名气和脾气。除王书林后来去了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以外，其他三位皆移帐台湾大学，皆为罗锦堂的业师。

像伍先生那样才华出众的名教授，校长都不敢得罪他。每年台大师资续聘，校长总是亲自登门，呈送聘书，而不是寄去。足见那时教授的地位德高望重。

伍先生个头不高，但仪表堂堂。他穿长袍时，儒雅俊逸；

着西装时，风度翩翩。常常手持拐杖，或掌中摇一把折扇。其嘴唇上方一撮修剪得方方正正，比鼻子还窄的仁丹胡，让人印象深刻。有一次，他一袭西装，手持拐杖在西湖岸边散步，被几个外国人误认作卓别林，他们径直走过来大呼“Charlie! Charlie!”令人啼笑皆非。也有人视他为日本人。但不知是否有人叫他希特勒？他似乎很中意自己的风范，这种容貌几十年如一日，不曾改变。

精研六朝文学的伍先生，在台湾大学给学生讲《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每次授课，他从不依仗讲义，而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伍先生极为欣赏刘勰的才华，对《文心雕龙》赞口不绝，五十篇共数万字的篇幅，不但文字优美，而且说理透彻。有一次，他给罗锦堂班上讲授此文，正说得神采飞扬之时，忽然停住，只见他鼻子嗅嗅，眉头一皱说，“讲如此之美文，怎可在厕所旁边？厕所旁边只能讲韩愈的文章！”听到这里，众人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教室与公厕相邻，气味不时隐隐飘来。执拗的伍先生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还为此特别去与校方交涉，要求换间教室，学校居然采纳了他的建议。没过两天，教室给调换了，且远离异味。

为讲授一篇诗文而换教室，古今恐怕只有一人。他偏爱《文心雕龙》，认为刘勰这样的文僧仅留下传世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却没有自己的创作，甚为遗憾！而他自己也述而少作，无不令人惋惜。

伍先生虽曾于北大求学数年，但他的温州口音依然如旧，不曾改变，抑或稍有改变，常人仍旧不易听懂。这是民国时期多数教书先生的共同特征。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却没能统一语言。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虽推行标准“国语”，但当时仅在形式上，并未普及到地方。国人依旧南腔北调，方言各据一方，于是出现“十里不同音”之现象。老师浓重的乡音，

对听课的学生来说，颇为吃力，惟靠勤奋和多问来弥补。时隔几十年，时任“行政院长”的严家淦由美国回台，途经夏威夷时，接受当地华侨的欢宴。罗锦堂教授也受邀出席，同时坐于严旁。他想起1966年伍先生去世时，在追悼会上看到严家淦的挽联，从而得知，严院长也是伍先生的弟子，他们二人便就此事聊了起来。严院长饶有兴趣地谈到，当年他在圣约翰大学上伍先生的课时，伍先生的话不好懂。有一次，伍先生说“秦始皇的五言诗写得很好！”台下的同学听得一头雾水，不得要领，秦始皇曾几何时会作五言诗呢？好在那时候的学生不懂即问，伍先生这才用粉笔将这句话写在黑板上。原来他讲的是“陈思王曹植”。“陈思王”给说成了“秦始皇”。学生们这才恍然大悟，得以释疑。

一辈子教诗和读诗的伍先生，其才华也由此体现出来。我有幸在夏威夷大学图书馆借到了《暮远楼自选诗》一书，那是崇基学院中文系师生、校友在伍先生去世后为他编印的线装书。此书收集了伍先生的五言及七言诗一共114首，又附伍先生《谈五言诗》的长篇演讲稿。他曾说自己每日一诗。几十年下来，也应积累了数千首之多。为何《暮远楼自选诗》里只有为数极少的一部分？其它遗稿是否在他干女儿手上？抑或自己不满意而删毁？

书名中的“暮远楼”取自伍先生的斋号。博学的罗先生说，“暮远楼”自有典故，出自《史记·伍子胥传》中“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的文句。他是以漂泊在外的伍员（伍子胥）自居。

读伍先生的诗，觉得有股仙气，又像印象派的画和音乐，含而不露，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朦胧美。反复阅读，便觉句句清丽，字字珠玑。难怪胡适曾称赞说，“叔傥的诗，是用气力做成的。”还向他的助手胡颂平打听“叔傥的诗印出来了没有？

请他寄一本给我。”胡先生对他的诗的爱好，溢于言表。可惜胡先生没等到这本诗集的出版便先行一步了。

罗先生非常钦佩他的老师，说他的五言诗高逸，词句优美，如阳春白雪，文风接近于《昭明文选》，颇有六朝风格。那时候，老庄的思想充满了当时文人的胸怀。可惜如今的人不再会有那样优美的情愫和表达的方式了，所以，伍先生的诗，懂得的人不多。

伍先生曾养过猴子，拴在家门口。猴子见人便过来，与之亲热。后来猴子无故死了，伍先生悲伤不已，为此赋诗。如今鲐背之年的罗老清晰地记得，诗中有“清猿临死震哀音”这么一句，哀感动人。伍先生的古体诗都较长，不宜引用，这里摘一首他悼念老同学傅斯年的七言绝句。诗云：

鸣钟动角不胜哀，我为当时惜此才。

蝴蝶岂知人事改，又随吊客献花来。

伍先生心性豁达，澹泊名利，几近不食人间烟火，方东美称他为魏晋间人。上世纪60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学创办时，曾将合并的三所学校的教师复位级别，最高的为高级讲师（英式教育体制，相当于教授职位），此消息弄得人心惶惶。当时执教于崇基学院的伍先生颇不以为然，他笑曰：“世无孔子，何妨低级！若世有孔子，又何必高级！”其境界之高，恐非常人所能及。

澹泊之人，却不失真性情。伍先生平日在学生面前毫无架子，总是和颜悦色。家事国事都是他的谈话资料。台大中文系的老师大多住在温州街，走出校门口不远便是伍府，那也是学生们最爱歇脚之处。有一天，罗锦堂与几位同学去暮远楼串门，见伍师愁眉苦脸，不似往日那般谈笑风生，忙问原委。他说他很难过，太太跟人跑了。众所周知，伍先生娶了一位漂亮的太太，怎料她红杏出了墙。没有经验的后生们接不上话，不知如何安慰老师，一时“暮远斋”里静得出奇，只有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地叹息。“这事都怪蒋慰堂！”伍先生突然打破寂静，激动地说，“蒋慰堂是我的证婚人，我结婚那天，他居然忘了带名章，结果只在结婚证上签了名，没盖印。害得我太太跟人跑了，金玉良缘到不了头。”离婚之事，他不怪妻子，或自己，却怨蒋复璁先生。学生们相互交换眼神，抿嘴偷笑。老师真是个性情中人。很显然，这次打击比失去了猴子大得多。他后来竟然亲自送前妻出嫁，之后还不时关问她的生活状况，旧日的情分仍萦系于怀，且不恨不妒，可见伍先生真是个有情有意之人。

上世纪60年代，罗锦堂与伍师皆执教于香港，由此也常常聚会。伍先生平时身体健朗，一年四季洗冷水浴，着单衫。罗先生见老师冬天单衣裹身，佩服不已，说“伍先生，您这么好的身体，可以活到九十多岁！”“你咒我！”伍先生并不领情，“像我这么好的身体，岂只九十岁？至少一百岁！”伍先生颇为自信。

谁知天不遂人愿。不久，即闻听伍先生因病住院了，先在九龙，后又转入港岛铜锣湾一家大医院。罗先生去医院探望，病榻前轻声唤他，没想到曾经精力充沛，有说有笑的伍先生此时已不能言语，全身软弱无力，只将手指略微抬起，表示他知道了。就在住院之前，他还曾兴奋地告诉罗先生说，儿子在新加坡开跑马场，生意兴隆，许诺要给他办个大学呢。想到这些，罗先生鼻子一酸，惟愿老师能早日康复。然而，一个多月后，

伍先生竟然去世了。

和罗老聊起往事，从前暮远楼里听伍先生妙语连珠的闲聊，和伍先生一起去圆通寺郊游的情景，以及伍先生赴日本东京大学执教时，罗先生为其开欢送会的神采，以及一袭单衫的健朗身影，一一从记忆深层不断涌现出来，令罗老唏嘘不已，心中思念之情，良久不息。隔天，罗先生交给我一首《怀念伍叔傥师》的五言诗，嘱我Email给台大老同学许倬云教授，藉此与他分享对他们老师的怀念。诗云：

檀岛风吹雨，夕阳向晚晴。

楼高思暮远，难忘师生情。

忆昔垂绛帐，欨愉多欢腾。

台垣一分手，传薪向东瀛。

时时相问讯，客中苦零丁。

港九重相见，白发满头生。

长衫仍一袭，谈笑似童心。

天不随人愿，病魔忽相侵。

孑然辞世去，三地震哀音。

一别难再见，山高海又深。

罗先生以其老师最喜爱的五言诗的形式，言简意深地书写了老师的一生，以及自己对老师的敬重。今将此附上，让诗人知晓，这，何尝不是对恩师最好的怀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