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责编手记：

我们见惯了那些完美的祖母。她们慈祥，善良，端庄，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向迅笔下的祖母并不完美。她有几分刻薄，喜爱唠叨，经常吹毛求疵，甚至搬弄是非。带走他的祖母的也并不是病痛或意外，而是不可抗拒的衰老，是滴滴嗒嗒的时间。但一个平凡生命的自然离世才是最令人心悸的。因为祖母的白发、孤独、羸弱和无奈属于每一个生命。作者在散文中多次提到《百年孤独》，并为祖母与书中主人公乌尔苏拉的相像而感到震惊。跨越时间、空间、文化背景和成长环境，原来个体生命之间拥有那么多的相同之处。最后的一幕，告别的不仅是祖母，还有那些不完美，但真真切切活过、美丽过、挣扎过的生命。作品一直用一种间离的视角在观察着这一幕，冷静，克制，似乎是想提醒我们，这是属于他自己的故事，但又不仅仅属于他自己。

有尊严的老去，和更自在的告别，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课题。对这个课题的讨论，才会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珍惜生命中长长短短的相逢和相聚。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也许是告别，让我们更加明白了到来的意义。最后一幕的存在，让之前的每一幕都更值得认真对待。

最后的一幕（节选）

◎ 向迅（土家族）

一

那个冬日的上午，我见了祖母最后一面——在知客司仪当众宣布孝子孝孙见祖母最后一面之时。在此之前，她已经在一间黑色的屋子里躺了两天两夜；在此之后，她将永远躺在黑夜里。

她的儿子们已站在高脚板凳上躬身围着她，脸含悲戚地，耐心细致地为她盖上了一床又一床颜色鲜艳的带花的廉价绸面，大概还精心地为她整理了一下仪容。估计在他们的记忆中，他们还从来没有在母亲面前显示出如此好的耐心。

我和众多堂兄堂妹们立在五叔家堂屋的角落里，望着两三个昼夜以来不曾合过眼的父辈们忙碌。他们一个个神情肃穆，满眼通红，举止庄重，言语短促而哀伤。他们在同一时刻苍老了十岁。年纪最小的叔父，抹了好几把眼睛。

我的父辈们，在十一年前失去了父亲，又在这一天失去了母亲。

他们一下子变成了孤儿。

轮到我们这一辈的时候，我迟迟迈不开脚步。我与另外一个自己暗自做着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我不敢面对那个时候的祖母。

我怕见了她，晚上会做噩梦，尽管她是我的祖母——事实上，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之后的许多个夜晚，只要我一闭上眼睛，我所看见的那一幕，就从我紧闭的眼前跳跃而出。我拼命地暗示自己不要去想，可那一幕竟是那么顽固，活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我因为恐惧而彻夜不眠。

可另外一个我，又不断提醒我，不管怎样都要踏上那条板凳，与她见上一面。最后的一面。“她是你的祖母。”

堂兄堂妹们一一从我面前经过。我在他们脸上没有看到恐惧。他们沉默着从我面前返回，一脸哀伤地离开了堂屋。在越来越空旷的堂屋里，我像一个无处可躲的人，被一盏聚光灯照耀着，被无数双雪亮的眼睛盯着，被逼上了一条绝路——实际上，大概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吧。

我权衡再三，终于鼓足了勇气，长吸了一口气，踏上了那条高脚板凳。像是有人给我下达了一道命令。但我知道，是一股无形的力量把我推了上去。

我见到了祖母。她被大红大紫的绸缎簇拥着，头上戴着一顶青色帽子，像一个正在睡梦中过着富贵生活的地主婆。这种绫罗绸缎的生活，一定被她奢望过，现在终于心愿得偿。

她更像一尊菩萨，甚至像一个被包裹起来的“刚出生的老妪”（马尔克斯描写乌尔苏拉老年时的样子）。

她的面目是那样端庄，神情是那样安详——跟她坐在椅子上打盹儿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她换个地方躺着，人们肯定只是觉得她睡着了。

谁也不会把这个面目安详的老太太，与那个被人们视为巫婆一般古怪的怪老婆子联系起来，与那个令儿子们头疼让儿媳们避之不及的老妪联系起来，与那个既诅咒过儿子也诅咒过孙子的老人联系起来。

我必须得承认，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未改变过也从未掩饰过对祖母的态度，我不喜欢她。在我的心底，她不是一个好邻居，不是一个好母亲，也不是一个好祖母——如前文所述，她过去的所作所为给我留下了阴影。

奇怪的是，当我在这一天面对如此安详的祖母时，我在不安与恐惧中忽然发现，所有的恩怨与前嫌，都在这个时刻获得了冰释；所有的误会与曲解，都在这个时刻得到了澄清；所有的阴影与暗面，都在这个时刻自动消失了。

所有的事情都已不再重要，所有的事情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

猝不及防的，我的眼里涌起一股酸涩，眼泪就要掉下来——真相像一道闪电，像一把刀子，总是残酷地把我们从表象抑或幻象中强行带入到必须面对的现实面前。祖母就要上山了。

四天前的那个晚上，我们去看望祖母时，她还躺在堂屋后面的那间屋子里，躺在她睡了多年的床上呢。而几天不见，她就已躺进了永恒的黑夜之中。在空间上看，她只不过是从卧室移到了堂屋，只不过换了一个睡觉的地方。以前，她无数次从卧室走向堂屋走向院子走向田野，最终都回到了那间卧室，但这一次不一样，她将像一阵风像一朵风中的菊花一样消失在田野。

那大约是我长大成人以后，第一次走进祖母的卧室。那是一个陌生的狭小的几无陈设的房间。自然，卧室里的东西都不属于她，那间卧室更不属于她。从某种意义而言，她更像是一位寄人篱下的寄居者。

那天的祖母神志清醒，还能把上身微微抬起，还能挥手示意，还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彼时，小幺将一套叫人刚刚从镇上捎回来的崭新的睡衣拿给她，她一个劲儿地拒绝：“不要——不要——买这么多做什么呢！”

我们兄妹好几人，簇拥在祖母局促的卧室。她将头高高抬起，冲着我们傻呵呵地笑——与她多年来的笑容几乎一模一样——她已经不能下地行走了，她已经卧床两个月了，她已经吃不下什么东西了，可她还在冲我们笑。跟身体安然无恙似地笑。

虽然已不能一一叫出我们的名字，但她依然把一个祖母的慈祥馈赠给了我们。那是她最后的礼物。

那一天的祖母，气色虽然看起来不错——甚至给人以某种错觉而对她不容乐观的前景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仍然流露出前所未有的衰老迹象：满头白雪，是那样的苍凉。

那两天，小幺百思不得其解地问，祖母的卧室里，为什么总飘荡着一股令人蹙眉的异味？尽管幺婶给祖母认真地清洗过身子，置换了干净的床单与被单，可异味依然。父亲解释说，那是因为祖母长期卧床所致。他还说，再健康的人，卧床两月，身上也会散发出异味。

当时，我是认同父亲的看法的。动物在熟睡之时都会发出难闻的气味，人也不能例外。祖母躺了整整两个月，无人与她说话，而她又不能自由活动，睡觉便成为她迫不得已的功课，以至于她的身上一直散发着熟睡动物的气味。

现在，我有无数个理由相信，那种让小幺百思不得其解的气味其实是死神出入祖母的房间时遗留下来的气息。奄奄一息的祖母，日夜被这种气息笼罩着。惹得像幽灵一样出没的乌鸦，昼夜不停地在村庄上空盘旋鸣叫。

记得四五岁之时，觉得乌鸦“啊啊啊”的叫声独特，便咿咿呀呀地跟着叫。祖母说，学乌鸦叫，嘴巴会变臭。你肯定不想嘴巴变臭。（直到我将这两句话写出来，我才发现，她警告我们的口吻竟与赫塔·米勒在《低地》中所写的那位祖父吓唬孩子的口吻完全一致）。我们便闭嘴了。

现在，我们把嘴闭得更紧了。因为祖母在乌鸦漆黑的叫声中消失了。祖母一定是被乌鸦的叫声驮走了。可恶的乌鸦。该死的乌鸦。

二

许多个冬天之前，祖母就已被我们遗忘。她独自生活在一片黑暗中，被巨大的孤独包围着，吞噬着。

“现在要么是在这里坐着，要么就是在底下门口坐着。”她坐在五叔家的电视机前很无奈地对我们如是说。她皱着的额头间，含混的眼神里，净是叹息。

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她就成天坐在一把椅子上打盹儿，仿佛有人捆住了她的双脚，直至暮色像命运一样从屋檐上降落下来，她才缓缓起身回到室内。

而可耻的时间像一条无家可归的狗，在她的眼皮子底下窜来窜去，就在她坐在门口打盹儿的时候，就在她望着远方发呆的时候，就在她与陌生路人搭话的时候，可她对此毫不知情，就像她对自己身体的败落视而不见一样。

祖母或许从来不曾预料到，以前不能容忍丁点儿瑕疵，总想在儿媳面前树立至高无上的家长权威的自己，有朝一日竟会变成一个老态龙钟耳背眼花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太，变成一个经常给儿子添乱的多余人，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祖母变成了一团无人呼吸的空气。

在孤独的晚年，没有一个故交登门拜访，与她一起追忆往昔，没有一个儿孙愿意聆听她的唠叨。因此，她不得不将平生往事尘封于心底，同时不得不保留她对现实生活的看法——一旦她发一下牢骚，就会招致儿子的责备，她学会了喃喃自语。

事实上，早在十二年前，自从祖父离开后，祖母就过上了这种无人问津的生活——尽管祖父还在世时，他们就已分居多年，但毕竟还有人不时跑过来跟她说说话。那个时候，她独自一人居住在两间低矮的老房子里。白天在那几分养老田里操劳，晚上用一盏孤灯照亮灶台，照亮独居者的凄凉晚景。

那个时候，我的父辈们就已很少与他们的母亲交流，除非她在生活上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问题，他们才踏进她的家门。他们再也不曾像小时候那样，把针尖般大小的事都从心窝里掏出来与他们的母亲分享，再也不会与她就某一件事进行商量。他们一定认为，他们的母亲，我们的祖母，已被时代淘汰出局。

我们这一辈人，与她更是存在天然的无法逾越的代沟。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个堂兄堂妹试图与她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与交流。每次遇见她，或专程去看望她，我们都只是礼节性地与祖母寒暄几句。之后再无言语。我们把她当成一团空气晾在角落里。

刚开始，她像一把不会说话的椅子，郁郁寡欢地坐在被我们忽视的灰色地带。但当她对这一待遇习以为常之时，她渐渐将自己坐成一尊菩萨，傻呵呵地望着我们笑，或者凝望着某一个点，一动也不动，像是进入了沉思的神秘状态。

祖母自然知道被人遗忘的后果：一旦退出对家庭事务的管理，就会变成一件碍手碍脚的摆设，一个包袱，一个任务——在我们那儿，大家都把家里的老人当作任务，哪一天把老人送上山了，任务就算完成了。

就像刚刚失明之时不甘心就此退出家庭生活的乌尔苏拉一样，祖母也曾极力想将自己从那种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从那种深渊般可怕的孤独里挽救出来，以表明自己虽然年事已高，但并非百无一用。

2014年端午节期间，我就见她试图帮五婶收拾晒在院坝里的粮食，结果被阻止。因为一不留神儿，她就可能摔个跟头。前车之鉴，让五婶怕了。

一个孤独的老人，是很容易把记忆弄丢的。当一个老人因为无人对话而只能靠反复咀嚼记忆以打发时间时，记忆很可能发生错乱，游离，甚至背叛，丢失。

2013年，祖母已显露出意识模糊的端倪。大年三十的晚上，我耐心与之交谈，想从她的口中抢救一些有价值的记忆，却是枉费工夫。虽然她也做出了全力配合我的姿态，但她的回答总是驴唇不对马嘴——她一个人断断续续地追忆着年轻时候的往事——惹得我们哭笑不得。

第二年正月，伯父在一个大雪纷扬的黄昏给我讲述了一个更为可笑但也更可悲的故事：祖母在年前摔过一跤，卧床不起。伯父前去探望。祖母和他谈论起他的兄弟们。结果她怎么也想不起老三的名字了。“你猜她怎么说？反正是住在公路上边的那家……”伯父听了如坠雾中，过了半晌才明白他母亲的语义指向。

时间似乎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不记得是2011年，还是2012年年底，祖母就不认识我了，她以为前去看望她的，是我的一位堂弟。

三

“上了年纪的老鼠是灰色的，身体臃肿，像是它们一辈子只受到爱抚似的。它们无声地窜来窜去，沿着脚步拖出又长又圆的痕迹……”

当我在赫塔·米勒的短篇小说《低地》中读到这段话时，我以为她写的，是我晚年的祖母。

晚年的祖母，与一只上了年纪的灰色老鼠确实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身体臃肿，行动缓慢，神情呆滞，无声无息，像一团向时光深处蹒跚而去的灰色的影子。她咀嚼食物的时候，尤其像一只老鼠，只见她不剩一颗牙齿的嘴巴嚅动着，腮帮子一鼓一瘪的，像有一只小动物在里面拱来拱去。

可她没有变成一只真正的老鼠，而是变成了一只可怜巴巴的足球。尽管她在八十余年的岁月里从未见识过这种黑白相间，外形成网状结构的球，更不知其游戏规则，可他们的命运，实在毫无二致。

我已不能确定祖母究竟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变成了一只足球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我那时尚且年少，对于人世间的纷争和亲人间的微妙关系还懵懂无知，而她已不再年轻，毕竟她已是许多个孩子的祖母。

还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有孙辈不嫌麻烦地给她解释足球是怎么一回事，即使对于球类没有一点概念的她也完全明白了游戏规则，她也一定不会把自己与一只被踢来踢去的足球联系起来。

“我这一生养育了七个儿子，怎么会变成一只足球呢？”她一定会这样说。

祖母不可能知道真相。“她的一生都过得糊里糊涂的，对于生活没有一点把握。”大家都这么说。

事实上也是这样，就在她奄奄一息之时，就在她即将与世长辞之际，她仍然不曾摆脱作为一只足球的可悲命运。那个看不见星星的凌晨，她的儿子们正站在黑夜中争吵不休。他们激烈的措辞，像星光一样迸溅。

他们争吵的主题，更像是一个永恒的母题，因为这么多年来，它从未发生改变：我们该怎样赡养自己的母亲。

祖父一早就确定了赡养他的人选——他的第四个儿子，我的四叔，一个习惯默默做事而不事声张的人，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但赡养祖母的人选一直不曾明确。祖父曾多次召开家庭会议，对几个儿子软硬兼施，但直至他离开人世，祖母也没有得到妥善安置。

祖母的养老问题一直悬着。“她的不幸遭遇，都是她咎由自取。如果她的嘴巴不那么厌烦的话，她是可以安度一个幸福的晚年的。”不仅局外人这样认为，她的儿子们也这样认为，她的孙辈们也这样认为。

可嘴巴长在她的脸上，谁也管不了。或许连她自己也管不了。多年以前，婶子们在串门谈天时，时常提起祖母的那张嘴巴。

那张爬满了皱纹的嘴巴，总是会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听起来，就跟老鼠在黑夜里咀嚼粮食时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

那张咕叽咕叽的嘴巴，总喜欢对儿媳们的所作所为指指点点，品头论足。实际上，她的儿媳们，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比她逊色。

正是这张在婶子们看来喜欢无中生有，喜欢在鸡蛋里挑骨头的嘴巴，把它的主人变成了一位长舌妇，变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最让她们难以忍受的是，祖母喜欢当着这个儿媳的面，夸另外一个儿媳的好——在她们看来，婆婆含沙射影的话，无异于打了她们一记耳光。虽然心里不快，却又不好发作；祖母还经常在外人面前，在不合时宜的场合，数落她们的不是。然而，她上午说出去的话，下午就传到她们的耳朵里了。

记忆有时候是残酷无情的——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没有哪位婶子不曾与祖母发生口角的。在经过长时间的忍气吞声之后，忍无可忍的她们，受够了的她们，终于对“恶婆婆”的压迫进行反击了，并在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联盟。

她们甚至背地里为祖母送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别称：怪老婆子。每当她们谈起祖母，总是说：怪老婆子……怪老婆子……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祖母被儿媳们孤立起来。她对此可能有所觉察，可她并没有对自身的言行进行反省，也没有意识到与儿媳交恶的严重性，依然我行我素，嘴不饶人，以至于与儿媳们越来越疏远。

因为那张嘴巴，祖母不仅失去了儿媳们的好感，也伤透了儿子们的心。

有几年，她和祖父与交恶的儿子们形同陌路——即使狭路相逢了，也互不言语，甚至与祖父一道，怂恿并默认外人与自己的儿子大动干戈。多年以后，当母亲偶尔回忆起那一段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仍然心有余悸。

祖母终于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在年老之时，没有一个儿子愿意接纳她，没有一个儿媳愿意接纳她，大家都怕她的一张嘴巴，而她最疼爱的幺儿在一个她从未到过的地方做了上门女婿，一年也难得见上一面。

祖母的嘴巴，把老年的她变成一只旋转在空中的足球。

多年过去，我同样已不能确定，祖母究竟是在哪一年哪一月跟着幺叔一家生活的。幺叔那时在镇上的水泥厂工作，是他们兄弟中唯一一个有着正当工作和稳定收入的人。幺婶也很贤惠。两口子将日子过得很红火。

祖母若一心一意地跟着他们，理应会享几年清福的，但她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不仅与幺婶发生言语上的冲突，还经常在其他儿子面前告幺婶的状，在其他儿媳面前数落幺婶的不是，以至于勉强维持的婆媳关系渐渐失和。

在一次激烈争吵之后，幺婶一气之下远走他乡，数年不归。幺叔不得不辞去工作，将女儿托付给一位婶子，就此踏上了漫长的打工之路，至今漂泊在外。毕竟孩子不能没有母亲，一个家不能说散就散了。

这个事件影响深远。幺叔家好端端的新房，由于长久无人居住，已经显现出破败之相，门窗油漆剥落，门锁锈迹斑斑，室内尘灰遍地。更重要的是，祖母再次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家寡人，不得不一个人生活。像一个孤老。

被巨大的孤独笼罩着，祖母该咀嚼出苦涩的味道，并在反刍中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可在几年之后，五叔将祖母接到家中后，她依然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正如你猜测的那样，祖母过得并不愉快——可以预见，无论她住到哪个儿子家，都不会过得愉快——过不了多少日子，就会听见她的哭泣声自五叔家传出。

但无论如何，祖母终究有了着落，就像一只在空中不停旋转着的足球终于落到了草地上。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人们总喜欢在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情得到缓解之时松一口气。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如果不是发生这次致命的意外，祖母将活得更为长久，长命百岁也说不一定。当然，也就不会出现我的父辈们在黑夜中为了他们母亲的赡养问题而争吵不休的那一幕了。她也就不会跟着受辱。

2014年冬季的一天，八十二岁的祖母在楼梯上一脚踩虚，随着一阵沉重的闷响，身体臃肿的她，跟一麻袋粮食一样，从楼梯口滚落到了一楼冰冷的水泥地上，动弹不得。

这一跤，比往年的任何一跤都要严重，不仅摔坏了她脆弱的尾脊骨，还摔碎了她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她从此卧床不起。据说还挫伤了神经，导致大小便失禁。总之，问题比想象的还要坏。

五婶每天服侍于祖母的床榻，一个多月下来，渐感吃力。于是，五叔向他的同胞弟兄们提出，要么轮流照顾他们的母亲，要么由他的妻子一个人照顾，但他们得向她支付一定的护理费，按月结算。

祖母至死没有逃脱作为一只足球的命运。

那大约是她的宿命。

……

刊于《民族文学》2018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