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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图画

2018年04月17日08:21 来源:《上海文学》2018年第4期 殷健灵

受访人:曹红燕外企高管1975年出生

“那阳光啊,绚烂得几乎要迷了我的眼睛”

你问我是什么时候真正告别童年的?唉,很多人是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和童年作别的,我却是断崖式的。那一年,我十一岁。

我有过明晃晃的阳光灿烂的童年。那阳光啊,绚烂得几乎要迷了我的眼睛。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乡村教师,我们就住在学校的院子里。生我的时候,妈妈已经四十岁了,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大姐整整比我大了十一岁,我出生的时候,二姐也已经上学了,哥哥呢,他比我大三岁,但他自以为是个男子汉了,特别嫌弃我,不爱带我玩儿。我俩经常打架,争东西吃,抢着去大人那里告状。和哥哥打打闹闹的日子也是快乐无比的。

我五岁就上学了,之所以去上学,是因为一个意外。

我们家是一排平房,门前有一口井,井台和地面持平,没有安井架。一天晚上,那个月夜天色不是很亮,我和邻居家的小姐姐在井台边玩,我记不清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突然在井台边打了一个闪失。站在旁边的妈妈吓坏了,一把将我抱在怀里:“差一点,你就掉进去了,要是掉进去了怎么办哦。”她数落着,井台离我们家这么近,也没有井架,学校也不管管。许是因为后怕,担心我一人在家时发生意外,没过几天我就被妈妈安排直接插班上学了。

回想起童年时光,我的心里总是暖暖的,甜甜的。哪怕差点掉进井里,我记住的也不是惊吓,而是妈妈绵软的怀抱。那些时光啊,在今天的我想来,仍然如同香喷喷的刚出炉的白面包——

天总是很蓝,风总是很和煦。妈妈在教室里给学生们上课、写板书,我蹲在教室门口玩小石子儿,一抬头,就看见边上浅浅的沟渠,那里面养着小鱼儿……不知不觉,一节课就过去了,操场中央的钟“当当当”地敲起来,妈妈从教室里走出来,四处找我,我躲在大树后面捂着嘴巴偷偷地笑……

上了学,我被安排在妈妈的班上。妈妈不但教语文,还教数学。有一天,正上着课,她不停地咳嗽起来,咳得没法说话。我坐在下面,心里干着急。忽然,眼前出现了一幅神奇的画面,我的姥姥出现了,她的手里端着一杯水,从教室后窗把药递给了妈妈。那幅画面,让我觉得好温馨、好安妥,即便是坐在教室里,也像是在家里一样……

一年级的时候,妈妈用硬板纸做了一个表盘,教大家认识钟表时间。可那个表盘对我来说如同天书,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就是四点钟啊,为什么那样就是两点一刻”,我想破脑袋都无法理解。有一次,妈妈跟孩子们做了一个游戏,她在表盘上设定好不同的时间,请每个同学上去悄悄在她耳边说出是几点,然后就可以回家了。我在下面如坐针毡,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轮到我了,我磨磨蹭蹭地走到妈妈身边,凑近她的耳朵,可是,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嘁嘁喳喳”乱说了一气。妈妈听了,没说什么,还是放我回去了。我灰溜溜地回了家,心里第一次感到了沉甸甸的内疚,“所有的同学都能告诉妈妈答案,只有你不能”,我的心里一直响着那个声音……

后来,妈妈又教我们学习刻度。我始终搞不明白米、厘米、毫米的区别,妈妈布置了一项家庭作业,让我们各自回家量身高,第二天报给她。第二天,大家纷纷向妈妈汇报。轮到我了,我站起来,说,“我一厘米。”同学们哄堂大笑。那天回家,从来不责怪我的妈妈批评我了。可对我来说,搞清楚那些距离单位比登天还难,妈妈不了解,五岁的我提前上了学,心智发育远远达不到别的孩子的水平……

虽然有委屈、无助和内疚,可是,回想起来,即便是妈妈的责备也那么珍贵和美好。

妈妈清淡得好像一幅中国水墨,小眼淡眉,留着齐肩的短发,脸色总是蜡黄蜡黄,高高的个子,单薄得好像纸片。妈妈体质敏感,患有气管和支气管炎,经常发哮喘。后来,她不再教课,校长安排她在图书阅览室收发报纸和书刊。妈妈的体弱多病,让我们习以为常。印象中,经常看到爸爸带着妈妈去医院,拿药、煎药、吃药。妈妈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每天早上,姥姥都会拿一个鸡蛋磕在搪瓷缸里,打散,搁入香油和糖,用刚煮沸的开水给妈妈冲鸡蛋花喝。姥姥说,鸡蛋花补身体。全家人只有妈妈能享用。有时候,姥姥会舀一勺给我尝尝,我踮起脚尖看茶缸里的鸡蛋花,它们被冲成薄薄的一片片,黄白相间的,好像田野上盛开的醡浆草花……我们家的厨房里还养着一罐红茶菌,放点糖,喝起来酸酸甜甜的,据说这东西可以抗氧化。这个也是专门为妈妈准备的。

妈妈有双巧手,她参考挂历上的上海时装,给我亲手做了粉红色的泡泡袖纱裙,还给我织了件鹅黄色的毛衣。老师们轮流把我叫去办公室,研究妈妈的作品。爸爸在院子的空地里,种上了番茄、豆角、黄瓜和茄子,夏天,我在惺忪的午后醒来,总能看到桌上放着妈妈洗干净的黄瓜或者西红柿,我和哥哥一人分一半,带着下午书法课的毛笔和砚台,踩着蝉鸣,穿过斑驳的树影,走向绿荫掩映的教室……

哦,童年的记忆就是这么琐碎又温馨……

有一天,我们兴奋地得知,有一个贵客要来我们家了,那贵客是我的三姥爷,从省城济南来。这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三姥爷刚刚退休,想回家乡转一转,他先是给爸妈写了封信,表达了来乡下的愿望,爸爸妈妈马上热情地回了信,介绍了家里的情况,还寄去了一包板栗。三姥爷又回信说,吃到板栗了,好甜啊。爸爸郑重其事地给全家展读了三姥爷的信,有一种仪式般的庄重感。哦,要来贵客了,得把这个家好好整一整,清理灶台,换洗窗帘,粉刷墙壁,迎接三姥爷的工作干得热火朝天。我们的家焕然一新!贵客终于到了,果真是贵客啊,三姥爷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穿的是衬衣和皮鞋,还带了一个娇滴滴的儿媳妇和可爱的小孙孙,那小孙孙抱着变形金刚。他们的到来,让我们家有了全新的气象。他们还带来一旅行箱的好吃的,印象最深的是奶油糖,我们在家吃的不过是水果糖而已,哦,还有一大块方蛋糕,我们珍惜地小心地一块一块切着吃,好香,好松软……

面对文质彬彬的三姥爷,穿着嫩黄衬衫、烫着头发的儿媳妇,我们在兴奋的同时,还感到了自己的卑微。儿媳妇在发出“这里居然没有自来水”的惊呼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爬过我的心。面对光鲜的他们,忽然地就对比出了我们的暗淡。虽然,我也曾经以为自己的生活是光鲜无比的。

三姥爷们离开后不久,爸爸妈妈在县城里找到了新的工作机会,那是一个教师进修学校。我们要从乡下进县城了!

搬家的时候,我还抱上了我的小黑猫。它是我的玩伴,我成天抱着它,出去玩,也把它放在帆布包里,露了一个口,带着它四处游荡。我带着它到了新家。但我没有想到,之后我们相处的日子不会很长了。

我们的新家依然是学校的家属院。到了新家后,小黑猫命运多舛,我曾经两次把它从死亡线上救回来。

第一次,它在外面吃了耗子药,挣扎着回家,躺在房子下面的阴沟里,一动不动。我蹲在阴沟旁边,够不着它,只能哭着用小石头轻轻打它一下,它抽搐了一下,它还活着!门房老头帮我从阴沟里把小黑猫捞了上来。他说,仙人掌能够救它的命。正好,墙根里就种了仙人掌,我截了一段,用蒜臼子捣碎了,用手指卡着小黑猫的嘴,把仙人掌汁给它灌进去。奇迹出现了,没多久,小黑猫睁开了眼睛,它站了起来,慢慢地踱着步,走到了水井旁一个削平的树墩子上,蹲在那里。

后来,它又吃了一次老鼠药。它在我面前呕吐,呕吐物里有小老鼠的腿骨。我又拿仙人掌汁灌它,它再次活过来了。

还有……第三次……那是在我妈妈做完“头七”的当天晚上,它没回家。从此,它再也没有回来。我不知道它去了哪里,是死了,还是被别人截留了。它留给我一个没有结尾的结尾,同我的妈妈一起在我的生活里消失了。

可是,我的指尖分明还遗留着卡在它犬齿里的尖锐而温暖的感觉,还嗅到带皮的仙人掌汁液略微刺鼻的草腥味儿……

它一直在我的记忆里。它跑出去玩,和别的猫打架,叫春,它在地上晒太阳,把肚皮翻给我看,我抱着它,抚摸它光滑的毛皮……

原谅我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它们也许无关紧要,可对于我,每一个片段都很重要,都是那么五色斑斓。如果你不激活我,它们都沉睡着,可我知道,它们一直在那里,清晰得仿佛昨天。那些镜头不唤自来,像叶子一样在我的记忆里纷飞。

“那是一个蜡像,那不是我的妈妈!”

我是在十岁那年搬的家,半年以后,转年的大年初七,我的妈妈就病故了。

当妈妈活着的时候,尽管她体弱多病、弱不禁风,我从来没有担心过妈妈会离开我。生病的妈妈,是生活里的常态。常常地,她喘不上气来了,然后,爸爸用自行车驮着她去医院看病,每回,她都能好端端地回来。妈妈的病弱是她的标志,我从没见过她真正狼狈悲惨的病容,因此也从不会感到紧张和害怕。我十一岁以前的生活里遍布着阳光和欢乐,还从来没有尝过发愁和忧伤的滋味。

我掐着指头盘算,过了年,我就十一岁了,过完这年暑假,就要上初一了。未来的日子正跳跃着朝我奔来。

这是一个和过去一样普通的喜庆的春节。大年初七,一个和往常一样的北方响晴的冬日,对联的红色还没褪去,天光亮得晃眼睛,上午九十点钟的光景,我在衣兜里装满了奶油葵瓜子,拿着小篮子和小铲子出了门。我要去挖野菜!出了家门,就是麦田。冬小麦在暖阳下油油地闪着光,田垄边已经冒出了一拨新绿,小篮子里不一会儿就装满了野荠菜。我找了个墙根坐下,把小篮子搁在一边,边嗑瓜子边晒太阳,顺带想想心事。又过了好一会儿,兜里的瓜子嗑完了,我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松土,准备回家。

走到校门口,远远看见我爸爸骑着二十八英寸的自行车穿过学校的操场,后座上坐着妈妈。“带你妈妈去看病!”爸爸说。我冲他们抬起小篮子,骄傲地说,“妈妈,你看!”妈妈说:“嗯,好孩子!”一切如常,我和他们擦肩而过。我想,过不了多久,爸爸又会带着妈妈回家,我们可以一起吃中饭。早晨姥姥说啦,中午吃烙饼,我要在烙饼里卷上加了荠菜的小豆腐。这么想着,我欢天喜地地回了家。

但是我和姥姥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妈妈和爸爸回家。

当天发生的事情,是后来爸爸断断续续讲述的——

大年初七,医院里冷冷清清的。值班医生给妈妈做了青霉素皮试,妈妈并不知道自己青霉素过敏,不多会儿,呼吸就急促起来,妈妈捂着胸口叫爸爸的名字,喘着气说:“我不行了。”爸爸慌了,楼上楼下找医生,但是医院大楼空荡荡,找不到任何可以救命的医生。就这样,前后不过二十分钟,爸爸眼睁睁地看着妈妈在他面前断了气。

这是一次医疗事故。

那天的白天好像特别长,哥哥姐姐们不知去了哪儿,只有我跟姥姥在家。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光景,学校领导来了,他们避开我,跟姥姥说:“庄老师……在医院里不太好,正在抢救。”他们说得很婉转。

“妈妈在抢救哦,妈妈的病一定好严重,我该怎么办呢!”我趴在沙发上哭,眼泪把沙发的皮革打湿了,连晚饭也没有心思吃了。

天很黑了,我和姥姥一直没有等到最后的消息,也不见姐姐和哥哥回来。于是我想,爸爸、姐姐和哥哥一定都在医院里陪着妈妈,妈妈彻夜在抢救。

约莫到了八九点,我哭得有些累了,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蒙眬中,听见床头有人说话,原来是舅舅和表哥。他们的表情沉重又严肃,默默地看着我穿好衣服,然后,带着姥姥和我坐上了一辆车。

我上了车还在想,妈妈的病好严重,妈妈在抢救。大概只坐了十分钟的车,可我觉得那十分钟好漫长、好难捱。大人们都不说话,车里的空气重得像石头。

可是,车并没有开到医院,而是把我们拉到了舅舅家。一进家门,发现里头坐满了家族的长辈。见我们到了,最年长的舅姥爷上前对姥姥说:“这个,维华啊,早就熄了。”他用了“熄”这个字。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之前我没听过这个字,但我立刻就听懂了。舅姥爷的神态,姥姥的哭声,所有人的表情,都让我立刻懂了。可是之前,我一直在想的是,“妈妈正在抢救”,妈妈怎么就“熄”了呢。我一下子觉得无法应对了。

这是真的吗?之前,妈妈也无数次地喘不上气来,无数次跟爸爸交代后事,但每次她都变得好好的。我还记得,有一回,我放学回到家,看见妈妈躺在床上休息,她的脸色白得像纸。我搬个小板凳,坐在她面前,说,我给您唱首歌吧。我唱的是刚学会的朱晓琳的《妈妈的吻》。妈妈听着听着,把脸转了过去。妈妈哭了。

我现在四十多岁了,妈妈去世时是五十岁。我到了这个年龄,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才能想见妈妈在那个年龄离开,该有多少不舍和遗憾。可是那天,妈妈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就永远离开了我。

当夜,我和姥姥睡在一张床上。姥姥整晚都没睡,一直在抽泣,我也一夜昏昏沉沉。第二天一早,我们去医院太平间,和妈妈做最后的告别。舅妈给我梳了一个奇怪的发型,死了妈妈的小孩,都要扎一高一下两个辫子,还在辫子上缠了白布。我被大人领着,穿过医院的走廊,走向太平间。来了很多人,他们看到我就哭了,我听见他们说,庄老师还有个这么小的孩子呢。太平间里简陋至极,面前一张一人宽的水泥台,上面还有可能是车祸死去的人残留的血迹,我的妈妈躺在上面,穿了一身临时置办的灰套装,穿着黑棉鞋,还戴了一顶毛绒绒的帽子,脸色蜡黄蜡黄。

我无法接受眼前的妈妈。那是一个蜡像,那不是我的妈妈!那时候,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和她相处,我一定是不哭的,一定是高度怀疑的。是的,我不相信,不相信不认可就不会有悲伤。因为那不是我的妈妈!可是那一刻,我被周围的哭声包裹和挟持了,我只能用撕心裂肺的哭泣来表达所谓的“正常反应”,但我在哭的时候,仍在怀疑:不对!这一切都是幻觉,是在演戏!妈妈马上就会坐起来跟我说话!

我后来知道,悲伤的情绪其实是来自心理上的认同。只有接受了现实才会真的哭泣,各种夜不成眠、泪湿枕头,那才是悲痛的表现,因为你接受了。

在妈妈的葬礼上,我只知道自己应该哭,但我的内心不接受。我夸张地跑上去,抱住妈妈。但所有人都拉住我,“不能抱!”他们喝止我,触摸死去的人在葬礼上是忌讳的,我无法触摸到妈妈,我连最后亲近她的机会都没有。我好想用自己的脸贴一贴妈妈的脸,可一旦靠近了,马上被人拖走,我挣扎着,挥舞着双手,我的手带倒了守灵的香烛……哦,这是最大的遗憾。我被套路化了,配合着各种符合葬礼的礼仪,十一岁的我就是这样想的。

接下来是火化。漫长而艰难的等待,终于等到哥哥抱着骨灰盒低着头走出来。我迎上去,哥哥和我说了一句话:“妹妹,妈妈从此就没了。”他从来不叫我妹妹,这次却破天荒叫了我一声。调皮捣蛋的哥哥瞬间长大了。

我们埋葬了妈妈。下葬那天正下着大雨,满地泥泞,世界末日一般,我穿着白色的孝服,跟着送葬的队伍,走在深一脚浅一脚的泥地里。队伍前面的爸爸回过身来,我看见他的脸色蜡黄蜡黄,抬起头,灰黄的云伴着雨丝从天空飘过……

“我们让继母有了自己的家,但我的爸爸却失去了我们。”

我的童年彻底结束了,没有缓坡,没有过渡,断崖一般,戛然而止。

从此以后,姥姥留在了舅舅家,再也没回到我们家。除了妈妈的去世,没有了一直在身边照顾我的姥姥,也是我的童年结束的原因之一。

出于照顾,组织上安排大姐进了县城的学校教书,还让正在读高二的二姐辍学顶替了我妈妈的工作。我佩戴着孝布回到校园,一切都变了。

妈妈去世第一年的中秋节,家里冷冷清清,愁云惨雾。这时候,我二叔来了,二叔是个逗趣的角儿,他说他来陪我们过中秋。说着,他拿出一根棒子粗的胡萝卜,将中间挖空了,倒上油,插上一根灯芯,用火柴点亮了。这个惨淡的家顿时被胡萝卜灯照亮了,照暖了。大姐站起来,高兴地说:“我来和面,蒸馒头吃!”凝滞的空气活泛起来,大姐在客厅的桌子上揉面,二叔在和爸爸聊天,胡萝卜灯的火光映在天花板上,一跳一跳。我在心里默想:我数五十下,妈妈就会突然进来。妈妈没有扔下我们,奇迹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闭上眼睛,一直默数着……但是,睁开眼睛,妈妈没有出现,奇迹没有发生……

二叔的胡萝卜灯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永远的。大姐事后跟我说,那天晚上,她所有的眼泪都流在和的面里了。

就这样,我和姐姐、哥哥们互相支撑着,故作老成懂事,听着别人的同情和议论,我学会了面不改色。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维持着生活应该有的正常样子。晚上虽然以泪洗面,但不会夜不能寐,我的身上依然保存着属于孩子的玩心。

可是,爸爸却迅速衰老,那个永远坐在桌前写写画画、研制土法教具的爸爸不见了,现在的爸爸总是神思恍惚、萎靡不振。于是,爸爸的同事们走马灯似的给他介绍各种对象,丧偶的、离异的、未婚的,但总是不成。“日子还得过!”他们这么劝爸爸。

但是爸爸总遇不上合适的。好几次,学校领导张罗着给爸爸相亲,在我们家大宴宾客。两个姐姐在厨房里炒菜,我冲进去说:“爸爸为什么要找新妈妈呢?我们现在这样过不是挺好吗?”大姐心平气和地回我说:“我们几个总有离开的时候,爸爸需要有个人照顾他呀。”

三年后,继母终于来到我们家,她比我爸爸年轻了二十岁。

那是一位性格、样貌和我妈妈迥然相异的女性,她出身农村,性格泼辣,目不识丁,很年轻时就单身闯关东,在那里结婚、生子。后来,她的丈夫出工伤事故死了,她带着一个八岁男孩,不想在东北再嫁,一心想回老家。于是找到了我爸——一个郁郁寡欢中年丧偶的老教师。

当确定这个陌生人即将“入侵”我们家时,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大闹了一场。“我不愿意,爸爸,人们都说,有了后妈就有……”我哭着说。爸爸看了一眼年轻的继母,喝止了我。“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后妈接上我的话,接着说,“我来你们这个家,也是担子很重的,你们都没成家,我不是来享福的。”爸爸在一边打哈哈,对继母说:“红燕还小,还不懂事。”我反驳说:“我怎么不懂事,我们这么过不是很好嘛?”

两个姐姐和哥哥保持沉默。我后来想,爸爸也许已经和他们沟通过了,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和我沟通,也许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因为我个性强烈?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那一天,我让爸爸手足无措。民间所有关于继母的传说都令我感到恐怖,我本能地抵抗着这个年轻陌生的入侵者。

然而,大闹一场后,事态并未改变。后来,继母评价我说,红燕小小年纪,脾气那么大,性格那么烈。

以抵御姿态进入的关系,必定充满了疙瘩、磕绊,即便称得上片刻愉快的时光,那也是被粉饰了的愉快。我们让出了我们的爸爸,让出了家庭里所有的决策权。我们让继母有了自己的家,但我的爸爸却失去了我们。

爸爸五十三岁,继母三十三岁,我十四岁。这是一个危机四伏、随时可能发生冲撞的家。我向大姐和二姐抱怨,爸爸为了再造家庭的融合,却牺牲了我们。从那时起,我和哥哥开始住校,周末才回家。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寄宿生涯,爸爸维持着我们最低水平的学费和生活费,两个姐姐成了代理妈妈,我事无巨细都去麻烦她们,而想不到寻求爸爸的帮助。大姐、二姐、哥哥和我,我们四个孩子明明有自己的家,却变相地被抛弃了,飘零了。我二姐有一次和爸爸发生争吵,愤怒地控诉他:“你真的没有必要为了你自己的家庭抛弃四个还不能自立的孩子,你把我们抛弃得太快了!”

爸爸再婚的后遗症是,成年后的我总是想不起联系他。爸爸抱怨我,你怎么连个电话都不打?我在心里无奈地叹息。我不知道现在的爸爸过得是否幸福,爸爸的幸福岂是我能左右的呢?

哦,再说说姥姥,曾经像妈妈一样温暖过我、宠爱我的姥姥。她留在舅舅家以后,和舅妈相处得并不好。我几乎每周都会去看她,每回去,姥姥都会笑眯眯地拉开抽屉,把留了一个星期的零食塞给我……可是,大二那年暑假,忙着恋爱的我心被装得满满的,没顾得上去看姥姥,就匆忙返校了。就在这年的秋末,姥姥去世了。夏天的时候,她一定盼着我去看她,她的门前有一个石阶,她总是扶着门框站着,那儿都被她扶黑了……姥姥去世,舅舅竟然没有告诉我。事后我才知道,年过九旬的姥姥身体衰竭了,送到医院后,她执意要出院,回老家。到了老家,姥姥默默地躺在床上,整整七天滴水不进,她是故意生生把自己饿死的……哦,我的姥姥……

作者札记

生命初始最美的图画

有时候,我们害怕回忆,却总是陷入往事。不管在什么时刻、面对什么样的人,我们会强调自己是个大大咧咧、不藏心事的人。倘若聊到童年的话题,也许会说,小时候的事情不记得了。我们没有撒谎,因为我们是在努力忘却,因为,那也许是一些灰暗的记忆,可是,越想忘却,却记得越清晰。

人的一生是否能真正获得幸福感,从心底里接纳和认可自己,跟小时候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不管你长大后变得多强大,童年阴影仍会藏在阴暗处,在你的孤独时分令你虚汗淋漓。

荣格说:“一个人毕其一生的努力就是在整合他自童年时代起就已形成的性格”;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写道:“有些儿童的爱与恨的高潮是大家想不到的,而那种极端的爱与恨就在侵蚀儿童的心。这是他童年最凶险的难关。过了这一关,他的童年结束了,意志受过锻炼了,可是也险些儿给完全摧毁掉。”余华则这样说:“一个人的童年是决定他一生的,世界给我们的最初图像就是在这时候出现。每个人其实都一样,童年会左右他的人生,虽然他长大以后可能会做这样或那样的工作,但无论他做什么,世界的图像是不可能更改的,充其量只是做了一些修改而已。只不过有些人修改得多一点,有些人修改得少一点。决定命运的最好时机就是童年。”

当写下曹红燕的故事,距离当时的倾听已有一些时日,但我仍旧又一次泪湿眼眶。那个夜晚,当我与她告别时,我对她说:“感谢上苍,至少在十一岁以前你拥有难得的明媚与幸福,那是你人生最初的图画,足可以享用一生。”十一岁以前的时光啊,五彩斑斓,温暖绚烂,满溢的幸福给日子涂上了蜜糖。如果说,生活总是充满了无奈与遗憾,我们仍要感谢命运,曾经给予这个女孩儿满足和幸福,那幅生命初始的美妙图画铺就了一条通往未来的金毯,它足够坚实,也足够明亮,它能提供我们惠及一生的护佑。从这个意义上说,曹红燕拥有着他人没有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