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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是乡村的孩子

来源:中国作家网 | 罗银湖  2018年04月17日13:38

十七岁那年,我仅以两分之差名落孙山。而我隔壁三叔的儿子小华,则以超过录取分数线十三分的好成绩,被省城的一所名牌大学录取。

小华家欢天喜地,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哥哥姐姐一干人等,像打过兴奋剂一样,一天到晚满脸堆笑,逢人就是递烟倒茶,大有一付“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拽劲儿。

而我家的情形,则处于一种“水深火热”的景况之中:我的六十岁的老父亲满脸愁容,怒目圆睁;母亲则一天到晚唉叹不已,大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尚没出嫁的三姐,还有四哥,也总是耷拉着脑袋,像做了错事似的,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我记得分数线出来的那天,父亲和母亲正在棉花地里点肥料。八月的天,酷暑难耐。父亲穿着一件发黄的短袖上衣,脚上穿着一双破了两个大洞、鞋面褪色、脚底断裂的解放鞋,弓着身子在给棉花点花蕾肥。他的身边放着一个装满复合肥和棉饼的红色胶桶,右手拿着一把小铁铲,左手抓着一把复合肥料,正在一铲一铲地往棉花根部点下去。他的背上已经全部被汗水浸湿,脸上也被太阳烤得通红。而母亲则远远地在另一行棉株上迅捷地点着肥料。

我把分数通知书攥在手心里,几乎捏出汗来,不敢拿出来给父亲看。我的心“怦怦”直跳,真不知道该如何向父亲开口。我知道,为了让我和四哥念完高中,跳出农门,为家里撑门面,父母亲硬是狠心让只跨过几天学堂门的大哥辍学回家务农,二姐和三姐几乎没跨过一天学堂门。他们把所有的希望和盼想,都寄托在了我和四哥的身上。实指望我们兄弟俩能考出个名堂来,出人头地,为家里争光。哪料到,上一年高考,四哥只考了两门功课,竟自动放弃了其它科目的考试。而我,一惯以来自以为聪明过人而贪玩成性,导致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考试失利,落得今天这个下场。

我怔怔地站在父亲身边,望着父亲在吃力地点着肥料。一阵风吹过,棉花枝叶发出飒飒的声响。田头的梧桐树上,几只洋雀在“嘎嘎嘎”地叫嚷着,窜上窜下,像是在嘲笑着无能的我。我的头垂得很低,不敢开口说话。

父亲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他抬起头来,歪着脑袋,斜盯着我。过了老半天,才大声吼道:“咋不说话?!说话呀?”父亲那种着急的神态,完全暴露在了他的眼神里。“差,差两分……”我嗫嚅着嘴唇,好半天才吐出这几个字来。我看见父亲的嘴唇哆嗦了几下,脸陡的一下黑了下来。眉头也蹙成了一个倒八字。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一字一顿地说道:“叫我咋说你?!平时骄傲自满,吊儿郎当!到头来一个鬼打架!你真是,真他妈丢老子的人……”平时很少开口骂人的父亲,此刻竟开始骂人了,“早知道你两兄弟这样不争气,真不该倾老底让你个个读什么狗屁书!”我听到父亲说到这里,把手里的小铲子用力往远处一甩,头也不回地往田头走去。他的身子,擦得棉花枝叶“哗哗哗”直响。在远处点肥的母亲,看到这边的情形,大概也猜到了七八分吧?母亲用两只手拔开身边的棉株,快步向我这边走来。

母亲没有骂我,她扯起我的胳膊,往田头走。一边走,母亲一边说:“儿啊!你知不知道,为了供你上学,爹妈帮你三姐攒的一点嫁妆钱,都花光了。你咋不晓得争口气呢?”母亲虽然没有骂我,但我心里却感到比骂还要难受。是我的无知和贪玩,是我的不明事理,是我罔顾父母的艰辛,才导致父母的期盼落空,让父母亲失望至极。我的眼里渗出几行泪水来。

母亲用袖子帮我擦了擦泪水。陡然之间,我看到母亲的额头已经爬满了皱纹,母亲的长发也变得花白。长这么大,我竟然是第一次发现。母亲脸上的无奈更是清晰可见。

父亲已经走出很远了。田头两个装着肥料的蛇皮袋子,半躺在地上。“我和你一起点肥吧!妈!”我望着母亲,虔诚地说。“好吧!看你样子,肯定没有考好,是吧?不然,你爹是不会发这大脾气的。”母亲说完,把地上的一个装肥的蛇皮袋子背起来,要往田中间走。“我来吧,妈!”我赶紧伸手去夺。“还是我来吧!把这块地的肥点完了就回去。啊!”母亲扭过身子,看了我一眼说。

我抡起父亲扔在那里的小铁铲和装肥料的胶桶,在母亲的指导下,弓起身子,开始点起肥来。太阳烤在我的背上,很灼人。不一会儿,我就浑身是汗了。我感觉我的腰开始胀痛,腿肚子也在发酸,口里也饥渴起来。我不敢埋怨,只是低着头,一铲一铲地将有些干枯了的地面凿个小洞,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复合肥放了进去……

直到太阳爬上了头顶,田头梧桐树上传来知了一声一声悠长烦噪的叫声,我才感到肚子在“咕咕”叫。我们的肥料也点得差不多了。

小华家的谢师宴办得热闹非凡。那天他家办了二十多桌酒席。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的各科老师都一一到席。还有邻里乡亲、他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前来祝贺。又是放鞭炮又是放电影,喜庆的气氛演绎到了高潮。村里的王书记还在他家放电影之前欣然讲话。王书记清了清噪子,在高音喇叭里大声夸奖道:“小华是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胸怀大志的好青年,是我们全村人的骄傲和荣幸,更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书记讲完,场上传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的父母亲这一天一直在小华家帮厨,忙前忙后,根本没有时间顾及我。我不知道他们看到小华家的这种场面是什么感想。但我自己确实是感到十分压抑和郁闷。我一次又一次地躲避开人们投过来的或不屑或鄙夷或惋惜的目光。

夜深了,等电影放完,小华家的客人都散场后,父亲把我拉到跟前,又对我板着脸说:“你看看人家小华,给他爹妈多长脸啊!多热闹多威风多气派啊!你呢?跟你四哥一个球样!你打算咋办?”父亲说完,狠狠地抽了几口烟,直勾勾地盯着我。“还能咋办?复读呗!”我把“复读”两个字说得很重。“你说得轻巧!”父亲“哼”了一声,又接着说,“钱呢?钱从哪里来?你三姐腊月间就要出嫁了,连嫁妆钱都没个着落,哪里还有你的学杂费?”父亲停了一下,又掏出一支烟,点燃,放在嘴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叫你好好听话读书,你就是不听,把娘老子的话当耳边风!”

我垂着头,尽量不还嘴,希望能冀此引起父亲的同情,为我开道绿灯。“这样吧!你三姐马上要嫁人了,家里也缺劳力。你就和老四在家帮你妈种地吧。我出去帮人挑土搬砖做小工,挣几个钱回来花!”村里有几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一年上头在外帮人挖土挑坮,和灰递砖,赚几个力气钱。他们平日里曾三番五次约父亲和他们一起去干,但父亲都婉言谢绝了。现在父亲却要主动去做这桩他平时很看不起的营生,想必父亲真的对我不抱什么希望了。

“没本事上大学,你就在家跟你四哥一起,好好学会耕地耙田吧!把田种好了,才有得饭吃!”临出门时,父亲一再叮嘱我,“不要东想西想了。要听你妈的话。”父亲说这话时,一脸的落寞和失望。父亲的话,像一根针一样,深深地扎在我的心窝子里。我想:“难道你儿子就是耕田盘泥巴的命么?难道上不了大学就没出息了么?”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会整出点名堂来,让你对儿子刮目相看。

这些日子,我和四哥一起,整天跟在母亲的身边,打药水,掐顶心,趴在棉田扯草,割谷子,犁田,种油菜,捡棉花。几乎所有的庄稼活,在母亲的指导下,我们都完成得井井有条。白天,我和母亲一道干活;晚上,我就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复习功课,以期来年再去复读,圆我的大学梦,给父母亲一个交待。

转眼到了腊月,三姐如期出嫁了。嫁妆虽不丰厚,但总算有个样子。几个月的表现,我自觉还算可以。我想父亲这会应该会回心转意,原谅我,让我去复读了吧?当我再次当着父亲的面说出我的想法时,父亲把眼一瞪:“别说胡话了。你看你妈,腰都累弯了,我也是六十来岁的人了,不知过了今天还有没有明天?好好把地种好了。赶明儿我托人帮你说个媳妇。老四,就让他去别人家做上门女婿!”父亲说到这里,把正在切猪菜的母亲叫来,对母亲说:“就这么办了。孩他妈,我该说的都说了。”母亲点点头,没有吭声。

看来我的命运就要被父亲这样定格在一方小天地了。十七岁的我,实在是心不甘,情不愿。我还有很多的事要做,我还有很多美丽的梦想没有实现,我不愿就此屈辱我的人生。

过完了年,沉睡了一冬的土地开始解冻。暖融融的春风拂在脸上,令人惬意。天开始蓝了,水也变得更绿了。田野里,绿油油的麦苗在春风的吹拂下,摇曵起伏,有如一片绿色的海洋。金灿灿的油菜花,像少女美丽的裙裾,又像一张张绽放的笑脸。春天的田野是多么诱人。乡亲们有的扛着锄把,有的拖着犁铧,有的拉着肥料,陆陆续续下地了。

我的心开始躁动起来。尽管这一片土地曾经养育了我,它是那样倾情;尽管这一方村庄曾经庇佑了我,它是那样无私。但是我却执拗地认为,它们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过客,它们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它们。我想要我自己的生活。

于是,在三月,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我独自一人,背上了我的行囊,以及伴随了我几度春秋的那些脱皮的课本,我离家出走了。没有给我的父母留下只言片语。我要去追寻我自己的生活,追寻我年轻的梦想。为了我自己,更多的是为了我含辛茹苦的父母。

我来到了省城的火车站。这里人来人往,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各异,行色匆匆。我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像我一样,正处于叛逆期和噪动期、不甘于现状、漫无目的漂泊的游子。那一刻,我感到了自己灵魂的飘逸,身心的自由,我感到自己从此以后,就是一个快乐的人,自由的人,幸福的人了。此刻,我也无法感受,我的乡村,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他们是否会因为我的离去,而黯然伤神,而伤心欲绝。

一拔人从我身边溜过。他们举止高雅,谈吐不凡。我听他们兴致勃勃地谈到了海南岛,天涯海角,鹿回头。还听他们谈到了特区省,淘金之类的话。对于海南岛,我是有认知的。“海南岛,鲜花盛开;长江两岸,柳枝发芽;大兴安岭,雪花飘飘。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这段话,是我上小学一年级时,一篇课文的内容。从小到大,我倒背如流。海南岛的鲜花和美丽,也因此在我心底深深地扎下了根。

我心中的目的地明朗了起来。我要去海南岛,去那鲜花盛开的地方,去追逐我的梦想,去淘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我坐上了开往湛江的绿皮列车。我的心中似乎丝毫没有对生我养我的故土、乡村、父母的留恋。那美丽的海南岛,那烟波浩淼的琼州海峡,似乎在向我招手。

列车在人们的嘲杂声中,在人们的期盼之中,穿山越岭,声声呼啸,风驰电掣般地,来到了这个洋溢着早春气息的南方都市——湛江。我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挤出火车站。叫喊声、招呼声、拉扯声响成一片。几个女人张开手臂,几乎老鹰捉小鸡似地,把我“请”到了她们的中巴车上。车子在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上狂奔着。公路两旁高高的直挺的桉树,忽拉拉被抛到车后。青的山,绿的水,火一样鲜艳的花,也在车窗外一溜烟地划过。随着目的地一步一步地接近,我的心跳频率也在加快。

“海安码头到了,都下车。自己买船票去过海。”女司机用不很标准的普通话叫道。

码头上停满了过海的各类车辆。随处可见背着背包的旅客。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自信、期盼和兴奋。我也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

这是一艘大型轮渡客船。船很高很大。船的底层、二层和三层都坐满了乘客。甲板上的围栏边也站满了人。我来到了顶层的甲板上。强劲的海风吹打着我的脖子,我竟感到是那样的亲切。一群洁白无暇的海鸥,也在头顶的天空中,随着轮船的移动,飞旋着,歌唱着。它们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时而在海面轻轻掠过,时而在空中相互追逐。它们丝毫不为这大海的疾风和巨浪所阻吓,是那样地自由,那样地临危不惧。让人不由得心生敬意。

我极目远眺,海天一片苍茫,哪里分得清哪儿是天?哪儿是地?哪儿是海?阳光明媚,天上海里全是金灿灿的一片。海浪起伏着,翻滚着,轮船也随着海浪的起伏而颠簸着。船上的人也随着左右上下摇晃的轮船而晃荡着。有的人吐了,有的人则面对着这浩淼无垠的大海,作沉思状。我不知道,我的命运,是否也会像这汹涌澎湃的大海,起伏不定,难以预测。

海南岛啊!这片热血沸腾的土地,她曾孕育了多少优秀的儿女:纺织始祖黄道婆;《红色娘子军》中的那些美丽、英勇的红军女战士;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和他的战友们;还有,那些为解放海南岛而献身的革命英烈们……这是一片让人敬仰,让人遐思,让人挚爱的土地。

此刻,十七岁的我,竟奇迹般地站在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椰风、海浪、鲜花、潮咸的空气;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来来往往的行人;头顶触手可及的白云。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是如此的神秘和新奇。

我住进了海口市秀英路的一家旅社。我住的客房很大,十个铺位,全部住满了人。他们大都是些中青年人:有大学生;有离职下海的职工;也有像我一样一无所有的农民。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甘肃的;有新疆的;有湖北的;有浙江的……他们都抱着一颗火热的心,要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开拓、进取、掘金,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而赌一把。

我也和他们一样,开始了自己的梦想之旅。我来到一家“人才招聘处”,那里排满了等着应聘的男男女女。人们显出焦急的神情,期盼的目光,让自知底子不厚的我,心里有了些许胆怯。好不空易轮到我了。招聘处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对我客气地说:“您好!先生。请先把您的学历证书拿出来。”我急忙从背包里掏出那个红色的《高级中学毕业证书》,毕恭毕敬地递到中年男人的面前。那男人用眼瞟了一眼,微微一笑,说道:“不好意思了,先生。我们这里不需要高中生。我们需要的是大学生。是人材!”我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汗水也不由自主地从脸上掉了下来。站在旁边的一些人看到此情此景,也掩饰不住揶揄的神情,偷偷抿嘴笑了起来。我赶紧扒开围观的人群,做贼似的,转过身子,飞快地逃离了“人才招聘处”。

我的心还在“怦怦”跳个不停。半天的功夫过去了。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唤。我来到街道转角处的一个小吃店。这里坐满了就餐的人。看样子,也是从五湖四海聚到海南岛来淘金的人。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块五角钱来,要了一碗胡萝卜炒米饭。我低下头,大口大口地扒了起来,几分钟的功夫,碗里的饭就吃得干干净净了。但我觉得肚子还是饿得慌,我还想吃一碗。我想起口袋里只有不多的几十块钱了。就这样都吃光了,如果一时找不到工作,明天,还有后天该怎么办呢?于是,我狠一狠心,抓起桌子上的水壶,连倒三碗茶水,一咕噜喝到肚子里,抹抹嘴,又开始在街道上四处张望起来。

一连几天,我四处打探,都没有寻找到需要我的企业。我回到旅社。那个甘肃酒泉来的大学生,也和我一样,一无所获。他说他已经在岛上呆了近一个月,手里的钱也快花光了。他已经给父亲打了电话,让父亲寄钱过来,他想到乡下去承包土地种西瓜。还有那个新疆来的下海职工,他说自己原先在家乡的一家国营企业做宣传科长,下海来到岛上后,本想应聘到报社做记者,但人家告诉他,入职可以,但工资是效益工资,拉的广告和赞助多,工资才高。他还拿出了自己过去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文的剪辑册,愤忿不平地说:“你们看,这哪一篇不是我的作品?可人家只说是试用,要效益。我这人生地不熟的,到哪里去拉广告?跑赞助?”客房里的房客都长叹一声,显出无可奈何爱莫能助的样子来。

我的心里也开始打起了退堂鼓。这一刻我忽然想起了我的乡村,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你们也在想我吗?

接下来的近一个月的日子,我和许多前来的淘金客一样,做临时搬运,睡马路,甚至到餐馆里捡拾别人吃剩的饭菜。我辗转反侧来到文昌,来到澄迈,来到琼中,都是一无所获。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失落。

有道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处在人生最无助最无奈的关头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命运。

一天,我转悠到盛景路右边的景怡大酒店门口,看到门口的广告牌上有一个大红的“招工启示”。我如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急忙跑上前去观看。原来酒店急招两名保洁工人,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看到这里,我本来陡增的一丝信心,又被“二十五岁”这几个字眼给打下去了。我怔怔地站在广告牌前,一直不肯离开。我多么希望那个“二十五”能够变为十七,那样,我就有了一线生机和希望。正在我扼捥叹息的时候,我的福星出现了。只见一个个子高挑,一表人材,穿着保安服的青年保安来到了我的面前。他仔细地打量着我,从上到下,足足有二十秒钟。随后,他眯着眼睛,小声问我:“你是个学生娃吧?”“我刚高中毕业!”我虔诚地望着他,不住地点头。“找工作吗?”他又问。“嗯。是的,找工作。”我又点头。我想掏出一支烟给他抽,可我摸了摸口袋,什么也没有。“我不抽烟,谢谢你了。”他大概是猜出了我的用意,又笑笑说,“好。你等会,我问下领导,看你年龄不够,他们要不要?”他转过身子,走远几步,把对讲机举到嘴边,叽里哇拉地说了起来,我听不懂他说的是些什么话。几分钟后,他又转到我身边,对我说:“我问了领导了,他们答应招聘你了,你先跟我来。”

他把我领到他的宿舍。一个地下室里。他对我说:“我叫王军,保亭人。复员军人。你以后叫我小王就是了。”王军说到这里,帮我把背包取下来,又对我说,“我这里有洗澡间,你先洗个澡,然后换套干净的衣裤,我再带你去见领导。”说完,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套叠得整整齐齐、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军装来,放到椅子上。王军出去了,我走进洗澡间,整容镜前的我,一付邋遢相,头发长而凌乱,脸庞变得黝黑而又消瘦,眼窝深陷。全身上下沾满了泥土和尘沙,污垢不堪。此刻,我的泪珠子又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哗哗哗地滚落下来。我为自己的境遇,更为王军对我的真诚。

一个乞丐一样的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在王军这里,却得到了亲人一样的善待,我能不激动吗?我能不感激涕零吗?

漱洗完毕后,我换上了王军给我的那套橄榄绿夏式军装,梳好了头发。整个人完全变了个样子。

王军把我带到行政部办公室,一位小姐很客气地给我倒来茶水,并示意我坐下。简单地询问了我的情况后,那位小姐便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份“职工入职登记表”,让我如实填写。

自此,我正式成为了景怡大酒店的一名保洁工。王军,也成为了我最知心的兄长和朋友。他时时处处像关照爱护亲兄弟一样,给了我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温暖。

从内心深处讲,作为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到一个富豪云集的四星级大酒店做保洁工,实非我所愿。但“人到屋檐下,谁敢不低头?”至少,在这里,可以暂时解决我的温饱问题,我不用为吃饭、住宿而发愁,更不会为被当作“盲流”被关进收容站,甚至遣返回家而担惊受怕了。尤其是有王军的关照,我感到心里一片温暖,对前景充满了信心。

由于我人年轻,有文化,做事不怕吃苦,很得酒店领导的青睐。三个月后,我被升任为保洁部部长,成为酒店最年轻的管理人员。

一天晚上,我在查岗时,到包厢靠近窗台的沙发边,准备整理一下被客人揉得有些凌乱的沙发垫背。忽然,我发现靠近沙发脚跟部的地方,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黑色公文包。我急忙拾捡起来,就着五彩滨纷的灯光,打开来看。一看,我傻眼了。里面有一大扎崭新的人民币,还有一扎美元(之前我也捡到过几张,才知道是美元,都交给了办公室),再打开里面的小拉链,还有几张不同颜色的银行卡。另外,还有几份盖着红印章的合同书。

我赶紧找到王军(王军已经是保安部部长了),将公文包递到他面前,并说明了我发现公文包的细节。王军二话没说,夹起公文包,拉着我就往总经理办公室走。总经理正在看电脑,看到我俩急急忙忙的样子,不知出了什么事,忙不迭地说:“有么情况?快说。”并示意我和王军坐下。

我把捡拾公文包的情况向总经理作了汇报。总经理欣喜地说:“小王啊!你给我们酒店招了一个好人!”然后对我说:“鸽子啊,你做的对!做人就应该这样子。上次一个保洁工,就是因为捡了客户的财物,死不认账,后来被我们查出来后,不但物归原主,还受到批评和处罚。最后还被解了职。”得到总经理的夸奖,我心里很自豪。我连声说:“总经理您过奖了。从小我父母就教我,做人要老老实实,不能见财起意,贪小便宜。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说完,我便转身离开了总经理办公室。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一位体态肥胖,戴着太阳帽的六十多岁的男人,出现在了总经理办公室。他就是公文包的主人——正在东莞虎门镇开办鞋楦公司的台湾商人马明生先生。马先生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小伙子,太感谢你了!你真是一个诚实的好青年!”原来,马先生昨天晚上由海南的朋友宴请后,在KTV玩得很劲兴。后来一位朋友家里有急事,所以大家便匆匆离开了。由于马先生喝得有点高,竟将自己的公文包遗落在了KTV包厢。早晨醒来后,正当马先生为自己的公文包遗失而忧心忡忡时,总经理的电话打过去了。马先生的公文包失而复得,心里自然十分感动。

从总经理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马先生拉着我的手,十分诚恳地对我说:“小伙子,我很看得起你!说实话,你这么年轻,在这里做保洁工,我觉得是没有出路的!”说到这里,马先生从公文包里掏出名片夹,拿出一张名片来,递给我,继续说道,“如果你愿意,我想请你到我的公司去工作。我的公司是做鞋楦的,中国内地鞋厂的鞋楦,大部分都是我的公司生产出品的。我会让鞋楦设计师手把手教你,把你培养成一流的鞋楦设计师!”马先生说完,用右手连连拍了拍我的后背。

回到宿舍后,我把马先生跟我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王军。王军一听,连忙说:“好啊!好啊!鸽子!你走运了。我支持你!我支持你!我这就去跟总经理讲。”我和王军又来到总经理办公室,听了我的诉说,总经理有些依依不舍地对我说:“鸽子啊!你是一个好人。你去吧!虽然我舍不得你,但是我不能耽误你的前程。”听到这里,我的泪水一下子滚落下来。自打我离家出走后,来到海南的这几个月里,虽然碰过不少壁,但更多的,却是遇到了像王军、总经理和台商马先生这样的好人。我抱愧地对总经理说:“总经理,我对不起你,对不起老板。我在最落魄的时候,是你和王大哥帮助了我。现在,是你们需要我的时候,我却又要离开你们了。我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王军拍了一下我的右肩,笑着说:“你别说傻话了!鸽子。你能得此机会,是你的造化。我们真为你高兴呢!”

我一一拜别了王军大哥、总经理和酒店那些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们,踏上了开往东莞的班车。

马先生的鞋楦公司座落在一座半山坡边。公司的占地面积怕有上百亩地。厂房很大,鞋楦公司有铝楦制作部、塑胶楦制作部、鞋楦设计部,还有模具部。

马先生亲自为我指定了一名鞋楦设计师。这名鞋楦设计师是德国人,名叫马克,金发碧眼,个子高挑,说话既幽默又风趣,人很和蔼可亲,和我很合得来。

他有个中国名字,叫艾中华,谐音就是“爱中华”。他说他很热爱中国,希望将来能在中国定居。他对工作从来都是一丝不苟,不会因为某人是他的同事、或者上司而原谅其在工作中的过失。他常对我说,工作的时候,就应当认真工作,尽心尽责,不能三心二意。休息的时候,就要尽兴地放松自己,让身心得到完全释放。

在马克的言传身教和悉心指导下,我的学习进度十分迅速。半年后,我的鞋楦打样技术,受到了设计部多位资深设计师的肯定。我设计出来的鞋楦,款式新颖,美观大方,深受客户的喜爱和赞赏。我的工资也由当初进公司时的一千五百元,一下子猛涨到三千元。

说实话,彼时的三千元,对我来说,不啻于是一个天文数字。我记得我家隔壁的三叔,在我出走前一年,盖的一幢两层三间楼房,仅仅花了不到八千块。当时三叔是管理区的财经主任,每月工资还不到三百元。而我父母亲,靠种田犁地,累死累活,所得也仅能解决一家人的温饱而已。我为自己取得的这些小小的成绩喜极而泣。

天黑的时候,我独自一人爬到厂区外的后山上。山风在我头顶飒飒作响。月儿也把银色的光辉洒满大地。我极目远眺,远远近近的山坳里,街道上,灯光闪闪烁烁。我隐隐听到远处工厂里传来的机器的轰鸣声,还有脚下的草丛里蝈蝈儿和不知名的虫儿的轻吟声,如我家乡的小夜曲一般诱人。此刻,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的乡村,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你们此刻可曾入睡?你们此刻可曾安好?我的泪水又止不住地滚落下来,不知不觉间湿润了我的衣襟。我恨我自己,恨我是个懦夫,恨我是个不屑子孙。离家出走快一年了,我竟然没有给我的父母捎去只言片语。我的父亲是否还穿着那双断了底的旧解放鞋,在帮别人挑砖挑土,和灰递砖呢?我的母亲的腰是否变得更弯了呢?她的白发是否变得更多了呢?都说“儿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对母亲来说,不知去向,不知生死的儿子,是否是她心中日夜抹不去的伤痛呢?

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回一趟家。我要向我的乡村赎罪,我要向我的父母赎罪。

当我踏上那片我生活了十七年的土地,当我看到那静静默立于寒风中的村庄,我哭了起来。我的父亲站在公路边,他额头的皱纹像刀刻一般深沉明晰;我的母亲满脸泪水,她的头发几乎全白。母亲抱着我的头,她哽咽着,泣不成声:“儿啊!你太狠心了!你知不知道,你走后……”母亲说不下去了,她抚摸着我的后背,泪水全部浸在了我的脸上,“儿啊!你走后,你爹肠子都悔青了。他连死的心都有啊……”

此刻,我的泪如泉水一般喷涌而出。父亲抹了抹眼泪,扯着我的手,像小时候扯着我玩耍一样。父亲不断地说:“回来了就好!我儿真的有出息!我错怪我儿了……”说到这里,父亲竟嚎啕大哭起来。

此刻,我拥着我的父母,完全成了一个泪人儿。我多想对我的父母说,我我永远是你们长不大的儿子!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的身影永远走不出你们饱蘸风霜的眸子。你们永远是我心中的最爱和牵挂!

让我爱恨交加、让我哭、让我痛、让我魂牵梦绕的乡村啊!我永远是你梦中的孩子!你永远是我灵魂憩息的温馨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