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年少时期，父亲为我买了带塑料封皮的《中国地图册》和《世界地图册》，还订了《地理知识》杂志，每次念诵诗词时，就在地图上寻找“天姥”“庐山”“东吴”“巫峡”等等，寻来找去，才知道诗人们原来不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四处游历。中学阶段，我成了班上的地理课代表。有一个阶段，特别希望生活在徐霞客时代，最好成为他的书童，甚至幻想成为他的女朋友，一起走遍万水千山。

长大以后，由于长期生活工作在大山深处，几乎没有能够直接请教的老师，走出大山见识外面世界，成为我的奋斗目标。

我是一个晚熟的人，当然，现在依然半生不熟，认真规划和自觉写作，也只是近10年的事。在阅读中逐渐认识到地理地域是文学作品的骨架，题材是作品的核心，便琢磨得有自己的创作富矿，忽然有一天，我把目光投向了一般人需要仰望和敬畏的地方——西藏。

2003年第一次前往西藏，是为了看风景，就像我的长篇小说《红雪莲》中的南宫羽一样，立即被一张张笑脸吸引。西藏属于高海拔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宗教氛围，使得生活在这片雪域高原上的人幸福指数比较高。在西藏，我感觉，只要生命不出现危机，似乎就没有不快乐的时候，这一点内地人无法想象。清楚地记得，2010年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前往堆龙德庆县定点深入生活，县上可以派车接送，但我经常乘坐公交车往返于县城和拉萨城之间，公交车是203路和204路。每次上车，所有人都冲着我笑，其实也不是冲我一个人笑，而是大家相互微笑致意。无论男女老少，都会欠着身子让一让，我也乐此不疲，挤到他们中间，咧着大嘴打着手势，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颠簸中不乏有热心的翻译，如果哪一句翻译得不恰当，就会引起哄堂大笑。有一次从拉萨乘飞机回内地，在重庆停机40分钟，上来一位内地女性邻座，满脸冷漠、焦虑、傲慢，迅速把我从童话世界拉拽到浮躁的人世间，几分钟以后，我才确定自己身处何方，姓甚名谁。我敢说，没有一张纯粹西藏人的脸，能演绎出如此复杂的表情和世态炎凉。

这种反差使我深深地喜欢上了西藏，把自己融进去，跟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因为我相信真诚和真实的力量。

西藏的日子并非风花月雪，触动最深的是雪域高原上的万物生灵，特别是土生土长的农牧民、在藏干部、援藏干部、边防战士，生存非常艰难。同样，我也遭遇了各种风险。

在藏北无人区，因为汽车陷进冰雪融化的河水里，两辆汽车互相牵引拖拽，好不容易上了岸，钢板又断了。凌晨1点，冰雹雨雪突降，雷鸣闪电，荒原辽阔得毫无道理，鬼魅得无处躲藏。同伴屏气敛息，我则无忧无虑，看着狼的绿眼睛由近及远。漫漫长夜以后，我被告知，如果雷电击中汽车，引爆燃烧，归宿就是火葬。从此以后，每遇雷鸣闪电，双肩就条件反射般抽搐。

在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的横断山区，凌晨2点，我在网吧写稿，拳头、藏刀、香烟、吐沫星子在我头顶飞来飞去，叫骂声声，寒光闪闪。

神山冈仁波齐脚下，凌晨3点，雪粒打得手、脸、屁股生痛。冷风利剑一般，把四肢穿越成透明体。为了不被冻坏，快速方便完毕，跟人争抢避风的座位。一路上，紧紧抱住用哈达包裹住的笔记本电脑，防止再次颠坏。

凌晨4点，堆龙德庆县医院院长带着一位医生，进到我的房门，给我吸氧服药，将我从死亡线上拽到鲜亮的人世间。

有一天晚上，我住在离印度仅有5公里处的科迦村村委会，头顶吊着一只节能灯，却亮不起来。打电话给翻译欧珠，他替我买来两支尼泊尔白蜡烛，并告诉我半夜如果起来，就到煤气炉上点蜡烛。可能是大脑缺氧的原因，我寻思了好一阵，才觉得这句话有问题，就请他帮我找打火机。

过一会儿他高兴地回来，拿着香皂盒大小的一个黄色纸盒，抽出一根火柴，划拉一下，火星四射。接过这个奇怪的东西，才知道是印度火柴。

还没有睡到半夜就醒了，是被饿醒的。

摸黑穿好衣服，用印度火柴点燃尼泊尔蜡烛，寻找可以充饥的食物。在一张藏式条桌上，堆放着汉藏两种文字的宣传资料，两面交叉立着的党旗。举着蜡烛到了厨房，灶台上有一个西红柿，抓起来就往嘴里喂，浓郁的霉味扑面而来，呸的一声吐出去。什么东西绊了我一下，低头去看，一只饱满挺拔的麻袋挡在脚边，一阵惊喜，心想大概是风干羊肉或牦牛肉，要么是土豆或萝卜，伸手就抓，抓起了一把干牛粪。

在路途遥远的青藏高原，我学会了要饭，学会了与所有人和平共处，在寒冷的日月里，总是形单影只。刚刚洗过的头发，3分钟就冻成一条条细冰棍，叮当作响地敲打着肩膀和后背。耳环在晨风的摇摆中，滴着鲜血。接打一会电话，手就冻得麻木僵硬。尽管如此，也接触到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

喜马拉雅山脉腹地有一所小学，全校师生不到20人，所有师生住校，一年购买一次粮食，每个月从县城购买一次蔬菜，一学期见不到一个外乡人。整个冬天洗不了一次澡，夏天老师领学生到河沟洗澡，有时候到边防连和边防派出所洗几次热水澡。有人对我说，现在一年还能洗几次澡，老辈人没有洗澡的条件和习惯，为了减少虱子叮咬，在腋窝和裆部各放一团羊毛，吸引虱子，再多的虱子都不会太难受。

校长对我说，校园里哪怕有一棵树，一小片绿草，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会提高。

我问陪同的教育局同志，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到条件好一些的乡镇县城或者拉萨读书。

他指着不远处的雪山对我说，那边就是邻国了，有一些地方还属于争议区，如果把子女送到更远的乡镇或县城读书，家长就会跟着一起住到乡镇或县城，边境上不能没有边民吧。

望着苍茫的雪山，我则想，这些孩子是否和他们的祖辈一样，一匹马，一杆枪，一个老婆，一群羊，在边境上放牧一生，孤寂一生。正因为他们同边防战士一样，无论大雪纷飞还是赤日炎炎，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一生一世驻守边疆，才换来了内地的繁荣富庶，和平与安宁。

那一瞬间，我茅塞顿开，边疆不仅是名词，更是动词。

一次，我随南疆军区一支演出小分队到某边防哨所慰问演出，当时是8月底，冷风夹杂着冰雹，大家都在看演出，回头间，看见一位哨兵正在执勤，便走过去向他问好。离开哨所的时候，我与这位战士告别，他向我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对我说，阿姨，非常感谢你。

我吃了一惊，睁大眼睛望着他。

他说阿姨，你是我半年来见到的第二个陌生人，是我当兵两年见到的第一个女人。半年前一位首长来这里视察，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跟我说了这么多话，所以，我要感谢你。

他说自己快19岁了，来这里当兵两年，没有见过城镇，没有逛过商店，没有见过树木。寂寞压抑的时候，跑到蔬菜温棚，看看绿色的黄瓜叶子，红色的西红柿，大哭一场，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下次难受的时候，再去温棚。

2009年7月29日下午，在中国武警交通部队第八支队一间朝南的办公室里，我和副政委张毓育交谈。正说到高兴处，一位军官敲门进来，拿着一张纸，请张毓育签字。

我和张毓育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两张办公桌。从纸的背面隐隐约约看见了两个字，挽联。

但是我不确定，待她签完字，我说，张副政委，我能看看这张纸吗？

她把纸递给我，确实是一副草拟的挽联。

英勇牺牲昆仑静穆痛英魂

为国捐躯千秋英名传万代

张毓育说，这位战士上山刚半年，是一位新兵，19岁，老家在内地农村。5天前，一辆地方上的长途货车在219国道上翻车，司机卡在驾驶室出不来，希望部队援救。我们就派了几名战士执行任务。这位战士爬到驾驶室，用电锯切割车体，车厢的货物掉下来砸伤了战士的头部。当时战士只是头痛，没有特别反应，过了几个小时，就死了。这种事故几乎每年都会发生，阿里高原再苦再累，我都能承受，最忍受不住的是处理战友的后事。这位战士的父母接到电话，就从老家省会城市转乘飞机到拉萨，昨天已经从拉萨乘汽车往阿里这边赶。再过两天，他们就该到了，战士的遗体还在太平间躺着，唉……

张毓育沉默下来，我也沉默下来。很长时间，我们面对面，默然无语。

军医张科对我说，也是一位年轻战士，非正常死亡，躺在太平间等父母来看最后一眼，战士的父母从四川老家千里迢迢赶到阿里，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战友们都去搀扶母亲。而那位父亲，自从见到儿子的遗体，就没有见他流一滴眼泪。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走到儿子的遗体前，揭开洁白的布单，仔细地看着儿子，然后举起右手，向儿子的脸上打去。

一边打，一边狼一般地吼道——你有啥资格死在娘老子前头。

父亲踉踉跄跄向太平间门外走去，刚走到门口，就顺着门框滑下去，两只眼角同时挂着两滴黏稠的血珠。

刚40多岁的父母，一夜之间，仅仅是一夜之间，黑头发全部变成了白头发。

2011年6月7日，我随阿里地区医院120救护车，前往80公里以外的那木村大阪，抢救一位货车司机。司机是一位24岁的日喀则藏族民工，从地区拉水泥到普兰，在下大阪的一个拐弯处翻车。11点40分，我们赶到事发现场，天上飘着雪花。

驾驶室坐着3个人，只有司机伤得严重。其余两人把他平放在卡垫上，头部有伤痕，但没有流血，腹部有血迹。眼睛很有神，一脸平静的样子，左手腕上有一串菩提佛珠。他被立即抬上救护车，两位女医师为他输氧输液。车过沙子大阪的时候，伤者哭泣，医生安慰他，快到医院了，马上就好了。

12点45分，赶到地区医院大门口，伤者被抬上二楼B超室，10多分钟以后出来，下楼拐弯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睛微闭，只看见白眼仁，不见黑色，我意识到了危险。抬出100多米后，才进到急救室。依然输氧输液，却不见输血。我觉得奇怪，站在门外，想拍一张照片。刚举起相机，一位年轻的藏族小伙子飞奔到我身边，举起拳头向我脸上砸来，我快速闪开，拳头最终没有打到脸上，却引来一片哗然。人们纷纷向我投来厌恶、仇恨的目光，我知趣地跑出医院。

3天以后，忍不住给一位医生打去电话，询问司机情况，我被告知，小伙子当天下午4点钟去世了。

医生说，没有输血的原因，是阿里至今没有血库，也没有条件做开颅手术，如果这两样条件都具备，司机应该不会死亡。

5年后的2016年，陕西援藏干部告诉我说，已经利用援藏资金建起了阿里地区血库。

缺氧是高海拔地区人的最大敌人，所有生命都非常脆弱，成人如此，母腹中的胎儿也深受其害。走访孔繁森小学的时候，到春晓老师家做客，春晓的丈夫叫格列，是一位边防武警。格列用伤感的语调对我说，结婚8年来，妻子先后怀孕6次，5次流产，好不容易产下一个男孩，3天后，因为缺氧，在他的怀抱中死去。

当我翻过一座又一座雪山，爬过一条又一条沟壑，终于俯瞰到喜马拉雅山脉褶皱深处的一个县城时，有人指着荒芜中的小城对我说，这个地方原本没有树木，有位县长从新疆带回了白杨树苗子，几十年过去了，县城终于有了几十棵白杨，风过时哗啦啦响，那声音真醉人哦，这是方圆几百公里内惟一的树木，许多人骑马步行几天，专为看一眼树木风采。

我问县长在哪里。对方说，退休后回上海了，听说回去以后也不适应上海生活，年轻时来到西藏，为了修通从县城到阿里地区狮泉河镇的公路，带上锅碗一走数天，翻山越岭勘察路基。一个春节，发现他不见了，四处寻找，原来他在丈量一个沟坎。老县长也不容易，从参加工作到退休都在西藏，同事朋友全在西藏，夫妻长期分居，得不到家庭温暖，也照顾不了妻儿老小，回到上海多孤单呀。

诸如此类的故事如同高原的星辰，璀璨繁密，雪莲花一般鲜活坚强，牧草一般普通坚韧，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英雄，民族的脊梁，高原的精灵，老西藏精神的缔造者和传承者。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这些平凡又不平凡的人，回望半个多世纪，即西藏和平解放60多年以来，内地人在青藏高原的生活情感，以及与藏文化藏民族的交融与碰撞，一直是我思量和叩问的主题。

回到内地，我常常反思，作家在呈现和创造文学作品之外，责任与担当如影相随，应该成为自觉的文化传播者和慈善者，我便利用到机关、学校、书城公益讲座的机会，极力宣传边疆。一次，我到西安一所学校讲课，讲完课以后，校长当着800名师生宣布，从今年开始，每年教师节前后组织全校师生为西藏募捐一次。也有读者和听众主动联系到我，为西藏的孩子送去温暖。有的读者和听众因此成为援藏干部和支教工作者。我受此启发，与西藏地区札达县和改则县民政局取得联系，接收来自内地的爱心传递。

这些善举只是表象的，微弱的。怎么样更有力度、更长久地召唤更多的力量，使更多的人了解西藏，理解边疆人民，投身边疆建设，大概得有更广博的人文关怀和关照。

某一天，我去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做节目，不停地催促司机开快点，司机问我这么急干嘛，我说做援藏干部的节目。他立即转过脸，提高嗓门问我，什么是援藏干部，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我问他是哪里人，开了多少年出租车。他说是长安县人，现在叫长安区，在西安城里开了20年出租车，第一次听到这么奇怪的名字，援藏干部。

说话的当儿车身一抖，差点撞到路边护栏上。我惊得半张着嘴，望着两只麻雀从石榴树飞向雪松，浓密的松针间并没有鸟巢，但依然煽动翅膀，悠然轻盈。

一个冷风飒飒的清晨，我到一个区为文学爱好者讲课，互动提问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双手撑着桌沿站起来说，40多年前听茹志鹃讲她走村串乡动员老百姓抗日的经历，今天听小杜老师讲西藏故事，那你说说孔繁森为什么二次援藏。我立即起身双手合十，向他表示敬意。还没等我开口，有人就大声说，是呀，山东的男干部难道全死光了，明知道西藏艰苦，还派他再到西藏。

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我望向窗外，梧桐高过窗棂，枯叶飘落一片，又飘落一片，风过时，发出哗啦啦脆响。睫毛闪烁间，想起广袤的藏西和藏北大地，无论是农牧民还是机关干部，只要不走出当地，从睁开眼睛看世界到耄耋老去，没有谁亲眼见过如此高拔的树木，这般繁盛的萧萧落叶，因为他们一生一世不知道树长什么样子花开什么颜色，甚至连一株高过脚踝的植物都不曾见过。

西藏就这样忽近忽远，似风似雨又似霞，与我同呼吸共命运，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无力逐一向所有人解释，讲述我眼中的西藏不是那么简单，我经见的藏族同胞和外来者深广如海，缤纷盎然。

的确，我不应该一直沉默，要以自己的方式和情感向更多人诠释雪域边疆。我不是藏族人，一生一世也融入不了藏文化，但我有一双普世者的眼晴，发出自己的声音，记录这段历史，是我的责任与担当。

坦率地说，十余年间八次进藏，苍穹之上的西藏，不但开阔了我的视野，也提高了我的认知度，锤炼了我的性格。我为有西藏经历心存感激，更要向那片高寒之地上的芸芸众生致敬。长篇纪实文学《阿里 阿里》《苹果 苹果》，长篇小说《红雪莲》就是献给雪域边疆的圣洁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