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后记

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设，是近两年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有了相当丰厚的积累，再没有体系方面的建树就是有辱使命了。体系建设不是简单的整合，深化才是要务。这一期我们把当代文学的几项研究放在前面，是想以此为例，分享我们对如何深化文学研究以及如何进行体系建设的思考。陈培浩以洪子诚的文学史写作切入，讨论社会转型导致的知识转型，促使我们思考：当代文学史叙事是越发多元还是渐趋稳定？文末提出：一个完全超越性的知识主体是否可能？是否更好？这两个问题，在程光炜关于柳青及其《创业史》的重新审视中可以说得到了充分的诠释。还原历史的真实，还原作者的内心真实，是文学史叙事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应该是学术体系建设的要义。当代文学已经有近七十年的历史，其间社会形态之多样，认识观念之多变，尤其是昭示走向的重要性，其敏感和复杂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年代的特殊之处，当代文学的学术体系建设任务也格外繁重。在这个意义上，柳青与《创业史》这样的个案沉思是具有典型色彩的。孙先科从王蒙作品人物与作者对位这个视角，去观察一个历史主体的历史行状，引发人们从思想史层面去认识当代文学的价值。

学科体系在西方学界有成熟的发展，如何合理借鉴的话题不自今日始，在西学东渐的初期，就有过颇具深度的探索与实践。黄键的《还原“间距”》悉心梳理了王国维“境界说”与叔本华和席勒美学思想的关系，得出“真景物”与“真感情”二者在西方视野相冲突而在中国哲学背景下并不矛盾的洞见，这与学界最近提出的中国哲学关于天人关系和主客观关系的新认识是高度吻合的。中国哲学传统与西方传统之间的差异，不是有没有哪个范畴存在的问题，而是范畴之间关系的不同：西方以范畴间的对立为常，中国以范畴间的包含为常。所以在王国维的体系里，主观与客观不是对立的，认识论与表现论也不是对立的。文章的点睛之笔就在指出了这些年来习惯于以西方理论对中国传统进行“抵近阐释”而看不清王国维在西方话语面前表现出的中国式自信，而这种自信正是当前我们最为需要的。

自由体诗的韵律问题可以说从新诗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困扰学界，本刊早年间也曾专题讨论过诗歌形式问题。半个多世纪过去，文学界和语言学界对现代汉语的韵律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创作者对语言韵致的感悟和研究者对自然语言的体察都有了不少的深化，二者却没有“会师”，这不能不说是个憾事。李章斌的论文借着讨论美国学者哈特曼关于自由诗韵律的话题，探讨中国自由诗能否建立韵律规则的问题，无疑是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由西方学者对韵律的新定义来打开我们的思路是必要的，而作者在结语中过于强调节奏问题的复杂性，把理论体系的构建视为畏途也未免过于悲观，如果把语言学者韵律研究的新成果吸纳进来，还是有望建立起基于汉语实际的科学体系来的。

开拓需要勇气，更需要静气。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是一项宏大的工程，越是这样的新任务越应该力避简单堆砌，左东岭《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文体意识》针对文献使用简单化的时弊，从文体角度论述使用话体文献和序跋体文献时如何挖掘和还原隐藏在书面文字背后的真实信息，从而全面地把握其文学思想。这不仅是个有益的提示，更引发我们重新思考各类文体的功能和价值，思考文体的研究是不是面临体系建设的需求了。正如作者所说：精细化研究不仅仅是中国文学思想研究的需要，也是提升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水平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