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如何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似乎一直以来，就是安敏先生的文学主张和创作追求。的确，文学，只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去影响、去感染直至去感化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可能实现文学的最大价值。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现实意义所在。不管当前文学界是怎样的流派纷立，安敏先生始终将人民大众的阅读需求和表达欲望作为他文学创作的立足点，倾心作人民大众的代言人，让能识字者就能读懂，却又使能为文者感叹弗如，他以平易的文字，发人所想发而未能发，言人所想言而未能言，谢璞先生在《安敏之性情文字》中就说：“仿佛他写的字就是你要讲的话，他作的诗就是你要唱的歌！”这让我们想到上世纪中叶以前文学艺术最为深入人心的时候，所产生的一大批影响广泛的人民作家和人民艺术家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是由文学（艺术）作品的人民性决定了作家（艺术家）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安敏先生文学作品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他的人民性。

文学作品的人民性，并不等同于文学作品的通俗化，人民性的文学作品是属于阳春白雪的高雅创作。人民性是文学作品对于阳春白雪的最朴实表达，以其深刻、细腻见长；而通俗化则更多地趋向于下里巴人的低俗表现，常与简陋、粗俗为伍。安敏在工会系统长期从事领导工作的经历，他的工作性质本身就是直接与广大人民群众发生联系的，再加上他是一名富有良知的作家，他的创作也一直惦记着最广大的基层读者。他在创办《脊梁》这份工会综合性刊物时，就在发刊词《与脊梁同行》中开宗明义地说：“工会组织为职工群众创办一份杂志，很自然就要想到他们的阅读”。同时指出“文学（始作蛹者是诗歌）以‘自我清醒’的姿态开始‘为艺术而艺术’奋斗时，社会与大众也就慢慢与‘阳春白雪’拜拜了。”社会与大众需要阳春白雪，也曾经很“阳春白雪”的，而时代的“阳春白雪”却遗弃了他们，他们也同样地、以牙还牙地疏远了“阳春白雪”。而把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阳春白雪归还给人民大众，是对人民这一群体的整体素质的充分认可，是人民大众在思想文化意识领域里实现灵魂升华的重要保障。

人性良知是人民大众共同的审美情结，是文学与人民的重要切合点，安敏先生以此切入他的文学创作，他的作品不仅仅以平易朴实的语言贴近人民大众，更是以体现人性良知的思想感情深入人民大众，散文集《为谁美丽》以一曲人性良知的美丽颂歌，承载着沉重而厚实的思想，深刻而细腻的感情，语言通俗，而境界高雅，说理质朴，而寄慨遥深，体现了文学的人民性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并必然地以此赢得最广大的读者。

人性良知，唯善至上。所谓善，包含着善意、善言、善举。心存善意，则发善言，善意善言，集于善举。安敏先生作人如此，作文亦然。

百善孝为先。安敏的散文集也“巧合”地把对于父母的亲情放在了卷首，面对母亲在遭遇突如其来的意外伤害后而溘然长逝的眼前现实，他这样写道：

我不信，我没有说话，没有叫喊，也没有眼泪。

我不信！妈妈怎么会这么匆忙地走呢，我回到你身边还不到半小时啊。

我跪在妈妈的床前，我用心和妈妈说着话，如果赶快求医生来会诊？如果我能早一点回来当机立断送妈妈去长沙？单位里有一辆小吉普，生死关头我怎么不跟领导说呢。我就这么跪着，跪着和妈妈说话。——《想念妈妈》

在真切的现实面前而言“我不信！”，在逝去的母亲面前“跪着和妈妈说话”，以对眼前现实的质疑和违背常理的举动，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作者当时那种非同寻常的心灵悲憾，接着以一连串对于逝去的母亲刻骨铭心的想念，到文章末尾自然而然地迸发出一句令天下儿女都警醒的结语：

对父母没有尽孝心的后悔，是一辈子都滴血的后悔啊……

对于母亲的深情怀念和真情愧悔，读来让人锥心泣血，情动于衷。

再看《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有时父亲在家时板着个脸什么气也不哼，也不搭理一家几口嗑着瓜子啃着干薯片说的闲话，母亲就戏他，说你老横秋干吗呀！逗不笑她就笑我们兄弟俩，问我们是从哪里生出来的？要我们回答，是不是从她腋下钻出来的。

我们一脸茫然，这时父亲就嘿嘿地笑了。

你知道笑啊，我还以为你痴呆了呢！母亲说。

母亲由于对父亲的真爱、挚爱，是这样地关注父亲的情绪，在乎父亲的一颦一蹙，想方设法逗父亲笑，这样一片苦心，通过简短的文字铺垫、渲染之后，母亲冒出的一句“你知道笑啊，我还以为你痴呆了呢！”母亲对于父亲的真情挚爱在这一句话中得以全面爆发。

对于父母，对于家，作家在《幸福时幸福着》一文里是这样表述的：“父母在，家才在！这是家里的一面旗帜啊，不管年事多高，哪怕白发苍苍，只要老家的屋檐下还有他们，我们阵地上的旗帜就在飘扬”，把父母视为自己的家，视为家里的一面旗帜，这应该是普天下所有孝心儿女共同的心声吧？许多人想说而说不出，而没有说出来，安敏先生说出来了，而且说得是那样精致，那样准确！正如谢璞在《安敏之性情文字》中所评说的：“仿佛他写的字就是你要讲的话，他作的诗就是你要唱的歌！”

其他的亲情、爱情、友情、同志情、阶级情等等，无不善意流淌。

安敏先生是领导干部，属于社会上层，按狭义的阶层分析，他与最底层的劳动者相距甚远，而安敏先生却始终保持着共产党的最初的那种最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他对最底层的劳动者充满了关注，充满了同情，也充满了敬意！在他的笔下，有擦皮鞋的女人，有送花的小伙，有用板车拉从“花天酒地间溢出的油泔水”的老头，有打扫卫生的“外地口音的女人”……等等等等，无不是用一种浓浓的同情心去歌赞他们，颂扬他们，让人感受劳动的崇高，劳动者的伟大！这是文学创作对于人民大众感情的真正的贴近，是文学作品内容的人民性所必备的最基本条件。

作家还极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表达这种朴素的感情，使其感情更加强烈，观点更加鲜明，思想更加尖锐。《为谁美丽》写了一个“袜子上沾着泥土”的小伙子给一个美丽的贵妇人送花的经过，送花的人掉下的是土冒的“泥巴子”，而美丽的贵妇人掉下的是难听的“话渣子”，然后又写了小伙子为了擦干净不小心掉到贵妇人地板上的泥巴子的场景：

于是，他不动声色地把上身的衬衣脱了下来，面对着摆好的花，背对着门，双膝跪在地板上，一边用衬衣擦着地板上他留下的痕迹，一边跪着往门边退。

在这个平等、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度里，看到这样的情景，就已经令人心寒，小伙子做好这些事后，还要“尴尬地”对美丽的女主人说：“对不起啊，谢谢了！”这平常的一句话，像是在给人伤口上撒盐，疼痛直刺心灵。这很容易就让人想起艾青的诗句：一个多么舒服，∕却在不住地哭；∕一个多么可怜∕却要唱欢乐的歌（《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在这里，也是这样，一个享受着别人服务的人，心情是那么糟，糟到嘴里掉“话渣子”；一个为别人服务、劳累的人，却要感恩戴德地“谢谢”别人！

而《一个擦皮鞋的女人》更是用诗一样简洁精炼的语言，在反差强烈的对比中实现作家的灵魂自省：

早晨，我在一家小店吃早点。一位擦皮鞋的女人立即盯了上来，我看看鞋子，把脚伸了过去。

这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乡下女人，我一边喝着牛奶咬着镘头，一边唬着脸看着她蹲在地上来回抽动那双粗糙多皱的手。

这时，一个令人作呕的半老头走了过来，我的目光一接触，立即往回缩，那是一个脚上手上脸上都长了癞疮还跛了一只脚的叫花子。

这三个小段，推出了三个阶层的三个人物：享受层的“我”、劳动层的擦皮鞋的女人、乞讨层的叫花子，三个人物，三种形态，形成鲜明对照。接着，围绕对待乞丐的态度以及乞丐要水的经过，揭示出不同的思想境界：

“我脸都不敢抬，甚至止住了呼吸。”“感到眼前的镘头和牛奶都变了色变了味”。

而擦皮鞋的女人，却在给“我”擦亮皮鞋后，“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没有等我的钱，而是转身走向那老头，手伸向他手中的瓶子，‘来吧，我给你打水。’”

在这样的情景下，作家有了强烈的灵魂震撼：

我的心强烈地动了一下，停住了掏钱的手，看着她。

“她”为乞丐打好了水，“还用手把瓶子上的污垢仔细擦了擦，把瓶子递给那脏兮兮的一身癞疮的老头时，又叮嘱一句：‘走好啊！’”

作家那颗因为身份隔阂而麻木的心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下觉醒起来，心灵获得了一场圣洁的洗礼，于是，“我”原来“唬着脸”的心情也得到彻底改变：

我走出小店，早晨的阳光真好，低头看看鞋子，很亮。真的很亮，像是眼前这阳光擦亮的。我仿佛感到，这个女人，像这阳光，把我心的某一个角落，也擦亮了。

其实，这何止是作家个人的“心的某一角落”呢？这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某一角落”啊！至今仍蜷曲在这一“角落”里的人们，难道不需要沐浴一下安敏先生笔下的由于“这个女人”而显得格外明亮的这种“早晨的阳光”吗？“这个女人”，也正如茅盾对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中所描写的人力车夫的评价所说的：“……我们却看见鸠首囚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却有一颗质朴的心，热而且跳的心。”（茅盾《鲁迅论》），本篇与半个多世纪前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有异曲同工之妙，除各自的语言风格不同外，其精辟简洁的艺术手法及思想取向是殊途同归的。

谈及文学作品的人民性，政治，是一个不允许忽视的因素，而且，政治也是文学创作的应有内容。从文学创作的过往看，政治，曾经被文学创作领域避之唯恐不及，以为只有远离了政治，才有纯粹的文学，这种观念，至今仍然很有市场。事实上，文学创作应当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政治。但由于政治在整个社会中的强势地位，文学很容易成为它的附庸，使文学丧失自我。而作为文学本身，却不能因噎废食，那种刻意回避政治的文学创作，与那种扈从于政治的所谓文学创作一样，都是蹩脚的文学创作。现实、时事就是政治的最直接反映，是“人民”这个最庞大群体的最大关切。敢于而且善于涉足政治，既能体现文学的大气，也是文学应有的一种睿智。

作家的几篇旅游作品，就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讴歌时代的进步，展示社会的发展变化的。作家举着一面“绿色的导游旗”，“却让我们读着‘红色之旅’”（《洛阳牡丹》），《仰望西柏坡》时，是对于人民领袖的无限景仰，作家去看《眼前大寨》，想着的是要“去看它艰苦的自然状态，去看它改天换地的奋斗精神，去看一代共产党人领导农业革命的创业史，去看中国农村大地的一块丰碑”；《走过太行》所看到的却一路都是时代的亮丽风景。这些作品，让人既能感受到历史隧道的幽深绵远，又能看到当今时代的绚丽多彩。

作为单个的文学作品，或褒扬，或批评，或歌赞，或抨击，具一即可。而作为一部文集，展示的是一个作家的阶段性文学创作成果，则应当既有对于光明面的颂扬，也还应当有对于阴暗面的揭露，唯其如此才能彰显一个作家应有的丰富的思想内涵。安敏先生的文学创作既有对美的歌颂，也有对丑的揭露，既有象这种“红色之旅”的热情讴歌，也有象《为谁美丽》在歌赞劳动的同时，所揭示的新的阶层差别，还有《夜记窗口》对于牌赌成风的时弊引发的忧思等等，而所有这些对于丑的揭露，都是在对于美的歌赞和期待中进行的，因而传达给读者的常常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样既给读者以激励，又能给时代以警醒。

安敏先生的文学创作之所以能够合辙于人民性的要求，是由其鲜明的文学主张决定的。安敏先生不是那种跟风赶潮、人云亦云的作家，他总是站在精神的高地，对文学作着冷静的思考，面对近年来文学的失落，先生对于文学作品的人民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更加清醒，信念更加坚定，他以重振工人文学为契机，把广大的职工群众作为创作的对象和服务的目标，并且毫不含糊地亮出自己的旗帜，以《脊梁》杂志为阵地，集合了为数可观的作家群，为文学回归到人民大众之中呼啸呐喊，慷慨陈词，收入该散文集的《与脊染同行——〈脊梁〉杂志“主编悟语”选六》就是这样的作品，其他如《诗歌在惊涛中登陆》、《关于诗报告》、《人类，别轻贱了艺术》等等都生动地阐述了作家的文学主张，透过作家的文学观，我们可以看出，作家既反对那种远离人民大众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的“阳春白雪”，也反对那种背离文学、迎合世俗的“俗文化”，事实上，这二种貌似截然相反的文学行为，都不约而同地从两个不同的极端低估和轻贱了人民这一广大群体的整体素质。

安敏先生一直站在精神的高地，致力于全面提升全社会的整体素质，在文学艺术领域，他也是尽其所能地提携后进，扶植新人，他每发现一棵文艺新苗，都是激情满怀，倾情浇灌，不管是素有交往的文朋艺友，还是素未谋面的普通工人，甚至是还在地层深处劳作的粗粝矿工，也会因为一篇文章、一本书稿而深深感动，不遗余力地予以引导和举荐，他为文艺新人的书稿所写的序言和荐语，都是真情流淌，“细心探触每个人的性格世界，精心透视每个人的艺术灵光，并且以各种风格落笔，不去重复表现手法。”（谢璞语），使一些作家、诗人、艺术家，因之脱颖而出。这体现的不只是安敏先生的人性良知，同时还是一个作家的艺术良知。

“人啊，都想美丽，可为谁美丽呢？为自己？为他人？为每一个自由的生命？”（《为谁美丽》），安敏先生的这本文集以其丰厚的内容对“为谁美丽”作出了最确切的解答，并由此唱响了一曲人性良知的美丽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