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名家讲经典”系列文学讲座，是由十月文学院联合各方策划主办的大型系列文学讲座活动。每期活动邀请一位名家主讲，与青年大学生、文学爱好者等社会公众一起，在对古今中外经典作家作品深入浅出的解读中，体味文学艺术的魅力与奥妙。

“名家讲经典”系列文学讲座于去年4月份启动，当此一周年之际，做客本期“名家讲经典”第九场、俄罗斯文学单元第三讲的嘉宾，是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老师。他将于4月21日14:30，在十月文学院（佑圣寺）与各位文学爱好者畅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盖棺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

心灵的战场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拉马佐夫兄弟

主讲人：张柠

主讲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

时间：2018年4月21日 14:30

地点：十月文学院（佑圣寺）

主讲人简介

张柠，学者，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学创作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小说专门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鲁迅文学奖评委，茅盾文学奖评委，中国好书奖评委。学术论文发表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研究》《读书》World Literature Today（USA）《当代》（中国台北）等杂志。出版学术著作《土地的黄昏》《文学与快乐》《民国作家的观念与艺术》《感伤时代的文学》《白垩纪文学备忘录》《诗比历史更永久》《叙事的智慧》等。曾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北师大本科生优秀教师奖，第六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第九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媒介批评》主编，Chinese Literature Today编委。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文学羊癫风

张柠

1881年1月3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死于肺部动脉爆裂。第二天中午，他的遗体被送往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数万人跟在他的灵柩后面，花圈铺天盖地，送葬的队伍3个小时才走完。这种场面，大概只有在莫斯科著名的圣愚（癫僧）科列沙的葬礼上才出现过。对文学和宗教的悼亡方式，只有在俄罗斯才会惊人地相似。

19世纪，文学与政治和宗教依然纠缠不休的情形，只是资产阶级革命滞后的国家的残余现象。也就是说，西欧国家的贵族文学公共领域被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所取代的时候，叶卡捷琳娜女皇才刚刚开始对俄罗斯贵族子弟进行文学启蒙。文学的狂热像一阵狂风，在斯莫尔尼宫的贵族沙龙、平民知识分子的内心、圣彼得堡的大街上来回穿梭。女皇的本意并不是让他们用诗歌谋反，而是希望他们用诗歌颂扬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和皇宫四周的风景，就像罗蒙诺索夫和查尔杰文所作的那样。

但普希金宁愿不要宫廷津贴，也要写出“俄罗斯的悲伤形象”。这就是俄罗斯现代文学的开端，别林斯基因此激动得呕血。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及时疏离资产阶级理性，贴近俄罗斯本土精神，使它打上了宗教和革命的狂热烙印。俄罗斯的宗教不是新教和天主教，而是掺杂着亚洲萨满教癫狂成分的东正教，这是金帐汗国200年统治留下的遗迹，当然也有血缘混杂的原因。

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家和革命家几乎是同义词（像赫尔岑、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索尔仁尼琴等）。革命变成了抒情诗，抒情诗变成了燃烧弹，整个民族都像“羊癫风”一样，在创造（文学）和毁灭（革命）的交替之中，时而昏厥，时而抽搐，时而异常清醒。近200年来，这种抽搐就像一股暗流，在社会的最深层涌动不已，并波及到政治、宗教、文学、艺术和个人存在方式各个领域。

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比那些革命文学家更复杂，但也依然带有那种狂热的特征。社会的抽搐、精神的抽搐、个人肉体的抽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结构和小说形式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天才的文学家、虔诚的信徒，还是一个温柔而心细的恋人，但他更是理性社会的“异数”——病人（羊癫风患者），疯子（狂躁症患者），赌徒（一生嗜赌），罪犯（流放西伯利亚的政治犯）。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资产阶级市民，银行家。正因为如此，他一直是20世纪资产阶级理性笼罩的世界中的一丝文学光亮。他和尼采一起，成为19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病人。他们都试图用自己的疯癫和病态，救赎那些貌似健康的人。

“从他最初的《穷人》起，最后的《卡拉玛卓夫兄弟》止，所说的都是同一的事，即所谓“捉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使读者追求着自己思想的径路，从这心的法则中，自然显示出伦理的观念来。”这也可以说：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

——《<穷人>小引》

还有一个，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读他二十四岁时所作的《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而这陀思妥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决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因为伟大的缘故。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肉体羊癫风究竟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作家的女儿和弗洛伊德都认为是受到父亲之死（他父亲被农庄的农奴打死）的刺激而引起的，有人认为是在绞刑架前吓出来的（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执行死刑时，有一位当场疯癫，还有一位满头白发突然变黑，但没有关于陀氏昏厥的记载），还有人说是在西伯利亚服苦役时引发的。

史料记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羊癫风第一次发作，是在工程兵学校读书的时候。当时，他出席一个圣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家庭舞会，有人将他引见给一位贵族少妇，彼得堡著名的大美人谢尼亚维娜，他被她的美貌所震惊，当场昏厥。（见马·斯洛宁《癫狂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5页，格罗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中说是《穷人》发表之后的事情，存疑）。当时他才19岁。

这样的年龄，在异性面前羞涩、紧张、脸红、不知所措，都是常见的。但用昏厥的形式来表达他对美丽的异性的反映，是很罕见的。“爱”，以这样一种荒唐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不懂羊癫风的病理学机制。但我们可以猜测，一方面是对美的形式极其敏感而强烈的感受力，另一方面是社会机制的压抑。这造成了他神经中枢的紊乱，并出现了高度“意念障碍”。

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开始了文学创作（写作历史题材的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等）。他能够从容地面对莎士比亚、普希金的诗行，却无力面对一位活生生的人。也就是说，除非出现羊癫风、狂躁症、受虐和施虐狂，否则，他只能用单相思的形式表现爱。这种“单相思”及其“潜意识”结构，后来出现在他的成名作《穷人》和《白夜》之中。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一无所有、地位低下的青年女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的小说以书信和独白的形式，表达了一种没有实质性接触的爱情。在生活中也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爱的女人也都是一些聪慧、敏感的底层女子（女权主义者苏斯洛娃除外，他们的爱情简直是悲剧）。这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能量状况。的确，真正的爱，只有在远离物质利益、社会身份等级，甚至肉体欲望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涅克拉索夫读到《穷人》之后欣喜若狂，凌晨迫不及待地敲开了作家出租屋的门，热情地拥他，还到处叫嚷：“新的果戈里出现了！”别林斯基也从一种急功近利的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给予《穷人》高度的评价，认为作者将爱心给了底层受苦的人。彼得堡文学界一阵狂喜，那种震惊效果，只能用羊癫风发作来形容。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理睬这些，他与彼得堡文学界的人格格不入（屠格涅夫称他为“文学界的新粉刺”）。忧郁症发作刺激了戈略德金形象的产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双重人格》这样一个精神分裂的故事，遭到了批评。别林斯基认为他过于迷恋文学形式，而轻视了文学的社会效果。只有杜波罗留博夫多年之后才分析了《双重人格》的社会意义，认为戈略德金的精神分裂是有其社会根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晚年还依然肯定这部小说的意义。

看来个人意义上的肉体羊癫风，与社会意义上的文学羊癫风之间，是要有一些条件的。必须要有清晰的形式（比如抒情和控诉，这是引起进一步癫狂的“前戏”），才能触动社会和文学的神经。直接用癫狂的叙事形式是无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一直坚持通过文学结构来舒缓个人的精神结构。《白痴》、《地下室手记》等小说，都带有羊癫风式的结构。《地下室手记》在结构上完全不均衡，断裂成上下两部，上半部就是发疯，就是昏厥，就是梦呓，是一种跟理性社会格格不入的病态的抽搐。下半部《潮湿的雪》才回到一种与早期小说风格接近的情境之中，出现了恐惧、悲伤、忏悔、赎罪的基调。这完全就是现实生活中羊癫风发作体现出来的结构方式。

《白痴》的前半部分的叙事时间几乎是中止的，这是典型的羊癫风初期出现的记忆障碍，直到娜斯塔谢出走，叙事才开始流动起来。这种结构曾经让苏联的电影导演束手无策。电影《白痴》拍到小说的三分之一处就中止了。但这种不均衡、非常态的叙事结构，的确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社会学所能解释的，必须让精神分析学中压抑机制或者释梦理论介入。

1958年苏联电影《白痴》的海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文学圈里是压抑的，他在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面前感到压抑，于是疏远了他们。但在纯革命家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读书小组里，他的压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他因此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流放。这是沙皇一个错误的判断。他的热情是建立在一种对“黄金时代”的幻想基础上的，他后来的信仰同样是这种幻想的结果。

这种梦幻的形式以一种叙事结构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而在现实层面，他热情洋溢的演说极富鼓动性，就像他日后在宫廷贵族文学沙龙上的朗诵、涅克拉索夫葬礼上的演讲、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演讲一样，迷倒了千万贵妇和青年。他那种歇斯底里的言词和激情，仿佛天启，实际上是一种肉体能量的超常宣泄。因为他不信仰革命，只信仰末日审判。他害怕死亡。他曾经在预感到羊癫风即将发作的时候，在桌上留言：“请在发病后5天后埋葬我。”他担心他倒地假死的时候被人活埋了。这与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格格不入。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情小说，都是在他在没有恋爱的时候写下的爱的梦呓（小说《白夜》就是代表）。那种极其纯情的，像“白夜”一样苍白的情感，就像对爱的能量的一种缓慢释放，肉体的激情转化为一股精神的溪流，在幻想的爱的花园里流淌。但他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方式，却有着羊癫风发作时的结构——压抑、疯狂、昏厥、哭泣、忏悔、悲伤。他一生有过三次狂热的恋爱和两次婚姻。第一次是爱上了彼得堡的著名“文学外交家”巴塔耶夫的妻子巴塔耶娃。当时他25岁，还没有主动出击的勇气。他把这种单相思变成了他早期小说叙事中一种情绪稳定的爱情故事。这次爱情结束了之后，他就加入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第二次恋爱发生在流放期间。当时他离开了西伯利亚苦役营，到南部一个边防部队当兵，在那里认识了有夫之妇玛利亚，疯狂地爱上了她。玛利亚随夫搬到离陀斯妥耶夫斯基营地几百公里的地方去了，但不久就成了寡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疯狂地追求玛利亚，玛利亚一直不表态，陀氏每3个月就发一次羊癫风。玛利亚开始是因为自己的儿子帕沙，不愿接受陀氏的爱情。后来她又爱上了当地一位小学教员。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两地来回穿梭，羊癫风经常发作。经过3年的疯癫，终于在1857年与玛利亚结婚。婚后羊癫风发作次数减少，两个人的关系开始冷却。1859年他获准返回俄罗斯的欧洲部分，1860年回到彼得堡。期间出现了结束流放后的第一次创作高峰，写了《死屋手记》、《舅舅的梦》、《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名篇。这时与玛利亚关系恶化，与此同时认识具有女权意识的年轻姑娘，后来成为激进分子的苏斯洛娃。

与苏斯洛娃恋爱（第三次）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除了一些写作笔记之外，几乎没有写什么大作品。他将全部的激情倾注在对苏斯洛娃的狂热追求中。两人在欧洲旅行期间，经常发生争执。苏斯洛娃在旅行中，一边拒绝陀斯妥耶夫斯基，一边在巴黎文学界过着混乱的生活。她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不及时跟玛利亚离婚而娶她，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位任性的女人不断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奇怪的是，他的羊癫风并没有经常发作。史料记载，他在欧洲开始了疯狂的赌博。玛利亚重病濒死的消息将他召回了俄国。苏斯洛娃由于厌恶欧洲的资产阶级生活，厌恶那些没有精神深度的实用主义生活，不久也回到了俄国，嫁给了一位年轻的陀斯妥思夫斯基的崇拜者，著名作家罗扎诺夫。

玛利亚死后，他的大哥也逝世了。家里债务累累，他还要养活玛利亚带来的儿子帕沙，大嫂和三个孩子。在追债人的逼迫下，他出现了第三次创作高峰，在速记员安娜的帮助下，他写出了《罪与罚》、《白痴》、《地下室手记》、《群魔》等重要作品。陀氏与安娜之间没有出现疯狂的爱情，而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求婚、结婚、生子——进行的（1866年夏季相识，1867年2月结婚）。在与安娜相伴的最后10年，他只写了《少年》、《作家日记》、《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小说。但安娜给了他真正的安宁的生活。安娜使他摆脱了债务，让他当上了父亲，使他的羊癫风渐渐消失了，甚至让他戒掉了赌瘾。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