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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环城西路和庆春路路口,在这个离美丽的西湖不过两百米的湖滨胜地，浙江望湖宾馆在一片绿色掩映中迎接着四方宾客。在欣赏着湖光山色的同时，也有人也许会对望湖宾馆后面那条只能两车并行的小路产生一点好奇：这条路为什么叫教场路啊？这里以前是不是一个操场？

是的，一百年前，这里是有一个操场。然而很不幸的是，这个操场不是学校的操场，而是一个监狱的操场。这里在历史上，一直都是监狱：南宋的时候，这里是大理寺狱，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专门关押最重要罪犯的监狱。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抗金英雄岳飞被毒杀于狱内风波亭，同日被害的还有岳飞义子岳云和部将张宪。南宋亡后，元明清700余年中，这里作为监狱的地位未变：明代的浙江巡抚府，让提刑按察使司在这里建了监狱，当年的胡宗宪、徐渭都在这里蹲过大狱；清代的按察司署，同样在这里，乾隆时涉及到文字狱的卓长龄等人也在这里心惊肉跳地等待裁决。

民国初立，杭州光复后，汤寿潜为浙江都督，随即被蒋尊簋取代。第二年民国元年（1912） 5月19日，眼见监狱破败，督军军政府在原先的钱塘路6号监狱旧址开始建造浙江陆军监狱，因为原址位于小车桥，老百姓俗称为小车桥监狱—小车桥这个地名在宋代就有了，当时西河环绕着这一带，前后有大车桥、小车桥两座，大车桥在明代就被拆了，小车桥则一直保存了下来，现在这边上还有一个叫“小车桥”的公交站。

那些年头，监狱四周筑的是双层高墙，东北、西北两角设有瞭望全监的岗楼各一座，墙上电网森森，东墙内坐偏南处的空地，特设一个刑场，场东有一排木柱，用来行刑时捆绑被枪决的人犯……狱内共有七重大铁门，每道门都有步哨游弋看守。监狱第一道大门上横着“浙江陆军监狱”的牌子。牢房都是平房结构，房当中有一条走廊，两边隔成笼子。每个笼子至少关押6人至8人，内设一个马桶，有一个墙洞通墙外，供倒马桶用；洞有门，在门外加锁。

根据国民政府制订的《军人监狱组织大纲》《军人监狱规则》和《军人监狱处务规则》等法规，陆军监狱是监禁被判处徒刑或拘役的海陆空军人或盗匪犯。但实际上，陆军监狱从来没有把军事犯、盗匪犯作为监禁重点。最起码，监狱内的刑场就不针对军事犯、盗匪犯。他们的刑场通常在松木场，惟有政治犯才在监狱内秘密执行。然而，这座监狱在1927年国民党实施反共“清党”后，却成了关押共产党员的魔窟。随着国民党撕毁了和共产党的合作协议，国民政府开始大肆逮捕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指使浙江的国民党右派在杭州发动政变。此后，杭州乃至整个浙江省各地的党、团组织屡遭破坏，被捕的政治犯陆续被关入浙江陆军监狱。

当时，浙江党、团员总数也不过1700多人。但狱中关押的政治犯竟高达1512名。在这1512名政治犯中，已查明在狱中遇害的有152人，这其中就包括4位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徐英、卓兰芳和罗学瓒，另外还有张叔平、贝介夫、沈乐山、赵济猛、徐玮等14位省委常委以及32位县委书记。

第一位被捕的书记是张秋人。出生于1898年的张秋人曾在毛泽东领导下编辑《政治周报》，与恽代英、萧楚女并称为“广州三杰”。1927年9月，正值新婚燕尔的张秋人奉党中央派遣到杭州接任浙江省委书记。

张秋人身份早已公开，他知道自己随时都会遭遇不测，但仍毅然赴命。果然，他到杭州不久后，就在西湖边被几个黄埔军校反动学生跟踪。张秋人发现甩不掉后，便租船游湖。

上船后仍无法脱身，张秋人嘱咐同行的妻子回旅馆烧毁文件，自己纵身跳进西湖，将口袋里的一份党员名单踩入湖底淤泥里。被捕距他担任省委书记才不到一天时间，他被关押进了浙江陆军监狱，入狱后不久即被宣判为死刑。

张秋人在狱中展现了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仍每天坚持五六小时看书学习，并且还动员难友和他一起学习。同牢狱的薛暮桥曾问他：“你既然自知必死无疑，为什么还要每天读书呢？”张回答说：“共产党人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在牢里既然不能革命，就要天天学习，岂可坐以待毙？”这一席话使薛暮桥感动不已。从此他以张秋人为榜样，在狱三年半中天天坚持学习，后来成了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1928年2月8日，年仅29岁的张秋人遇害。就义前，狱方照例要对他“验明正身”。当问他姓名时，他拍案而起，大叫“老子张秋人”，抢上几步抓起案上的砚石向法官砸去，然后从容地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张秋人被捕后，浙江省委已经制定了施行“红色恐怖”的计划，省委常委、军事部长贝介夫任总指挥。以复仇为目标的“红色恐怖”历时一个月，没有杀成一个人，贝介夫等却被捕入狱，对中共浙江省委造成沉重打击。

贝介夫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出身的，毕业后参加北伐军，随军从广东转战到浙江。他是当时省委中少有的军事人才，是当时对抗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主要领导。1927年11月6日，他在杭州荷花池头被捕，囚于浙江陆军监狱。在狱中备受严刑折磨，他始终坚强不屈。

12月18日，贝介夫被绑赴刑场。临刑时他面对着刽子手的枪口，指着自己的脑袋大喊：“胆小鬼，朝这里打！”牺牲后，党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著文悼念，称贝介夫等人的牺牲，是“浙江党内及浙江工农阶级战线上，一个巨大的损失”。

第二位牺牲的省委书记徐英，1929年1月出任浙江省委书记。4月，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撤销浙江省委。他接受任务后来到宁波，和一批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接上了组织关系，于8月建立了直属中央的宁波特别支部，任书记。1929年12月在宁波被捕，翌年2月转押到浙江陆军监狱，被判处死刑。在狱中，他被铐上9斤重的三节镣，还经常遭藤条毒打，但毫不动摇。1930年8月27日就义，就义前他说：“我今年23岁。在23岁这个时候死，的确早了一点。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因为我从事的是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最伟大的事业。”

接替徐英的罗学瓒于1929年4月在杭州被捕，被判死刑。1930年8月27日和徐英一起就义，他和难友从容握别，说：“死，有什么可怕，革命者只要死得其所。”然后昂首迈向刑场。

中央决定暂时取消浙江省委建制后，原浙江省委书记卓兰芳任中央巡视员。他先后巡视了湖州、长兴、德清、绍兴、富阳、杭州等地，调查了解情况，整顿恢复党的基层组织，纠正“左”的盲动情绪，使党的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他组织的浙西暴动失败后，于1930年10月29日（农历九月八日）在杭州被捕，后移送到浙江陆军监狱。国民党威逼利诱，要他供出全省党的组织名单，但遭到严词拒绝。11月24日，他在狱中刑场被枪杀，牺牲时年仅30岁。

他们都牺牲在青壮年，而监狱中很多人则更年轻。如最后幸存的徐雪寒，出生于1912年，1928年3月，因叛徒告密在宁波被捕时，徐雪寒才16岁。这样的年纪，就已经抛头颅洒热血开始革命。

尽管有大批共产党人被囚禁在浙江陆军监狱，但在一段时间内，狱中的党员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这主要是因为领导人都是在关押几个星期后就壮烈牺牲，还来不及建立狱中党组织。这个时期，党的活动主要是党员各自找自己信得过的同志互相谈心，并在生活上互相照顾。

1928年夏天之后，被囚禁在特别反省院的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以谢芬（即华白沙）、徐天仁、邹子侃等为首的领导核心，并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因全省各地许多党、团组织又陆续遭到破坏，徐英、裘古怀、徐迈进等省、市党团组织负责人先后被捕，关入浙江陆军监狱大监，而特别反省院的数十名活动分子如杨晟、徐梅君、邹子侃等也相继被移囚大监，这样，狱中斗争中心逐渐转移到大监。

监狱中，被囚者的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一天两餐，吃的饭是发了霉的仓底米，里头有沙子、石子、稗子、谷子、虫子，囚犯都叫它“五子饭”。吃的菜不但没有油，而且都是菜场上卖剩的或者没人要的发臭的黄叶烂菜。在狱中的党员、团员为了争取狱中最低生活条件，维护生命与健康，先后发动过多次斗争。

绝食是狱内斗争运用最多的形式。第一次绝食斗争是1928年下半年，狱中党组织抓住难友包炤光被迫害致死的严重事件，全监难友一致行动，在家属探监那天大绝食，向狱方提出立即公开刑期、有病保外治疗、改善生活待遇等要求。此次绝食持续了三天，由于家属从外面送进来的东西不接受，都哭着回去，狱外影响很大，故获得舆论支持，取得很大胜利。狱方不得不给生脚气病的病人打针，狱中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

1930年初的绝食斗争胜利后，徐英利用“放风”的机会，对裘古怀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想法逃出去继续革命。”他和李临光、裘古怀一面与狱外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一面做狱中卫兵的策反工作，积极组织越狱准备。越狱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不料敌人已经觉察，就在预定进行越狱的前三天，监狱当局将原来的卫队士兵调走了，换上了另外一批。狱中的党组织只得停止执行越狱计划。

这次越狱的失败，让监狱中的党员们认识到，他们可能要长期在监狱中了。于是，经过秘密串联和酝酿，1929年6月，中共狱中特别支部建立，书记徐迈进（又名徐建三）、宣传委员裘古怀、组织委员邹子侃。被捕前，徐迈进任共青团杭州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裘古怀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邹子侃任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党支部书记。这其中，邹子侃19岁，徐迈进23岁，年纪最大的裘古怀也不过25岁。

狱中特别支部组织纪律非常严格，加入狱中特别支部要经过严格的介绍手续，在狱中未暴露身份或证实有变节行为的党团员都不能参加。这是为了保护未暴露的同志，也是为了使特别支部的人员绝对信得过。

狱内的联系活动主要是在“放风”或在狱中“医役”王屏周看病时进行。王屏周被捕前任中共永嘉县委书记，因为家世行医，监狱中又疾病流行，陆军监狱将他作为医役来给生病的同志看病。正是这个机会，让信息在监狱中流动了起来。

狱中特别支部设法与中共杭州市委接上了关系，并取得了当时中共中央巡视员卓兰芳的认可，卓兰芳指示：“组织起来，好好学习，加强对群众教育。”狱中联系主要利用“放风”和其他机会进行。为保证联络的安全，许多政治术语都被一般生活用语所替代，如称党为“爱人”，外面上级党化名为“外祖母”，狱中党支部化名为“母亲”，支部为“家”，支书为“哥哥”，党员为“妹妹”；支部成员的姓名也用假名代替。正因为这样，狱中特别支部始终没有暴露。

此后，狱中党组织抓住狱方无故拷打、虐待囚犯、无故克扣伙食等事件，及时抓住有利时机，多次发动绝食斗争，保护自己生存权利，并取得了胜利。在狱中特别支部的领导下，监狱中的党员开展了“打豺狼”、“绝食”、“笼啸”等多种形式的斗争。“打豺狼”是指驱赶国民党为暗中监视共产党员在狱中的活动而派进监牢里的叛徒或特务；集体绝食是狱中斗争的主要形式，用以向国民党表示对严刑拷打犯人的抗议，或争取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笼啸”则是专门对付监狱长的一种方法。

狱中特别支部还根据监狱的特殊环境，通过组织学习、提高认识、加强自我教育、开展合法斗争等方式来坚定难友的革命意志。他们曾凭记忆整理过一份有关介绍中共六大精神的文字材料，在支部成员中传达和讨论；同时发动难友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从狱外搞到很多政治、文艺类书籍，如《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以及《一周间》、《铁流》、《毁灭》等一批苏联小说。根据幸存者徐雪寒回忆，狱中的共产党员最爱看的书包括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辛克莱的《石炭王》等。

在革命党员的眼中，处处是杀机的陆军监狱，是一所革命者自我培养的“牢监大学”。他们通过各种办法，收集一切可以学习的资料进行自学以不断充实自己。据薛暮桥回忆，监狱当局规定囚徒购买书籍必须由狱长亲自审批并加盖公章，为了能弄到书，狱中的共产党人通常会收买或是糊弄看守。比如先设法写一半书名“叛徒考茨基”，经批准后再添上“无产阶级革命与”几个字。

党员还利用在监视室写信时偷偷咬下的墨块化成墨水，将筷子磨削成竹笔，用看病时要来的包药纸编辑了手抄的《伊斯库拉》（俄文，即“火花”的意思）和《洋铁碗》两种秘密刊物。前者主要供政治犯学习，后者供普通犯阅读。这两种刊物对传达中共狱中特别支部的意图、沟通难友思想，组织学习和开展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便于交流学习心得，还发明了盆报，将学习心得抄在脸盆上，大家传看，一旦发现情况立即可擦掉。裘古怀还以狱中生活和历史题材为内容，编写出3册狱中“教科书”，供那些识字不多的难友提高文化。狱中特别支部成员自己作词、谱曲的《囚徒歌》在难友中传唱，对激励难友的革命斗志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0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命令各中心城市的地下党组织立即领导总罢工和举行武装起义。狱中特支受上级指示，要求配合狱外的土地革命。5月12日，不少难友反对军法处长到监房训话，并提出买书、发书等要求。狱方借口“违反监规”，布置好审讯场面，把裘古怀、鲍悲国、杨晟、陈琳、徐梅君等20余人提出囚牢，当众用藤鞭残酷抽打。这就是“5·12”大拷打事件，是国民党准备迫害“政治犯”的严重信号。敌人的这种行径激起了难友的更大义愤，在特支的组织下，狱中斗争一步步高涨。

7月，全国各地掀起的武装暴动，沉重地打击并直接威胁着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红军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红色根据地得到了发展，党在白区的工作重新得到恢复。而各地此起彼伏的武装暴动也威胁着国民政府的统治。尤其是7月底，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并占领了10天。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战果非常辉煌的一次进攻战，连共产国际都感到惊讶。

这次战役后，国民政府一方面调集重兵反击和镇压，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对在押政治犯实施集体枪决，进行政治报复。8月27日，国民党浙江反动当局在浙江陆军监狱采取了突然行动。反动派以“企图越狱”的罪名，在浙江陆军监狱里开始了血腥的屠杀。

这天早上8时，浙江陆军监狱内岗哨林立，监区布满武装。当时监狱长亲自带人到各牢笼分批提人，19名政治犯接连被押往刑场，连续的口号夹着不断的枪声震动监狱内外。徐英和王屏周、裘古怀、李临光……一个个视死如归，慷慨从容地走上刑场。这些同志一跨出牢门就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狱内各笼难友满腔义愤，《国际歌》声震耳欲聋，情景十分悲壮。这天晚上到次日拂晓，“甲监和丙监各笼的全体难友们都在惊梦中发出震耳的笼啸声”。

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浙江陆军监狱中制造的震惊一时的“8·27”血案。这次惨遭杀害的同志有：詹梓祥、李海炽、石天柱、杨晟、边世民、罗学瓒、陈金立、王屏周、叶自然、吴云、余亦民、裘古怀、曹素民、李临光、陈敬森、徐英、贾南坡、赵刚、郑和斋。第二天，消息传到了上海，党中央《红旗日报》发表了关于“8.27”惨案的报道，对所有遇难烈士进行了哀悼。

之后，狱中形势进一步恶化，政治犯随时被施刑或枪杀。由于先前的支部中很多党员已经牺牲，1930年底特支进行了改组，本来已经保外就医，此时重新回到监狱的邹子侃任书记。新支部研究工作时，邹子侃提出了“自己救自己”的口号。此时，中共浙江省委也下达指示：“监狱斗争应该发展为破狱斗争，以配合各地暴动。”

于是，邹子侃逐步联络了370名难友，决定由他任总指挥，何觉人任政委，下设3个大队，各设队长，一切行动听指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切准备就绪，制定了行动计划：每人在左肩缠一块白布条作记号，以铜元路造币厂下工的汽笛声为号，一齐动手，由工犯打死看门的，打开内外大门，其余分组分工，解决看守，剪断电话线，然后冲向外大门，夺取卫兵武器，分别到临安城东集合，再向孝丰方向找红军游击队，建立革命根据地。

然而计划不幸被叛徒告密，邹子侃被传讯，并在全狱中心岗楼遭受鞭打，他忍住疼痛，机智地高喊“典狱长说我们要越狱这是血口喷人”，狱中支委和同志们听后立即消除破狱痕迹，转移工具，使敌人查无证据。而他却被敌人打得奄奄一息。1932年2月2日，邹子侃在狱中壮烈牺牲，时年20岁。

邹子侃、何觉人等相继在狱中英勇牺牲。在无法与狱外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张崇文、寿开庭、高子清、章良道等同志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又先后组建了第三、四届狱中特支。这两届支部认真总结了狱中斗争的经验教训，比较明确、完整地提出了狱中党组织的三大任务（即“自己解放自己，组织难友学习，改善囚徒生活”）和四项策略（即“打破消息封锁、争取看守同情、坚持过集体生活、打叛徒”）。狱中特支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936年。

狱中特别支部先后更换4届，很多成员都是因为参加斗争而被国民党枪杀，但是，狱中斗争却没有停止过。浙江陆军监狱的东监，人称“孤岛”、“死水潭”，是政治犯最集中、看管最严厉的一个地方，也成立了中共东监特别支部，领导难友进行不屈的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13”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机开始轰炸杭州笕桥机场。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狱中共产党员发动了向狱方写呈文、要求共同抗日的斗争。后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与国民政府的交涉下，不少政治犯陆续出狱，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获释后，纷纷投入了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

八十多年过去了，陆军监狱不复存在。站在望湖宾馆楼上，西子的风景一览无余。而就在望湖宾馆紧靠庆春路院墙外的人行道边，现竖立着一块浙江陆军监狱旧址的长方形石碑，碑下有一段断裂的锁链的雕塑，表达了革命者砸断锁链，争取自由解放的心情。八十多年了，正是这种精神支持着先烈们不断奋斗，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在结尾之际，我们想引用一封裘古怀在牺牲时写给狱中同志的信：

裘古怀烈士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亲爱的同志：

当我写着这封信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秘密疯狂地屠杀着我们的同志，被判重刑或无期徒刑的同志，差不多全被迫害了！几分钟以后，我也会遭到同样的被迫害的命运。

伟大的党，亲爱的同志们，我非常感激你们。由于党给我的教育，使我憎恨这个黑暗的社会，使我认识了革命，使我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现在在这最后一刹那，我向伟大的党和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我满意我为真理而死，遗憾的是自己过去的工作做得太少，想补足已经来不及了。在狱中，看到每一个同志在就义时都没有任何一点惧怕。现在我还未死，我要道出我心中最后的几句话：这就是希望党要百倍地扩大工农红军。血的经验证明，没有强大的武装，要想革命成功，实在是不可能的。同志们，壮大我们的革命武装力量争取胜利吧！胜利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我们！

裘古怀 8月27日

作家名片：秦原，本名周梦赉，杭州市网络作协会员，现供职于浙江省政府。代表作历史类作品《永贞难永：唐顺宗之死和中唐政争》，经济类作品《强化民营经济先发优势》（参与），武侠类作品《江海乱》（连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