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8年4月1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气质——从神话说开去“主题讲座在上海八号桥艺术空间举办。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为主讲人，国家一级美术师、《山海经》图绘作者朱新昌为嘉宾。讲座由上海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文汇报》文化中心主编张立行主持。

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气质一一从神话说开去

（节选自现场讲座记录）

我的确做了认真的准备，题目也是征求了朱先生的意见定的，现在我就按准备好的来讲。我从六岁开始就喜欢画画，读小学后一直在少年宫美工组学习，但是到了读大学后终止了，因为没有时间。我最佩服两种人，一个是医生，另一个就是画家。不过，前者救人命，固然厉害；后者化人心，更使我倾心。

今天我们讲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气质。既然是独特气质，必须是中国才有，而西方没有的；或者虽有，但表现形式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这种不同，造成我们认为理所当然，而他们可能就不能理解。

西方神话当中尤其有一个特点，就是多创世神话，宇宙从哪里来？科学用宇宙大爆炸来解释世界的起源，前不久去世的霍金，他的伟大在于，对一个如此虚无缥渺的问题，他能尽可能地给你一个物理学的解释，使你有可能接近它。在古代可没有这样的人物，所以，他们虔信有创世主，有作为第一推动力的神，有所谓“第一动因”，在神话里体现出来，就是有所谓的开辟神话或创世神话。这种创世神话今天看起来似乎每每把人引向宗教的迷狂，但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造成西方人普遍敬畏神明，奉献信仰。这个特点中国的文化是相对比较缺乏的。我们无意于说西方文明比中国文明高明，但在这个节点上，它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确实可以与我们的文明、文化构成对照。

中国古代神话没有完整的神系，神和神之间不像统属，甚至没有关系。还有，神话人物的神性也不足。希腊神话中，如海神波塞冬使三叉戟，环地中海一带的人看到他都怕。他可以煽动风浪，看中哪个女人，就可以让海豚把她勾引来。在他身上发生过很多神迹故事。但是中国的神话人物神性普遍不足，不是牛郎、织女，就是月老。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先生能把画画成这样，真是太了不起，大家看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但居然能有这样超拔的想象力，我觉得真有点不可思议。

总而言之，中国其实是有创世神话的。西方人之所以说没有，是因为中国的创世神话不典型，这让持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汉学家不认同。和我相同的我才认，和我不相同我就不认。由于将中国视为生活在“别处”的“他者”，中国不同于西方，被他们放大为中国对立于西方了。其实，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知道了一个道理，不同未必就意味着对立。西方人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主客二分，非此即彼，中国人常常好讲亦此亦彼、或彼或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不承认中国有创世神话，是有一点文化沙文主义的。回到中国的语境，我们不能随着他们说话，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有创世神话的，只是这种神话的发育不够充分罢了。先秦以后，中国的神话仍在延续，一直影响到文学艺术。但是，相比较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关注现世的文化传统，不能不说它是旁支，不是主流。《山海经》是很伟大的，但是《山海经》在中国文化甚至文学里都不是主流。如果说《山海经》对后人是有影响的话，那这个影响也要具体分析。后人不是顺着《山海经》本有的思路，说人所置身的这个世界是如何的虚无缥渺，恰恰相反，中国人常常把它现实化。

这就说到了我们今天演讲的主题，为什么中国有神话，而西方人觉得没有，尤其没有创世神话，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哲学，从根源处来说是非常关注人和人之间、以及人和宇宙之间的关系的，它对这个关系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对客体本身有时候不很重视，所以他的科学不伟大，四大发明以后，科技落后了很长时间。中国人既不关注天，也不怎么关注作为个体的人，而是关注天人之际，所以对宇宙的本原、世界的本原难免表现出一种意兴阑珊。从西方人重要知识主义的立场来说，他们认为中国的思想是薄弱的，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区别。

之所以古代中国人会将神话历史化，都是因为中国人是一个重视现世的民族，中国的文化说到底是务实理性的文化，这造成了中国的神话不可能取得文化的主流地位。下面，我们扼要说一下是哪些因素，造成这种中国文化的独特气质，这些气质又是怎样地压抑着神话的发育与发展。

首先是生存环境的制约。一种文化会变成什么样，是和这种文化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有关的。有种理论叫文化生态理论，研究的就是这种关系。各位一定有感受，有时候翻过一座山，习俗、口味、衣饰、器物都不一样了。中国人称北狄、西戎、南蛮、东夷，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生态。由于中国广大的适合人居的地区都是低平之地，像青藏高原因垂直高度造成明显气侯差异的情况不普遍，相反，广大的平原地区大都在暖温带亚、热带带控制下，这使得耕种变得特别适宜，由此造成中华文明以农耕生活为主，历史地理学家老是“内地农耕社会”，指的就是黄河、长江流域最普遍的农耕生活。

中国古代的交通便利可能超乎各位的想象，早在西周，以宗周即今天的西安为中心，陆路交通已四通八达。《禹贡》记载的贡道则反映了东周时黄河、长江流域往来的情况。当一个地方交通便利后，必定是先便利了物的交换，继而与它相伴随的，必定是观念的交换、文化的交流。这样就造成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人们，其思想意识的差异性在缩小，相通的文化认同感在增加，就极易接受相对统一的习俗的安排。

又由于这种自足感、现实感和认同感，使得保守因循成为普遍心态。人人重视踏踏实实地生活，往外开拓的动力相对就少。这使得古代中国半封闭大河大陆性海洋气侯，到近代才得以逐渐开放为大陆-海洋型气侯。

其次是物质生产方式。中国古代是一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国家，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农耕社会成为主体，中原内地基本上都是这样，当然，如北方等有一些地方有狩猎、渔猎，大部分属农耕社会。这种农耕社会对夏商周三代表现为原始协作性的自然经济，其要义有三：土地国有，不能私下授受，以集体的方式劳作。秦汉后一直到明清，变成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地主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比以前有进步，土地可以买卖，国有和私有兼有，调动了人的积极性。而且集体劳动的方式也改变了，主要是单家独户经营，男耕女织，某种意义上，利益到个人。尽管较之夏商周三代，这种经济模式有了很大的发展，适合了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自发调剂的能力也增强了，但是它把人完全束缚在土地上，这一点是很负面的，不仅是把人完全地束缚在土地上，更重要的是，还把人束缚在对惯性的认同上了。

一定的社会地理环境合物质生产方式，又必然决定一个社会的组织形式。由于中国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半封闭的农业国家，早先实行的是原始协作型的自然经济，这导致了历史上氏族社会的解体完成得很不充分。氏族社会解体的不充分带来了一个后果，就是中国人的宗法意识大量留存。宗法制度是什么？它是血缘政治的体现，是血缘联系和社会等级关系密切交融渗透的产物，它在西周的时候就形成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就可以读到，它由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和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三者构成。这些制度的目的都是为了尊祖，为了维护血缘与等级关系。

由于氏族社会解体不充分，宗法意识的大量留存，整个社会处在既森严又上下亲和的超稳定结构中，这就陷入后来台湾作家柏杨所说的“酱缸”里了。此所谓“家国同构”，所谓“集人成家，集家成国，集国成天下”。中国人群体意识特别发达，从秦汉到明清，家国宗法观念始终存在。宗法观念强的人最能接受也最希望看到是什么东西？是一个统一的王朝，统一的君主。看看世界历史，经常是由统一趋于独立，由大变小，中国则统一一直是主流，追求的是由小变大。

最后说社会意识的影响。传统社会特定的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一定会影响到意识形式层面。或是说，物质生产一定会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生产，以致使得中国人的文化生产也带上与之相适应的许多特点。

我们首先讲讲这种文化中的伦理崇尚。中国人特别崇尚伦理，对血缘关系非常关注，由此扩大至对伦际关系、人际关系很重视。伦际相对人际而言，指你和你的父母兄弟的关系，人际指你和你的同事朋友。当然，其间的次序是先伦际后人际。伦理崇尚另一个体现是孝亲观念。中国人出来以为“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即使长辈死了，正如朱熹所说：“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诫”，此所谓慎终追远。此外就是对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讲求的遵行了。中国人特别强调视听言动都须按礼而行，包括政治重以德服人，崇仁政，反霸政，个人修养更严格遵行道德，为此列出许多名目，有许多讲究。比如说古代有所谓“九容”，足容要重，手容要恭，口容要止，目容要端，等等。平时多听少言，看人要平视，这些要求，放到今天来看仍很切要，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有些则不然。

第二，讲这种文化中的务实精神。中国是自给自足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是农业文明的社会。农业文明社会告诉人最朴实的道理可以说就是一份耕耘才有一份收获，所以中国人常常说“利无幸至”，任何好处都不是侥幸可以得到的。又说“力不虚掷”，即任何力气花下去都不会徒劳无功，你投入的努力都听得到回声，有时候，可能不是马上就能听到，但终将听到。所以，他们坚持认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章太炎在《驳建立孔教议》里面说到中国人的“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嫁，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认为中国人是关注现实的，务实的，他所有的志向止于现实世界，此岸世界，在生命存在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事情，他乐于研究和调处这些事情，因此他的语言、他的思考包括书写都拒绝涉及不可验证的虚无缥缈的东西。鲁迅也说过，中国人的文化是“重实际而黜玄想”，神话题材就属于不可验证的东西，所以不为人常道。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意气纵横如庄子，也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第三，讲这种文化中的循环观念。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创世、没有开辟的观念，多少与他认为什么事情都是循环的有关。他由四时四季春夏秋冬周而复始，觉得自然是循环的；再看看自己从事的农事劳动，从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个过程，觉得万物是循环的；再由政治生活中朝代的周期性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还有人世间白云苍狗式的离合聚散，又体会到万事都是循环的。因为万事万物都是循环的，使得他们会更注重现世实际的生活，而不去追求更深一层的本体的东西。这就是《周易》讲的“无往不复”，因此人须懂得“返本复始”，《老子》就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所以，中国人大多更容易安于现状，不思变革。有什么好变革的，转一圈就回来了。在这种观念下，一切革命性的变革都是不需要的，有的时候不一定基于佛教的果报观念，单单这种循环观念就使得中国人很容易在自己困境上找到出路，相信自己慢慢会好起来。

第四是这种文化中有一种恒久意识。农业社会当中的中国人满足于维持简单的再生产，缺乏扩大再生产的动力。生活的节奏既是这样的缓慢，生活场景的变动几乎没有，满眼看到的是祖祖辈辈看惯的风景，满脑子想是祖祖辈辈说透的道理，这种静定的生活使人觉得有一种东西是永恒不变的，进而认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静定恒久的。你如果觉得要改变现状，他会觉得这是一种冒进；你若追求个人命运的改变也好，追求一个王朝命运改变也好，他会认为是一种冒进。中国人对改革很忌讳，所以改革很难。小平逝世后这么久，很多中国人还是非常感念他，这与他坚持改革开放分不开。改革艰难古到今。

最后讲是中国人乐天安土的生活情趣。由于中国人知道世界是永恒的，是周而复始无穷无尽的，所以觉得人在这种周而复始无穷无尽的世界上应现实地生活，面对现实的人生，不做非分之想。没有了非分之想，也就不会有无妄之灾。加上古代中国人采用的是劳动力和土地自然结合的方式，由此建立起的自然经济社会必定是与外部世界关系比较松散，甚至于完全没关系的区域性的小社会，所以“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成为很正常的事情。正是基于这样的传统，安土重迁的观念被中国人确定下来。费孝通先生写过一本书，《乡土中国》，指出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眷恋乡土，乃至中国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乡土性”的，它的特点就是“不流动”，它的社会关系也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而是一生下来继承的。

上述讲的种种方面，可证中国文化始终关注现世，关注此岸，所以孔子才说“未知生，焉知死”。认为君子上达天命，下及人事，知命就好，就是君子。前面已经说到，庄子这么聪明，不像孔子是一个道德君子，他是才子，但也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中国人对神话的态度，就基于这种文化。

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不得不再次表达自己对朱先生的佩服。他偏偏打破圣人的规矩，要描画虚无缥缈的神话，这是很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