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辛卯年的年三十下午，济南泺源大街好像宽了两倍多。往日的车辆、人流，都没了。偶尔有一两辆车从他身边驰过。天上飘起雪花。雪花凉丝丝地落到他缩着的脖子里，然后贴着皮肤瞬间融化。他现在有点后悔自己的决定。要不，他该在老家的热炕上，看着散发着油墨香的春联，听着侄子们燃放的鞭炮，吃着母亲包的热水饺了。

他嘴里呼出的热气，漫过他的脸，四散开去。祝福的短信，一条条发过来，他都懒得回，甚至懒得删。

一大早就给母亲通话，说电视台值班，回不去了。母亲叹口气，怎么老是忙，比省长还忙，那你忙吧。前一天，叔叔来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说值班回不去。叔叔也叹口气，说，你忙吧。

还没到护城河，就听到了黑虎泉三个虎头喷水的呼啸之声。这里往日人满为患，现在独独他一个，一人面对泉水，感觉有点奢侈。一片枯叶落到泉池中，像滚沸的水饺，翻上翻下。

这时，电话又来了：我是子城，景之你回来了吗？哦。我给人干了活，包工头跑了，还欠我五万块钱。你说怎么要啊，老同学你当记者，能给我问问吗？我没钱，不敢回家啊。

他说，我没回去呢。再说，现在都放假了，找谁去？

子城又啰嗦了半天，电话里都有了哭腔。但他真是无能为力。最后，他说，节后，我给你卡上打过两千块钱去。别显摆啊，也别跟我老婆说。子城千恩万谢。

老婆钱看得紧。前年春节回家，到二姑家去，二姑父说，自己家的牛，一天夜里，让人牵走了。二姑的眼泪，让他剜心。他掏出五百块钱，放在炕上。谁承想，二姑买了牛，高兴地打电话，告诉了他老婆，老婆放下电话，就咬牙拧他的耳朵，你这吃里爬外的东西，我一分一分地省，你五百五百地扔……最让他伤心的是，他表弟媳妇还不理解。有一次二姑病了，说话给他听，咱表哥有钱，让他出，人家孝顺嘛。他里外不是人了。后来，再给二姑钱，都是先嘱咐，别显摆啊，二姑。

远远地来了一个提水的人。看上去有七十多岁，他把拴上水壶的绳子送到黑虎泉的虎头那里，泉水冲得水壶往外挣，老人拽紧了绳子，使劲靠近虎头，终于将水壶灌满，提上来。老人主动打招呼，年轻人，怎么还不回家忙年？

他说，没有可忙的。他问老人，老人家说是某某县的，在济南都五十多年了。老家没什么人了，父亲母亲去世了，就没有家了。他乡，就是故乡了。年轻的时候，老是忙，不回去，现在想回去，也不那么容易了。现在认钱，不认人。

老人的话，让他心头一凉。老人手里提的两塑料桶泉水，冒着热气，他要帮老人提到台阶上，老人说，不用，我就是锻炼身体，自己来。看着老人艰难地提着泉水远去的背影，他脑中显现出母亲的白发和渴望的眼神，眼圈里竟然有了泪。

他还特别想平日的文友和酒友，一个是诗人老朱，一个是小说家老马。朱马二人，年龄不大，但都爱以“老”称之，三人喝酒，每次都喝到尽兴为止，美其名曰谈文学，其实谈的东西五花八门，就是不谈文学。如今这“二老”都在老家的炕头上跟老母亲过年呢，剩下他这老庞，在街头踯躅。

妻子死烦他喝酒。他呢，喝着喝着就喝大了，被人架回去的时候多些。妻子就很不客气地“综合治理”他。有一次被关在了阳台上，冻感冒了。还有一次，他喝了酒回家，早晨起来，他的两只皮鞋里差不多是一份早餐标配，一只里面倒进牛奶，另一只里面磕了个生鸡蛋，就差两片面包。

天地余一卒，执杯独彷徨。手里其实空空如也，但他感觉该端着杯子，他渴望喝醉。

护城河竟然冰封了。他试探着踏到冰上，济南的护城河比他老家的浯河要差得远，一是浯河要宽，还有就是有沙滩。他记得小时候，夜里跟大哥去滑冰，大哥自制的滑车很简陋，就是用一块木板，木板底下钉两块铁条，就成了。然后要制作滑锥，那得需要很粗的铁条，大哥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根耙齿，那在冰上滑着带劲儿。有天夜里，滑着滑着，他不小心滑到冰薄的灵湾里，咔嚓掉下去了。别的孩子都愣住了，大哥猛地匍匐到冰上，一点一点地把手伸给他，把他拉上来。滑冰是不敢让父母知道的，但是他的棉袄棉裤都湿透了，刚上岸，就浑身结成冰碴子，一走哗啦哗啦响。大哥到岸上，抱来一捆棒槌秸，点上，冬夜里的火苗，舔着他哥俩的脸，他看到哥哥瞪着大眼睛，使劲在火苗上抖擞着他的棉裤。大哥让他贴着自己的身子，他感到无比温暖。他经常回忆那个夜晚。

可是，现在不知是他变了，还是大哥变了。每次回家，大哥总是急。他是镇上的招聘干部，算是股级吧，要弟弟给镇书记说话。他说人家书记忙。但哥哥总是说自己不关心他的政治前途。

打电话，总是问，有消息了吗？他说什么消息？听说你要提拔了。他说没有的事。后来，他终于提了个电视台工商部的副主任，大哥那个恣啊，到处吹，吹他当了副台长。他回家，哥哥胃口就大了，让他找县委书记。有一次，他见到县委书记，顺便说到大哥。县委书记竟然知道他大哥。他说，我大哥能吹，唉，没办法。县委书记说，可以理解嘛。后来给他大哥解决了一个副科级，相当于副镇长。大哥就更显摆了，过清明节，还要带着小车回家添土上坟。这是母亲告诉他的。

他有一次就劝大哥，别张扬，一个副科级干部，张扬什么。大哥说，人活一辈子，不就是要个名分吗？好好混，等你混上个电视台台长，再想办法提我一级。

他喜欢剧本创作，不喜欢工业商业那些吹喇叭的报道，就要求调到了文艺部干副主任。有一次全国一个笔会在镇酒厂开，是他组织的，顺便回了趟家。大哥很冷淡地看着他，看了半天，还是忍不住了，说，你脑子有病啊，上什么文艺部，文艺部能管什么事，跟一帮文人明星打交道；工商部，跟经济部门，县委书记打交道，你说话管用啊。他说，干那些没意思。大哥说，那干什么有意思？

想起大哥，他觉得没有对不起他的，倒是一想起大姐，他就心里难受。当时他和哥哥上学，父亲就不让大姐上了。大姐也没反对。他上三年级那年，看到人家都有《新华字典》，他回家也想要。但家里没钱啊。隔了几天，大姐把她的长辫子铰了，卖给收头发的，给他买了一本字典。至今这本发黄的字典，还在他的书橱中最显眼的位置。他对大姐说，等我上了大学，我一定好好待你，让你的孩子也上大学。我管学费。大姐的孩子转眼也上了大学，但大姐没有让他拿学费。她自己种了十亩大姜，大姐夫跟着人家包工头出去盖楼。麦收前，姐夫接了一个电话，电话是站在脚手架上接的，姐夫嗯嗯嗯地点着头，竟然忘记自己是在脚手架上，一头栽下来，跌伤了腰，花了不少钱，但大姐从来没问他要过一分钱。大姐总是说没事。他让大姐的孩子到济南上大学，他的妻子坚决不同意，让她有本事上北京，上上海，上济南来干什么，他知道妻子是怕在济南，在自己跟前麻烦。但这次他没有听老婆的，大姐的孩子小翠也争气，考上了山东大学数学系。

山东大学离他家很近，小翠星期天就到他这里来。她主要想找他的女儿小甜，表姊妹关系很好，从小一起长大。可是，小翠一来，老婆就长脸，就没好气。等小翠走了，她就开始摔盆子摔碗地出气，话吐出来，很难听。诸如，我伺候你们几辈子呀，这个来了那个去的。我一点捞不到清闲呀，外人不来，咱随便吃点，外人一来，能随便吃吗？

自己的外甥女，怎么就是外人呢？他气愤地说。

不是外人，是什么？妻子也提高了腔。

他沉默，咬住牙沉默，叹口气沉默。最后，到自己命名的“耐烦庐”书房里修炼“耐烦”。他的诗人朋友老朱劝他，跟老婆生什么气呢，自我解嘲的办法是：不能气，不能说，躲在被窝里做个鬼脸……

碍着当舅舅的面子，他不好对小翠说，你别来得太勤了，你妗子不愿意。

有一天晚上下雨，小翠住下了。妻子没好气地摔门进了卧室。等他进去的时候，就开始吵，吵声很大。妻子甚至说出了一些不可理喻的话。他气得扇了妻子一耳光。这一扇不要紧，她竟然大哭大闹。小翠从他的书房里出来，穿上衣服，说：“舅，你和妗子别打了。我走吧。”

外面电闪雷鸣。他默默地跟着小翠下了楼，小翠哭，他也哭，雨水泪水争着在脸上爬。他们走出好远好远，小翠说舅你回去吧。他木木地站着，站在雨里，目送着小翠离去。他又能说什么呢。

后来，小翠就再也没来过。妻子是舞蹈演员，在外面又说又笑，回家见了外人，就如一条冰鱼，僵硬得很。

电话响，是妻子的，她问，怎么还不回来？天这么冷，冻感冒啊。

他说，在外面看个朋友，晚些时候回去。妻子说，神经病，大过年的，找什么朋友。

说起来，妻子也还是知冷知热的。除了对自己管得紧点儿，其他都好。他在家里，是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妻子经常给他上课：过日子，就是夫妻俩，还有孩子，其他都是外人。有道理吗？也有，但是还有亲戚啊。妻子说话更绝了：亲戚就意味着互相沾光，沾不上，就骂娘。有些人总骂贪官，但盼到自己的亲戚当上官了，又总希望自己的亲戚贪，自己的亲戚给自己谋利益。那些骂贪官越厉害的，却越希望自己的亲戚当贪官。

妻子说，景之你拍拍良心，你愿意整天背着沉重的包袱过活吗？你不是也埋怨累吗？你听着，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你是看了的，你还记得他说的话吗？“我们这个时代经常出现心脏细微溢血现象。它们并不都是致命的，在有的情况下人们能够活过来。这是一种现代病。我想它发生的原因在于道德秩序，要求把我们大多数人纳入违背良心的体系。日复一日使自己表现得同自己感受的相反，不能不影响健康。大肆宣扬你所不喜欢的东西，为只会带来不幸的东西而感到高兴。我们的神经系统不是空话，并非杜撰。它是人体的神经纤维所构成的。我们的灵魂在空间占据一定的位置，它存在于我们身上，犹如牙齿存在于口腔中一样。对它不能无休止地奸污而不受到惩罚。因诺肯季，我听你讲到流放的时候，你如何成长、如何受到再教育时感到非常难受。这就像一匹马说它如何在驯马场上自己训练自己。”

住口吧，话剧艺术家。我不是因诺肯季，咱家倒像流放地了。他说。

不管怎么说，咱的孩子找婆家，就不能找农村的，我受够了。我不愿意再伺候你们这些乡巴佬了。我不愿意像一匹马说它如何喜欢在驯马场上自己训练自己。我伺候了一辈子了。她说。

那你说了可不算。他说。他看一眼戴着耳机在网上聊天的女儿，然后，气愤地甩门而出，顶着寒风在大街上溜达。

还没回来啊？是小姨的电话。他赶紧接了，说还没回来。小姨说，我给你用新麦子压了一些面条，想你回来的时候捎回去。我还擀了些煎饼。他说，不用了，小姨。电话就挂了。小姨三年前到邻居家串门，镇计生办来抓超生的，误以为是她，就抓了去。不由分说，打掉了两颗牙。后来弄明白是抓错了，送回来。他当时听母亲说了这事，就督促去索赔，但是直到今天也没办成。计生办说，不是抓错了。公安局调解也没调解成。小姨肯定还牵挂着这事，她自己受了些冤枉罪，但无处申诉。

小姨知道外甥事多，就不开口。越不开口，他越难受。他小时候，是在姥娘家长大的，父亲有病，家里兄弟姊妹多，母亲就把他送到姥娘家，其实主要是小姨把他带大的。一九八四年上大学，小姨还给买了一条毛毯。他仿佛看到小姨皴裂了的手，她在家养猪，一天不闲着。夏天，听母亲说，小姨得了病，也没告诉他。他悄悄给小姨寄了五百块钱。小姨需要我，但是我不能回去。他苦恼地摇了摇头。

往日的小酒馆都关了门，有的还贴上了对联，对联多是印刷的，比农村手写的差远了。往年春节，他是在家过的，去年春节，他还搞了个调查，他走访了六个村的亲戚，发现手写春联几近绝迹。农家贴的多是集市上买的印刷春联或银行、保险公司等赠送的植入广告的印刷春联。他的老家景芝镇，曾被明代学者顾炎武在其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称为齐鲁三大古镇之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景芝镇村民每年的手写春联在诸城、安丘、高密三地中首屈一指，而如今正在消失。

他记得，过去每到腊月，生产队里就支起炉子，写对联。那真是热闹。他一户一户地想着他的曲堤村，从村东头数，一直数到西头，再从南头，数到北头，有的想不起来了，就遗憾地跳过去……他又回到了故乡，脸上有了笑容，这是他一天来第一次开心地笑。

天已经上了黑影，地上已经全白。在一个路口，他看到地上的火苗。两个人蹲在地上烧纸钱。从旁边走过去，他看到火苗映红了两张脸，一张脸是个孩子，另一张脸是悲戚的中年妇女，留着短发。她还在嘴里念叨着什么。这是祭奠自己的亲人，亲人多是在这个地方出了车祸。

他的大舅在十年前，骑着摩托车带着大妗子，被一个酒驾司机撞飞。大舅当场死亡，大妗子住院三个多月。他回家给大舅出殡，在大舅出事的路口，那摊干了的血迹，还在。他在血迹前，站了好久。他也该到那摊血迹前，给大舅发点纸钱的。每年回家，都要给大妗子点钱，钱不多，只是表一表心意。

原来他大舅家村东的国道窄，路两旁是防风林，林外接着是果园，那条国道，事实上是从树林中穿过的。他小时候，跟着姥娘去搂过草，那时候，也没听到有什么车祸。现在大路拓宽了，树全部砍伐了，是光秃秃的大路了。

小舅家的表弟，打工回家，在路上被撞倒，刚刚出院。有一天，小舅从镇上打工回来，小妗子嘟囔着赶紧开上拖拉机去把坡里的豆子拉回来，小舅一开始不愿意，但是拗不过，就开上车去了，小妗子坐在拖拉机车斗子里。结果被后面上来的拖挂货车撞到了沟里。小表弟竟然先打电话给他，他又打电话给家里人，送到医院抢救，小妗子抢救了五天，不行了，小舅还昏迷不醒。先给小妗子办丧事，要火化，但是交通事故没处理，治疗费又没有，医院不让拉遗体。他又找市卫生局，又找县里医院领导，总算把遗体拉出火化了。他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干，电视台安排的采访任务一个接一个。他只能抽空打电话问问。小舅终于保住了命，出院了。接着是交警处理。处理完，小舅又整天打电话，说是你小妗子的赔偿费我没见，你得给我问问。他头就大了。每天几个电话，弄得他发火也不是，不发火也不是。后来，见了小舅的电话，就不接了。可是，有一次，来了个陌生电话，接起来，竟然是小舅，上来就被训了一顿。他实在没办法了。他说，小舅啊，我还有好多的事要干，不光咱自己的事。再说，赔偿费是你和表弟之间的事，我怎么好掺和。听着小舅发完火，他心里难受，又不能对别人说，自己在家拿出酒，竟然喝醉了。

谁都可以指使我，我倒不如当初在家种地的好。他恨恨地在地上吐了口痰。可是，这些没权没势的亲戚，不找你又去找谁呢？

跺跺脚上的雪，他来到吉祥酒馆门前，屋里的灯映到外面，照得雪都有点儿橘黄色。他敲开门，这是夫妻店，夫妻俩在忙活。这夫妻俩，丈夫叫吉祥，跟他是老乡，都是景芝镇的，所以他常来。小孩子在饭桌上做作业，皱着眉头，咬着铅笔杆，脚还在玩一个白白的小球。煤球炉子上坐着水壶，正吱吱响着。

他问，还营业吗？

吉祥说，不营业，咱也得喝啊。

不一会儿，端上一个芹菜炒肉丝，一个拌木耳，一盘炒花生。他跟掌柜的就喝了起来。妻子则在床上剪窗花，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你说，咱那会儿，过年，一大帮孩子在胡同里，多热闹。现在一个孩子，孤孤单单的，还要做作业。

谁说不是？在雪地里跑啊，跑啊，放鞭炮；那时，是穷点，没有好吃的，好穿的，可是乐呵啊。

女人说，过年，俺那会儿就盼着有个花褂子，一年盼一个。

煤球炉上的水扑啦一声，水开了，女人放下剪子去倒水。一边倒，一边用指头戳儿子，瞪着个眼，你倒是做啊，老是咬铅笔头。

景哥，怎么不回家呀？又不是没车。

唉，领导让加班。

加什么班？都过年了。

还要值班呢。

景哥，我也不是不想回去，可是回去，愁得慌。你说，出门在外，我们两家的亲戚，就招架不了。哪家走不到都不行，每家你至少也得二百块钱吧。我一年才挣多少？去年我回家，每家都走到了，花了五千多块啊。可是，二大爷家我姐姐病了，我没去，二大爷就说话给我母亲听，孩子在济南熬好了，把自己的姐姐都忘了。你说说，你说说。我在济南开个酒馆，一年满打满算，挣不到五万块钱。孩子上学，一把就是一万。

女人说，不回了，不回了，回去光生气了。原来，俺哥哥的孩子，我都是给磕头钱，一人一百。给了好多年，现在都二十岁了，上大学了，就没给。你猜怎么着，脸一下子就拉下来，像个驴脸啊！俺的钱也不像雪是天上飘下来的。不回去了，坚决不回去了。如今的人，认钱不认人 。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喊道，孩子，过来！

孩子吃得胖胖的，像个小墩子，听到喊叫，放下铅笔，跑过来说，大爷你好。

嘴还怪甜的，来，拿着。这是磕头钱。他说。

吉祥说，景哥你客气了。还不快给你大爷磕头。孩子两个手指头捏着一百块钱，趴到地上就真磕了一个。额头上沾着了煤灰，像一个黑痣。

“春晚”开始了，还喝？女人提醒。

喝！“春晚”代替不了喝酒。

于是继续喝。花生米吃完了。吉祥又喊，拿火腿肠来。女人嘟囔着，从冰箱里拿出两根火腿肠。吉祥又喊，再拿点辣丝子。女人哼一声，进了屋。吉祥大喊，怎么，还反了你了。给我拿！

他说，老弟啊，算了，咱喝这些就行了。我也要去值班了。

值什么班？我还不知道你啊，你是怕回老家。

吉祥真的喝醉了，站起来，趔趄着到冰箱那儿去，我这里还有炸鱼呢，还有鸡腐丸子呢。说着就往外端。女人一个箭步冲出来，大吼着，吉祥你别不识好歹，你给我放回去，放回去。吉祥偏不，端着鱼就往外走，还伸口咬掉了炸鱼的尾巴。女人就夺那盘子，吉祥就往后撤，手不稳，盘子掉到炉灰里。

女人就嘤嘤地哭着到炉灰里去扒拉鱼，一边哭一边说，景哥，不怕你笑话，这鱼是准备给工商所的老王的，他下午来说，俺这里鱼炸得好，就定下了。他说，我明白。

吉祥说，什么鸟工商所所长，不管他。咱就是要吃。

小夫妻继续在拌嘴。他喊，结账。吉祥说，结什么账，算我请客，景哥。

女人不说话，眼睛瞪着吉祥。

他拿出五百块钱，放在饭桌上。

拍拍吉祥的肩膀，景之说，龙年吉祥啊！我再拿瓶景阳春。走了。好好过年啊。

吉祥往外追，让女人一把拽住，并捎带着剜了一眼。女人的声音带着笑，景哥，您慢点走啊。

他提着酒，在雪地里晃荡，漫天的白。所有的垃圾都被盖住了，干干净净。他拐上护城河桥，然后来到边上的一个工地，他是要找老赵头。记者搞“走转改”活动，他就采访了老赵头，二人也成了忘年交。晚上散步，他爱到老赵头这里拉呱。老赵头死了老伴，想再找一个，结果儿女都不让，一气之下，到济南打工，给人家工地上看大门，一月一千五百块。

老赵头的门开着，正往外冒烟。他赶紧过去，一看他歪在地铺上抽烟，抽着抽着睡着了，烟头烧着了被子。他帮老赵头把被子铺到地上，用湿毛巾去擦那着了的地方。老赵头咳咳咳地咳嗽着，吐出一口浓痰。

过个年把自己火葬了，那可成笑话了。老赵头说。

他刚坐到马扎上，踩到了一只猫的尾巴，猫大叫一声。这时，他看到老赵头这间简易房里有好几只猫的眼睛，都闪着绿光。老赵头说，别怕，是些流浪猫，我平时喂它们，它们就都来了。他朝猫们招招手，这些猫都围拢过来，围成一个圈，他和老赵头被围在了圈里面。景之说，大爷你把猫们训练得不错啊。

老赵头说，给它们吃，它们就听你的。不听，就不给它，饿着它，就跟人一样，给谁干活，就听谁的。

他们开始喝酒。他把酒放在地铺上。老赵头不知从哪里还弄了块驴肉，用刀子随便划拉开。简易棚旮旯里还有半蛇皮袋子花生，生的，还带着皮，皮上沾着土。老赵头说，这是闺女让外甥年前捎来的。

老赵头说，花生沾着老家的土，我觉得才够味；随便从外面买的花生，我吃着没有滋味。老赵头摩挲着那饱满的花生，说，我让你猜个谜语吧：麻屋子，红帐子，里头坐着个白胖子。

他说，这个谜语，我奶奶教过我。

唉，这个谜语也是我奶奶教的，是过年的晚上，剪完窗花后教的。

老赵头继续用青筋突出、粗糙的长手指搓着花生的麻子皮，搓下的干土一点点到了手心，他一仰脖子，把那土送到嘴里去，就跟吃药一样，还端起酒杯，用一口酒送了下去。可能是这口酒喝大了，他的眼里竟然涌出了泪。

雪在下着，一老一少默默地喝着酒，喝一口，就剥一个生花生吃，喝一口，就再剥一个。他们都没去吃那驴肉，驴肉在灯光下，像一块泥巴。他们其实也成了泥巴。烂醉如泥，是真正的雪夜泥醉。

门外，鞭炮声开始炸响，整座城市炮火连天，烟火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