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报告文学的叙事有着多种的可能，但毫无疑问，它首先是一种独特的时代文体。正如茅盾80多年前在《关于“报告文学”》中所指出的那样，“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以非虚构的方式对“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作出有意味有价值的文学书写，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主要功能。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报告的是行进中的时代，存活的是渐行渐远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再到新时代40年中国报告文学生成的历史，就是一部存真存活这一大时代前行步履的新“史记”。

文体与时代互动

报告文学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主潮之一，主要源于大时代的激流奋进对于这一文体的激活。一方面，发生着亘古未有的变化的时代需要有与之适配的时代文体，以真实、迅捷的方式将其或是流光溢彩或是沉郁艰辛的镜像加以摄照；另一方面，报告文学是基于个人观照、个人表达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写作。从一定角度而言，选择报告文学意味着要选择承担社会的责任和使命。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闭关锁国到融入全球化，全面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工作、生活。这些变化超出了一般的虚构作品的想象空间，却正好是报告文学最好的书写题材。

新时期文学发轫的重要标志不只有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更有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以《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发表的《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一批科技题材的报告文学，书写知识分子的遭际和品格，宣告了一个文学新时期的开启。改革开放潮起，报告文学作家闻风而动。张锲《热流》、程树臻《励精图治》、李延国《中国农民大趋势——胶东风情录》等作品，取材于一个省、一个工厂、一个区域如火如荼的改革风景，展示了城市、乡村神州大地由改革而生成的可喜变化。这一时段的报告文学与时代实现了双向互动，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源头活水有效地供给报告文学的写作材料；另一方面，报告文学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特有的主题表达等，参与了思想解放的讨论，介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

新时期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当年就曾说过：“我要继续写报告文学的‘硬通货’——写改革，写经济改革，写改革中的人的观念的变化。中国不搞改革没有出路，报告文学不写改革，就脱离了时代的大趋势。”（《挑战与机会·后记》）她于1984年发表的《解放》，是对改革的一次深情而激切的呼唤。次年，她又潜心于改革题材序列作品的写作，结集为《挑战与机会》。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讲话谈到文学方面的情况时，特别地肯定了报告文学所取得的成就：“近年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文学作品多了一些，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以外，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说多。”

历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报告文学作家承继新时期这一文体紧贴时代的优良传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到时代生活的中心。他们敏感于时代的新变，深思于时代的新质，站在时代的高端，摄取具有新时代特性的事件和人物，以更加热情的笔墨讴歌砥砺奋进的人民创造，写作能够反映时代大主题的精品力作。何建明的近作《那山，那水》以对浙北山村余村生态文明建设成功实践的具体叙述，对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社会主义生态思想作了生动而有说服力的阐释。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纪红建的《乡村国是》，所写的是中国农村减贫脱困的进行时态，呈现的正是实施“精准扶贫”重大国家战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乡村国是》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后的时代话题。新时期以来40年报告文学的价值，主要是在与时代生活的对话中生成的。

非虚构的中国故事讲述

报告文学是叙事性非虚构写作方式，故事构成其文本的主要内容。报告文学的故事性不可通过虚构拟想等小说化的方式展开，而需要通过作者对现实中具有价值内涵的“故事性”存在的观察、发现和选择才可获得。新时期、新时代充满着激变的社会生活，其间蕴含着无穷变量和丰富意味的真实故事，正好成为报告文学写作故事性生成的宝贵资源。

回顾最近40年的报告文学，改革开放，砥砺奋进，展示中国力量，谱写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大工程、重大事件，都在报告文学中有着生动具体的展示。可以说，报告文学是真实、快捷、正面、生动讲述中国故事的最好方式之一。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讲述“引滦入津”的故事，歌咏创造奇迹的“英雄的国土”；陈秉安等的《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描写了深圳十多年间由小渔村发展为现代化城市的巨变；杨守松的《昆山之路》再现了东部县域由农而工，由内而外，敢闯敢干的发展之路；何建明的《我的天堂》致敬苏州改革开放30年辉煌成就；徐剑的《东方哈达》采用“上行列车”写现实“下行列车”写历史的双线并行书写的方式，全面深刻地报告青藏铁路的建设；王宏甲的《塘约道路》叙写了新时代乡村的脱贫致富之路；从西昌发射场走出的李鸣生致力于航天报告文学的写作，他的《飞向太空港》《走出地球村》《中国长征号》等 “航天七部曲”，书写了中国航天事业可歌可泣的壮美历史；张胜友的《十年潮》《历史的抉择》《百年潮·中国梦》等，取题宏大，视野宏阔，以电视政论报告文学的方式，呈现时代大观，钩沉历史流脉，别有一番景象。40年来，凡有大事必有报告文学。西气东输、南水北调、三峡工程、蛟龙深潜、高铁建设、抗洪救灾、抗震救援、利比亚撤侨、亚丁湾护航等题材，报告文学作家都没有缺席，都有相应的报告文学作品载记实录。

诚然，作为时代文体，报告文学不能回避现实存在的种种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报告文学”，如《中国的“小皇帝”》《伐木者，醒来》《胡杨泪》《强国梦》《西部在移民》等作品，对独生子女教育、生态破坏、人才环境、体育价值、移民脱困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揭示和解析，引起了文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这些作品的主题表达与改革的主题相一致。到21世纪初，又有如朱晓军的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天使在作战》，对医疗领域存在的腐败问题进行了深入透视，体现了报告文学介入社会的批判性价值。

人物刻录和精神激扬

优秀的报告文学必须具有丰富的时代生活内容和崇正的思想主题，同时还必须是文学的报告、具有表达深度的报告。作为“文学的”报告文学，其文学的基本载体是作品的叙事，它也要像小说一样“以人为本”，注重再现人物的存在，表现人物的独特性。只不过小说可以通过虚构塑造人物形象，而报告文学只能基于真实的人物作非虚构的再现。

观览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可以发现有不少作品尽管时间正在远去，但其中所写的主人公依然在我们的心中栩栩如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形象。《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沉潜于数学世界，有着“愚公一般的精神”，是特定时期“中国牌知识分子”的典型。李春雷《木棉花开》的主人公是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作品一改党的高级干部单一的政治化叙事模式，用真实而细腻的笔触写出了人物的筋骨，写活了人物的精神形象，从人物自身逻辑和时代的关联中，赋予人物改革“英雄花”的崇高形象。何建明在《中国作家·纪实》2018年第1期推出的《山神》，为我们雕刻了一个真实生动的顶天立地的中国式“硬汉”形象。作品叙写的人物是贵州山村80多岁的老书记黄大发，他带领村民用36年时间在悬崖绝壁上锤击手挖凿出了一条数十里长的通天渠，持之以恒带领乡亲脱贫攻坚，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和礼赞。

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体的民族国家的集体意识，它是达成社会全体共识的精神纽带。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与时代同行，大写人民创造伟业的中国故事，其间激扬着鲜明的时代精神。这些时代精神从叙写具体对象中凝练而成，又超越了具体的人与事，超越了特定的时空，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中国女排1981年在世界杯比赛中勇夺冠军，首次冲出亚洲，登顶世界。鲁光以极其兴奋和自豪的心情写作《中国姑娘》，发表在当年第5期《当代》。作品以真实灵动的叙写，再现了女排群体刻苦训练、协力拼搏的故事和场景。作品最为打动读者的是中国姑娘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这是一曲振奋人心的搏斗之歌。它的主旋律，就是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 人们把体育比喻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橱窗。那么，就让我们打开中国女排这个小小的窗口，看一看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精神风貌吧！”这是作品的开篇语，也是作品主题之所在。由此女排精神也成为时代精神的标志，感染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媒体’时代中国报告文学转型研究”（16BZW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吴学术》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