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不知道是冥冥之中神秘的暗示，还是和先生之间本来就心有灵犀。30日下午到北京，31日一早醒来躺在床上，突然想去看看雷达先生，又怕打扰了他，犹豫再三，快12点时决计先打电话看他是否方便。第一次，未接；第二次，占线；快12点再拨，先生接的电话。依然是我所熟悉的天水口音，先生亲切地喊我的名字。我说我在北京，下午想过去看看他。先生说他身体不适，下午要去医院，让我不要来。说话时，感觉声音不像平时那么宏厚，倒也不觉得有什么异常。没想到，4个小时后，先生竟溘然长逝！

我与雷达老师相识，开始于1990年。此前，我已读过先生不少文学评论，也知道先生是天水人，但当时先生的简介里都说雷达是兰州人；在天水，除了少数文学界人士，也很少有人知道天水还有这么一位指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评论家。

1990年夏天，借参加鲁迅文学院诗歌学习班的机会，通过当时还在北京空军工作的天水籍学旅书法家毛选选，拜访了先生。当时，先生还在南河沿住，居室有些逼仄，书房里挂着邓拓给他的书法条幅。雷老师操着天水口音，给我讲述了他此前的生活和经历。回去后，我在供职的《天水报》上，发表了采访先生的专访。由于这篇文章，天水本地开始关注这位天水走出去的文化名人，过去与先生失去联系的亲朋故友，也重新和先生取得了联系，先生也愈见频繁地的来天水走动了。随后，先生出版作品简介，也将籍贯改成了”甘肃天水”。

读过《还乡》和《新阳镇》的人都能体会到先生对故乡和亲人割舍不断的眷恋之情，但没有多少人理解先生面对故乡、亲人的不舍与矛盾。这些年，天水有些机构一直想请他回来作讲座，先生总是推辞、回避。问及原因，他立马会伤感起来，说:“年纪越大，我就越怀恋新阳镇。可我回去到哪里呀？祖宅塌了，荒芜了，亲人一个一个都走了。去了，还不是让自已心伤！”话虽这样说，每次到了天水，先生都要留出时间，把侄子、侄孙叫过来，问日子过得咋样、有什么要他帮忙的、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临了，还要把事先准备的礼品和钱分发给他们。

先生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众所周知。但先生对于故乡的恋情，这些年我愈来愈明晰地感到成为最让他心绪不宁的情愫。几年前，《作家》杂志连载他的传记体系列散文时，只要有写天水的，先生就打电话建议《天水日报》或《天水晚报》转发。对于国内报刊求其稿而生怕不得的大评论家来说，先生希望家乡父老看到这些文字，无非是为了让父老乡亲知道他对家乡深深的眷恋。

2015年5月，我和作家秦岭去韩城参加陕西省旅游局主办的《秦岭与黄河对话》，秦岭提出可以建议天水师范学院建一个雷达文学馆。我觉得这个建议好。在潘家园寓所，先生依然是无所谓的态度，我和毛晓春在一傍煽风点火，才勉强答应。也是那一次，我才发现先生有严重哮喘，咳起来满脸发紫。他爱人告诉我，一到冬春季，一犯病非常厉害。

真正知道先生的哮喘严重到什么程度是2016年。这年十二月，首届“中国天水.李杜诗歌奖”颁奖，先生做为诗歌节顾问和颁奖嘉宾，最后一次来到天水。对于先生来说，除了参加颁奖活动，也受天水师院之邀进行讲学并最后商谈创办文学馆事宜。离开天水那天，先生一整天在天水师院活动，中午也没有休息，下午5点多回到宾馆时满脸发青，咳嗽不止，老伴让休息一会，他喝几口水，又开始接待来访者，给他的粉丝签名，吃饭前又见了几位亲戚。

那是先生最后一次回天水。晚上10点多，我和马超、先生的博士张继红，还有几位亲戚送站。火车站候车室正在改建，从汽车上下来，12月的寒风吹过来，先生咳得更加厉害。从临时候车室到站台二三百米，先生走几步，就得停下咳一阵。王向明提出背他上车，先生摆手，坚决不行；老伴让坐在拉杆箱上，他还是不同意。硬是走几步，歇一歇，边咳边走，挪上了火车。

一路上，我拎着一个小包，在昏黄的灯光下看着先生撕心裂肺咳嗽的样子，忍不住眼泪也出来了。

这也是我和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每次打电话问起身体，他总是爽朗一笑，说还好还好，就是哮喘的老毛病，注意着就行了，你放心。

这两年，来北京次数多，知道先生忙，加之年龄愈来愈大了，尽量避免打扰。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昨晚还没有去看先生的打算，早上醒来，睡意朦胧中，竟冒出了要见先生的想法！在得知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的这几个小时里，恍惚中，我总觉得是上天有意安排一个带着他所挚恋着的故乡气息的人赶到他身边，专门为他来送行的。只恨天妒英才，凄风来袭，时刻眷恋着渭河边上故乡的赤子先生，竟这么匆忙、这么突然、这么毫无征兆地绝决而去——好像是生怕惊扰了别人，生怕给这本来就纷杂恍惚的人世增加一丝负担！

一路走好，敬爱的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