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钱佳楠

对许多人来说，“而立之年”四个字仿佛人生的分水岭。2字打头时，嬉笑怒骂都是荷尔蒙在作祟，鲁莽与过失皆有年轻为借口；一旦迈入30岁，某种轻盈渐渐隐去，更多沉甸甸的东西在生活里显山露水。在我们身处社会的共识中，30岁，人必须要面对更多实质性的人生选项——成家、立业，或者两者兼备，唯有如此，才够得上成功的基准线。或许是某种巧合，虽然一贯反感上述由外界目光所定义的标签，出生于1988年的青年作家钱佳楠在30岁到来的时候给读者带来了自己人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不吃鸡蛋的人》。

2014年，在短篇小说集《人只会老，不会死》里，除了以多个故事对上海生活充满质感的呈现以外，钱佳楠在书中画了十多幅满载着想象力的插画，或精细描摹孩童眼里放大了的城市细节，或在车水马龙的商业街上勾勒奇想中的脸庞。在英国求学遇到短期困难时，卖画曾一度成为她的经济来源。无论身在何处，这些混合着写实和想象力的插画是她在写作之外最享受的创作，她会花很多时间构思、构图，把自己内心里的东西慢慢勾勒出来，以模糊的想象进入未知的领域。她的小说创作也是如此，花很长时间构思，把结构、节奏甚至语言规划妥当，然后再开始写，这让她的写作格外缓慢。可《不吃鸡蛋的人》，却更多是一种急切的情感倾泻。

小说中，女孩周允是上海人中标准的“乖囡”，顺顺当当地在母亲所盼望的轨迹中成长、考学、毕业、工作。她成长在彻彻底底的普通人家，局促和窘迫，以及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必须勉力维持“体面”是这户新村人家日常生活的全部构成。平时周允总是把自己缩得很小，而把母亲眼里她应该成为的那个“她”放得很大，直到“她”真的如母亲所愿，替代了她的存在。她似乎是母亲的骄傲，但她又不是很确定——只有把她的成功当作工艺品那样在亲戚面前炫耀时，亮堂的光彩才会从母亲脸上浮现。从十几岁到三十岁，她一次次试图跨过成长的深河，成为想成为的自己，追回错过的爱情，但无力感始终萦绕着她，直到某个彻底的契机来临……

“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踏上社会时，许多年轻人反而觉得自己的路变得狭窄了。虽然我的个人性格和周允完全不一样，但我确实也有这样一种困惑：似乎所有人都为你好，为你指明方向，但他人认定的‘正途’，让我觉得自己的路途越来越狭小，这是我跟主人公之间的相似之处。”也许正是某种反叛意识，让对于这个问题并未深究的钱佳楠一直不自觉地试图突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她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深造，后因为实在不喜欢而肄业回国，进入一所他人艳羡的学校当了五年老师后，又辞职前往爱荷华大学就读创意写作硕士……

直到一次与友人关于“成功”理念的谈话，才让钱佳楠幡然醒悟，她，或者说他们的路途变得狭小，与所身处的这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你所有的决定，会受外界因素的牵扯。在做某些选择的时候，需要向外界，至少向父母解释时，如果偏离了所谓的那几条‘正轨’，就会沦入解释不清自己到底在干什么的困境。而当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是没法解释的时候，或许就会畏缩，使得自己的路途变得狭小。”这也是她在小说中试图探讨的属于当下年轻人的困局：为什么在经济条件改善，似乎拥有更大自由度的当下，选择却变得更加有限？

时代的变迁，让王安忆、程乃珊等上一代作家笔下的弄堂人生变换了场景。在包括张怡微、钱佳楠等在内的年轻上海作家笔下，居住在新村、工薪阶层的上海人家是最体现这座城市在喧嚣繁华的表象下人间烟火的人群，也是最切近普通上海人这个定义的人群。“无论时代如何改变，上海的家庭都有一个‘上海梦’，用有限的物质资源保持‘体面’的生活，是他们维系生活尊严的重要能力。”钱佳楠说：“与父母那代人相比，年轻的这一代承载着他们因为教育资源稀缺未能实现的‘读书梦’，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则带给人更多不安全感，人人都想着要先上车、抢位子，削尖脑袋去挤那寥寥几条公认的‘成功之路’，而世俗定义的成功则被更深地固化。”在她看来，周允的最大悲哀在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是她和周允的故事产生共鸣的地方，并在书写中慢慢展现为他们这一代人成长经验的回望，“个人生活中最大幸福、最大意义是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以这部小说作为对于“上海经验”的告别，钱佳楠希望自己在今后的写作中有更广的面向。比如在《狗头熊》《人只会老，不会死》等短篇中，她曾尝试糅合现实世界和想象力，创造一个似真似幻的世界：“我一直对传说、神话感兴趣，它们是从人的情感中凝固下来的结晶品，非真非幻，口口相传，如果没人相传的话就没有了。这些东西是很有价值的，我希望能找到一种文本中的故事逻辑，将它们固定下来，对我来说这是很有意义的事。”

在持续的写作，以及对于同代人境遇的反思中，钱佳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需要的并非所谓“坦途”，而是满足内心的热望。正因如此，2016年，她舍弃了五年的教师生涯，选择在异国他乡用英语重新学习写作。在爱荷华大学求学期间，她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看英语作品、写英语小说，主动隔离自己和中文的天然联系。这段有意识的自我放空，不仅让她踏入了英语创作体系，也带来了另一种审视自己的视角：“我几乎一开始就预感到自己有60%到70%失败的可能，但我并不想在困难中放弃，而且重要的并不是这个。中文与英文写作中存在很大差别：美感的呈现、对于情节冲突的考量，以及故事张力如何形成等等。通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最终体会到的是如何建立中文的灵感。”

身处海外，孤独是无可避免的，爱荷华漫长的冬季，严寒更让旅人心生寂寥，然而孤独对钱佳楠来说有着别种含义：这意味着她不从众，在陌生的环境里充分打开自己，以单独的个体去体会广阔世界，甚至以自我怀疑、自我颠覆的形式成长。“身处异域的漂泊感会给人造成困惑，而困惑会让你的自我认同、文化认同发生变化，这些都会在将来对你施加影响。但我很愿意接受这种影响，去看更广大的天地。”有时候，这种“无根”的感觉，更让她察觉到以往家庭亲密表象下的真相：“我们所看到的那种西西弗斯式的生活，究竟有多大意义？”在孤独中，钱佳楠一直在她的个人公众号上写着给“亲爱的人”的信，如今已经有20多封。从最早只是为了留存个人情感、和身处异乡的同龄人们说说话，逐渐成为探讨写作、翻译、人生的沟通渠道。这是一位年轻写作者写给复数的“她”“他”的心里话，亦是她与自己内心世界更广阔的交锋：“这封信是我写给自己未来的期许，我希望自己不因恐惧而去选择安逸，而是根据内心选择去看‘大’的文学，‘真’的生活，‘苦难’的人群，不去拥抱世俗的安定，光鲜，舒服，以及所谓的‘成功’——这些都让我无限接近‘死亡’，而非‘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