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很多作家、艺术家的回忆里，1980年代曾是一段光辉岁月，文学艺术在那个时候，处于一种生机勃勃的状态。甚至多年以后，1980年代仍旧是很多人的精神资源，不少问题，都要一次次返回1980年代才能开始讨论。相对而言，1990年代则要平淡得多，有时一句模糊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之类的话，便一笔带过，很多人回想这一段的时候，少了1980年代那种理想主义的激情。但1990年代又是不能被忽略的，尤其当我们理性来思考的时候，1990年代，仍旧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话题。有鉴于此，我们邀请了张晓刚、刘庆和和鲁虹三位艺术家一起讨论当代艺术的1990年代，挖掘1990年代的精神资源，以期引起更广泛的讨论。

今日推送刘庆和《先生·美院——我的1990年代》。

先生·美院——我的1990年代

刘庆和

告诉别人上一个世纪的往事与自己有关，自己听着都觉得吓人，怎么昨日的情景就世纪相隔了呢？如果在美院的回忆当中找个节点，那就是1989年了。那一年我的研究生学业正好结束，之后的我就是美院教师了，当了老师就得装了，好玩的事情少了，记忆也就模糊了。在美院，1980年代给我的印象像是个集体主义的大家庭，到了1990年代就开始是个人的小作坊了，这应该是缘于那个时候人们普遍的内心失落，每个人的心里大概都在说一句话：“做些实在的事吧。”这在当时甚至一直到现在都很符合国情。

1983年，我离开了天津洗衣机厂那个当了三年钳工的地方，扛着行李向北京进发，当时的我觉得那是条遥远的路，也是未知的路。到了北京站下了火车就懵了，我的行李是过冬的被子、棉衣等一大堆为了省钱而自备的生活用品。我不知道怎么把它们弄到美院，只好先寄放到行李处，打听到美术史系有位天津老乡叫刘长虹，于是借了自行车来回跑了多趟。放下行李坐在床上，看着我的宿舍四周，觉得天津离我远了，不仅是因为这点距离，倒是成为了美院学生的我离以前的自己远了。在工厂时候业余时间干的活儿，现在可以全身心投入了，我有理由兴奋，心里却是空悬着。曾经，走进学院是个梦，考上中央美院更是个不愿醒来的梦，而梦想成真的时候，反而有些手足无措，我努力地适应着新的生活。

王府井校尉胡同5号，梦想成真的地方。教学主楼的门前“欢迎新同学”的大字站在花丛后面，毛主席题写的“中央美术学院”几个金字闪亮地镌刻在红色的竖匾上，那一刻的画面长在脑子里了。在学校的最北面大礼堂，新生们排排坐，聆听着老院长侯一民先生讲述和平解放北平的旧事，讲到作为地下党员的他身跨撸子枪接管“北平艺专”的情景，一下子让我知道了中央美院是和国家存亡休戚相关的，以后每年新的学弟、学妹来了美院，都能有幸听到这段感人的美院发展史。

1990年代的美院操场，每到冬季来临，总是堆着一座小山似的采暖煤，煤黑的颜色厚重地压在地上。大家围着煤堆闲散地走着，手上不是提着暖水瓶和毛巾从澡堂出来，就是端着饭盆从食堂出来。老师、同学差不多都面熟，抬头低头地打着招呼。煤堆逐渐少了，春天就来了。美院是一个坐落在闹市王府井的院落，灰色的围墙包围着校园，大概有四十亩地的样子。邻居单位是协和医院、东风（东安）市场和王府井交通队以及全聚德烤鸭店、同升和鞋帽店等，都是久负盛名的地方。那个时候身体好，对于协和医院没什么太多印象，印象深的是后来有时呼啸而过的救护车，再以后是老婆在协和医院生孩子。东安市场那个时候叫“东风市场”，顾名思义，东风压倒西风的意思。东风市场是一个由南至北的单层商场，与对面的王府井百货大楼相望着，东风市场的边上有个酒楼，酒楼的排烟设备正好冲着美院的后操场，大师傅颠勺的声音和炒菜的味道一同传来，让饥肠辘辘习画的我们心神不安。美院的南面是王府井交通队，因为紧邻，所以没感到有什么威严。往西去是烤鸭店，坐落在王府井大街和帅府园的东北角上，早餐是油条和鸭汤，正餐时没敢进去过。体育组的张广仁老师组织我们冬训长跑，就是围着这几个建筑群落转圈来着，找个角落停下原地歇会等着同学们第二圈过来时跟上，可以少跑一圈。

美院的U字楼是教学主楼，统共两层，木地板、天窗教室，整个楼像是两块“马掌”摞在一起，她的前身是所日本小学。1980年代兴建的十二层高楼耸立在陈列馆旁边，据说这个高度是经过几番周折才审批通过的。这座楼的4、5、6、7、8、9层是学生宿舍，8、9层是留学生层，在当时算是特区，同学们都以能出入8、9层沾点洋气而得意，“土八楼”是那时挤兑人的流行语。5、6、7层是男生宿舍，电梯在这几层的门一开启，不用看楼层数字，扑面而来的味道告诉你，到了。4楼是女生宿舍，路过的时候匆忙的内心觉得腿脚有些慢。这个楼还有两个亮点可以记住，一是职工食堂比起学生食堂高级很多，墙上是一位当年的女研究生画的壁画，只有实在馋了才能在这里吃一顿，顺便欣赏墙上的壁画，对这张画有那么多好感，应该是和吃得好有些关系。第二个亮点是阶梯教室，我们的共同课都是在这个楼的阶梯教室里面上，赶上重要活动，这间教室里挤满了人。不少成功的名人曾经站在这个讲台上，可是记得最清楚的，反倒是学校的教务处主任张荣生先生，他那浓重的东北腔经常批评得我们还挺舒服的，什么“便所里面画小人儿，男便所里面画女小人儿，女便所里我没去”之类的段子，在学生当中流传很久了。在这个十二层的高楼和U字楼之间就是巴掌大的操场了，篮球、排球、足球都在这儿练，如今的美院学生恐怕站在这个操场上都容不下脚了。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做教师的最多，现在早就是美院的骨干教师了。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关心自己和周边的生活，一时间“近距离”成了艺术的风尚，人与人之间关了门留了个小窗，内心也开始细腻起来。

小日子总是要过的，我牵着老婆的手坐了电梯来到美院十二层楼的二楼院长办公室，副院长也是职工分房办公室主任的陈兆祥老师走上前来，搀扶着挺着大肚子的陈淑霞慢慢地坐下，捧着一杯热水的陈淑霞含着眼泪看着陈院长。院长振振有词，虽然我们学校教职工的住房紧张、困难，但我们也绝不会让您把孩子生在学校操场上的，这时候我往窗下瞥了一眼操场上踢球的学生们，阳光开始刺眼，暖意袭来了。国画系的一位老师出国已久，学校分配给她的一间房子年久没人住堆满了家具，就这样我们把家具紧凑地摞了起来，腾出了六、七平米左右的空间，摆上了床和一个小小的折叠桌就安顿下来了，等着十天之后的孩子降生。我的内心充满了感动，在这个筒子楼的楼道对面，住着我的班主任老师陈文骥和师母马晓光，再隔壁就是王沂东老师和夫人。长我六七岁的老师还住在筒子楼里，我能有个安身之所就相当不错了。在这间小屋子里女儿刘焉陈降生，在这间小屋子里陈淑霞完成了她那幅油画代表作《粉红色的花》。筒子楼的厕所是公共的，厨房就是各家门前搭个台子，有个煤气炉算是过上了正当奢侈的家庭生活了。吃过晚饭，我们会不约而同地聚在陈文骥老师家，从陈老师的房间里传出看录像和游戏机里打坦克的声音，紧张而热烈。1990年代美院的公共空间大家都是快乐的，至于个人的纠结那都是个人的事啦。筒子楼是1980、1990年代高校的一大景观，虽有些吵闹但是生活的气氛相当的热烈，谁家吃什么全楼人都能知道，最难过的是上厕所和洗漱，即使这样大家都没觉得苦，反倒是日后大家搬出筒子楼时很有些难舍。六七平米的居所虽小，女儿也没愁长大，转眼之间我就可以在美院操场上牵着她的小手溜达了。

发生在美院的事情都和当时的空间环境有关系，一想到那些空间，美院的各色人等就立马鲜活地添加到那些空间里了。U字楼前的小花园，小花园里的雕塑，十二层楼里发生的事情等等，历历在目。中国画系坐落在U字楼的西南角，1990年代初，成为国画系教师的我，小心翼翼地坐在系办公室里面一个资料室的门后，每次开会做着聆听状。看上去和颜悦色的赵秀玲老师总是开导着不明白事儿的我。大大小小的会上先生们为了什么争论着，其实私下里他们都还是快活地聊着，只要一开会就会听到几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大声喊着，像是学术，也像是主持公道，开始时有些心惊肉跳，后来也就习惯了。1992年我独自一人到了西班牙马德里，举目无亲一下子让我想起了系里开会的一片争论甚至有些混乱的场景，有人争论、声音嘈杂是很幸福快乐的事情。几十年过来发现，因信念不同而争论，在中国是健康生活的标配，老了退休了没人可以辩论了，人一下子就蔫了。因为不是国画系本科毕业，不是科班出身的我少了些传承，这样，反倒是跟着我的导师少文先生多了不少的自在。一段时间里，韩国臻先生主持国画系的教学，安排我负责一年级的基础造型课，我在美院的教师生活就此开始了。

1990年代的美术学院，可谓风调雨顺，讲大话的场子大，私下里讲话的圈子小。以前不屑的东西重新被视为香饽饽了，一切都讲求个实际有效。这个时期又是个出国潮，不少人到国外追求去了，一晃就是几十年。我不是不想，只是没遇上机会，倒发觉关注自己眼前的事儿省时又省力，这就给我这种懒惰的人找到了绝不舍近求远的理由，所谓“近距离”和“就地取材”都是那个时候添的“毛病”。陆续地，1980年代在阶梯教室里大家拥挤着听归国报告的场面少了，1980年代学校里成立的与学术相关的协会等也都没了精神。不用与别人沟通的自己的理想、幻想、畅想倒是可以在自己的小情怀中膨胀起来。做实事也就是把自己眼前的事情做好，重要的是在强大的中国画传统水墨当中能找到当代水墨下脚的地方，这是个未知的具有挑战意义的事情。一次，国画系的老系主任黄润华老先生语重心长地找我谈话，对我的将来给予了极大的关切和担心，我其实也没闹清楚该担心的是什么，只是觉得老先生对我太好了，我明白他的好意。忘不了研究生临近毕业时候，黄先生和我一起骑着自行车为我四处找工作的情景。可我的直觉就是不想按着原先大家习惯的方式画了，在中国画界这个领域，习惯是很重要的，你如果不养成被认为的良好习惯，是不配在这个领域混的。俗话说，习惯成自然，大家都觉得最自然的就是按照习惯做事。在今天，我们还可以诟病所谓当代水墨或说都市水墨的符号化，在当时的产生是在缝隙和压力之下凝聚的生命力，之所以能够长久以来坚持自己的想法，正是因为围绕着它产生了批判，才帮助我看清了自己。没有批判的氛围滋生，就不会压制出力量，今天的艺术实践同样是这个道理。

吴长江老师是最先到西班牙马德里工作室访问的访问学者，此后陆续有孙为民、陈文骥、张桂林、曹力等老师，都是为期半年。曹力老师之后的名额给了国画系，我也就迷迷糊糊地赶上了这样一个机会。但是要凑齐一笔西班牙半年的生活费，这可不是个小事，好在出国还是太诱惑人了，不忍错过，只好排除万难。但是我去西班牙到底能干什么，根本就没想清楚。第一个问题就是转机，在当时看来巨大的戴高乐机场让我蒙圈了，等到了西班牙，我发觉自己就如同被空投在马德里的街道上，没人召集我开会了，没人督促我干什么了，漫无目的地闲逛，有时目光对视到对面走来双手插兜的华人，想上前打个招呼，又不知该说什么，脸又不自在地错过。马德里的半年时间里一直住在阿托查火车站附近，移步就是普拉多博物馆、索菲亚当代艺术中心和提森美术馆。一段时间里，凭着一张通行卡，差不多每天我都流连于这几个地方，看到不少西方大师的原作。安东尼奥·洛佩斯那幅两个年轻人在马路上亲热的作品，画的正是我住的地方。恰巧，邢啸声先生来到马德里，带着我去见这位大师，他是我在国内就崇拜的西班牙大画家。近距离地看洛佩斯的作品，才知道写实油画还是可以这么写意地画的，从那些情绪化的笔触中你能感受到西班牙人对于艺术的态度，而这一点恰恰是国内绘画最缺少的。

一个人背离自己的生活，首先得要背叛自己的肠胃，这是件不太容易的事。碧海蓝天，阳光刺眼，空气通透得没有一点神秘感，找不到中国的亭台楼阁安放的地方，我想，我能干什么呢？没有人生追求的生活是这么过的，一小杯浓缩咖啡就可以在咖啡馆里吹牛一下午，这种生活环境滋生出来的艺术和我们拯救人类的使命艺术家心态，在我的胸中搅拌了半年时间。渐渐地从惊奇到适应再到喜欢，转眼之间我要回国了，我的肠胃啊，是要来回切换吧。吃了西餐没来得及打个嗝就又回到中餐的常态了，一段时间开始厌食，这种消化不良的时间大概持续了近一年。回到北京，用尺子丈量这段经验也就踏实了，我知道，我就是一个关在自己屋子里和自己矫情的人。时至今日我也没心情整理在西班牙的半年时间里到底收获了什么，除了异域风光以外，表面上看去，健谈的西班牙人时间多多的，相互之间打着招呼没事可干。我想，真正吸引我的大概就是人们活着的姿态，可这种心态又不是我们能够学到了。看着美丽的沙滩，天际辽阔的海平线，到底装不下梅兰竹菊，皴擦点染的欲望。“美丽滴西班牙女郎啊，人人都热爱着她——”男人们好像不用奋斗照样能拥有她们，无需奋斗的日子对于热衷于奋斗的我们来说是多么的无聊啊。半年后我回到北京，走进美院见到同事上前打招呼说我回来了，同事竟然疑惑地看着我说你去哪了？是的，国内的奋斗早已开始了，大家都很忙，顾不得关注别人了。我站在二环的过街天桥上面，脚下车流汇成大潮，看着壮观的黄色面的如泄洪一般在桥下双向推动着，我傻了，哪儿冒出了这么多的车啊，这些车都去哪啊，都有自己的目的和方向吧？

比起1980年代学生时代的饥饿难耐，在吃的方面，1990年代对于大家来说已经逐渐好了许多。各种票证配给、供应凭证也都告别了日常生活，不过分奢求的话，还是容易自足的。从1990年开始到1995年搬到西八间房的二厂，这几年的美院就是一个安心在闹市里寻求自己的时期。重要的是这一时期里我的身份已经从1980年代的学生转为教师。毕业之后到退休之间的长距离想象起来就让人快乐，对于美院的爱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本科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我的美院记忆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紧挨着的，对于美院来说算是爱得很久，总以为有人在关注自己的工作，虽然心中还没有“尽精微，致广大”的校训，可也脚踏实地地过来了。美院不可能在王府井长久地待下去，美院人是早有思想准备可又不情愿的，搬家总是让人不快。据说，有几个搬迁地点供美院选择，其中包括二环外的后来建了“赛特大厦”的地方，等到了不觉得那里远的时候，那块地方早就没了。搬到花家地是英明的，当时就觉得那是个很远很大的地方，仅仅几年的时间过来，美院又觉得这个地儿要容不下自己了。二厂，是美院的一段快乐时期，在这个临时周转的地方一待就是几年，好像这个地方就是为美院准备的似的，教室里竟然连天窗都具备了，重要的是在这里我拥有一间小小的工作室，在这个工作室里完成了《流星雨》等重要作品。美院“二厂”的初期，实际上对于当代艺术的重镇——798艺术区的形成和建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个时候的798还是个军转民的老旧厂区，高大的德式厂房为以后艺术区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基础设施支持。北京的艺术氛围在向东北方向推动，这与美院的搬迁有直接的关系，美院和王府井彻底告别了。

我的老师李少文先生，在接收我为他的首个研究生的时候正好是四十五岁，继《九歌》之后，他又完成了但丁的《神曲》，都是有着相当影响的作品，那年是1987年，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1987年在民间美术系本科毕业之后，一下子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好，还是喜欢国画，那就继续读书吧。我拿了不少来北京之前就画好的水墨作品给李老师看，结果老师一脸的不屑，反倒是对我在美院这些年做的摄影、版画和小雕塑等作品感兴趣，满口答应了我请他做我导师的请求，那个时候的国画系招收研究生是先被录取后再选择导师的。很长时间里，我对导师不教我画画这件事很是不解，每次求见后都是灌了满脑子的各路信息，有用无用一大堆。跟着导师的这几年，最大的努力是把天南海北的神聊神侃梳理成与我的学业有关的事情，而最终落实到画面上，则又是另外一种难度了。李老师时不时流露出来的“就人生来说，画画相当地不重要”这个意思，是我日后逐渐地才意识到其含义的。好在，他并没有吹散我画画的欲望，反倒是让我能够进退自如地看待自己手上的工作。其实，我在读研期间并没有完成几件像样的作品，毕业创作和毕业论文更是糊里糊涂地就那么过关了，估计是有导师宠着，哪怕一点点可取的地方，也让他放大成了自信，这就是李少文先生在教学方面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想来，我是个交了好运的人，遇到了两位对我最具影响力的老师，一位是在民间美术系读本科时候的陈文骥老师，在我刚到北京的时候，他传教给我们的学习方式和对外界事物的判断，无疑影响了此后我的人生观和艺术实践；一位是在国画系读研究生时候的李少文先生，他的博学和对艺术特立独行的风范也引导形成了我多年来坚持自我的性格。

回忆，是专门留给过来人说过来事儿的吗？在别人看来小小的不足挂齿的美术学院，对我们来说早就充满了内心，她的大，是大到美院传承的精神上的。睁开眼睛不过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味调料，可闭上眼睛，美院的时光总是其他事情无法取代和覆盖的，她是由包括自己在内的美院人的热爱和自信汇集成的。2000年前后，美院终于搬到了北京的东北一带，五环边上的花家地。新的时期，新的教学理念和建筑格局时常让人们道出“老美院”这个词。不管是老美院影响出来的新美院，还是新美院回望到的老美院，这两个时期和空间都会重重地刻在当代中国美术史上的。如今，放大了的美院度量大消耗大了，专业分得也越来越细致，教学空间越发不够用。人多了，步伐也加快了，相对走来未及端详就匆匆而过。在天下大同的讯息覆盖之下，和自己的以前不像了，同其他的院校倒是越来越像了。除了校尉胡同的门牌号被镶嵌在新美院的门楼前以外，是有时偶然看到可以“念想”的东西，还会激动一番。美院还是一个装满故事的地方吗？能不能还像美院的从前那样，继续创造出新的故事呢？

你可以说，美院不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地方，可她确实是个能够感染学生的地方。在学生们看来，美院就是个先生，先生面前的我们永远是学生。而一旦回忆到某个片段，自然闪现出各具特色的先生形象来，那些朴素的情怀是这个曾经坐落在王府井的学府里最重要的支撑。有时看似不经心的情节一带而过，有时又反复地重叠，若干年回头望去，竟然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了。而自己竟然也算做一个见证历史的人，其实，这是我毕生的荣光。

刘庆和，艺术家、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作品有《走过的路》《王先生》《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