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年来，底层写作无庸置疑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目前，创作界和理论界对于底层的界定莫衷一是，但概而言之，无外乎在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话语资源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民众。而随着农民、农村、农业构成的“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乡土中国无疑是在底层范畴之内的。1990年代，一大批乡土小说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底层叙事这一视角关注乡村民众的生存状态。所谓的底层叙事，指的是“以一种鲜明的民间立场，以一种平视的眼光来审视当代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书写他们在生存困境中的人性景观，再现他们在那种生存困境中的生命情怀、血泪痛苦、挣扎与无奈，揭示他们生存的困境和在这种生存困境面前的、精神的坚守与人格的裂变。[1]底层叙事作家乡土经验叙述有诸多维度，以陈应松、雪漠、郭雪波为代表的底层叙事作家，从底层的视角选择人与自然矛盾冲突为主要关注对象，展现了一个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双重危机下的乡土中国；通过对饱受蹂躏的乡村自然生态和日益失衡的乡村精神生态的揭露和展示，探讨了自然生态破坏背后隐藏的乡村精神生态的失衡，深刻揭示社会矛盾，展示现代工业文明弊端，对人性等形而上问题进行反思。

一、乡村自然生态危机下在悲苦人生

苦难叙述是底层叙事的基本特征。而底层的苦难首先源自生存环境的恶劣。现代社会把发展经济放在重要地位，GDP增长速度和民众富裕程度往往成为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准与尺度。然而，在各项经济数据不断增长的同时，对生态环境，尤其是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自然生态危机又直接威胁到了底层乡村民众的生存环境。

（一）生态危机下的自然悲歌——乡村自然生态的凋敝衰败

“生态平衡”原本是传统乡村世界的常态。但随着时代发展，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在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强烈冲击下，乡村资源被肆意掠夺，生存环境被任意改变。虽然环境被改造得越来越合“人意”，但是乡村自然生态危机却越来越显现出来。“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2]人类恣意而为的后果是乡村生态常态由生态平衡而被生态危机所取代。底层叙事作家真实地记录了乡村生态的这一变化。

在郭雪波小说中不断出现的沙漠掩埋下的古城是一有意味的细节。《沙狼》中，外来者阿木就想让金嘎达老汉带他寻找古城遗址。《苍鹰》中写到一座被埋进沙漠底下的辽代州府。《大漠狼孩》中，那曾经辉煌的古城如今静静地在沙漠深处成了零星出没的狐狼的穴窝。与被流沙掩埋的古城遗址相映衬的现代痕迹是，那一个个被流沙掩埋的现代小村子。《大漠魂》中，老双阳的父母就在老哈尔沙村被流沙埋没。《沙葬》中，老黑儿沟村亦为流沙掩埋。沙漠步步紧逼，人类步步后退，生命家园逐渐缩小，这就是生态危机的呈现。姜戎的《狼图腾》是以狼为故事主角，以草原为故事背景，描写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和矛盾，揭示了人对草原生态毁灭性的破坏。草原上奔跑的狼、黄羊、獭子、兔、鼠，天上飞翔的鹰、天鹅、野鸭，还有孕育万物的大草原，共同构成了一个维系千年稳定和谐的生态环境。然而，当人类强制性地干预自然，毁灭生命的时候，草原上的一切都改变了。一个水草丰美、物种繁多的千年草原在人的摧残下，十几年内就退化成草场，三十年内变成了沙化地！甘肃作家王新军的《甘草滩》是其“草滩系列”小说中最不平静、最为愤激的一篇。他只想告诉人们，失去了与自己相依为命的草地，甘草滩也就失去了爱的滋润，失去曾有的辉煌。而生活在甘草滩的人们，则只能孤独地生存，或孤独地死亡。人和自然的关系，就这么微妙。

（二）悲忟与同情——破坏环境与农民生存的恶性循环

中国乡村民众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自然”生存的“人群”。农民为生存而破坏自然，自然环境的恶化则给农民带来更大的生存危机。底层叙事作家雪漠、郭雪波、陈应松、赵剑平等从不同角度对农民生存与自然变异之间的关系予以了关注。

甘肃底层叙事作家雪漠反映沙漠牧民生活的《大漠祭》、《猎原》、《狼祸》系列小说可谓是底层叙事小说的扛鼎之作。《大漠祭》把人与土地或沙漠的关系作为反映现实的平台。大漠中的农民生存日益窘迫，为了生存，人们开始掠夺“沙窝子”。黄柴是“沙窝子”中能够存活下来的不多的植物，因其具有固沙作用，先人是从不采捋的。但当下农民生活困顿，他们无视黄柴的固沙作用，抢捋黄柴卖钱糊口。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使农民变成了牧民。过度的放牧又使沙漠更加荒芜，水资源也几近枯竭，再加上狼祸，牧人们的生活境况越来越差。《猎原》的结尾向人们展示了这种危机的必然结局：人死、畜伤、水干、草枯，牧人们在惶惑与绝望中走向未来。

陈应松《松鸦为什么鸣叫》中，伸向神农架林区的公路越修越长，外运木材的汽车越来越多，林区的树木越伐越少，而山民们的生活却没有任何变化甚至每况愈下。赵剑平《獭祭》中，满水和老荒都是乌河上依靠水獭捕鱼生存的渔民。然而，辛勤的劳作并没有改变他们贫困的生活境况。当两人面对着一个可以改变命运的“机遇”——乡长承诺，只要交上一副“毛子”的肝脏就能进乡办工厂当工人时，乌河上最后一对水獭的生命也就此结束。

（三）矛盾与无奈——保护环境与农民生存的两难选择

底层叙事小说关注乡土生态的另一个维度是揭示生态保护与农民当下生存的冲突。为维护生态平衡，国家颁布法令，设置自然保护区，保护野生动植物，对破坏自然，私自偷猎者进行严惩。但是，由于设置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物出没的地方一般都是深山老林，戈壁荒漠，当地农民生存环境恶劣。保护区的设置和野生动物的禁猎无疑又使当地农民的生活雪上加霜。雪漠、胡发云等底层叙事作家对生态保护与农民生存这个二律悖反的命题进行了思索。

雪漠的《猎原》等长篇小说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农民当下生存的冲突。国家为了维护生态平衡，把狼列为保护动物。狼偷吃农民们赖以养家糊口的羊，牧民又不得不杀狼。生活的窘迫和生存的重压，使得猎杀野生动物成为农民改善生活境况的一种选择。《狼祸》中，偷猎领头人张五面对环境保护者孟八爷的苦劝是这样回答的，“啥道理，我也懂。这风呀沙呀，都和打狐子有关，影响千秋万代哩。”但那眼下日子难捱，哪管他“千秋万代”。当人的生存欲望和生态保护发生冲突，并且在短时间内不可调和的时候，人们究竟应该如何取舍，这是生态问题的核心症结所在，也是底层叙事作家的疑问。雪漠对生态保护和农民生存的冲突的揭示，正是对人类生存之痛的拷问。

胡发云的小说《老海失踪》也形象地表现出对农民生存的人文关怀与生态保护的矛盾。老海是一位自愿献身于生态保护事业的记者。他发现并报道了原始林区乌啸边的“女峡”和“乌猴”。但是，女峡的开发引发了雪崩效应——在巨大物质利益的诱惑驱动下，当地淳朴的民风急转直下，盗猎乌猴的活动日益猖獗，进而危及自然生态。老海对此极为痛心与自责。他主张迁出山民，封闭旅游景点。而在当地官员们看来，“总不能让猴子活着人饿死吧”。经过多次激烈的争论，老海陷入了更深的矛盾痛苦之中。

“文学的真正价值，就是忠实地记录一代‘人’的生活，告诉当代，告诉世界，甚至告诉历史，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代人曾这样活着。”[3]当今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日新月异，谁来关爱荒野的生态，谁来关爱贫困的农民？底层叙事作家以自己的写作，忠实地记录了自然生态与农民生存的现状，实践着自己的文学理想。

二、乡村精神生态危机下的心灵苦难

精神生态包括人性、思维、良知、文化、道德、习惯等形而上意识要素在内的精神状态或曰精神系统。其中，人性和文化是精神生态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乡村在中国有着特殊的精神地位和文化指向，它是国人无法释怀的恋土情结的精神家园。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贫富差距、身份歧视、价值沦丧、文化断裂、人性变异等问题也愈加凸显。以雪漠、陈应松为代表的底层叙事作家以冷峻的目光剖析了90年代以来乡村的精神生态世界，展现了渐趋没落的乡村文化和日渐失衡的乡村人性。“生态危机不仅发生在自然领域、社会领域，同时也发生在人类的精神领域。”[4]乡村的残酷现实击碎了人们温柔静谧的乡村记忆，人类最后的精神家园已不复存在，人类已无家可归。正如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地球变成了一颗“迷失的星球”，而人被“从大地上连根拔起”丢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一）乡村文化的凋敝

按照当代著名的法国年鉴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总体史”的历史思想，文化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变化最慢的“结构”因素。传统乡土中国民众对土地有着深刻的依附关系。乡土文化正是在乡土社会里产生，并且依托乡土社会而存在。乡土文化所孕育的传统价值取向和传统道德标准早已内化为农民的精神支柱。然而，维系千年的乡土文化、历史进程中变化最慢的“结构”因素，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冲击下也慢不下来。现代文明对质朴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的遗弃，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侵蚀已经成为当下乡村精神生态失衡的显性标志。站在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的十字路口，底层叙事作家秉持精英作家守望人类良知的立场，对生态的关注直接指向当下的人文精神。秉此立场，底层叙事作家在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中展开了对乡土文化的关照。就整体而言，底层叙事小说对乡土文化的关照有两个比较引人注目的创作分支。

一是揭示现代文明对传统道德与价值体系的冲击。传统道德标准与传统价值体系是乡土文化的核心内涵，它是在传统农耕文明和乡村生活中形成的包括勤俭、拙朴、仁厚等在内的美好品格，是乡村精神生态平衡的外在显现。然而，伴随着现代文明与传统的农耕文明的激烈碰撞，乡土文化在强势的现代文化的冲击下日趋凋敝已是不争的事实。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写的是农民伯纬与神农架的路之缘。公路在伯纬眼中代表着现代文明。伯纬在开路中受伤，成了“瘸手”，好友王皋在修路中惨死。为了信守诺言，伯纬翻山越岭把王皋的尸体背回家。从此与死亡结下不解之缘。多年来，他自愿担当义务抢险员，抢救幸存者或安抚那些死去的罹难者。他真诚面对城里人的冷漠或感激，却从未怀疑过公路和它所代表的掠夺性文明。陈应松就这样打开了底层民众的心灵苦难：贫困孤独中坚守着对现代文明的无限的向往；古道热肠中体味着被商品经济无辜挫伤的隐痛。伯纬的悲剧是一个乡村道德孤独守望者的悲剧，更是现代文明冲击下乡土文化凋敝的悲剧。

贾平凹的《土门》、叶楠的《最后一名猎手和最后一头公熊》、阎连科的《黄金洞》、阙迪伟的《乡村行动》、谭文峰的《走过乡村》、刘庆邦的《神木》等作品也展示了在现代文明的进逼下，代表乡土文化美好品格的传统道德标准和传统价值体系发生扭曲和变异，揭示了乡土文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所遭遇的尴尬和无耐。底层叙事作家对乡土文化的衰落发出无奈的哀叹。

二是揭示城乡二元格局下，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挤压与扭曲。乡土文化的悲剧性境地是由多种原因所致，但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无疑是其中主要的因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强制性地对城市和乡村进行了不同的分工：城市进行工业产品的生产，乡村从事种植业生产。中国形成了城乡分离的二元格局社会模式。城市和乡村成为社会结构中两个本质不同的“元”。与之相应的则是现代都市文化与传统乡土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政策一直向城市倾斜，乡村农业仅仅是一个支援工业扩张的被动的、消极的支援部门。在城乡二元对立中，城市的主导地位最终得以确立。“乡村是城市的宽厚的兄长，城市是乡村的精明的小弟；乡村以企羡和忧思的目光注视着城市、城市用自恃和轻浮的眼神傲视着乡村；乡村的目光在城市的傲视下开始变得游移不决，城市的眼神在乡村的注目中似乎更加自负和放肆。”[5]底层叙事作家们展示了乡村文化的此种困境，对乡村精神生态失衡的困境和可悲境地进行了艺术描写和审美关照。

展示城市在城乡二元社会中的强势地位和城市对乡村的漠视是底层叙事小说关注乡土弱势文化的主要着眼处。城市对乡村财富的强征和索取是其强势地位的一种表现。在雪漠的《大漠祭》、《猎原》、《狼祸》三个长篇中，乡里修公路，却向农民摊派。农民鹞子因不服而上访，却遭报复，房子被拆，最终在生活重压下走上猎杀国家保护动物的道路。城市在乡村面前时常表露出特殊的心理优势，对乡村颐指气使。部分底层叙事小说展示了都市人的这种傲气。陈应松的《神鹫过境》中，国道、省道上到处都是设卡收费的“公家”人，公安、路政、乡政府、林业局、卫生防疫站甚至县纪委等等，都可以将过境的木材、家禽、汽车等堂而皇之地没收。没收的理由也蛮横之极：七彩山鸡养殖户车主忘了带“特种动物养殖证”，再回去拿都不行，必须没收。在农民眼中，跟这些人没什么道理可讲，因为他们就是道理。他们没收有道理，放行也有道理；他们吃了有道理，不吃也有道理。

（二）人性的异化

人类极度膨胀的欲望，对大自然的无休止的索取，导致了自然生态的严重恶化。在严峻的生态现实面前，人性的异化也不断加剧，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疏离，生态危机与人性的异化成为互为表里的矛盾共同体。这种人性异化与生态焦虑鲜明地体现在陈应松、荆歌等人的小说中。

在陈应松《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砍伐队的团政委转业离开神农架时，不仅带走了整车的香柏家具，还带走了五斤麝香，也就意味着要射杀近百只香獐。当代人极度膨胀的贪欲不仅存在于乡村世界的“外来人”，而且蔓延于乡村大地和乡村民众之间。雪漠的《狼祸》等长篇告诉人们：贪欲是导致沙窝自然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最终使农牧民陷入生存危机。荆歌的《狼来了》嘲讽了当下人性的贪欲。“狼来了”的闹剧让我们看清楚，世人永无止境的贪欲才是真正的“狼”。

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和野生动物的处境与命运也是近年来底层叙事小说关注人性的一个重心。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把人与自然相分离，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人类利益至高无上，自然万物都是为人类利益服务的。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拨，非人来中心主义则将人与自然作为一个，尊重自然自身的价值。陈应松、郭雪波等底层叙事作家的作品对野生动物赋予了极大的人文关怀，对人类无节制的野蛮活动和现代人性的迷失进行了深入反思。陈应松《豹子最后的舞蹈》用一头公豹的视角鞭挞了关山一家三代对野生动物残忍的杀戮。《神鹫过境》中，对农民滥杀野生动物的贪婪与愚昧给予了无情的批判。郭雪波在《母狼》、《狼子》、《狼孩》等一系列描写狼的小说中，立场鲜明地站在狼的一面，揭示了杀狼者的残忍与卑鄙，对于狼身上优秀品格给予热烈的歌颂和赞扬。小说对动物命运赋予了极大的同情，在肯定动物内在价值的同时，更是对人类的极端“主体性”人性的批判和审视。

三、互为表里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

底层叙事作家对农村生态的关怀不仅仅在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两个单向维度上展开，更看到自然生态的变异对精神生态的影响，以及精神生态的失调对自然生态的负面作用。日益恶劣的自然生态不但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也对人类的精神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贾平凹的《怀念狼》是一篇昭示现代精神生态危机的寓言。小说中，原本盛产狼的雄耳川不再有狼；猎狼队队长成了禁止捕狼条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生存境遇的错位蕴含着深刻的命运悲剧。而小说结尾，当狼即将灭绝时，猎手们却纷纷患上了怪病。自然环境的异化最终导致了人的异化，猎人们开始狼化，为成了人狼。这种寓言式的描述饱含了作家对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萎缩的忧虑。

精神生态的危机更是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源。可以说“人类精神世界中价值取向的偏狭，才是最终造成地球生态系统严重失调的根本原因”。[6]张炜小说《怀念黑潭中的黑鱼》以类似于寓言风格的故事，表达人类精神生态的失衡对自然生态造成的恶劣影响。清澈的水潭畔，与世无争的老夫妇，接纳了一群来历不明的黑鱼，并和睦相处。后来，渔夫的怂恿和诱惑使老夫妇重利轻义，出卖了水族。而这些黑鱼也忽然消失了。故事情节简单离奇，情感真实充沛，在对人类背信弃义、贪得无厌的谴责中，更表达了对于精神生态的失衡对自然生态破坏的忧虑。

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互为表里，日益恶劣的自然生态和渐趋失衡的精神生态所展现出来的底层乡村世界的双重危机，是底层叙事小说热切关注的叙述话题。在雪漠的“沙漠生态”小说中，人的恣意妄为造成了沙窝子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破坏反过来又使人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进而导致精神生态的全面失衡。不但连人都变成狼，为争取水源而大打出手，就连羊也变成了狼。贾平凹的《库麦荣》中，独狼与乡下女人库麦荣则可看作是乡村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两个喻体：濒临灭绝、苦苦挣扎的狼是当前农村自然生态的隐喻，淡薄名利、穷困潦倒的乡村艺人则是农村精神生态的象征，二者互衬互释，是当下农村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双重危机的生动体现，蕴含了底层叙事作家对乡土中国生态的深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