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信西医的吴汝纶
如果将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视为中医起源的依据，或将黄帝视为中医的鼻祖，这样追溯中医的源头，就不会少于五千年。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有了人体解剖，西医才扎下根基，六百多年的历史显然不算久远。西医进入中国，不足两百年，起初随传教士而来，国人深信者少之又少。
近代大翻译家严复曾写道：“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郭侍郎是郭嵩焘，吴京卿是吴汝纶。严复还讲过，吴京卿辞世后，能给他的新书作序的人也很难找到了，知己之感可谓溢于言表。
吴汝纶是曾国藩门下的四大弟子之一，他还曾师事李鸿章，暮年做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日本考察过学制，对西医的赞赏，对中医的质疑，在这位大儒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吴汝纶致书好友萧穆，信中这样写道：“……朋好间至今仍多坚信中国含混医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执事久客上海，宜其耳目开拓，不迷所行，奈何顾久留病魔，不一往问西医耶？岂至今不能化其故见耶？千金之躯，委之庸医之手，通人岂宜如此。试俯纳鄙说，后有微恙，一问西医，方知吾言不谬。”
在致晚辈学人廉泉的信中，吴汝纶把话讲得更绝：“实则医学一道，中学万不可用，郑康成之学尤不可用。中医之谬说五脏，康成误之也。咳嗽一小疾，然可以误大事，中医无治咳嗽之药，亦不知咳嗽之所关为至要，此皆非叨于西医者不能自养。”他还在信末补言：“医学西人精绝。读过西书，乃知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
中医尚虚文，轻实验，庸医妄断最易离谱。没有资质可靠的机构培训，没有数据精确的仪器检测，便只能暗中摸索，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好似盲人扪烛。
吴汝纶论中医之谬，其《同仁会欢迎会答辞》最见理据和分量：“敝国医学之坏，仍是坏于儒家，缘敝国古来医书列在《汉书·艺文志》者皆已亡佚，今所传《难经》《素问》大抵皆是伪书，其五脏部位皆是错乱。其所以错乱之故，缘敝国汉朝有古文、今文两家之学，古文家皆是名儒，今文家则是利禄之士，古文家言五脏合于今日西医，今文家言五脏则创为左肝右肺等邪说，及汉末，郑康成本是古文家学，独其论五脏乃反取今文，自此以后近二千年，尽用今文五脏之学，则郑康成一言不慎，贻祸遂至无穷，其咎不小。敝国名医以张仲景、孙思邈为最善。仲景《伤寒》所称十二经，今西医解剖考验实无此十二经路。苏东坡论医专重孙思邈，今观《千金方》，所论五脏亦皆今文之说。此敝国医道所以不振之由也。”吴汝纶认为汉代学者郑玄是弄坏中医的祸首，至于历代仵作心目中的宝典《洗冤录》，与近代解剖学多有不合，也被吴汝纶斥为“儿戏”。
吴汝纶有个孙子患白内障，家中打算延请中医医治，他表示反对：“孙儿翳障苟不碍瞳仁，即可置之不问，久亦自退，较胜于用不甚知之药。观西医不见病不宜给药，则知中国欲以一药医百人其术甚妄也。”吴汝纶赴日本考察学制期间，恰逢东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医生动胃部大手术，胃癌病人暂时获救，他近距离观看后，激赏久之。
有人说，李鸿章笃信西医，是他的言论深刻影响了吴汝纶的信念。李鸿章曾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语气对吴汝纶说：“吾与执事笃信西医，可谓上智不移者；余人皆下愚不移者。”这句话的意思是，同为坚信西医而不移，李、吴二人是确信西医符合科学原理，其他人则是盲信西医药到病除。
光绪二十九年（1903），吴汝纶在桐城老家患重病垂危，腹部膨胀如鼓，高烧持续不退，很可能是腹膜炎。吴家派人赶去安庆请来美国籍的西医，虽尽力施救，终告医药罔效。吴汝纶笃行其志，至死也不肯延请中医。这一点，与梁启超有相似之处，后者在协和医院被西医误割一肾，临终前，仍叮嘱儿女不要追究这桩医疗事故的责任。吴汝纶和梁启超平素笃信西医，即使死于西医之手，他们也心安理得。信仰之移人，力大无比，由此得见。
也许会有读者认为，吴汝纶对西医信之入迷，未给中医对等的治疗机会，这很不公平，但他宁肯死得明白，不肯活得纠结，对于这一点，我还是很佩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