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般说来，作家都是多愁善感之辈。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泪洒人间沧桑，人生大多是以孤独和痛苦为伴。正所谓“为别人落泪，替古人担忧”。然而，面对人间苦难，一些人不是专注于个人内心感受，便是从生物学量子物理学的角度去诠释人类社会。因而近三十年来颓废主义和“乌力波”现象会在世界文坛泛滥成灾。我是大年十五拿到邓仁宪君的两部大作：短篇小说集《翻过那座山》和中篇小说集《查证》。感动我的是作家的情怀：他对自己时代的担当和悲天悯人的痛苦出于崇高和真诚，在物欲横流的今天，闪耀着金子般的光芒。

邓仁宪君的两部小说集都是工业题材，而且都是说的国企在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下挣扎、困境与嬗变。国企是时代的产物，代表了红色乌托邦在20世纪整整80年里的荣耀和辉煌，寄托了几代人的梦想，是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政党执政以后安身立命的诺亚方舟，是特定时空的产物，同时又受特定时空的制约。在由“共和国的长子”走向市场的生命历程中，迷失、困惑、痛苦、悲哀、愤怒、无奈接踵而至。这是掩埋了理想尸体的沉重的宿命，是充满诗意的悲壮的历史画卷。邓仁宪，生于1954年的当过知青的“重庆崽儿”，企业高级经济师、中国管理科学院终身研究员，良知、赤诚和担当让他成了中国当代工业发展进程的书记官。在功利主义衰微、颓废主义泛滥的当今文坛，他激情充沛的现实主义写作，是大地上激荡人心的歌唱。

短篇小说集《翻过那架山》收有《翻过那架山》、《“圣地”纪事》、《满月》、《磨王》、《关于菜刀的胜利》、《大医生 小医生》、《前夜》、《老古的战争》、《“指导员”的钥匙》、《地下打工仔》、《追踪“叛逃者”》、《荒年纪事》、《西街口》、《南桥·北桥》、《古镇神医》、《烦恼终于解除》、《憨弟》、《无浪漫晨曲》、《马前“张保”》、《水打棒》、《无题》、《办公室的幽影》等22个短篇，有的鞭劈入里，有的妙趣横生，涉及到以工厂为圆心的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作家的思想感情和文采跃然纸上，大多是令人眼前一亮的精品。限于时间，这里只对其中的《翻过那架山》展开批评。

毫无疑问，这是一篇揭示国企结构性矛盾和小人物在时代大潮下的命运的典范之作。老机械工人“卢八级”是一个酷爱本职工作、对掌握机器有着一种天赋的优秀工匠。由于厂里对他的无视和掠夺式使用，他的职称止步于八级，这令他非常郁闷。即便他贡献突出，在攻克技术难关时起了关键作用，赢得了外国专家的尊重，为国争了光，为厂争了气，厂里还是没有善待他，每次评级都把高级职称给了领导身边那些人，让他一直到死都没有翻过八级工这架“山”。

“卢八级”还有一架“山”没有翻过：那就是他的观念——在他看来国企是国家经济的支柱，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他对自己命之所系而又注定衰败的企业的信赖和忠诚，保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是将自己与工厂融为一体。不管厂里怎样待他，他也忠贞不二，不离不弃，死守这个死气沉沉的、压制他表现自己价值形态的、正在走向沉沦和死亡的工厂。这是个悲剧。而悲剧的根源不仅在于他对工厂的非理性的感情，还在于这个造就他愚忠的时空环境和工厂僵化的国企性质。“卢八级”没有意识到国企的结构性矛盾——一个由党政官员充任企业家的企业，必定腐败丛生，压制人才，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绝不可能逃过亏损破产倒闭的结局。他将自己的生命依附于这样一个企业，爱它，绝对信赖它，把生命能量、青春、理想和感情寄托于它的兴盛发展。历史无情，大浪淘沙，“卢八级”在意职称却以厂里大局为念，他不相信国企这艘大船会有沉没的一天。他拼命工作，真正做到了“厂兴我荣，厂衰我耻”，最终却无力回天，眼睁睁看着它衰败而心疼欲裂。在高薪高职称面前，他拒绝跳槽另谋发展，直到死亡临近，有怨却无悔，充满悲情，个中生命感受外人无法体味，让自己看起来有点像那些被时代淘汰的恐龙身上卑微而可怜的虱子。

这篇小说里还有一架没有翻过去的“山”：就是“卢八级”为之效命终身的国企工厂所面对的市场生存法则。这个法则来得有些晚，可是当它一出现，那些习惯了在温室中消磨时光的庸碌的生灵立马就感受到了生存的危机。“卢八级”的厂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体制的象征。它集中的体现了苏联反人类模式的全部特质：官僚、腐败、自负、低效、妒贤嫉能、压制人才、大而无当、浪费巨大、麻木不仁，让人发指。它理所当然地翻不过社会转型时期时代变革这架“大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家所建树的一个对旧体制的深刻批判。“卢八级”对这个僵死体制的精神依赖，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故事如此真实，思想如此深刻，感情如此真挚，文笔如此纯净，那些一味胡编乱造、用展示丑陋来哗众取宠的东西，根本不可与之相比。优秀文学作品的品质定位，不是媒体炒作和什么奖项决定的，而是时间和文本本身决定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拉美爆炸文学风行世界。特别是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何塞·多诺索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谓“魔幻现实主义”，我的理解是由“魔幻”和“现实主义”两部分组成。“魔幻”是对时空环境进行多维度处理，杂乱无章的倒叙和对事物变形的任性，挑战理性的底线。关于“现实主义”，大家都知道，就是刻画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托尔金的《魔戒》是魔幻小说，描写的“霍比特”世界与人类社会生活无关，不能从中观照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审美价值极其有限。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通过对马贡多这片土地的故事及其奥雷迪亚诺家族的命运，史诗般地反映了20世纪初哥伦比亚社会现实和生命生存状态及其民俗文化。“魔幻”是其艺术表现手段，“现实主义”才是其核心价值。现在某些中国作家受存在主义哲学和自然主义颓废主义美学影响，拼命模仿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帕慕克，令人眼花缭乱的时空转换、角色转换和乡土鬼神传说，用不靠谱的“此在”来割裂历史扭曲现实，学得《百年孤独》和《我的名字叫红》的皮毛就出来显摆，以作翻版为荣。经过30多年的喧嚣，现在看来，“此在”不是通往天堂而是接近地狱，“魔幻”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美”审美手段。作品的真正价值，还在于它对生活本质和人类精神的把握，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现实及其作品中各种事物之间的审美关系。过度地追求手法新异，打乱时空次序，角色转换过频，徒增阅读困难。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产生的是家喻户晓的神魔小说《西游记》这样的人间烟火在天上的投影；产生的是《聊斋志异》的鬼神故事和《红楼梦》的才子佳人及贵族生活场景。那种繁复错乱的叙事以及用漫无章法、粗疏杂乱的流动的意识代替生活图景的写法，在儒文化的中国明显水土不服。它可能会时髦一段时间，但绝不可能成为具有“民族气派”的文学主流。邓仁宪君的写作没有追波逐流，他的作品故事精彩，环境真实，人物鲜活，手法朴素，没有花里胡哨那一套。其坚守现实主义的定力，来自他深厚的美学修养和对文学发展史的把握。

邓仁宪君对国企的关注令人感动。特别是那些非垄断性质的中小型国企，边缘化的现状是作家的忧虑。他关心国企走向何方，更关心国企工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生存状态。崇高的人文关怀是他的核心价值。在中篇小说集《查证》的封面，作家给自己的6部作品做了内容提示：《流失》——一场无人喝彩的“地下抗战”；《齐先生之蟹战》——过河小卒的背水之役；《查证》——螳臂挡车般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守；《杀狗》——只有一只忠犬还在狙击；《一种尴尬》——一种比正极文化颓废更痛的尴尬；《远行》——这是爱恨交加的忘我死磕。由此可以见出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审美价值取向。

中篇小说是一种难以掌握的文学形式，它对行文立意、谋篇布局、语言及叙事手法的要求非常高，其写作难度甚至超过长篇小说。如普希金的《黑桃皇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康拉德的《决斗》，梅里美的《卡门》、杰克·伦敦的《雪虎》，鲁迅的《阿Q正传》、沈从文的《边城》、川端康成的《雪国》等等。中篇小说集《查证》的作者表达了自己在文学上的雄心壮志。但在对中篇写作技巧的驾驭上没能藏拙。视野的广度和思想高度上的不足，使他没能超越自己的族群而拥抱自由。强烈的感情归依，妨碍了预判力，遮蔽弱化了真实的远景，消解了批判的力量。其中《流失》最为典型。下面是我对这部中篇小说的文学批评，观点尖锐，语言直接，但绝对是诚实的礼物，望邓仁宪君海涵笑纳。

中篇小说《流失》是工业题材。时空背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四川某县。故事是分作上、下两篇。上篇说的是国有企业“东亚公司”与一个乡镇企业开展“联营合作”。这个“联营合作厂”中的国企职工没有主人翁精神，懒散内斗，看不起农民职工，轻蔑地称他们为“农民”。而这些农民职工素质更差，他们依仗着董事长齐老板这个亲戚，用办农业社的态度和方式从事工业生产及管理，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齐老板侵吞国资的帮凶。国企派出的朱厂长是靠钻营上位，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出卖国家利益，成了乡镇企业方面的齐老板的附庸。

齐老板的乡镇企业是私人性质，他的团队是宗族成员。同高尔基《胆怯的人》中的老戈蒂耶夫、德莱塞《欲望三部曲》中的乔治·柯伯乌、巴尔扎克《纽沁根银行》中的纽沁根、左拉《金钱》中的萨加尔等暴发户一样，他粗俗不堪，生活糜烂，品质恶劣，价值观扭曲，能耐是通过一系列的上下“勾兑”，以超低价甚至不花钱把国有资产据为己有，然后排挤国企方面的人员，以达到进一步把控国资损公肥己的目的。这样的案例极有普遍性，堪称典型。这个时空里的许多新资产者和后来的寡头，第一桶金大都是这样来的。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齐老板的发家，先是靠坑蒙拐骗，有钱后再挤进人大代表行列，取得政治身份，跻身于体制外围，拥有了资源优势。他以基层政权无法掌控的乡镇企业为立足点，通过与国企联营，搭建了联营厂这个圈占国企设备，套取国家扶持资金的平台。他的得逞，是以有关官员的腐败和牺牲国有企业职工福利以及国家资产为代价的。

以生产科长司马阳、检查科长岑鸣、余副厂长、财会人员小秦等为代表的国企派驻联营厂人员，出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觉悟和对自身利益的关切，采用一些迫不得已的反制措施，取得了诸如像阻止齐老板“五毒俱全”的儿子进东亚公司财务部这样的成果。这当然要招致报复。本篇有联营后齐老板长时间拖欠工资；千方百计挤走财会人员小秦；打压正直的中层干部；公然破坏规章制度，越过生产科和检查科，直接发货，被退货后又将责任推给生产科和检查科这样几个情节。

小说中，齐老板这个人物颇有点十恶不赦的味道。他贪婪、狂妄、手段毒辣，极其善于利用官场腐败作为自己的资源，把联营厂办成了家族成员充斥的私家产业。他声称只要“摆平”了几个有关领导就能坐稳江山。而有关领导是没有摆不平的。他对联营合作单位有采取利不分红，无利报大亏的做法，大小通吃。除了白条子报账和车间胡乱管理，还控制了企业所有的采购货源。不用说，这些上游产品都是些价高质次的货色。尤为恶劣的是，他出于打入国企掌握财务大全的目的，还要安插自己不争气的儿子（也是他的情敌）进国企的“东亚公司”要害部门。若不是司马阳们暗使手脚，在腐败的社会环境下，齐老板的得逞丝毫不令人意外。

齐老板这个人物不是怪胎，而是历史环境的产物。一方面，他看透了国企的致命弱点，对与之联营的东亚公司的国资虎视眈眈；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事业又极不自信。因而他把儿子塞进国企既有染指财会的企图，又有让儿子端上“正式饭碗”的考量。

小说的下篇是国企职工捍卫国家利益和自身合法权益的悲歌。

齐老板利用和国企联营所得来的企业实际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从省里争取到300万扶持资金。联营一段时间以来，厂子实际上已经被掏空，处于资不抵债的状况，300万扶持资金必须要国营东亚公司来担保。这个担保是要负无限连带责任的，一旦齐老板掏空搞垮联营厂跑路走人，后果可想而知。司马阳等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向公司总经理做了举报。这位总经理是个政客和有着重大腐败嫌疑的官僚。他在让举报者遭受明目张胆的打击迫害的同时，没有阻止贷款程序的启动。这是对司马阳等人的严峻考验，也是故事的高潮。司马阳等人先是受到威胁，在福利待遇上也受到歧视性对待。在食堂打饭也被用死猪肉和地沟油“伺候”。险恶的情势让他们退无可退。他们豁出去了，不顾自己回原公司“没人要”的处境，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为贷款程序踩了刹车。故事的结局异常悲凉。司马阳等人成了搞垮联营厂的祸根或替罪羊，等待他们的是徒劳抗议后的上访生涯……

在时代大潮下，个体生命往往是卑微和无奈的。司马阳、岑鸣等人看起来不合时宜。他们竭力捍卫心目中的圣地，却在现实中碰的头破血流。连续几个月领不到工资，让他们只能天天煮面条充饥，在欲哭无泪的妻儿面前成了罪人。很少有人理解他们的崇高，敢于站到他们身后，因而他们大多是孤军奋战以悲剧告终。他们的抗争成了在改革大旗下谋取私利的人眼中的逆行。他们的命运发人深省。

流失，流失的是国有资产；流失的是工人阶级的希望；流失的是民心，是国家的未来——前苏联就是这样在民心和希望流失殆尽后而崩塌的。

然而，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真善美和假丑恶之争根本不可能以标签式和脸谱式进行。

根据从亚里士多德到乔治·卢卡契等思想家千百年来所论证过的美学原理：审美动因是人类通过对历史现实的艺术重建，再现自己作为征服和融入自然的胜利者的辉煌，在艰难困苦中观照自己的本质力量，看到自己的发展愿景，激励自己的生存发展意志。在这其中，人类历经苦难，由兽性而人性再神性的无限发展，是与大爆炸后的宇宙发展同步，属于康德提出的“先验（或验前）”范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宿命。在艺术创作中，没有包含痛苦和希望的真实，就没有美的一切。故，真实是文学的核心价值。只有真实才能让我们观照生活的本质，见出人间的真理，展望光明的未来。

当政治挂帅的功利主义美学被时代唾弃后，习近平总书记向文艺家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要求。人民需要真善美的文艺作品。而真善美绝对不能受政治观念支配，绝对不能淡化、抹杀、歪曲历史事实。黑格尔说：“观念的艺术是不自由的，不自由的艺术不具艺术特质。”面对“反右”、“大跃进”、“文革”这些历史痛点，2010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指出，我们党在历史上犯过许多错误，有的甚至是严重错误。但这些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不能刻意遮掩和忽视。中篇小说《流失》，说的是国企改革之痛，真实得令人难以置信。它披露了改革开放后国企、特别是中小型国企的生存发展困境；披露了拜金主义对社会的侵蚀和当代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披露了农耕社会背景下乡镇企业家的原罪和低素质农民工的缺陷。在小说中，国企职工面对自己被出卖被边缘化非常无奈。而农民工由于缺少文化和目光短浅而表现出一种对城里人的仇视。就解构国企结构性弊端和社会腐败现象来说，中篇小说《流失》与其说是艺术地反映了现实，不如说是一篇深度报道。作家的立场是鲜明的，工人阶级是他身份和心灵的皈依。这使他充满激情地叙述他们的生活，倾吐他们的情愫，用事实对丑恶现象展开了严厉的批判。

但小说真正的批判却是藏在表象之后，尽管作家语焉不详，我们还是能隐约看到国企东亚公司在和齐老板联营前就处境不妙。封闭的环境，僵化的体制，失去创业激情和主人翁意识的职工，历史的惯性和项目的非垄断性，造成了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死气沉沉的弱势地位，让工厂笼罩着一片灰暗的雾霭。即便有司马阳这样的优秀分子苦苦挣扎，衰败已是不可避免，于是才有“联营”一幕，不想这个联营成了饮鸩止渴——这是一种应该大张旗鼓进行的检讨和否定，是最具价值的真正的批判。

然而，作家的感情倾向是在国企和司马阳这样的工人阶级代表一边。他认为国企和工人阶级是绝对不能受到侵害的国本和正义的载体。对立方只能是假丑恶的代表。因而正邪之争表象化、简单化了。国企衰败之癌，被维护国家利益的工人阶级与黑心资本家之争所掩盖。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小说在美学意义上的失真和哲学上的困境。一般说来，作家都是某个族群的代言人。伟大的作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克服特定的历史经济文化带来的偏见，超越自己的族群，自由思想，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代言人类，尽可能地接近美和真理。小说放过或避开了国企东亚公司和齐老板私营乡镇企业“联营”这个至关重要的背景及其缘由。只承认国企职工中存在懒、不负责任和热衷于钻营和内斗的现象。但作家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工人阶级的优越感随处可见。而“农民”两个字在小说中简直成了愚昧落后自私自利的代名词，而且是国企职工对乡镇企业职工的羞辱性称呼。在生活中，我们接触过许多国企职工。在很长的时间里，全民所有制的身份使他们居高临下，具有一种“主人翁”的贵族意识：依赖体制而不依靠自己，讲待遇而不讲奉献，耽于守成而不愿创新，尸位素餐坐吃山空，在改革大潮中苟且偷安——这不正是国企走向衰败，需要改革，需要和他们看不起的乡镇企业私营老板“联营”合作的重要原因吗？

这种贵族意识在中国工人阶级国企职工中普遍存在，在欧洲美国更是根深蒂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经济危机和制造业危机，在这种情势下，降薪以减少成本是企业突围的唯一生路。但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职工为代表的美国工人阶级，宁愿企业垮掉，也不愿下调他们12万年薪、配偶在家领半薪、住房有补贴、医药费全包、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费全包的福利待遇,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致使美国制造业长期衰败和空心化。这充分表明了高技术时代的工人阶级已经严重分化变质，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彻底革命的领导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其在军事、经济上的霸权及其所获得的资源，是支撑其高消费高福利的关键因素。我们中国没有称霸全球的野心和实力。我们的发展是一个复兴中的民族的发展。我们不能够通过自己的航母战斗群、货币体系、定价权、高端技术控制和不等价贸易来控制全球经济，占有别国的廉价劳动，让自己的国民成为全世界的剥削者。尽管这样，包括东亚公司在内的中国国企职工，优越感仍远胜于美国通用公司职工。因为他们自1949年以来，一直是宪法所规定的领导阶级，是对别人实行专政的主体，是利益既得者。挤进了这个队伍就意味着进了保险箱，就可以混天度日了。前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揭示了这种危机——工人阶级堕落的危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证明了这种危机是多么的致命！

非常可惜，小说放过了对这个大背景的深入揭露和批判，只把目光放在了国企工人与黑心老板正邪之争这个局部和表象的真实上。这样的正邪之争的结果，只能达到体制在总结材料及宣传品的高度和可信度，不能触及本质，促进变革，展现真正的现实和远景。

莫言的《丰乳肥臀》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放过大跃进的根源，一味展示大饥荒中支部书记把一个馒头扔在猪粪里，让那个饿疯了的高傲的混血美女脱掉裤子趴下去吃，乘机奸污她这类令人恶心的镜头，试图以摧花恶徒趁人之危得逞以及饥饿把人性蜕变为兽性这个命题，掩盖政治人物野心膨胀和乌托邦运动造成人间浩劫这个历史事实，把局部的真实当作了整体的真实——这其实是一种审美关系上的失真。从莫言这个失真的审美关系出发，按照生活发展逻辑，中国根本上走不出大跃进饥荒和文革浩劫，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和最有活力的市场——没有什么可辩护的：中国今天的自由和强大，已经证明了20多年前，莫言、贾平凹、陈忠实等颓废主义自然主义作家，在他们的主要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的判断是多么的荒谬，其颓废和绝望是多么的可笑！根据同样的道理，电影《开国大典》、《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所塑造的堪称完人的伟大领袖，居然在后来丧心病狂地发动反右、大跃进和文革这样反理性、反文化、反人类的造成全国性灾难的运动，真是一个让人笑不出声的黑色幽默和尖锐讽刺！虚假！虚假——虚假是文学的大敌、逻辑的大敌，更是正义的大敌！

邓仁宪君小说中的东亚公司由于结构性弊病而陷于困境，不得不放下身段与私营乡镇企业“联营”合作，后来却成了司马阳等人心目中可以收容自己的“安全岛”。为了在和齐老板英勇斗争后重回这个“安全岛”，他们不惜逐级上访。这充分证明了其观念上的不合时宜；证明了处于非垄断地位的中小型国企在市场经济中的“贫血”。他们走到与私营性质的乡镇企业联营并上当受骗这一步，自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再谈谈国企，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评价。它的公有制性质渊源可上溯到孔夫子的“大同”世界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但农耕社会没有它存在的条件，它的第一次实践是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搞的“社会主义公社”。可以说，它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乌托邦性质。它的成型是在20世纪初的苏联，军事共产主义和战争环境成就了它短暂的辉煌。可以说，在很长时间里，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在和平年代里，它低效率高消耗的弊端日益显现。其原因是国企资产权属的悬空，国民实际上无法对名义上属于自己的企业实行掌控。以中国石油公司为例：它是我们最大的国企，它的管理人员的工资高出我们百倍千倍。它号称是“全民所有”——作为“全民”，我们管得了它吗？它发财我们管不了，它破产我们也管不了。它的败家子管理层贪腐无底线、“交学费”无底线，给国家资产造成的损失动辄就是上千万上亿，实在保不住了才说“依法处理”。抓人了过去要封锁消息，还千方百计“辟谣”遮丑。现在公开了我们也只能干瞪眼干气。大不了在网上骂他们“该死！”

在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党在20世纪中叶执政以后，大搞国有化，结果造成英国企业效率低下，经济濒临崩溃，使英国成了“欧洲病夫”。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大刀阔斧改革，把国企私有化，引起全国性的长时间的示威游行。但“铁娘子”不为所动，坚持改革，硬生生把英国拉回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有人说，涉及到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行业还是要国有化才行。美国私营性质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以及美联储是美国军工、航空航天、金融业的主体，这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构成了威胁吗？

问题是多少年来国企是我们许多人的衣饭碗，是荣耀、希望和感情之所系。国企的沉沦是无以言表的痛苦，作家把这种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他胸中充满崇高之情。他关心他的工友，关心他的企业，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他对那些蛀虫深恶痛绝，对僵化的体制切齿痛恨，对国企的衰败痛心疾首。尽管回天乏术，他也要大声疾呼——他要用他艺术家的真诚敲打历史和现实，唱出他心底的悲愤之歌。让我们向作家的真诚和崇高致敬！

由于国企职工对乡镇企业农民的俯视和乡镇企业农民工对国企职工的敌视，更由于国企领导的腐败无能和齐老板的居心叵测，“联营合作”一开始就决定了失败的命运。司马阳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怎样去促使联营成功，而是处心积虑地想维护工人阶级队伍的纯洁和挽回国资损失。在司马阳、岑鸣这样的优秀国企职工的眼中（毋宁说是在作家眼中），乡镇企业员工没有资格当工人阶级。他们的身份只能是“农民”。是没有觉悟、缺少文化、总想鸠占鹊巢的农民！这种精神境界，要承担作家心目中的工人阶级的历史责任，确实是勉为其难。但他们的正直、智慧和勇敢承载了作家的希冀，这希冀绝对经不起与国企因结构性弊病而深陷困境这个现实的碰撞——以这种希冀来作价值标准，小说在生活本质上的真实就打了折扣。

真实，我们老是强调真实。真实在“真善美”中是首要条件。没有真实，“善”和“美”无从谈起。然而写真实需要勇气，更需要宽广的视野和深刻的思想。《丰乳肥臀》、《白鹿原》、《废都》写的都是悲剧。但这些作品让人感觉作者像苍蝇逐臭一样，津津有味地专注于某些可能是真实的低级趣味现象，而不去探究其根源。在不厌其烦地描写渲染镇反扩大化、反右、大跃进、文革种种灾难丑恶的时候，除了展示色情，便是夸张变态。他们心里充满诅咒和怨恨，却不敢把批判的利剑指向已经被绑上历史耻辱柱的灾难发动者，更不敢深究其历史文化背景及成因。说得严重一点，这是懦夫行径；是用不具普遍性、不能昭示未来的垃圾代替生活的本质。跳梁小丑很卖力，但根本不可能演好沉重而庄严的悲剧。康德说，审美必须通过个案，也就是“典型”来进行。在黑格尔眼中，“典型”应当是变化中的环境和发展中的性格——这是至今闪耀着真理光芒的“情致”学说。根据“典型”学说和“情致”学说，真实必须在个案中蕴含普遍性。“滴水见太阳，窥斑见全貌”：哪怕是一个切片，也必须有足够的信息和事物动态演变过程来统摄整个世界，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昭示人类的未来！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今天，二十多年过去了。小说中所有的事物应该发展成什么样子了呢？东亚公司还存在吗？还是利益既得者的安全岛和避风港吗？齐老板还活着还自由吗？司马阳岑鸣能以国企职工身份退休吗？联营厂那些“农民”现在怎么样了？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解构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此在”这个命题。生活的逻辑将无限发展，永远不会断裂。任何试图以碎片来代替全局，以瞬间来代替历史，以现象来覆盖本质的做法，所得出的结果只能是荒谬。小说《流失》的贡献在于作家根据自己的生命体验，对自己的时空做了自己认为是真实的艺术重建；小说《流失》的缺点在于它对它所描绘的时空宽度和深度把握不够，缺少预见和洞察力，从而影响了真实性。周克芹之所以成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代表，是因为他不仅担当了当下，还站在哲学和历史的高度把握了当下。他所营造的葫芦坝这个艺术世界，因蕴含了社会发展的动因和揭示了历史转折的必然趋势而真实，因真实而成了不朽！

关于乡镇企业中的农民工，不错，他们曾经目光短浅，自私自利，讲宗族关系，对“吃国家粮”的国企职工怀有某种敌意。他们登上舞台的时候尽管不是完美的主角，但他们现在已经是中国制造业和城市建设的主力军，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从历史发展逻辑和哲学层面上看，任何对他们的忽视和偏见，都会因背离终极关怀而影响作品的审美价值。

中国古人对审美划分了三个阶段：初级阶段，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其次，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然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我们的《流失》是处在什么阶段呢？恕我直言，根据作者从工人阶级立场反映国企衰败国资流失现象的立意和故事框架设计及细节罗列，《流失》是处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阶段。孔夫子在《论语》中提出：“质胜文则史，文胜质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流失》在创作立意上就“质胜文”，表现出一种以文学记载历史干预生活的意图——这是出于为新时代日益边缘化的传统工人阶级代言的责任心所致，无可厚非。但没有整体把握就没有审美真实，不小心就会落入黑格尔所批评的“物质溢出精神”的窠臼。

看得出，作品是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确如小说所写。但作家是灵魂工程师，是哲人和先知，理应站在思想的高峰俯瞰现实，关注生命，接近超越一切偏见的终极关怀。所有的过时感和批判的无力现象都是来自思想的肤浅。如果我们能尊重生命，深入每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深究每一个人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就会具有超越时空的远见和洞察力，而我们的齐老板、总经理、“叮叮猫”、司马阳、岑鸣、朱厂长、徐副厂长、小秦、李会计和那些农民工就会摆脱脸谱化而立起来，活起来。我们就会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就会公正客观地面对国企改革之痛，获得更高的真实。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流失》中，司马阳、齐老板等人及其生活环境是“人”和“地”。而国家改革开放大形势大背景是“天”。人类将无限发展是“道”。而这个“道”是附丽和隐藏于现实生活这个“自然”中——《流失》在塑造“人”、重构“地”，描绘“天”，揭示“道”，刻画“自然”上的得失，再次印证了这个美学原则。

南北朝时期大批评家刘勰要求形式和内容、思想和文体、继承与创新、理性与激情高度统一。由于命运实在太沉重，小说《流失》中的场景刻画和心理描写受到了忽略。作品中的方言运用娴熟，但文学性尚有提升空间。这主要表现为叙事直白、写得太满，人物语言口语虚词太多，缺少提炼。而小说上篇的情节推进似乎太慢，影响了可读性。像戏剧那样集中矛盾深化冲突应该是一种选择。

综上：邓仁宪君用他知青作家工人作家的才情，担当了自己的时代。他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下国有企业惊心动魄的嬗变；看到了个体生命在社会转型暴风雨中的挣扎与无奈；看到了良知所启示的希望和未来。我们的生活是富有诗意在栖息，这栖息不尽如人意，具有悲剧性。但是，作为站在时代思想高峰的先知，我们向死而生，不怕悲剧。我们说“翻过那架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旧体制旧观念根本翻不过市场经济那架“山”；我们写悲剧，是因为我们已经战胜了悲剧！

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文学样式。中、短篇小说经典作家们以他们扣人心弦的故事、紧张感人的情节、生动鲜明的形象、美轮美奂的语言、自由深邃的思想、真挚激烈的感情，让我们领

略到什么是永恒之美。现在我们说，邓仁宪君离先贤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