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今天的许多女性写作者都不是专业作家。亦即写作没有与我们的工作重叠，“写作者”身份是我们在女儿、妻子、母亲、工作者之外额外添加的一种身份。首先这种“额外添加的身份”，就会对以上各种既定的社会身份在时间上进行挤压；而添加的恰又是“写作者”身份，这种身份具有渗透性、侵略性，它不仅改变一个女性对自己生命时间的分配和使用，而且改变一个女性生命时间的质量和密度。但是这种“额外添加的身份”和女性身份结合起来，在现实生活中会遭遇不少困难，甚至是困境。

第一种困难，是女性写作史短的困难。这与女性教育史密切相关。中国女性接受文化普及教育史非常短。中国女子无学，自古“女子无才便是德”。清代以前的女子如果侥幸能识文断字的，多赖于家庭教育。即她恰好生活在一个可以为她提供文化教育的家庭里，父兄可以作为她的老师；或者家庭经济允许，家长开明，可以为她延请私塾先生开课授学。如果把1904年吕碧城创设中国第一间官立的女子学堂北洋女子公学作为中国女性文化普及教育史的开端的话，至今也就114年的时间。这个时间与男性数千年掌握文化知识权的时间相比，真是不堪一击。由此而产生的困难是，女性写作面临的文化支持、思想支持、经验支持都是微弱的、单薄的、稀少的。这种时间长度的对比，使女性写作很容易受到男性写作的拥挤、裹挟、淹没。这种时间长度的落差，会给女性写作者的写作本身造成困难。男性写作在过去女性写作尚未登上舞台之前建立的写作秩序和规则当然地成为全部写作者秩序，使得女性写作在题材选择、文本结构、语言风格上盲从或者部分盲从于这种秩序。女性写作者该如何面对这种写作史事实？遵从？反抗？遵从意味着女性意识的消失，这与女性写作者拿起笔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反抗意味着开辟新道路，这将是一段黑暗中横冲直撞的莽撞路程。

第二种困难，是女性角色兼顾的困难。这种兼顾的困难，具体表现出来便是女性写作者很难有圆满的日常生活。她们大都成为世俗生活的“出轨者”，单身、独身、丁克者多。亦就是大家常谈到的女性写作者的“非正常生活状态”。写作毕竟是一件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在写作上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多，在其他角色里能分配的时间必然就会少下来。而女性写作者在角色兼顾的过程中造成的某种角色的放弃、忽略、淡化，都是在这种兼顾的冲突中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而能循着人生的时间序列一步一步安稳平顺展开生命史的女性写作者，她们的圆满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可复制性。但是，寻找更好的男性配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爱情婚姻对女性的牵绊和阻滞更为明显。一个女性如果要正常的恋爱、结婚、生育，她和她的丈夫同时处于这三件事情中，女性也会因为性别原因的关系，天然就付出比男性更多的时间。一个中国女性要结婚、生育，必然要面临对职业发展的部分甚至是全部的放弃。中国女性在婚姻、工作中的困境，是大于男性的。而一个要消耗女性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写作者”身份，更给本身就处于婚姻、工作夹击中的女性以新的困难。

第三种困难来自于女性本身，是女性意识自我觉醒的困难。这个困难，其实与前两种困难密切相关。第一种困难为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造成了历史的、社会的、文化层面的阻碍，第二种困难为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造成了生理和心理的阻碍。也就是女性意识的自觉其实是处于一种全是阻碍的环境里。在这样的境况下，女性意识的自觉其实只能期待女性群体冒出“波伏娃”。女性意识的自觉是女性是否有自我精神内核的问题，这个“内核”的裂变、辐射，决定女性写作的广度和深度。

男权社会对女性写作的回应是稀少的，而对这种“认可”回应的沉寂，恰好表明大部分女性写作者对自我、文学、社会的判断，仍然遵循着男权社会的标准和尺度。这种“遵循”，表明即使是作为写作者的女性，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建立亦是茫然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度仍然处于一个低的状态。上世纪90年代一批女作家在写作主题上沉湎于身体写作，固执而频繁地呈现对女性身体表现的偏执，这其实是女性写作者女性意识的苏醒和觉悟最原始的呈现。这亦是一条最迅速的表达女性意识、发出女性声音的捷径——充分利用男女两性身体生理的差异，而直接说出这种差异，公开化这种差异，从而引起男权主流社会对女性意识的侧目。以身体意识作为女性意识觉醒的标识以陈染和林白一批女作家的作品转型而黯然落幕。新时期女性写作者如何在一种先锋性的探索碰壁之后寻找到女性意识的精神范畴，以及呈现女性意识的载体和方式，是一个路漫漫的过程。

女性写作者是全部女性中的孤独者觉醒者。她们是暗夜里使劲儿生长的树，向广袤而遥远的天空寻求辽阔，寻求深邃，寻求真正自由的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