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Volker博士是一位真正的德国人：他既节俭又慷慨，讲究秩序礼貌，却不拘于陈俗常规；与人保持距离，却又古道热肠，乐于助人；他同时又是一个“非典型”德国人，周身散发着一种漫不经心、满不在乎的气息，唇边总挂着一丝讥诮的微笑；轮廓鲜明的脸庞上，一双灰蓝色眼睛像鹰一样锐利又冷峻；身体素质极好，德国北部冬天阴冷，他在室外也只穿一件衬衫，夹克外套总是留在车里，和成堆的书籍资料呆在一起，我记得那是一辆漆色黯淡、款式老旧的暗红色宝马。

初见Volker博士是在2006年初，那时我正参与德国下萨克森州奥尔登堡大学的一个跨学科博士生课程项目。一个星期六，我去拜访普通教育学专家希尔伯特·迈尔教授。教授别出心裁地召集了一个手工日记本制作会。

这是一项需要至少七小时的复杂劳动，我事先收到了教授寄来的五页工作程序说明。除了缝制皮封面，纸芯子也需要自己动手剪裁、缝边、压制、粘合、晾晒，每一个步骤都配有专门的工具。合适的工具保证了每个本子的工艺水平没有大的起落，也使我这样的初学者不至于太出洋相。迈尔教授解释工序完毕，我还有些僵手僵脚，边上有位先生却已经不声不响做起来了，动作利索而精准。他见我拿捏不准，便停下自己手中的活，给我些许指点。一问之下，才知他并非新手，二十年前他就做过一个皮封面日记本送给太太Birgid，这回“重操旧业”也是为了给太太准备生日礼物。

这便是初见Volker博士的情形。那一年他64岁，一头灰白浓密、微微卷曲的头发，身姿挺拔如青年，神情斯文而矜持。他是迈尔教授多年前的博士生，也是教授的朋友、助手和科研旅行搭档。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渐渐熟悉起来。和一派天真、谦逊温和的理想主义者迈尔教授相比，Volker博士更为现实和冷静，说话言简意赅，并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

他是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1945年，盟国签署的 《波茨坦协议》 重新划分了德波边境，导致一千二百多万德国人永远失去了东部的故乡，在徒步逃亡的队伍中晃动着一个小男孩的身影。这一年Volker还不满五岁，他跟着母亲和兄弟从西里西亚逃往奥德河西岸。恐惧，饥饿，寒冷，长途跋涉中还跑丢了一只鞋子，这是他幼年记忆最深的烙印。三分之一的德国人死在了这场“迁移”途中。Volker和他的家人幸存了下来。

六十年代初，Volker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德国空军飞行员生涯。他成为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之后又担任教练员，还曾为美国空军培训过飞行员。也许正因为在空军服役的特殊经历，他为人处世自有一股镇定自若、胸有成竹的派头。我从不记得Volker 在日常生活中有过忧虑或者紧张的表现。有一回他和我说起当年在北海边训练，他驾驶的飞机与队友的飞机擦肩而过，机翼相距不足半米，运气稍差一点就会撞上海边悬崖，机毁人亡。他叙述往事的语调平静中带着自嘲，讲到惊险处，下巴微微扬起，仿佛在说：瞧，这并没什么了不得。

42岁从空军退役后，他本可以靠军队退休金安度余生，但他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学术之路。他先是攻读了教育学硕士，没几年又拿下教育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便长期任职于德国工商联合会，为建筑行业的职工做职业培训，同时他还担任迈尔教授的学术助手。

这位才智出众、精力旺盛的德国人，对事物具有细致入微的探究能力和杰出的动手能力，制作日记本只是他诸多手工劳动中最不起眼的一项。他亲手打造了家中的每一件家具。木材是他从汉堡最大的墓园拉来，“每一棵都是树龄一两百年的紫杉，公墓的管理员送给我的”，他说。在我们初识前两年，他完成了另一个重大工程：亲手建造了一个新家，这是一栋二层楼住宅，设计图纸也是他亲手绘制。若不是后来在他家的地下室见识了远高于普通德国家庭标准的专业手工间，我始终对他所说的将信将疑。

记得第一次参观他家的地下室时，我首先被一架巨大的机床惊到。那是一张可以加工制作任何金属零件的机床。屋子周围是满满当当的工具架，屋子正中有一个船模台，陈列着几十艘大大小小的轮船模型。在儿子还小的时候，Volker博士就带着儿子一起做船模。我尤其被几艘西班牙大型海盗船吸引，只见那白色船帆重重叠叠，高高扬起；船上各种设备齐全，还有迷你卫生间和抽水马桶，连着通往“海底”的排污管道，连抽水把手都制作得一丝不苟。几乎每个周末，Volker博士都在他的手工室里消磨时光，“把一把坏掉的椅子重新修复，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乐趣，”他对我说。在这位父亲的熏陶下，儿子弗洛里安从小喜欢运动和手工，中学时代夺得了奥运会青少年组划艇冠军，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汽车设计师，而且非常热爱自己的职业。

在Volker博士夫妇的向导下，我发现在这幢并不富丽的普通二层楼住宅里，竟隐藏着一个私人博物馆。每一块墙壁，每一道走廊，每一个角落，都陈列着形形色色的旧物。Volker博士醉心于收藏。他收集弗里斯兰的旧银器，也收藏中国算盘，其中最珍贵的一个算盘要数拉萨街市上觅得的玉算盘。二楼的一个房间堆放着上百年历史的皮箱和钓鱼竿。“做钓鱼竿的竹子很珍贵，全世界只有中国广东一个山区出产这样的竹子”，他告诉我。除此之外，他还收集电子计算器的前身———德国人发明的机械原理的计算器，其设计之聪明和精美，令人赞叹。夫人Birgid则醉心于搜罗一百多年前的亚麻绣花枕套和靠垫套。夫妻俩共同的一个收藏癖好是青春艺术风格(Jugendstil) 的瓷砖。在楼梯的两面墙壁乃至书房的整面墙壁，悬挂着许多百年老瓷砖。经过二次世界大战摧残的德国，青春艺术风格的建筑都已损坏严重，那个时期的瓷砖也已成文物，据说每一块在文物市场上的售价都在六十到一百欧元左右。

2006年，Volker博士趁着陪同迈尔教授来中国开会讲学的空隙，去了一趟青岛。在青岛的德国总督府，他发现所有卫生间的瓷砖都源自青春艺术风格时期，这些美丽独特的瓷砖被如此完好地保存在遥远的中国，让这位收藏家欣喜不已。然而，两年之后他再度造访时，卫生间的旧瓷砖都不见了! 原来总督府所有卫生间被装修了，旧瓷砖都被更换了。我很少见到Volker博士情感外露的时刻，那一次在上海我家中重聚时，他说起此事，情绪十分激动，可见心中之痛。

而在过去无数次闲聊中，Volker博士惯用他那漫不经心的口气，说起他在世界各地的有趣经历。因为我是教语言的，他也会说起各地语言的特点。有一次，在南美洲科亚奥高原的提提咔咔湖边，他和当地的少数民族讨论起天空。“他们的语言里竟没有‘天空’这个词语。在他们的词汇里，只有‘蓝色的天空’，‘灰色的天空’或‘下雨的天空’，这很有意思，不是吗？”

至于文学与诗歌，Volker 博士并不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爱好者。然而他的敏锐和好记性，以及乐于助人的品性，总会给我这位异乡的求学者带来惊喜。他会从口袋里不经意地掏出一本我曾经提起过的小书，有Hilde Domin，Mascha Kaléko，Rose Auslǎnder等犹太女诗人的作品，也有Wolf Biermann，Bernhard Schlink，Gottfried Benn等德国作家的随笔诗集。有时我苦苦寻找的文献资料，他在图书馆找到了，复印好了，不动声色地放在我面前。每当我表达惊喜和感谢时，他就会露出一丝短暂的得意的微笑，扬起下巴，用我熟悉的语调说道：“这就是你眼下需要的，不是吗？”

记得初次见面时，迈尔教授就对我说，以后遇到什么问题，就去找Volker博士，他这人什么都懂，而且总有办法。一边的Volker博士听了，努努嘴，耸耸肩，“嗯”了一声。现在回忆起来，这一声平淡的“嗯”竟有种一诺千金的味道。在之后的岁月里，Volker博士成了我的好朋友、好老师、生活高参和情绪“加油站”。这位外冷内热的德国人，消解了异乡求学者一部分乡愁，学业上给予指点，生活上常常关照，有求必应。

Volker博士还是位烹调高手，做的菜肴别具一格，避免了德国菜过于厚重而单调的缺点。在多年前的一篇日记，我记载了Volker博士某次家宴的菜单：“腌小鲱鱼，外包一层薄薄的土豆卷，用竹签固定后油炸；鸡肉柠檬丸子，甜中微酸；蘑菇嵌奶酪，蘑菇个大如小伞；凉拌意大利风味胡瓜；自腌红椒；波斯风味葡萄叶子包饭；非洲风味洋葱拌桔子，不可思议的搭配，味道很不错! 北海大鲱鱼，用自制调料腌渍；腌制橄榄；自烤面包；餐前汤内容有：通心粉、鸡肉、胡萝卜，欧洲香菜，小蘑菇。”在那篇日记的末尾，我感慨道：“Volker把日子过得这样美好，这种美好感染了身边所有的人。跟他在一起说话做事，就觉得人生特别有意思。还会勇气倍增，原本心中有阴云，也会立刻变成大晴天。”

多年后，我读到英国作家伍尔芙的读书随笔中有这么一段：“倘若你尽可能地敞开自己的心扉，那么，一打开书，你便会从那隐晦曲折的字里行间，从那些难以觉察的细微迹象和暗示中，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而我想说一个反之亦然的道理：对待我们与之交往的人物，假如我们敞开心扉，懂得观察和聆听，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本与众不同的书，在面前缓缓打开。那些人性的优点，正如华彩焕然的篇章，吸引着我们前去探索。只有当我们对他人“这本书”真正发生兴趣时，我们才有可能从中获得启迪。

前些天上海大雪纷飞，这场雪勾起了不少童趣和回忆，却也使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德国小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我从大学图书馆回来，抬头看见Volker博士正倚靠在我新搬入的二楼公寓楼前的栏杆上，身穿蓝色细条纹衬衣的半个身子探出在风雪中，房门口赫然竖着一个宽大而漂亮的双层储物柜。新家万事俱备，就缺这样一个柜子了，正愁各色杂物无处收纳，我惊喜又感动，不知说什么好。“这正是你需要的，不是吗？”他傲然而清淡地说———“一件旧物而已。”

我突然意识到已经很久未和Volker博士互通音讯了，往日的友情被遥远的距离和纷繁的事务所搁浅。我迅速打开电脑写去了问候信，思绪如同窗外漫天的雪花般飘个不停。Volker博士很快回了信。在信中，这位曾经的战斗机飞行员写道：“过去两年，我和Birgid经历了一些非常美妙的事情。但遗憾的是，去年年底，Birgid95岁的母亲去世了，她度过了一个安宁美好的晚年。两年前我们把她从威斯巴登接到了奥尔登堡，住在家附近的一个养老院里，这样我们就能每天看到她，每天陪她说说话……”

而这一年，Volker博士也77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