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60年前的正月廿六，《北京晚报》创刊号呱呱坠地。

60年来，感谢您和《北京晚报》不离不弃一路走来，共同见证了晚报出刊16729期。

重新翻检这些已属浩繁的文字，我惊讶地发现：北京敢情一直在这张报纸上移动着身姿，变换着容颜。回想一下，咱们的生活不正是这样吗？风云聚散、喜怒悲欢、家长里短、牵肠挂肚……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呀！

报纸上，白纸黑字，写得真真儿的。

这一点，各位读者、作者，肯定比我们的感受更深。几十年来，有多少故事可以诉说？有多少日子可以追忆？为此，我们从1月15日起，就在晚报上接二连三地恳请诸位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晚报故事。

从那天下午开始，晚报热线室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电子邮箱里的投稿和留言纷至沓来，一沓沓来自四面八方的挂号信送到了案头。整整一个月来，783个读者来电，321封邮件信札，让我们的编辑记者们被温暖包围着。感动之余，是受宠若惊的惶恐，思量之后，是更深度的珍惜。这些来稿我们将陆续选用编发，我们的记者或亦和您联系，上门找您聊聊。

这些天，很多老朋友说：“晚报甲子之庆，这是咱北京人的喜事，我们都参与啊！”

说干就干，从今天起，咱们这个“60年：晚报故事”专版就算开张了。今天是晚报的老朋友、作家陈建功先生首次揭秘，他和晚报何以结下近四十年的 “死生契阔”之交。在随后的几天里，晚报副刊“阿凡提新篇”的老作者李耀宗教授，曾在晚报工作的老前辈、老同事李滨声先生、沙青先生、苏文洋先生也将一一亮相，分享他们的晚报故事。

当然，我们同样热切期待着您的支持和参与。

沉醉春风里，陶然话当年，其乐也哉！

让“幺蛾子”追得“五脊六兽”
我与晚报的“死生契阔”

您还没生下来，兴许就成了一个消费者。令堂大人盼着您成为贝多芬，给您买了盒磁带，让您在她肚子里听——您花钱这就算开始了。说句难听的，请别见怪——哪天不幸逝世，兴许这钱还得继续给您花些日子：整容、追悼、火化、买骨灰匣……万一骨灰堂不伺候您了，还得买地刻碑。不要说若有几位论老理儿的亲朋好友，还得年年拿人民币替您兑换冥票，让您花着方便，我也一样。消费伴随你和我。

消费又是挺让人开心的事。“大款”们如何挥金如土，就不必讲它了。布衣寒士，攒了好几年，攒下一笔钱，全家老少一起涌到商场，买下一台彩电或一台冰箱，那愉悦更是动人。我逛商场时若遇上这么一家，必追踪良久，分享他们的幸福。不过，目送老老少少拥着那台冰箱或彩电远去，心中又常存隐忧：但愿他们一切顺遂，无须再把它送回来，或送去维修部。

我的隐忧绝非无中生有。我家中使用的国产电器中，高宝牌抽油烟机、辛普森洗衣机、沈乐满热水器等等，无一未曾返修。当然，待保修期一过，我便有了小试牛刀的借口和机会，把它们拆个七零八落，追求我童年时代的工程师之梦。

然而，并没有几个人像我，觉得这苦涩中还能找点乐子。

啼笑皆非的事还不止这些。录之以求“理解万岁”，志存久矣。忽然想起清末有一位叫沈复的，写过一本《浮生六记》，今人杨绛先生亦作有《干校六记》，皆名篇也。小子不才，附骥其后，作《消费六记》可否？绝没有成为名篇的野心，顶多是想借名牌以壮声色，类乎现如今时髦“松下原件，国内组装”一样。

“幺蛾子”这词儿在旧时有点儿贬义。记得年少时走过某胡同，听见北京老太太骂她的孙辈儿：“家去！小王八蛋净跟我这儿玩儿‘幺蛾子’！”“幺蛾子”指的是“上房揭瓦”还是“尿尿和泥”，没闹明白，反正知道是“邪门歪道”就是了。及长，发现“幺蛾子”到底算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有一点可疑。比如当年南方某友人抱怨过领导“净玩幺蛾子”，起因是原始股卖不动，强行摊派大家“勠力同心”。现在那“幺蛾子”，已经变成“英明啊英明”了。另一位友人1997年在密云花13万元买下了一套130平方米的单元房，也曾被我讥讽：“玩儿什么‘幺蛾子’呀！”岂料不久前他又见到我，挑衅似的说，那套房子，现在已经值200多万啦。那眼神儿分明是问：还是“幺蛾子”吗？

其实对我来说，“幺蛾子”是早早就喜欢的。搞创作就不必说了。办报纸，不闹点儿“幺蛾子”，难道不乏味吗？当然这“幺蛾子”所指，不是要 “雷人”，也不是要“出位”。是说办张报纸，得独具只眼，时不时整出点儿“人人心中皆有个个笔下却无”的“动静儿”来。和《北京晚报》交往近四十年，最令我难忘的，就是它那“瞅不冷”闹出的“动静儿”。这“动静儿”绝对是顺势而生，却又勇立潮头。比如早在1980年《北京晚报》联手几家合办的“新星音乐会”，且不说它推出了多少歌坛新秀，就为它顶着“靡靡之音”的“雷”，开创大众音乐的胆略与实践，不能不铭刻于新时期文艺的史册。又如兴起于1984年的“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也是晚报之首倡，算是喊出了北京人蓄积已久的心声，引起了全球中华儿女的共鸣。

我没掐指头算过自己共给《北京晚报》写了几篇稿子。只记得小小说、散文、随笔都是写过的。这两天，为了激发我撰写回忆的热情，负责纪念专版的晚报编委周家望时不时给我发来刊载于晚报的“旧文”图片。忽想起这位已成“名记”的周家望，之所以有今天，或许与晚报的一个“幺蛾子”也不无关系呢。那应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晚报》顺应那个年代文学热潮，在“同仁堂”的支持下，成立了同仁文学院。那时我还在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被晚报请去讲授“小说写作”课程。记得在那里任教的，还有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夏有志，散文家韩少华，诗人唐晓渡，剧作家刘树纲等，都是那个时代文学界的活跃人物。而周家望，当年也是到同仁文学院“发蒙”的中学生，跟我学小说。逐渐发现，和家望一样吃上这饭碗的，还不止一个。好几次有青年男女遇见我，拱手便拜：“老师，我是您同仁文学院的学生呀！”枉担师名，岂敢岂敢。不过又想，至少晚报办那个“文学院”，在许多少年的心里播下过文学的种子哩。

于我所感，《北京晚报》的好几任领导，编辑、记者，延续至今，都是能出“幺蛾子”的家伙。用时髦的说法儿，叫有点子、敢担当。坦率地说，给《北京晚报》写文章，是很紧张的。一是北京的老百姓天天要看，你不打起精气神儿，敢见江东父老？二是这报纸文章虽小，却荟萃百家，你不玩儿点“邪的”，咋能“混迹江湖”？故此就为这千把字，不能不点灯熬油，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就拿“一分钟小说”来说，本就是此报的“招牌菜”，是各地晚报同仁瞩目的栏目。给晚报写一分钟小说，不能不战战兢兢。记得我写过一篇《天道》，又写过一篇《娘家人》，好在差强人意，发表后转载、评论的不少，愧承谬奖便越发紧张。下一篇写什么，怎么写，哈姆雷特似的。记得我跟当时主编副刊的高立林说，我出个“幺蛾子”吧，下回咱不照规矩出牌，大家合伙儿来个“小说续尾”行不？我先写个开头儿，你登出来征集结尾，行不？高立林连声说好。结果还真是“应者如云”。记得陆续发出“续尾”的有文场新锐，也有热心读者。如袁一强、魏帼、王文平、郭建华等，一篇一篇登出来，各擅其长。直到最后才明白，那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儿——“续尾”登了些日子，沸沸扬扬中，高立林找来了，说：“您自己那个结尾写好没？我们等着收场呢！”始料不及却又不能不“为王前驱”。难办的是，已有那么多精彩的“续尾”刊登于前，我得怎样闪展腾挪才能显着自己不那么“花拳绣腿”？为这“收官之作”，好几个晚上辗转反侧，待完稿交给高立林时，陡然想起北大同窗黄子平说过，“创新”这条狗，已经追得作家们连上洗手间的工夫都没有啦。遂苦笑着对高立林戏仿道：“娘的，谁承想，这么一个‘幺蛾子’，倒追得我自己‘五脊六兽’啦！”

有的“套儿”是自己钻的，也有的“套儿”是晚报设好了，逼我钻的。

大约是1991年，苏文洋找我，说自己刚从晚报的专刊部调到了经济部，到了任欢迎手下。苏文洋是老哥们儿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曾一起慰问前线，也曾联名撰写报道，甚至还和郭宝昌合作过一部影片。他时不时杀上门来闲扯，是无需理由的。但这次找来，开宗明义便说自己已归任欢迎（《北京晚报》前总编）管辖，还要转达他的领导任欢迎的问候，这让我觉得怪怪的。

原来是要我写关于经济的随笔！我忙不迭敬谢不敏。我说天哪，我哪儿懂经济？我连账都算不过来！

苏文洋呵呵笑道，要的，就是你这恓恓惶惶的劲儿！

我说我就是一个插科打诨说故事的，让我谈经济岂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

苏文洋还是呵呵笑着：“您试试，您试试！”

就这么着，被苏文洋们逼着，写了《消费六记》。

《消费六记》登了，苏文洋又来戴了几顶“高帽儿”，呵呵了一通。又写了《消费再记》。

回想起来不能不佩服苏文洋们的敏锐，那时市场经济风云初卷，京师百姓，除了商界的弄潮儿，大抵都和我一样，激动而惶恐，茫然而自卑。他们找我出来插科打诨，扮个倒霉蛋，自嘲自纾，或也算别开生面。前几天遇见苏文洋，说起当年请君入瓮，仍得意洋洋。又说起因《消费六记》而起，发生在我们之间那件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事，笑谈“算《消费末记》可乎”，不由得越发前仰后合。

那几篇“消费”的连载发出后，大概报社内外反映不错，苏文洋很为此“嘚瑟”了一下。或有犒劳的意思，某日邀我到其“新居”小酌。

那“新居”地处鼓楼，是为解决苏记者住房困难，得赐的9.6平方米小屋一间。现在估计早已拆迁了。不过那时的苏文洋很为此“蜗居”春风得意。这有点像贫下中农刚刚分了二亩地，精耕细作，上心得很。我应邀前往时，此房刚刚粉刷，未及干爽，进屋时发现墙面上还流着白汤儿。就这么着，哥儿俩豪情万丈，支起了刚刚买来的紫铜火锅，炭火明灭水汽氤氲中，共同分享《消费六记》被打赏与苏记者被“福利”带来的喜悦。

酒酣耳热，夜色渐深。拜谢主人出来，一路骑车沿地安门大街奔南而去。那时我家住在蒲黄榆，路途不算近，出门时还踉跄了一下，苏主人问没事吧，我说喝得并不多，比我挖煤时少多了。就这么骗腿上车，迤逦而去。谁知再睁眼时，发现自己不知何时躺在马路牙子外侧的一个树窝子里，自行车还压着半条腿，顿时一脑门子蒙圈。仰望星空，看见了景山后街的大屋顶。看看表，已过子夜，敢情离鼓楼不过一箭之遥，而我都倒在路边睡了一个时辰啦。赶紧爬起来，扶起了车。幸好，小风一吹，耳聪目明，寻思着不像醉酒。那时的北京人，也不像今天这么怕“碰瓷儿”，故心中别无他怨，只怨灯影昏黑，自己摔的不是地方罢了。爬将起来，忽记起有个友人恰住附近，却便推着车子，“暮投石壕村”，求茶一杯，压压惊，定定神儿，而后兀自归家去也。

第二天一早就给苏文洋去了电话，笑谈“后街”悲催故事。苏文洋在电话那边早已笑弯，说：“你肯定也中煤气啦！昨晚送走了你，我也一屁股坐到台阶上……寻思半天，恍然大悟，潮乎乎的屋子，咱哥俩儿点着炭火锅熏了一晚上呢！”

我说：“天哪，好歹咱哥儿俩也算个‘才俊’，差点儿让您熏出一个‘倒卧’！”

知道“倒卧”，和知道“幺蛾子”的难度差不多，不在北京混过几十年，难解堂奥。“倒卧”，就是杜甫说的“路有冻死骨”。

本不想自揭其丑，因此这故事一直是苏文洋和我之间嘻嘻哈哈的话题而已。现在却想，或也可算做我与《北京晚报》之间“死生契阔”的明证。

2018年1月11日

（作者陈建功：著名作家、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