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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散文:散文写作需要更加用力

来源:文艺报 | 韩小蕙  2018年02月09日09:08

一些时候以来,散文界的确比较浮躁,力作越来越少,发自文学初心的作品亦越来越少,生命的痛彻体验亦越来越少;浮词艳彩比较多,蜻蜓点水比较多,应付交差比较多……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写作不够用力了。

综览2017年的散文创作,尽管有多位“老人”依然在认真坚守,也有数位“新锐”依然在顽韧冲锋,还有不少痴迷者在继续涌入散文园地,但让我有点“失望”的是,作品虽然波涛汹涌,可真正让人击节的却不多,为什么?缺乏大作品,力作不够多,分量不够重,兴奋值比较低。

让我耿耿在心的佳作,先重点推荐鲍鹏山的《儒、道、法——成败之间》,以8000字的篇幅将200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统治和文化治理等诸方面,阐述得明明白白。特别着重讲述了秦国任用商鞅以后,大力推行法家术式,以对内高度集权,对外穷兵黩武的国策,得以迅速在西部崛起,却又在征服其他六国统一中国后,短短暴亡。该文以鲜明的观点、翔实的史实,条分缕析甚至可说是苦口婆心,将历史的经验提请今人注意。

李国文的写作伴随着现当代中国的奔腾呼啸一路走来。其文思、笔力,其心明眼亮,其锋芒力度,一点也没“老而弥温”,反而越发热辣、泼辣、老辣。《“隐侯”沈约》借了南朝“文坛盟主”沈约,忽文里忽文外,忽古代忽今日,敲打着当下的某些“聪明文人”。李国文评说沈约“诗写得很好,人做得很差,一是太容易转变立场,二是缺乏最起码的节操,三是自以为得计,总自我感觉良好。凡文人,皆聪明,不聪明,无以成文人。沈约太聪明了,聪明过头,便自作聪明,随风转篷,投机取巧,把持不住自己,是他一生的致命伤。”史实上,沈约是拍马屁拍到了蹄子上,生生被帝王吓死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对今天的警示意义极为深刻。

徐刚的长处在于读书多,读古书多,中国传统文化功底深厚,且内化为自己的血肉,并用他大半生练就的半文半白、亦文亦诗的典丽语言表达出来。《野草在摇曳未来》写的是最不起眼的野草,却从天地玄黄启笔,把小小平凡草写出了史前的长度、永恒自然界的高度以及与人类文明相生相长的厚度,他说:“当地球成为草木世界之后,才有姗姗来迟的人类始祖”,“先人留给我们的基因,使后来人对三种物质最有亲近感:土、水与草”,“在未来岁月里,压垮人类的很可能是一根草;拯救人类的,也可能是一根草”。

陈世旭是才子型作家,他的散文一般都是诗,神光熠熠、天花坠坠,既华美又风雅,共意境与语言,几乎篇篇可当作范文来读。《流逝与永恒——侨乡赤坎百年》是写实,如果在一般作家手上,恐怕大多都会流于新闻笔墨;但他却仍然以一串串诗性金色呈现出来,足见其徜徉于文学天地间的从容与笑容。

南帆散文的魅力在于随心所欲地将叙事、抒情、识见、哲理共融一体,借物咏怀,繁复丰富,大容量地思考历史、社会、天地、人心,给读者以品咂的启迪。《天元》娓娓道来,写出了吴清源作为棋圣的波澜壮阔,是神一般的存在;但时不时又道出他作为一个人的日常,叫人觉得他离你不远,也得如你我一样走完命运诡谲的一生。

朱以撒的特点是内心洁净,以避开闹哄哄的浮华世间为贵气,躲在安静书斋中做自己的学问与文艺,所以他的散文充盈着幽幽的书卷气,清修、清为、清正、清洁、清丽、清雅,篇篇都能勾起我们回归生命本身的反省。《进入》由这生活中最普通的小物件钉子,勾连出从城市到乡村、从自然到社会、从天上到地底、从孩童到老年等种种司空见惯而又被我们所忽视、所忘记的细节,生发出对生命本在的东东和西西们的回望与思考。

2017年,军旅作家的散文创作成绩突出。九秩老军人李瑛的《诗使我变成孩子》令人想起“文学初心”这个基本问题,在光怪陆离的当代社会生活面前,诗歌创作的本真似乎久已被忽视和遗忘;同时,真心爱诗爱文学,能够在诗歌面前保持着孩子般的率真,也正是这位老诗人连年吟咏出高水准、高产量诗作的重要原因。乔良的《疼痛,是中国军人留给对手的永久记忆》,似一枚冲向天空的火箭,高蹈苍天,大气磅礴,揭示出我军战之能胜的精神力量,既在天际炫舞,也从心头隆隆滚过。王宗仁的《彭德怀昆仑山之行》以共和国元帅与几个普通士兵的交集,彰显出真正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与情怀,短短3000字的白描,几度让人眼窝发热。朱秀海把小说写作的优势带入散文,不做奇丽的语言铺排,不求先锋的结构调度,不以奇谲的创新亮眼,而是用平实的叙述、内藏的情感,静静地展开他汹涌澎湃的内心,在不知不觉间就拨动了读者心头最柔软的那一寸方。《在战场上读〈安娜·卡列尼娜〉》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分明听到了震撼大地的枪炮声、厮杀声,感受到了战争的真切——残酷、流血、受伤、牺牲以及永垂人心的爱与痛。他的另一篇《黄昏故乡桥头伫立着我的母亲》也是写战争的,从母爱的角度呈现,尽求深透地表达出对那场战争的体悟与醒思。裘山山的《颜值这回事》写得波澜不惊,水花不喧,却是既率真又别致,原来女军人们也如同咱们百姓女子一样,具有浓浓的爱美之心和女儿情愫。军旅作品中,还有刘兆林的《往事如荷》、苗长水的《“写作就是我的生命”》、李美皆的《刷新记忆的行走》诸篇,都写得好,限于篇幅,此不一一。

少数民族作家鲍尔吉·原野、彭学明、冯秋子多年来用汉语写作,写得那么好,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但若细细品咂其作品,还是能发现那里面所独有的民族文化个性与魅力。彭学明《如果爱有轮回,我在浦市等你》中的语言明显带着湘西土家族的灵秀韵味:“有弯,有直,有曲,有伸,把几十条短街前后周围连在一起。就像三把梭子连着几十根锦线,吱呀、织呀,织呀、吱呀,云一根、霞一根、虹一根,山一笔、水一笔、屋一笔,风一梭、雨一梭、光一梭,一块硕大的锦缎就织成了。”看鲍尔吉·原野《索布日嘎之夜:我听到了谁的歌声?》一开篇就挟雷滚电地带有蒙古族的豪放:“我来牧区,进入蒙古语的言说里面,感觉蒙古语把我的脑子拆了,露出天光,蒙古语的单词、句子和比喻好像是树条,泥巴和梁柁,像盖房子一样重新给我搭建了一个脑子。”真是任何汉族作家也写不出来的。冯秋子的《冬季》是写父亲的,用情节和故事凝结而出的意境,像内蒙古大草原一样辽阔、悠远,风吹草低,呜呜作声,有一种集万物于一身的苍茫。

嘎玛丹增(藏族)从小生活在家乡,以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浇灌而生长的民族精英。长大以后学习用汉语写作,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思维与语言范式中,加进了他们特有的民族文化因子,便使他的作品像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一样,有了撞击我们心灵的别样的魅力。你看,嘎玛丹增这样写道:“在众神居住之地,谁愿意在心里离开神灵呢。这里没有绝对的强大或卑微,你是大地的主人,也是自然的奴隶。万物平等,是传统和信仰一贯坚持的主张,永远至高无上。”

我还要提到一篇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买买提的馕》,作者毛眉多年浸淫在新疆昌吉少数民族混居的环境里,写作也就带出了疆地烤馕的特有香味。她笔下的维吾尔族小伙子买买提靠自己诚实的手工和面烤馕,赢得了各民族群众的信任,生意越来越红火,也为他买房、置家、送孩子上学的生活奠定了基础。这些平凡细致的描写给我们这些远在祖国四面八方的人,带来了新疆真实的生活信息,场景温暖而亲切,貌似平常而又不寻常,让我们深受感动。

赵本夫的《万物生长》是他为自己长篇小说新作《天漏邑》写的创作随想。从这部佳作中我得到的启示是:散文的写作大可不必太绅士太淑女,有时候吸取一点乡野气,抓起两把土,薅上一捧野草,撵着野兔跑一跑,也许更能生气勃勃。李修文的《枪挑紫金冠》即带着这股子劲道,有着其他散文中所看不到的不管不顾的生命元气。他的散文集《山河袈裟》甫一出版即引起文坛的广泛赞誉,不仅是因为结构、故事、情节、语言等等写作手法的新颖和大胆,首先是他所具有的这种民间文化的强大力气。

杜卫东的《陶人:远古之神》写得诗情画意,美轮美奂,这在他过去以平实叙述为主的散文作品中是一个突破。而几位平时即以诗意营造散文意向的散文家,则在各自作品中把各自的优势彰显得神采飞扬,如黄亚洲的《夜游运河》、黄文山的《从苏堤上走过》、王剑冰的《哈尼梯田》、何向阳的《海风下》、詹谷丰的《脸上的箔竹》、陆春祥的《关于天地,关于生死》、姜念光的《晴朗》、陈奕纯的《五台山的白杨》等。还有葛水平的《黄草纸,水蛇腰》,从题目看就充满了灵秀的动感,借着说自己学画画、写文章的心路历程,实际是在叹惋人生和命运,与天地自然谈心,其神思之飞动,其语言之质丽,其心智表达之妖娆多娇,似有一只菩萨之手牵引着,天女散花,非常人所能接受。

可读的还有一批书写文化老人、作家和学者的作品,如张燕玲《巴金遇见金城江》、臧小平《忆父亲臧克家与郎平的交谊》、谢大光《组稿往事》、周明《我多想让他再恨我一回》、王巨才《感怀之什》、吴周文《未能圆梦的作家》、赵丽宏《他正在和托尔斯泰聊天》、田珍颖《你在百花丛中》、高红十《春天忆故人》、红孩《你坐着轮椅过来,我可以推着你走》、蔡益怀《不拘理法自成格》……各自记述了与这些文学前辈的交往,有关他们做人、著书、做事的种种情节细节,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优秀品质等等,好看,好读,又感人。

最后,照例要谈谈不足。整天浸淫在散文作品中,看到的皆是同仁们的呕心沥血,在些许进步的基点上我们是不是降低了对散文创作的要求?忘记了文学的大境界?我们有没有时时看看天外天而沾沾自喜?一些时候以来,散文界的确比较浮躁,力作越来越少,发自文学初心的作品亦越来越少,生命的痛彻体验亦越来越少;浮词艳彩比较多,蜻蜓点水比较多,应付交差比较多……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写作不够用力了。有一批本来还写得很好的作家,明明曾经达到某种高度,却没继续使足十分劲,文章立马就水了,藏也藏不住。还有人听不进批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了,外在的奖赏永远不能拔高作品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