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鲁迅曾《为翻译辩护》这篇文章里提到，“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他认为，翻译的羸弱，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担若干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然而这怎么能呢；指摘坏翻译，对于无拳无勇的译者是不要紧的，倘若触犯了别有来历的人，他就会给你带上一顶红帽子，简直要你的性命。这现象，就使批评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鲁迅提出的两个问题，一是批评的伦理问题，指出坏的，奖励好的，一是批评家的困境和所受到的外界干扰，至今我们仍然还是讨论，说明这两个问题一直没能很好的解决。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作为批评的准则，这是常识问题，但仍然需要不停的强调，今天虽然没有了鲁迅所说的别有来历的人的问题，但文学批评的干扰因素仍然很多，最主要的，就像习近平说的，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这不仅是中国批评家的问题，国外也不能幸免。《小说面面观》的译者前言里提到，这本书的作者，英国批评家福斯特从来不惜为了友谊牺牲批评的，有三个例证：一是毫不必要的吹捧迪金森的《魔笛》；二是对伯西-卢伯克的两本书私下里颇必以为然，公开场合却尽是溢美之词，对一位国王学院的同学他也同样“表里不一”，就是因为这位同学在一次有关组织管理的争论中坚决支持过他；再有就是他出于个人理由决定不送给伍尔夫未经更正的的校样，其中有一个对她作品的批评，他已经在校样上修正过了。福斯特明确表示表示过宁肯叛国也不肯叛友，人先于艺术是福斯特终生服膺并时常念叨的信条之一。

为友谊牺牲艺术，显然是违背批评的基本伦理的，但却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形，鲁迅在《关于翻译》这篇文章提到的剜烂苹果的观点就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鲁迅的剜烂苹果的含义其实是非常丰富，一方面，剜烂苹果最重要的把烂掉的部分去掉，不能给人吃，把坏的地方指出来，提醒读者，这是文学批评的基本职能。另一方面，剜烂苹果就是要把好的部分留下，剜掉坏的以后，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还可以对读者有益处。鲁迅这样说针对的是之前的批评方法，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一点不看、一点不吃大冤枉，所以鲁迅认为，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因此一方面鲁迅的观点提示我们，缺陷和价值是可以并存的，批评不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鲁迅提出剜烂苹果的背景和前提是因为好苹果、好作品没有或者太少，所以不得不吃有烂疤的苹果，所以需要剜烂苹果，言下之意是如果好苹果多了，好作品多了，烂苹果自然就没有了市场，剜烂苹果的工作也就没那么急迫了。

文学生产是一个系统工程，好的作品是多方力量努力的结果，我们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文学批评上，但无疑文学批评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就像习近平所说的，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剜烂苹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需要基本的眼光和判断力，否则好坏不分，就会把好的剜掉，把烂掉的留下。另一方面剜烂苹果更要一种勇气，尤其是面对大作家的时候，更能表现一位批评家的能力和操守，李建军老师说，大作家在文学批评面前没有豁免权。其实本雅明也说过，批评家的任务应包括对现今大人物的批判，对宗派的批判。文学批评不能因作家地位的高低而采取不同的标准。

正像鲁迅所说的，剜烂苹果的工作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因此我们要对“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的十位作家表达敬意，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当下的文学批评而言是有一种有益的提示，他提醒我们文学批评不能只会唱赞歌，文学批评还需要批判精神。因此我想到19世纪英国作家、学者阿诺德的一句话：批评的义务是什么，是在这些著作长期欠缺一种高层次的、完美的理念时，不断对其表达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