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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

2018年02月07日16:39 来源:北京晚报 姜宝君

王国维与罗振玉收藏的金石拓片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请姚华为王国维五十大寿而作《杞菊图》

王国维自沉处: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 谈晟广摄

近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了“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展览分“罗王之交”“平生交游”“清园执教”“静安不朽”四个单元介绍了王国维不平凡的一生。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桢,字静安,初号礼堂,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是近现代史上公认的学术大师。他早年追求新学,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研究上古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敦煌学等,在诸多学术领域皆有开创贡献。

1925年至1927年,王国维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他在清华园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印迹。在本次的纪念展中,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在原有史料基础上,通过多方征集,展出了与王国维相关的许多新史料。这些新的史料,为人们了解王国维,提供了更加多元和立体的维度。

1 长女身居台湾 已百岁高龄

1925年至1927年,王国维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他在清华园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3年。虽然时间短暂,但他为清华留下了巨大的财富。近年来,清华大学举办了各种关于王国维的纪念展和研讨会。2017年,清华大学在举办王国维的国际研讨会之后,特意举办了“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

对于本次策展人之一、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来说,王国维纪念展是他2017年最为难忘的记忆。此次展览,征集了众多新史料,丰富了人们对王国维的认识。

进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大门,拾级而上来到二楼,便是此次王国维纪念展厅。入口是一条不长的走廊,走廊尽头正是王国维的画像。在错落而柔和的灯光下,参观者恍若穿越一条时光隧道,迎着王国维睿智的目光,一步步走入他营造的“人间”胜境。

展览根据其生平,分为“罗王之交”“平生交游”“清园执教”“静安不朽”四个单元。在介绍王国维生平的板块,有一件独特的展品,书本大小的纸上面写着四个大字:“独上高楼”,左边写着“王东明,2017冬至,106岁”。王东明正是王国维的长女。

杜鹏飞介绍,他多次想拜访王东明老人,但一直担心打扰老人家而未成行。今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决定举办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后,杜鹏飞通过王国维的另一位后人,知道了王东明老人在台北的住址。恰好,另一位策展人谈晟广正在台北参加学术研讨会,于是,杜鹏飞赶紧联系谈晟广,委托他前去探望老人。谈晟广到王东明老人家里的那天,正好是冬至,精神矍铄的老太太欣然写下了上面的文字。后来,老太太还特意为展览录了一段视频,在展览开幕式上,杜鹏飞播放了这段视频。

值得一提的是,王东明从小就跟着王国维一起生活,王国维到清华后,王东明也在清华“成志学校”(现在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和中学的前身)读书。王国维去世后,王东明不久也搬出了清华园,回到了海宁老家,最后几经辗转,去了台湾。

2 罗振玉“未送出”的挽联

这次展出,晚清著名学者罗振玉的后人也来了。熟悉王国维身世的人都知道,提及王国维,一定绕不开罗振玉。罗振玉年长王国维十来岁,是王国维的伯乐,也是王国维的挚友和亲家。罗振玉与王国维的交情,持续了近三十年。

1898年,热衷新学、绝意科场的年轻后生王国维前往上海谋生,地点就是当时中国维新思想的前沿阵地——时务报馆。当时王国维在时务报馆里负责书记之职,没多久因为工作内容及薪水方面的原因,王国维来到了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或许在此之前两人就已经相识,但让罗振玉真正关注王国维,源于王国维的一首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罗振玉后来免除了王国维在东文学社的一切费用,并让其参与管理东文学社事务,让他获得一份薪水,以便专心完成学业。

此后,王国维在人生的诸多阶段,都得到了罗振玉的扶助。而王国维也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了众多建树,回报罗振玉对他的信任:庚子事变后,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份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王国维为杂志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教育和哲学名著,这也为王国维接触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打下了基础,并在哲学研究上小有成就——在剖析《红楼梦》时,王国维首次提出“悲剧”一说;1906年春天,罗振玉携家北上京城,准备就任清政府新设衙门学部参事厅行走一职,罗振玉邀请此时正在海宁老家的王国维同往京城,在京城,王国维写下了文学批评著作《人间词话》;辛亥革命后,罗振玉和王国维两家东渡日本,王国维靠着罗振玉的资助,在日本寓居五年之久。在这期间,因为帮助罗振玉整理其大量的藏书、古器物以及甲骨,王国维的学术开始转向“国学”,因此写下了《简牍检署考》、《齐鲁封泥集存》、《流沙坠简》等著述。

1916年春,王国维先行回到上海。1919年,从日本回国的罗振玉,与王国维结为亲家:罗振玉将小女儿罗孝纯嫁给了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1926年底,因为长子王潜明去世后抚恤金归属问题,两位好友走向决裂。从1898年到1926年,两人在相识的近三十年时间里,留下了大量的书信。在本次纪念展上,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从国家博物馆以及民间收藏机构,征集了数十封书信,构成了“罗王之交”单元的重要内容。

除了书信外,还有一件非常特别的展品,成为罗王情谊最好的注脚。这就是罗振玉一幅未署名的挽联上联:“至诚格天,遨数百载所无异数”。为何只有半部挽联,且内容与记载中的不一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罗王决裂半年后,王国维便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湖自尽,罗振玉闻讯,愧疚万分,他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为王国维写挽联,当写完上联“至诚格天,遨数百载所无异数”时,罗振玉觉得“异数”二字在当时多少有些不合适,于是重新写了上联,将“异数”改为“旷典”,并将新的上联和下联送到了悼念的会场。杜鹏飞说,“最后写的挽联在祭奠王国维时烧了,而写错了的上联就留了下来,由罗家后人一直保管,借着这次纪念展得以展出。”

此次展出上,类似的还有陈寅恪的挽联。陈寅恪当时写下挽联的底稿,委托清华哲学系教授邓以蛰(“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父亲)誊抄,邓以蛰誊抄后的挽联,在祭奠中被烧掉,但陈寅恪的挽联底稿得以保留。

3 “老实得像一根火腿”

在纪念展的“清园执教”单元,展出了1925年至1927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一些文物。杜鹏飞指着一份名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名单”的史料说道,梁启超和王国维在评定学生成绩等次名单时,反映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梁启超的评定方法是列出获得甲等和乙等的学生名单,最后注明除甲等和乙等之外皆为丙等,而王国维则不是,他则是在每一个学生后面都如实地附上各自的等级。甲就是甲,丙就是丙。”杜鹏飞笑着说道,“王国维真的是‘老实’,就像鲁迅后来评价他的那句话一样:老实得像一根火腿。”

其实,王国维的“老实”,正是传统乡绅家庭熏陶下的谨言慎行。这种“老实”,不仅体现在生活中,也贯穿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在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就是不善言辞以及对于古礼的谨守。本次纪念展,展出了王国维父亲王乃誉的一些书信,“王乃誉的字,在规整之外还能见出几分飘逸潇洒,而王国维写给别人的书信,基本是以楷书和行楷为主,写得非常工整,一丝不苟。”而且,从他与罗振玉、沈曾植等人的书信交往中,都能看见,罗振玉、沈曾植的字迹都比他的要潇洒“霸气”得多。

生活中,王国维的“老实”随处可见。1922年,经过历时五年的邀请,远在上海的王国维终于答应出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1922年7月,北京大学派人向王国维送去马衡的书信和二百余“脩金”(老师的薪金),王国维认为自己“无事而食,深感不安”,便只收下了马衡的书信,却坚决拒绝“脩金”。后来,马衡再次写信告诉王国维,二百元钱不是薪金,只是作为通讯导师的“邮资”,王国维这才同意与北京大学合作。

在杜鹏飞看来,在生活中最能体现王国维“谨守古礼”的,就是他在王潜明抚恤金及所谓医药费的处理方式上。1926年秋天,王潜明因伤寒在上海去世,罗振玉也从天津赶往上海。意想不到的是,办完丧事之后,罗振玉就带着女儿罗孝纯回到了天津。罗振玉这一行为,给正处于丧子之痛的王国维,带来极大打击。

杜鹏飞分析道,“也许在罗振玉看来,这是对王国维的一片好心。因为罗振玉对这个女儿非常宠爱,只有王潜明能迁就、包容她,如今王潜明去世了,王家其他人不一定能容忍罗孝纯的性格,如果女儿一直在王家,说不定给王家带来更大的麻烦。但是罗振玉的这一做法,却让王国维‘受辱’,他认为罗振玉觉得自己养不起罗孝纯。”

对于把“礼”看得非常重的王国维来说,既然罗振玉不再把自己当作一家人,那就得“明算账”,应该把王潜明生病时的医药花费还给罗家。于是,围绕这笔医药费罗振玉和王国维开始了拉锯战,王国维汇给罗振玉,罗振玉不要又寄回来,后来海关又发放了一笔抚恤金,加上医药费共三千元,王国维全部汇给罗家,罗振玉拒收,因此两人争执不下,最终两人的争吵上升到性格的不同上。

根据后人整理的书信,此事的最终结果是:王国维按照旧俗,将次子王高明之子王庆端过继给罗孝纯为子,然后,罗振玉将两千元存起来,“为嗣子异日长大婚学费”,“余千元别有处置之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只不过,经过这番书信往来争辩后,王国维与罗振玉从此再无交流。

王国维生活中所谓的“老实”,体现在学术上就是思维严谨,追求论据的确凿。正是这种性格,王国维也得以在国学、金石以及甲骨文研究上取得非凡的成绩。在“罗王交流”的单元,展出了一张金石拓片,王国维在拓片旁有一小段分析文字,这是他对于拓片中古文字的分析,虽然只有短短的一段文字,却需要花费极大的工夫去研究论证。

在清华执教期间,在学术上追求严谨的王国维开设了《古史新证》的课程,并明确提出“二重证据法”,即把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二重证据法”也成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

4 五十岁生日仅得画一幅

尽管王国维的做派是老旧的,但他关注的学问却是非常新的。有着良好传统文化功底并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王国维,从《红楼梦》、古典诗词到传统戏曲再到国学、金石以及敦煌学研究等,王国维皆有涉猎。凭着卓越的学识,王国维与当时的社会名流不乏书信往来,留下了不一样的“朋友圈”。

在这些“朋友圈”中,王国维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书信交往极具时代特征。二十世纪初,当罗振玉还在清政府里任职的时候,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发现6000卷具有学术价值文物的消息,沸腾了当时的北京城。1909年,罗振玉与王国维来到伯希和在北京的寓所,观看、抄录了部分“敦煌遗书”。此后,罗振玉与王国维寓居日本,王国维得以细心研究这些珍本,就敦煌古籍方面的研究与伯希和展开书信往来。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在给伯希和的一封书信中,还提到将陈寅恪介绍给伯希和认识,并希望伯希和将敦煌古籍借给陈寅恪阅览。

在“平生交游”单元,还展有王国维和当时一些书画鉴赏家的信件。杜鹏飞介绍,1916年春天,王国维回到上海后,要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及子女上学的费用,而王国维作为一介书生,只好在从事学术研究之余,收购国内的古书画然后转交给仍寓居在日本的罗振玉,卖给日本人,以此挣一点零用钱。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被誉为北京画坛领袖的陈师曾和姚华(姚茫父),都与王国维有过交往。在本次展览中展出的一张王国维收藏的碑文拓片上,陈师曾还为其题跋。而姚华还为王国维绘画祝寿,这幅画也是展厅中唯一的画作:《杞菊图》。

不过,这幅画背后却是一个悲伤的故事:1926年农历十月廿九日是王国维五十大寿,可是,当时的王国维心情跌至谷底——刚刚料理完长子王潜明的后事回北京,而且又与亲家罗振玉闹僵,王国维无心庆祝。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们,请姚华画了一幅画,为王国维祝寿,那幅画便是《杞菊图》。杜鹏飞不无感慨地说,“从当时的学生之一姚名达的日记来看,王国维五十大寿过得的确非常惨淡,《杞菊图》是那天唯一的一幅祝寿书画。”

5 王国维自沉是“殉清”吗

1927年6月1日,王国维来到清华学校工字厅,参加国学研究所第二期三十六名研究生毕业典礼。6月2日一早,王国维来到国学研究所。处理完事务后,王国维向研究所办公室工作人员借了五元钱。王国维走出校园,随后叫了一辆车,来到颐和园。随后的事情,就是大众所熟知的结局——王国维从昆明湖鱼藻轩纵身跳入湖中,自尽身亡。

王国维的纵身一跃,给后人留下了诸多话题。王国维为何而死?这个原因不仅在当时,在他去世多年后,仍然众说纷纭。杜鹏飞指出,学界先后主要有三种说法:“殉清说”“逼债说”和“恐惧说”。

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殉清”说。在当时,不仅罗振玉等“遗老”们,包括王国维清华的同事们也都倾向于“殉清”一说,陈寅恪在1927年写的挽联中有“累臣”一词,似乎也暗示着王国维清朝“遗老”的身份。杜鹏飞认为,说王国维是“遗老”有合理的成分。1923年,溥仪的小朝廷授予王国维“南书房行走”,并“食五品俸”,随后王国维被“赐紫禁城骑马”。而且在王国维自沉后,罗振玉连夜以王国维的口吻向溥仪拟写了一份奏折,并让四子罗福葆模仿王国维笔迹誊抄后呈递给寓居在天津张园的溥仪。“在罗振玉看来,这是在为王国维争取一些‘名分’,比如溥仪后来赐给王国维‘忠悫’的谥号等,但这个行为对当时的人来说,也‘坐实’了王国维的遗老身份。”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王国维是‘遗老’,就认为他的死是‘殉清’,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性——王国维即便是遗老,他也与罗振玉、郑孝胥等这些遗老们在政治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逼债说”的大致内容是指王国维和罗振玉因为做书画生意亏了钱,罗振玉逼着王国维还钱。杜鹏飞解释道,“这种说法主要是因为当年罗振玉拥护溥仪,在政治上被人诟病,后世一直就有‘抑罗’倾向,因而杜撰各种说法,随着近年来罗王两人书信的公开,‘逼债说’根本立不住脚。”

“恐惧说”也有一定的背景。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一时京城文化界人心惶惶。当时,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晚清学人叶德辉也在湖南被处死,因此,持“恐惧说”的人认为,一直留着“辫子”的王国维担心遭遇叶德辉类似的结局而自杀。杜鹏飞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王国维连死都不怕,还怕这种乱局吗?”

在杜鹏飞看来,以上三种说法,都有“俗化”王国维之死的成分。1929年,王国维之死的真正意义体现出来,他是为了知识分子的“名节”——面对乱局以死来保全自己独立的人格。

正是在这一年,清华大学为王国维立纪念碑,陈寅恪应邀作《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这是陈寅恪对王国维死因的再一次说明:“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这与两年前的“殉清”说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评价,因为,这两年的时局变化,让陈寅恪深深理解了王国维的选择: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国民党利用政治干预学术的情况愈演愈烈,吴宓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又与寅恪相约不入(国民)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

面对世事变化,陈寅恪终于读懂了王国维遗书中“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