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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发现和传播生活中的美——我写《驿路梨花》

来源:光明日报 | 彭荆风  2018年02月02日14:18

1955年彭荆风在澜沧哈尼寨与哈尼族儿童合影

彭荆风小说《驿路梨花》最初发表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光明日报》

彭荆风2011年在云南宜良梨花林

云南双柏哀牢山梯田与村寨

军旅作家彭荆风自1950年春天随同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已经在红土高原上生活了68年。1977年,彭荆风发表于《光明日报》的短篇小说《驿路梨花》,是他在特殊年代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折磨、重新舒展开写作的双翼后,情不自禁抒发的对在云南边地与朴实、纯洁的少数民族人民诚挚相处时光的怀念,及对美好未来的呼唤。40年后让我们重温:在云南哀牢山深处,在人迹罕至的茂密树林里,一片美丽的梨花掩映着一座小草房,它的主人是谁?它见证了怎样一个动人的故事?

足迹遍三迤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山高水长,民族众多(有26个民族);这些民族的生活绚丽多彩又习俗各异。

1950年春,我随同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进入云南后,为了建设边疆,几十年来,多数时间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工作、战斗,足迹遍及红河、怒江、澜沧江流域。边疆地势险峻,人民性格淳朴,风俗特异;那一时期一般人难以经历的战斗生活和民族工作,更是深刻地留存于我的记忆中。作为一个作家,我也有责任把边地人民勇于告别旧时代,热情拥抱新生活的过程,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我的许多作品,如在1955年、1956年先后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两本短篇小说集《边寨亲人》《卡佤部落的火把》,197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鹿衔草》以及与人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边寨烽火》《芦笙恋歌》,都真实地表达了我对云南边地的美好感情。

云南多高山大河,全省山地面积占百分之八十,其中又有百分之十是海拔在两三千米以上、人迹罕至的高山大岭;山川的险阻一向被人们视为畏途。在云南除了少数被大山环绕的坝子(盆地)外,几乎无处不是大山;无论往哪里行走,都要跋山涉水。那些去过川陕边界、吟唱过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人,来到云南横断山脉的高黎贡山、哀牢山、无量山、梅里雪山以及乌蒙山系后,都被这里更为险峻的山势震撼了,从而会发出更惊讶的感叹:那些蜀道算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驿路梨花》中的开头,就情不自禁地写下了:“山,好大的山呵!”)

我1952年春天从昆明去往盛产普洱茶的普洱,一路步行攀越高山大岭,走了整整10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对云南边地深山大岭的险峻,有着不同于一般作家的感受,一写到边地生活,我就会很自然地融入我的特殊感情和经历。

对云南也深有感情的作家汪曾祺,很了解我,题赠了一副对联给我:“心情同五柳 足迹遍三迤”。

云南的山山水水虽然险峻,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都还年轻,也就有着一种不畏艰险的心情。越是一般人不敢去的地方,作为军人作家,我们就越要勇于去闯荡,去开辟新的生活领域;如果有哪处高山大河还没有去过,甚至会觉得遗憾。

新中国成立后,在云南的作家当中,我是第一个进入滇东北的乌蒙山系彝族人地区,第一个进入澜沧江以南拉祜族人地区,第一个进入还处于原始部落末期、还保留着剽牛、砍人头祭谷子习俗的佤族地区参加民族工作组的作家。

那时候,行走在这些横断山脉的莽野深山里,很是艰苦;山高路险,经常是几十里路难见人烟,而觅食的野兽却时常在附近山林间出没;我们不仅要背上背包,还要背上枪支。夜里经常找不到村寨,只得露宿于山林间。

1953年5月,我随连队在澜沧江以南的大黑山里战斗,有一次,我们一行三个人奉师部的命令从澜沧回普洱去开会。本来这段一座大山接一座大山的漫长山路要步行10天,师部领导却限我们6天走到,我们只得把三天的路并成两天来赶。有一天走到半夜,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就在山上一片树林里昏昏沉沉地躺下睡着了;早晨被冻醒,才发现我们是躺在一丛梨树林下,身上飘撒着湿润的梨花……

那天晚上幸好没有下雨,如果下雨就惨了。边疆的雨可不一般,是像天河开了闸似的遮天蔽日地猛烈倾泻下来。

这样走在大山岭深处,我们也就希望,能有一间小茅屋在走累了后可以歇宿。但是四野空旷,到哪里去找呢?

我们这些山行中的遭遇,边地人民也就经历得更多了,感受也更复杂。因为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在这些山岭上设立马店、客栈,只能尽自己的能力来互助、互救。

横亘于怒江以南长达600余公里、高3780米的高黎贡山,是滇西方向从内地去往中缅边境必须跨越的大山。山野辽阔,在大山两侧的山腰、山脚,还可以找到几座小山寨或简陋茅屋过夜;再往上攀向终年积雪的大山深处,就难见人迹了;一路所见,只有稠密的森林和飘浮山间的云雾。但是,这座大山又不是一天能够翻越过去,身强腿健的人加快速度步行,也必须走两三天;以至于从前经常有行人因为口粮和御寒的衣服准备不足,或者在攀越山岭时体力耗尽,冻死、饿死在积雪深厚的山头上。这类悲剧使人心寒。附近的一些好心人有鉴于此,就在南北两条主要驿道的山丫口上,建立了两座没有人看守的、供公众使用的简陋房屋,让那些爬大山爬得筋疲力尽、不得不在山顶上过夜的人有个落脚歇宿的地方。

这两座公房就是著名的南斋公房、北斋公房。

在这南斋公房、北斋公房住宿过的人都会体会到,在这没有人烟、全是冰雪的山岭高处,有这样一座房子,可以遮风挡雨,可以防止野兽袭击,可以烤火,在走累了后能安心睡觉,真是如同从鬼门关边上进入了天堂。享受过好处的人也就会想到应该如何珍惜、保护这座小屋,让后来的行人不至于没有遮风躲雨防冰雪之处。他们在第二天临走前,也会像前边住过的人那样,用心地修补一下房屋,把自己随身带的粮食留下一些,再去附近捡拾些干柴回来,让后来的人也有食可吃、有火可烤……

一年又一年,一批又一批人从这高黎贡山经过,都会沿袭前人的良好习惯;如果不这样做,他们是难以安心下山的,也会被后来人咒骂、谴责。

我在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随同赶着大批运输货物的马群(马帮),从保山南去翻越高黎贡山时,那天傍晚,也是歇宿在风雪山顶。在小房屋内用现成的干柴燃烧取暖,完全不必为屋外的漫天风雪担忧,这一夜暖融融地睡得很好。第二天一早醒来,见同行的赶马人已经用屋内现成的干柴煮好了浓茶(他们要在吃饭前先喝上几碗浓茶,这一天走在路上都不会口渴)。饭后临行前,他们又不顾外边风急雪拥,冒着寒冷去附近山林把湿柴捡回来,整齐地在小屋里堆砌好,让后来的人有干柴烤火。我看了很是感动。

这就是中国古老传统中的“见贤思齐”。云南边地的少数民族虽然不可能饱读古诗书,但是却具有在生活中形成的这种诚心助人的素朴哲理。因为他们吃苦耐劳,特别是有长期形成的古老美德支持,所以虽然从前的边地那样贫穷落后,生活那样艰难,他们都一代又一代地熬过来了,而且在生活中还有不少新的创造。

驿路梨花处处开

我从前走在云南的哀牢山、无量山、乌蒙山、澜沧大黑山那些大山里,尽管山野荒僻,四周无人,但是都会在关键的地段,突然遇见这样无人看守、却能长久在风霜雨雪中存在的小茅屋,一颗悬着的心也顿时得到了安定。小屋的出现告诉我,今夜有了安全的宿处了,不必为无处歇宿而担心。在边地行走时,在深山大岭间错过了站头,不得不进入这类山间无人小屋过夜时,那份如在茫茫大海里获救的心情,是何等激动!所以,每一次经过那些小屋,每一次的歇宿,都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不仅也会在临走时积极地参与拾柴、维修小屋;而且在离开后还会时常想着,应该怎样通过文学作品去描述这些好人好事,把边地人民这种流传已久的朴实美德传播开去,与新中国成立后新社会正在提倡的新风尚相融合。

“文革”中我经受了许多磨难。打倒“四人帮”后,我本来有许多痛苦的遭遇可以写,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伤痕文学”特别走红,我的7年监狱生活更是走俏的题材,但是我却没有写这些。因为作家总是急于抒写他最关注的事,所以我“文革”后写的第一篇作品是传递美好情感的《驿路梨花》。

1977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我正在读《宋诗选》。宋代大诗人陆游那美妙的诗句“驿路梨花处处开”,是那样令人神思遐想,也有力地撞开了我记忆的闸门,使我想起了从前在边地山林行走时,遇见的许多美丽的梨花林以及有关的人和事;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创作激情,冲击着我,我立即伏案疾书。

人物、事件熟悉,构思极快,写起来也就很顺手;那天下午3时开始写作,傍晚6时左右就写完了。虽然写作过程只不过两三个小时,却是经过了我几十年生活的积累和孕育;特别是经历了“文革”岁月、监狱生活的折磨以后,我表达了作为一个作家对人性美好的眷恋与追求。

《驿路梨花》的故事发生在哀牢山哈尼族山寨附近。哈尼族人民一向是山有多高就往哪里攀登,在山的最高处建立山寨、开垦梯田;山高水长,那云雾深处,也就被他们兴建成如海市蜃楼般令人神往的特异景色,让外来的人们流连忘返。

我前面说过,我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就由于工作、战斗,必须经常在三迤大地那些无边无际的莽野深山间行走。山高、林深、路陡,虽然辛苦,但也对山林的险峻、多彩有着极深的印象,感受也多,特别是对那些在别的地方难以见到的独特景物,会长久难以忘怀。所以写作这篇《驿路梨花》时,也就会用较多的笔墨来描述那人迹稀少、又极为瑰丽的大山、月夜、梨树林、小茅屋。

我把哈尼族小姑娘梨花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还因为我对这些少数民族孩子们的熟悉,对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1952年我随部队在澜沧江南岸的大黑山剿匪时,曾经为那大山里的拉祜族、哈尼族孩子办过当地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小学。和这些孩子们朝夕相处,他们天真、淳朴的个性,对新事物的热情向往,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从而我在许多作品中都写到他们的生活。

一个作家在构思一篇作品时,在众多人物中必然会有主次;在《驿路梨花》中,我把最强烈的光束聚集在小梨花及其小伙伴身上,是因为她们虽然年纪小,却有着自己的个性特点,而且那淳朴、善良、热情、乐于助人的天性,如梨花般美丽动人。

这篇作品在1977年5月写完后,又作了精心修改,就用航空快件寄给文学界一位我的老领导。他当时事情多,无暇看,搁置颇久;我只好又寄给我的另一位老领导、从前在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四分校担任过教育长的范戈(他当时正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范戈一向对我的创作很关心,立即转给了报社副刊部主任编辑张又君。张又君是位老作家、老编辑,也很欣赏这篇作品,很快就在1977年10月27日刊发了这篇小说,在读者中反映良好;紧接着,香港的《周末报》也在11月17日予以转载。《周末报》发表时,还配发了一篇题为《奇遇·提炼·夸饰》的短评,那位名叫素坚的评论家特意指出:“如果容许猜想,那么,大概是真有其事,但作者把它写成文章时,却有提炼,有夸饰,有点虚构。就是说,事情的具体发展,不一定完全是这样,只有经过作者的巧加安排,悉意提炼,才显得如此完整,如此引人入胜,如此含义丰满;这正是文艺创作和普通记事不相同的地方。普通记事把事情交代清楚就是了,文艺作品却还要引人入胜,表达主题,使人读来有趣而且有收获。正是如此,悉意提炼是需要的,巧合安排是用得上的,一定的夸饰、虚构是容许的。”

素坚先生对提炼、夸饰的分析,说得很好,对读者们阅读这篇作品也很有帮助。这种提炼、夸饰,对作家来说不能刻意求工,而是基于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与艺术的熟练,在写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否则就会流于雕琢。

《光明日报》是影响大、读者多的大报。小说刊出后,反响很大,国内外众多读者纷纷来信、来电话与我讨论这篇作品,对我进行赞扬、鼓励,这对被迫搁笔多年的我今后的写作也是有力的促进。

从1980年起,《驿路梨花》选入全国初中语文课文,深为广大学生、老师所喜爱,著文研究者也就很多。许多人还认为:“这篇作品是篇事件真实的散文。”一些学者还著文研究,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如何才能写得巧妙、引人入胜。1982年云南师范学院一位教授还特意来信询问我:“根据《驿路梨花》的特点,应该把它作为记叙散文来讲,但是,他们又看到你的一篇文章,讲它是小说……”

其实小说的文体也是多样的,由于作家的风格、笔调不同,写法也会不同。我喜欢用这种记叙文手法来写小说。我觉得这样会显得更素朴、真实。

我回信给他:“我的《驿路梨花》是用第一人称写,所以,常被人误以为小说中的‘我’就是作者本人。特别是我在写小说时(虽然是我根据生活中的感受,把不同的细节组合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写进了我的感情(我过去在边疆的感受),力求写得真实感强;加上我这篇小说抒情味较浓(我喜欢用这种笔调写边疆生活和风貌),所以,被一些人误认为是一篇从细节到全过程都极为真实的纪实性散文。”

我想,一篇作品能给人们的印象真实感很强,而且深受感动,这就是取得了在艺术追求方面的成功吧!

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我对云南边地生活的熟悉,有着过去在深山大岭行走的真切感受。

天堑变通途

如今几十年过去,云南边地的深山大岭虽然峻峭如故,但是在一代又一代参与边疆建设的人们的辛勤劳动下,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迅速发展,从而不断有着巨大的变化。例如,我曾经随同部队在1952年开垦过的澜沧猛朗坝。过去那宽阔的坝子虽然土地肥沃,但因为疾病流行,却长久没有人敢去开垦、居住,因此有着“要下猛朗坝,先把老婆嫁”之说;从而一年又一年日益荒芜,野草丛生。1952年冬天,我随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五团进驻这里时,从高山上向下望,只见这坝子被白云深锁,有如一座杳无人迹的深渊。我们下到坝子后,只好放下背包先割草、挖地、砍树,搭建当天晚上过夜的茅屋。那天晚上睡在地上还潮湿,四面没有板壁、到处透风的低矮棚屋里,似乎四周高山上的冰冷雨雪全都倾泻了下来,冻得人一夜难以入睡,只好起来拾些柴点燃着。这些柴草都是潮湿的,好不容易燃起了几堆火,又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幸好我们那时候都还年轻,都是20岁左右的人,经得起冻,没有人生病。

这艰难的第一夜,也使我们明白,这猛朗坝不是一般的地方,要有毅力体力,才能在这里站住脚。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们都起来了,不洗脸吃早饭就开始劳动。我们都知道,只有迅速改变猛朗坝的荒凉、落后面貌,我们才能在这里驻扎下来。

经过几年的辛勤开垦、建设,这地方逐渐繁荣、兴旺,成了滇南边地政治、文化、教育、商业的重镇,周围那些狭窄难行的古驿道,也被拓宽、改建为可以通行各种车辆、四通八达的大道。20世纪50年代初我从昆明去往澜沧,要在这横断山脉间的古驿道上翻山越岭艰难地步行十余天,再壮健的人也会走得疲惫不堪。也就把南行视为畏途,如果不是因为有公务在身,是难得有几个人去旅游的。如今来去方便,把澜沧江以南各个地方作为旅游胜地的人也就日益众多。边地也随之日渐繁荣。

我最近又有滇南行,去时乘车,已经感觉比从前的步行方便多了;回昆明时改乘飞机,50分钟就到了,速度之快,更令我这“老边疆”为之感叹!

如今,云南所有的城市乡镇都有公路或铁路相通,一些主要市、县还有飞机可通航(云南现有16个机场,从昆明去往普洱,乘飞机只要50分钟,在高速公路上坐汽车,也只要大半天)。游人们不必再像从前那样在大山里艰难地爬上绕下地行走。

我在云南边地生活的时间长,对边地人事有着真诚的感情,多年来又不断重访,感受越来越多。

我愿不断发现生活中的美,并传播给更多的朋友。

(作者:彭荆风,系军旅作家,报告文学《解放大西南》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