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几年，我时不时地就会想想怎样才能激发文学批评活力的问题，收到这套“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之后，就想得更多、更集中了些。为什么会这样呢？刚才各位领导、老师都提到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学批评确实出了一些问题，其突出表现就是活力不彰。文学批评没有活力，或者活力不旺，意义自然就打了折扣，存在感也不会强。因此，激发文学批评活力、释放文学批评意义，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要想激发批评的活力，需要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一是批评与创作的关系问题，或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问题。刚刚有几位老师提到批评与创作的良性互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现在作家与批评家之间，主要有这么两种关系：一种是关系比较好，往来比较频密。这种关系是否就是良性的？恐怕很难这么说。我有时觉得，中国是最不适合搞批评的国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什么事情都会跟人情挂上钩，而什么事情一旦跟人情挂上钩，就不好批评了，因为一批评破坏的就是“关系”，而“关系”一旦破坏了，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麻烦。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批评家跟作家关系很密切的话，你发现他的作品有问题，或者问题很多，你应该怎么办？是违心说好话呢还是秉笔直言呢？这恐怕是一个两难选择。一般人肯定会说，这有什么可为难的，秉笔直言呀。可一旦秉笔直言了，两者间的良好“关系”就会一去不复返，甚至转化成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第二种关系——敌对关系，不仅视若路人，有时候甚至视同仇寇。我自己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几年前，有一位关系不错的作家朋友把他的小说发给我，在邮件中“真诚”地让我提意见，我因为事情多，没有及时回复，他就屡屡打电话让我提意见，并且叮嘱一定要提意见，不要多说好话。我推却不过，就给他回了一封邮件，在充分肯定作品价值的基础之上，也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谁知道，我的邮件过去后没几天，就收到他的长篇邮件，对我的意见进行反驳，而且从此之后断了联系。当时我是有些难过，也有些不解。我也由此思考：做一位好批评家，或者说，做一位真诚的批评家，应该怎样与作家相处？我个人以为，还是通过作品“相处”好，日常生活中，尽量处得自然、淡然些。当然，这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这里边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既然容许批评家“批评”作家，那么就要容许作家“反批评”。就我上面举的例子而言，我后来想，自己做的也不好，至少自己的心态不对，应该允许对方“反批评”。说来说去，我想说的是，要想激发批评的活力，首先需要理顺作家与批评家、创作与批评间的关系，尤其需要双方的“雅量”——作家要有“雅量”接受批评家的批评，批评家更要有“雅量”接纳反批评。只有这样，批评的空间才能越来越宽广、丰富，创作的空间也一样。

第二个是批评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作为批评家，我们常常批评作家的创作数量多而质量低，但我们自己却很少想想，我们的批评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突然有了这样的“觉悟”，是因为我最近在重读80年代的一些评论文章，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有不少好批评文章，我觉得那些文章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可能性，就是现在拿出来看，也是非常好的批评文本，甚至对当下的创作仍有启示意义。我们当下的批评文章，有多少能有这样的质量呢？我个人是打问号的。之所以如此，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的评论家是带着热情写文章，拿出了全部的精神和情感去研读作家作品、评论作家作品，或者说，这些评论文章中印刻着他们的生命印记，因而能长久地打动人。今天，这样的批评文章越来越少了，虽然评论文章的数量很大。我也由此提醒自己，如果没有热情，就尽量不写；如果有热情，就一定好好写。

第三个是评论作家作品与研究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个人觉得，现在的文学批评整体性越来越差，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评价单个作家作品的文章多，对作家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相对少，对重要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的文章更少。这会导致批评的不均衡。单个作家作品研究当然必要，但整体研究也很必要。在某种意义上，整体研究是为作家作品研究清理战场，是为文学发展建立坐标，因而整体研究不足，势必会影响文学创作。比如，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命题，但这个文学命题提出来后，只有有限的几个人在研究，导致研究深度、广度都不够。比如说，既然经典化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那我们在哪些方面、哪些领域、哪些层次上达到了经典的高度，而在哪些方面、哪些领域、哪些层次上又没有达到呢？不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回答，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命题就无法真正落实。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我觉得我们当下的中短篇小说完全达到了经典化的程度，我们当下的一些优秀中短篇小说，即使在世界范围内看，也是出类拔萃的，说是经典，毫不含糊，可我们的长篇小说创作却相对不景气，量大质低，很难说达到了经典的高度。

第四个是研究文学和研究社会的关系。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除了要研究文学，还要研究社会和历史。我们要求批评家要比作家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当下批评家之所以不招人待见，一个原因就是批评家不仅没有比作家站得高、看得远一些，甚至还不如作家站得高、看得远，因而沦为作家、作品的“传声筒”。那么，问题是怎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呢？我个人认为，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除了要潜心研究文学之外，还要研究社会，研究历史。我最近把中国作家协会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细读了一遍，发现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往往要言不烦、一针见血。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们对社会、历史研究得非常透彻，以这样的透彻来看文学，自然高人一筹。

第五个是文学批评对于主流、非主流作家的倾向问题。一般而言，人们往往倾向于研究名家名作。这当然没什么问题，因为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这些名家之所以成功，其中肯定蕴含着更多的文学奥秘。把这些奥秘发掘出来，对中国文学当然大有裨益。但我个人更倾向于研究那些不那么有名的作家，因为我觉得他们更需要评论家的关注，或者说，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文学界抢收抢割的多，培养培育的少，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文学土壤沙化，不利于文学长远发展。当然，对这些人不单单是批评或表扬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把他们创作中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没有被人注意的东西给提炼出来。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不关注名家名作，恰恰相反，我也很关注那些名家，他们的作品我大多都读。今后我可能也会写点这方面的稿子，但我想我会更多地从“批评”的角度切入。

类似的关系还有几种，限于篇幅，就此打住。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