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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激活文学批评应处理好几种关系

来源:中国作家网 | 鲁太光  2018年01月30日17:07

这几年,我时不时地就会想想怎样才能激发文学批评活力的问题,收到这套“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之后,就想得更多、更集中了些。为什么会这样呢?刚才各位领导、老师都提到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学批评确实出了一些问题,其突出表现就是活力不彰。文学批评没有活力,或者活力不旺,意义自然就打了折扣,存在感也不会强。因此,激发文学批评活力、释放文学批评意义,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要想激发批评的活力,需要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一是批评与创作的关系问题,或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问题。刚刚有几位老师提到批评与创作的良性互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现在作家与批评家之间,主要有这么两种关系:一种是关系比较好,往来比较频密。这种关系是否就是良性的?恐怕很难这么说。我有时觉得,中国是最不适合搞批评的国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什么事情都会跟人情挂上钩,而什么事情一旦跟人情挂上钩,就不好批评了,因为一批评破坏的就是“关系”,而“关系”一旦破坏了,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麻烦。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批评家跟作家关系很密切的话,你发现他的作品有问题,或者问题很多,你应该怎么办?是违心说好话呢还是秉笔直言呢?这恐怕是一个两难选择。一般人肯定会说,这有什么可为难的,秉笔直言呀。可一旦秉笔直言了,两者间的良好“关系”就会一去不复返,甚至转化成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第二种关系——敌对关系,不仅视若路人,有时候甚至视同仇寇。我自己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几年前,有一位关系不错的作家朋友把他的小说发给我,在邮件中“真诚”地让我提意见,我因为事情多,没有及时回复,他就屡屡打电话让我提意见,并且叮嘱一定要提意见,不要多说好话。我推却不过,就给他回了一封邮件,在充分肯定作品价值的基础之上,也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谁知道,我的邮件过去后没几天,就收到他的长篇邮件,对我的意见进行反驳,而且从此之后断了联系。当时我是有些难过,也有些不解。我也由此思考:做一位好批评家,或者说,做一位真诚的批评家,应该怎样与作家相处?我个人以为,还是通过作品“相处”好,日常生活中,尽量处得自然、淡然些。当然,这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这里边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既然容许批评家“批评”作家,那么就要容许作家“反批评”。就我上面举的例子而言,我后来想,自己做的也不好,至少自己的心态不对,应该允许对方“反批评”。说来说去,我想说的是,要想激发批评的活力,首先需要理顺作家与批评家、创作与批评间的关系,尤其需要双方的“雅量”——作家要有“雅量”接受批评家的批评,批评家更要有“雅量”接纳反批评。只有这样,批评的空间才能越来越宽广、丰富,创作的空间也一样。

第二个是批评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作为批评家,我们常常批评作家的创作数量多而质量低,但我们自己却很少想想,我们的批评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突然有了这样的“觉悟”,是因为我最近在重读80年代的一些评论文章,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有不少好批评文章,我觉得那些文章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可能性,就是现在拿出来看,也是非常好的批评文本,甚至对当下的创作仍有启示意义。我们当下的批评文章,有多少能有这样的质量呢?我个人是打问号的。之所以如此,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的评论家是带着热情写文章,拿出了全部的精神和情感去研读作家作品、评论作家作品,或者说,这些评论文章中印刻着他们的生命印记,因而能长久地打动人。今天,这样的批评文章越来越少了,虽然评论文章的数量很大。我也由此提醒自己,如果没有热情,就尽量不写;如果有热情,就一定好好写。

第三个是评论作家作品与研究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个人觉得,现在的文学批评整体性越来越差,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评价单个作家作品的文章多,对作家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相对少,对重要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的文章更少。这会导致批评的不均衡。单个作家作品研究当然必要,但整体研究也很必要。在某种意义上,整体研究是为作家作品研究清理战场,是为文学发展建立坐标,因而整体研究不足,势必会影响文学创作。比如,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命题,但这个文学命题提出来后,只有有限的几个人在研究,导致研究深度、广度都不够。比如说,既然经典化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那我们在哪些方面、哪些领域、哪些层次上达到了经典的高度,而在哪些方面、哪些领域、哪些层次上又没有达到呢?不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回答,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命题就无法真正落实。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我觉得我们当下的中短篇小说完全达到了经典化的程度,我们当下的一些优秀中短篇小说,即使在世界范围内看,也是出类拔萃的,说是经典,毫不含糊,可我们的长篇小说创作却相对不景气,量大质低,很难说达到了经典的高度。

第四个是研究文学和研究社会的关系。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除了要研究文学,还要研究社会和历史。我们要求批评家要比作家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当下批评家之所以不招人待见,一个原因就是批评家不仅没有比作家站得高、看得远一些,甚至还不如作家站得高、看得远,因而沦为作家、作品的“传声筒”。那么,问题是怎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呢?我个人认为,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除了要潜心研究文学之外,还要研究社会,研究历史。我最近把中国作家协会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细读了一遍,发现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往往要言不烦、一针见血。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们对社会、历史研究得非常透彻,以这样的透彻来看文学,自然高人一筹。

第五个是文学批评对于主流、非主流作家的倾向问题。一般而言,人们往往倾向于研究名家名作。这当然没什么问题,因为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这些名家之所以成功,其中肯定蕴含着更多的文学奥秘。把这些奥秘发掘出来,对中国文学当然大有裨益。但我个人更倾向于研究那些不那么有名的作家,因为我觉得他们更需要评论家的关注,或者说,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文学界抢收抢割的多,培养培育的少,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文学土壤沙化,不利于文学长远发展。当然,对这些人不单单是批评或表扬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把他们创作中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没有被人注意的东西给提炼出来。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不关注名家名作,恰恰相反,我也很关注那些名家,他们的作品我大多都读。今后我可能也会写点这方面的稿子,但我想我会更多地从“批评”的角度切入。

类似的关系还有几种,限于篇幅,就此打住。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