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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 莫言:最早发现我有文学才能的人

来源:《花城》 | 莫言  2018年01月26日14:15

最早发现我有一点文学才能的, 是一个姓张的高个子老师。那是我在村中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因为自理生活的能力很差, 又加上学时年龄较小, 母亲给我缝的还是开裆裤。为此, 常遭到同学的嘲笑。有一个名叫郭兰花的女生, 特别愿意看男生往我裤裆里塞东西。她自己不好意思动手, 就鼓励那些男生折腾我。男生折腾我时她笑得点头哈腰, 脸红得像鸡冠子似的。后来, 这个那时大概刚从乡村师范毕业、年轻力壮、衣冠洁净、身上散发着好闻的肥皂气味的高个子张老师来了, 他严厉地制止了往我裤子里塞东西的流氓行为。

他教我们语文, 是我们的班主任。他的脸上有很多粉刺, 眼睛很大, 脖子很长, 很凶。他一瞪眼, 我就想小便。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训我, 我不知不觉中竟尿在教室里。他很生气, 骂道:“你这熊孩子, 怎么能随地小便呢? ”我哭着说:“老师, 我不是故意的⋯⋯”有一次, 他让我到讲台上去念一篇大概是写井冈山上毛竹的课文, 念到生气蓬勃的竹笋冲破重重压力钻出地面时,课堂上响起笑声。先是女生吃吃的低笑,然后是男生放肆的大笑。那个当时就十七岁的、隔年就嫁给我一个堂哥成了我嫂子的赵玉英笑得据说连裤子都尿了。张老师起先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训诉大家:“你们笑什么?! ”待他低头看了看我, 便咧咧嘴, 说:“别念了, 下去吧!”我说:“老师, 我还没念完呢。”因为我念课文是全班第一流利, 难得有次露脸的机会, 实在是舍不得下去。张老师一把就将我推下去了。我堂嫂赵玉英后来还经常取笑我, 她摹仿着我的腔调说: 春风滋润了空气, 太阳晒暖了大地, 尖尖的竹笋便钻出了地面⋯⋯

张老师到我家去做家访, 建议母亲给我缝上裤裆。我母亲不太情愿地接受了他的建议。缝上裤裆后, 因为经常把腰带结成死疙瘩, 出了不少笑话。后来, 大哥把一条牙环坏了的洋腰带送我, 结果出丑更多。一是六一儿童节在全校大会上背诵课文时掉了裤子, 引得众人大哗; 二是我到办公室去给张老师送作业, 那个与张老师坐对面的姓尚的女老师非要我跟她打乒乓球,我说不打, 她非要打, 张老师也要我打, 我只好打,一打, 裤子就掉了。那时我穿得是笨裤子, 一掉就到了脚脖子。尚老师笑得前仰后合, 说张老师你这个爱徒原来是个小流氓⋯⋯

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中, 腰带和裤裆始终是个恼人的问题。大概是上四年级的时候, 我写了一篇关于五一劳动节学校开运动会的作文, 张老师大为赞赏。后来我又写了许多作文, 都被老师拿到课堂上念, 有的还抄到学校的黑板报上, 有一篇还被附近的中学拿去当作范文学习。有了这样的成绩, 我的腰带和裤裆问题也就变成了一个可爱的问题。

后来我当了兵, 提了干, 探家时偶翻箱子, 翻出了四年级时的作文簿,那上边有张老师用红笔写下的大段批语, 很是感人。因为文化大革命, 我与张老师闹翻了脸。我被开除回家, 碰到张老师就低头躲过, 心里冷若冰霜。重读那些批语, 心中很是感慨,不由地恨文化大革命断送了我的锦绣前程。那本作文簿被我的侄子擦了屁股, 如果保留下来, 没准还能被将来的什么馆收购了去呢。

辍学当了放牛娃后, 经常忆起会作文的辉煌。村里有一个被遣返回家劳改的“右派”, 他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 当过中学语文教师。我们是一个生产队, 经常在一起劳动。他给我灌输了许多关于作家和小说的知识。什么神童作家初中的作文就被选进了高中教材啦, 什么作家下乡自带高级水啦, 什么作家读高中时就攒了稿费三万元啦, 什么有一个大麻子作家坐在火车上见到他的情人在铁道边上行走, 就奋不顾身地跳下去, 结果把腿摔断了⋯⋯他帮我编织着作家梦。我问他:“叔, 只要能写出一本书, 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 ”他说:“岂止是不用放牛! ”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 讲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的事。大概从那时起, 我就梦想着当一个作家了。别的不说, 那一天三顿吃饺子, 实在是太诱人了。

1973 年, 我跟着村里人去昌邑县挖胶莱河。冰天雪地, 三个县的几十万民工集合在一起, 人山人海, 红旗猎猎, 指挥部的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着湖南民歌《浏阳河》, 那情那景真让我感到心潮澎湃。

夜里, 躺在地窖子里, 就想写小说。挖完河回家, 脸上脱去一层皮, 自觉有点脱胎换骨的意思。跟母亲要了五毛钱, 去供销社买了一瓶墨水, 一个笔记本,趴在炕上, 就开始写。书名就叫《胶莱河畔》。第一行字是黑体, 引用毛泽东的话: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第一章的回目也紧跟着有了: 元宵节支部开大会, 老地主阴谋断马腿。故事是这样的: 元宵节那天早晨,民兵连长赵红卫吃了两个地瓜, 喝了两碗红黏粥,匆匆忙忙去大队部开会, 研究挖胶莱河的问题。他站在毛主席像前, 默默地念叨着: 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我们贫下中农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念完了一想, 其实红太阳并不热烈, 正午时刻的白太阳那才叫厉害呢。正胡思乱想着, 开会的人到了。老支书宣布开会, 先学毛主席语录, 然后传达公社革委关于挖河的决定。妇女队长铁姑娘高红英请战,老支书不答应, 高红英要去找公社革委马主任。高红英与赵红卫是恋爱对象, 两家老人想让他们结婚, 他们说: 为了挖好胶莱河, 再把婚期推三年。这一边在开会, 那一边阴暗的角落里, 一个老地主磨刀霍霍, 想把生产队里那匹枣红马的后腿砍断, 破坏挖胶莱河, 破坏备战备荒为人民⋯⋯这部小说写了不到一章就扔下了, 原因也记不清了。如果说我的小说处女作, 这篇应该是。

后来当了兵, 吃饱了穿暖了, 作家梦就愈做愈猖狂。1978 年, 我在黄县站岗时, 写了一篇《妈妈的故事》, 写一个地主的女儿( 妈妈)爱上了八路军的武工队长, 离家出走, 最后带着队伍杀回来, 打死了自己当汉奸的爹, 但“文革”中“妈妈”却因为家庭出身地主被斗争而死。这篇小说寄给《解放军文艺》,当我天天盼着稿费来了买手表时, 稿子却被退了回来。后来又写了一个话剧《离婚》, 写与“四人帮”斗争的事。又寄给《解放军文艺》。当我盼望着稿费来了买块手表时, 稿子又被退了回来。但这次文艺社的编辑用钢笔给我写了退稿信, 那潇洒的字体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摇头摆尾。信的大意是: 刊物版面有限, 像这样的大型话剧, 最好能寄给出版社或是剧院。信的落款处还盖上了一个鲜红的公章。我把这封信给教导员看了,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行啊,小伙子, 折腾得解放军文艺社都不敢发表了! ”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讽刺我还是夸奖我。

后来我调到保定, 为了解决提干问题, 当了政治教员。因基础太差, 只好天天死背教科书。文学的事就暂时放下了。一年后, 我把那几本教材背熟溜了, 上课不用拿讲稿了, 文学梦便死灰复燃。我写了许多, 专找那些地区级的小刊物投寄。终于, 1981年秋天, 我的小说《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莲池》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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