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乡土小说是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新小说中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的文体重镇。如果从鲁迅乡土小说开始算起，中国乡土小说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与之形影不离的中国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也有百年的发展历史。百年来，伴随着中国乡土小说的萌生、发展、繁盛、蜕变、断裂、复归到再度新变的复杂而曲折的历史演进，（1）中国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也历经初创、中兴、转向、畸变、复兴、繁荣、分流与深化的复杂而曲折的递嬗过程。在百年沧桑岁月中，中国乡土小说得到了几代批评家和学者的长期关注与深入研究，有关研究论文和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但遗憾的是，百年中国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自身，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与研究，还是一片亟待开垦的学术荒地。开垦这片学术荒地，梳理中国乡土小说研究自身的百年发展历史，总结其经验得失，辨识其学术价值，推进其发展，正是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之研究的中心任务与目的。

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之研究，首先要明确的是中国乡土小说研究的对象与范围，亦即要明确乡土小说之所指，从而确定研究之研究的对象与范围。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中的“乡土小说”，在百年中国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中，其概念与所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同的。20世纪最初的30年间，中国新文学界先后出现了“乡土文学”、“乡土艺术”、“农民艺术”、“农民文艺”、“农民文学”、“乡土小说”等概念。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鲁迅和茅盾对“乡土文学”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乡土文学”成为批评界普遍使用的概念。20世纪40年代，“乡土文学”、“农民文学”、“农村文学”等概念被不同区域不同批评者分别使用或者混用。在解放区，“农民文学”取代“乡土文学”概念，一统天下。20世纪50到7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批评界仅使用“农村题材文学”、“农村题材小说”概念。“文革”后，“乡土文学”、“乡土小说”等批评概念再度得到批评界和学术界的广泛使用，“乡村小说”概念也有部分研究者使用。这些概念，尽管其外延大小有别，如“乡土文学”大于“乡土小说”，从逻辑层面上来说它们是种属关系；内涵意味有别，如“乡土小说”偏重文化，“农村题材小说”偏重政治，但其所指的文学艺术，不论是小说还是其他文类，均以农民、农村和农业等为表现对象。因此，凡是将以农民、农村、农业为叙事对象的小说作为对象的批评与研究，不论研究者使用“乡土文学”、“乡土小说”、“农民文学”、“农村题材小说”、“乡村小说”中的哪个概念，都是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之研究的对象。

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中的研究，在不加区分的一般用法中，其所指实际涵盖三个方面：一是乡土小说理论，二是乡土小说批评，三是乡土小说历史研究。中国乡土小说的理论建设，始自20世纪第一个10年，（2）周作人、鲁迅、茅盾等先驱关于“乡土文学”的经典言说，是后来中国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最重要的理论思想资源。自此之后的一百多年来，关于“乡土文学”和“乡土小说”的理论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中国乡土小说批评，最初是围绕鲁迅乡土小说进行的。从20世纪20年代到现在，乡土小说批评紧紧追随着中国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脚步，在每个历史时期都产出大量批评文章，从而成为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中文献最多、时代性最强的组成部分。中国乡土小说的历史研究，最早可以从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说起。在这篇文学史论性的文章中，胡适肯定了鲁迅的短篇小说，认为“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3）虽然胡适在文章中只是提到而没有从“乡土文学”角度考察，《阿Q正传》也算是早早地及时“入史”了。最早也最有影响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论，可以从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开始说起。鲁迅的这篇序言，虽说是导言，但也是关于五四乡土小说最权威的历史描述和阐释。这类关于乡土小说的学术研究文章也是海量的，乡土小说史之类的学术著作也很多。有些论者认为，乡土小说批评与乡土小说研究是不同的，批评有很强的主观色彩，是即时性的，很多批评文章时过境迁就失去了意义；而研究是客观的，是长效的，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失掉其学术价值。因此，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从理论上讲，这样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但实践中的乡土小说批评与乡土小说研究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二者很难截然分开，一些批评文章，具有无可争辩的“研究”色彩；而一些研究文章，具有无可争辩的“批评”色彩。因此，将百年来的中国乡土小说理论、乡土小说批评与乡土小说研究，纳入中国乡土小说研究的范畴之中，都作为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之研究的对象，也就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乡土小说研究所涵盖的乡土小说理论、批评与研究，在中国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呈现出非常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依据中国乡土小说研究的阶段性变化，大致可将中国乡土小说研究的百年历史划分为初创与中兴（1910-1942）、转向与畸变（1943-1978）、复兴与繁荣（1979-1999）、分流与深化（2000-2014）等既有内在连续性又有显著差异的四个发展阶段。

中国乡土小说研究的初创，是从乡土小说的理论建设开始的，周作人在写于1910年的《黄蔷薇序》中提到了“乡土文学”，在没有找到更早更新的资料之前，这个命名可视为一个“伟大的开始”。自此至1942年的中国乡土小说研究，其历史流变与特征依次有：第一，“乡土文学”的引介与倡导。周作人是“乡土文学”最重要的引介者与倡导者，他的《地方与文艺》等是乡土文学理论初创期最重要的理论文献。第二，鲁迅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鲁迅是中国乡土小说的开创者，伴随《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传世名作的诞生，乡土小说批评也在上世纪20年代初出现，茅盾、周作人、张定璜等是最早的发起者。至上世纪30年代，鲁迅研究走向繁荣，出现诸多变化。第三，五四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鲁迅、茅盾、叶圣陶、傅雷、苏雪林等对王鲁彦、许钦文、许杰、蹇先艾等作家乡土小说的批评，虽然其中有些批评并非自觉的乡土小说批评，但都起到了扩大五四乡土作家群影响的作用，推动乡土小说创作走向成熟和繁荣。第四，“京派”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不仅指对废名、沈从文等创作的乡土小说的批评与研究，如周作人对废名乡土小说的批评；而且也指持有自由主义文艺观的沈从文、朱光潜、刘西渭（李健吾）、李长之等“京派”作家和批评家的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如沈从文的《沫沫集》、刘西渭的《咀华集》等都是这个时期有名的批评著作。这些“京派”作家、批评家的理论建构、批评实践与文艺论争，如“京派”、“海派”之争，都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30年代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繁荣局面的生成。第五，左翼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不仅指对“革命小说”、“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东北作家群”的乡土小说、“七月派”的乡土小说等左翼乡土小说或具有左翼倾向的乡土小说的批评与研究，亦指持有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瞿秋白、茅盾、周扬、钱杏邨、冯雪峰、胡风等左翼作家和批评家的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左翼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不仅极一时之盛，扩大了左翼乡土小说的声势与影响，而且对后来的中国乡土小说理论、批评与创作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第六，《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与出版，不仅有中国新文学“史料”的建设意义，更有中国新文学“史”的建构意义，是一部规模庞大的实体化的中国新文学第一个10年的“断代史”与“流派史”。鲁迅、茅盾等编选的“小说卷”收入大量乡土小说，他们在各自撰写的“导论”（序）中再次提出“乡土小说”、“乡土文学”概念，厘定其内涵与外延，圈画出乡土小说的流派、团体，从而形成中国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的一个高峰。这对以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国乡土小说史的编撰，对一些乡土作家作品的经典化，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七，抗战时期不同区域的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异常区隔，迫使不同区域出现不同的乡土小说作家群落，如“东北作家群”、“七月派”、解放区作家群等。不同区域的乡土小说批评和研究也随之有了较为明显的区别，不同区域间由此形成相异与互补的局面。总体上看，本阶段依次出现的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不论其秉持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文艺观念、乡土文学理论、批评与研究方法，还是价值取向，都呈现出多元共存的局面，具有后世难以企及或复现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

中国乡土小说研究的转向，是指由偏重文化转向偏重政治，其过程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盛于20世纪30年代，至1942年后由偏重政治转变为首重乃至唯重政治，“乡土小说”概念逐渐被“农村题材小说”概念所取代。至“文革”，“文学批评”畸变为“革命大批判”。1942年至1978年间的中国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其历史流变与特征依次有：第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是中国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的重要转折点。关于文学理论批评标准亦即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谁为第一的论争，进一步扩大并强化了《讲话》的影响，确立了《讲话》的权威话语地位。“阶级”话语成为文艺批评与研究的主导话语，对赵树理、丁玲、周立波、孙犁等解放区作家的乡土小说的批评与研究，也首先是基于“阶级”话语的政治性评判，其次才是艺术批评。这种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不仅与“京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判然有别，而且与鲁迅等的启蒙主义的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也有了渐行渐远的思想距离。这种阶级论的批评观，自解放区文艺直到整个“十七年”、“文革”时期都依然占据批评话语的中心位置。第二，“民族形式”的倡导与论争，对20世纪40年代的乡土小说创作、批评与研究也有重大影响。“民族形式”的倡导者是毛泽东。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提出“民族形式”口号；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再次提出“民族的形式”问题。毛泽东的倡导，直接推动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向林冰的《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葛一虹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茅盾的《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和重点》等是本次论争的重要文献。论争中出现的被视为“正确”的文学观念与审美观点，转变成乡土小说创作的艺术要求及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的审美评价标准，如对赵树理乡土小说予以肯定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其对民族形式、民间形式的传承、改造与创新；对丁玲、周立波乡土小说艺术缺陷的批评，就是认为他们小说中的欧化色彩重了，民族形式、民间形式的东西少了。第三，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与“中国新文学史”的编撰，依照中共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重新审视和评价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创作、批评与研究。具有不同政治、文化、思想和社会背景的乡土作家、流派和社团，受到了不同的学术对待。鲁迅乡土小说、五四乡土小说，包括“革命小说”、“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东北作家群”乡土小说、“七月派”乡土小说和解放区乡土小说在内的左翼乡土小说等，都受到较多的肯定评价，被赋予较高的文学史地位。与之相反，自由主义作家和流派，其他社会政治文化思想背景的作家、流派和社团的乡土小说创作，或遭到贬抑，如沈从文乡土小说；或被遮蔽，如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第四，“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4）对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李准等创作的以“土改”、“合作化”等为题材的小说的批评与论争，是本时期大陆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国大陆农村社会土地制度的剧烈变革、频繁发生的政治批判运动、文学理论界的文艺思想观念纷争，如“创作方法”论争、“题材问题”、典型问题、“写真实”论、“写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等，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乡土作家的创作与批评界的批评。对乡土作家作品的褒贬，批评家的人生沉浮，无不与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大气候有关。第五，“文革”时期的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畸变为“革命大批判”。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等享誉“十七年”时期的作品都遭到了“大批判”，罗织的罪名与罪状都是政治化的，如给《山乡巨变》定的罪状就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丑化农村共产党员”、“鼓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周立波本人也被“监护审查”；再如赵树理的《三里湾》被打成“大毒草”，赵树理本人也被折磨致死。本时期，被树立为小说“样板”的仅有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不多的几部“农村题材小说”，其被树立为“样板”的理由也是政治化的。“文革”时期，中国大陆真正意义上的学理化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已经死亡。总体上看，中国乡土小说研究自1942年至1978年间的转向与畸变，其体现出的高度一体化和政治化特征，是“历史之恶”的结果。

中国乡土小说研究的复兴，始于“文革”结束之后的“新时期”。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大形势下，中国乡土小说创作复苏，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也随之复兴，并很快走向繁荣，俨然成为中国新文学研究里的显学。“乡土小说”也取代“农村题材小说”概念，成为最通行的批评用语。1979年至1999年间的中国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其历史流变与特征依次有：第一，乡土小说（乡土文学）的重新倡导与开拓。刘绍棠是本时期倡导乡土文学并身体力行的重要作家。刘绍棠与孙犁关于乡土文学的有无之争，（5）雷达与刘绍棠的《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蹇先艾的《我所理解的乡土文学》、汪曾祺的《谈谈风俗画》等，都对推动“新时期”乡土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的复兴产生了影响。第二，乡土小说批评与创作的共同繁荣。随着“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新写实小说”等小说创作思潮的不断涌现，一批以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为志业的批评家和学者，即时跟踪批评研究，出产了一大批方法新颖、观点新锐的批评文章与学术著述。由此，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第三，乡土小说“大家”的“重评热”。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新文学整体观”等成为学术热点。在这样的学术思潮中，鲁迅、茅盾、沈从文、赵树理、丁玲等极具重评价值的乡土作家，成为一些论者的重评对象。重评者们受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启发，高张审美大旗，以“去政治化”为策略，提高沈从文、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分析茅盾的“矛盾”，将其排除在“大师”之外；肯定丁玲的早期创作，否定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否定赵树理小说的审美价值，降低其文学史地位，等等。这样的重评，也受到了“急于成名”、“学术炒作”、“‘去政治化’也是政治”、“挟洋自重”、“不尊重历史”等不同声音的批评。第四，乡土小说流派、文学社团、地域文化与地域作家群研究兴起。五四乡土小说派、“京派”、“社会剖析派”、“七月派”、“山药蛋派”、“荷花淀派”、“茶子花派”等都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较早产生学术影响的论著有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其对乡土小说流派的界定和讨论，推动了乡土小说流派、社团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与地域文化、地域作家群成为研究热点，如朱晓进的《“山药蛋派”和三晋文化》、刘洪涛的《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逄增玉的《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等，这些著述的出版又推动了地域文化、地域作家群研究。第五，中国乡土小说史的编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出版了一批乡土小说史著作，如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论》、陈继会的《理性的消长——中国乡土小说综论》《中国乡土小说史》等。这些史论著作，是中国乡土小说百年研究的学术积累与集中爆发的结果，同时又进一步推动了乡土文学发展的“史”的研究。第六，中国乡土小说的史料建设，中国乡土小说史上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如鲁迅、茅盾、沈从文、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柳青、孙犁、刘绍棠、浩然等，都有“全集”、“文集”和“选集”等整理出版，也都有专门的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这些史料建设，为中国乡土小说研究，奠定了雄厚而坚实的学术基础。总体上看，这个时期是中国乡土小说百年研究史上最为繁荣、也最有成就的时期。不论其秉持的社会文化思想、文艺观念、乡土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研究方法还是价值取向，都纷繁驳杂，重现出中国乡土小说研究初创与中兴时期曾经有过的多元共存的局面。

21世纪前10年，中国乡土小说研究出现分流与深化，其历史流变与特征依次有：第一，乡土小说理论的新拓展。“自20世纪90年代伊始，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多元交混的时代文化语境中，中国乡土小说的外延和内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对它的概念和边界重新予以厘定就成为中国乡土小说亟待解决的问题。”（6）研究者们对此进行了探索，有的论者提出拓展乡土小说的“边界”，将叙述“城市异乡者”、“进城农民”和“城乡结合部”的小说纳入乡土小说范畴，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乡土小说理论的局限，而且还与所谓的“都市小说”发生了交集。乡土小说理论研究拓展的另一个方向，就是梳理中国乡土小说理论思想的历史流变，探寻其中外思想知识资源。面向现实与面向历史的乡土小说理论新探索，这类研究的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第二，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的跟踪研究。新世纪的中国乡村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在急遽的现代化中出现了许多“新因素”、“新问题”和“新经验”。以之为叙事对象和内容的新世纪乡土小说，从外形到内质都表现出与传统乡土小说不同的特征，出现了“转型”，“转型研究”也正是这个时期中国乡土小说研究的热点之一，如丁帆等的《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热点之二是对叙述“农民进城”与“乡土生态”的小说创作现象的批评与研究；热点之三是对以西部乡土小说为代表的西部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如丁帆等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李兴阳的《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1976-2005）》、赵学勇等的《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等；热点之四是对所谓“小城镇叙事”及“底层叙事”、“打工文学”中以农民为表现对象的小说创作的批评与研究。另外，以乡村各种“老问题”、“新问题”和“新经验”为叙事对象的“新乡土小说”也是这个时期追踪研究的热点。第三，“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研究的深化。进入21世纪，“20世纪”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对“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进行比较客观的“历史研究”，就成了本时期的重要课题与新特点。有些研究者对“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进行宏观研究，整体把握；有些研究者则进行专题研究，重点深入，如贺仲明的《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比较而言，对“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历史研究”远不如对新世纪乡土小说的追踪评论与研究那么热闹。第四，中国大陆台湾乡土小说及中外乡土小说的比较研究。对台湾乡土小说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就有研究者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如武治纯的《压不扁的玫瑰花——台湾乡土文学初探》；将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最初10年比较受关注的课题，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丁帆等的《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中外乡土小说比较研究，是百年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中长盛不衰的领域。进入21世纪，这一研究领域也有新进展。第五，乡土文学学术史研究。十多年来，乡土小说研究界对乡土文学学术史的研究也在逐步推进，一是对乡土文学学术史的整体研究；二是对乡土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研究的研究，如对鲁迅、茅盾、沈从文、赵树理等作家的研究史的研究；三是乡土小说研究资料的建设。这些学术史研究在中国乡土小说研究史上都具有学术价值和意义。总体上看，新世纪十多年来的中国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在都市文化的参照下，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人员日趋增多，研究视域更加宽阔，研究方法更加多样，跨学科研究的特质也变得更加明显，认知也更为深入和全面。

概观百年中国乡土小说研究史，其上述“阶段性”特征，与百年中国乡土小说创作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存在着一定的对应性。这表明，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与中国乡土小说创作之间，尽管有区别、对峙乃至隔阂，但对话与互动是相互关系的常态。百年中国乡土小说研究史的“阶段性”特征，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阶段性”特征，也是对应的。这表明，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与同步发展的中国新文学一样，受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来的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其在每个历史阶段所面临的社会问题都不一样，由此而自主生发的或者从西方引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哲学思想也会有阶段性的变化，这些都会投射到中国乡土小说的创作、批评与研究中，使其在对社会历史召唤的应答中，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应答性的阶段性变化，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中的基本概念、话语体系、价值取向乃至研究方法等的阶段性变化之上。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中的“乡土小说”概念的内涵、外延乃至其“名称”在不同阶段的变化，与其依从的话语体系和价值取向的变化是大体一致的。而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中的话语体系和价值取向是多变的，“启蒙”话语及其价值取向，最初出现在鲁迅乡土小说和五四乡土小说的创作、批评与研究中；“二度启蒙”及其价值取向，出现在“新时期”的部分乡土小说创作、批评与研究中；至今，“启蒙”话语及其价值取向，仍然是中国乡土小说创作、批评与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脉。“阶级”话语及其价值取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乡土小说创作、批评与研究中占主导地位；至20世纪50到70年代逐渐发展到极端；20世纪80年代，极“左”思潮的“阶级”话语逐渐遭到普遍的“唾弃”。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与过去年代的“阶级”话语形似而实异的意识形态批评与研究路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中国乡土小说所潜含的政治文化权力、阶级、阶层、性别、民族、殖民乃至后殖民等等的发掘，成为研究者们“再解读”的兴奋点。“现代性”话语及其价值取向，在中国乡土小说创作、批评与研究的开创之初即已存在，但成为主导性话语还是近20年的事情。何为“现代性”，不同时期不同研究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因而“现代性”话语在中国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中的运用，存在“人云亦云”和“各说各话”的情况。不同的话语体系和价值取向，对中国乡土小说的艺术形态及其审美要求，也有很大的差别。但不论差别有多大，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地方色彩、异域情调等，通常被看成是乡土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类型的形态特征与审美要求。简言之，整体把握百年中国乡土小说研究史，从中可以发现其内在演变规律，也可以看到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避免的问题。

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之研究，是一种学术史研究，也就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研究。研究历史的“史学”，首先是“史料学”。全面搜寻和占有中国乡土小说研究的各种史料，对有疑问的或者重要的史料进行考订，无疑是必要的，是研究工作展开的第一步。科学的或者实证主义的史料工作与“小心求证”不是唯一的，“史学”也是“心灵之学”，没有研究主体的介入，“史学”就会成为“抽取了灵魂的材料堆砌”。（7）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之研究，在充分掌握和考订研究史料的基础上，也会依据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学术思想和价值观念，进行“史的阐释”，“以史带论”和“史论结合”仍然是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之研究的基本方法。

黄修己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说：“中国新文学史虽然只是文学学科中的一个小部门，一只小麻雀，但如果解剖得好，也有可能找到历史科学和文学研究的某些特性、某些规律。毕竟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编纂也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考虑下我们的小学科如何对现代学术的发展、进步做大一点的贡献。”（8）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之研究，亦可作如是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还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乡土小说创作、批评与研究还将持续很长的历史时间。因而，我们所作的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之研究，就不是没有意义的。

注释：

（1）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第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1910年，周作人在《黄蔷薇序》中称自己所翻译的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周作人译为匈加利育珂摩耳）的中篇小说《黄蔷薇》，为“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黄蔷薇序》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提到“乡土文学”概念的文章。详见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第1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263页，《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0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刘绍棠在《北京文学》1981年第1期上发表《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倡导乡土文学；孙犁在《北京文学》1981年第5期上发表《关于“乡土文学”》，认为不存在“乡土文学”。二人的意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6）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第1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丁帆：《关于建构百年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和设想》，《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8）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1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