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储福金，人好。

圈里圈外的熟人都这样称赞他。提到福金，总是先说他的人品，再论他的作品。人好，这两个字不容易做到，也不容易得到众口一词的评价。一如他的为人，福金的作品不张扬激烈，没有大红大紫过，然而也没有销声匿迹过，翻一翻大刊物，稍稍留心，便会发现他的名字。他的作品有着独特的魅力，许多人说他的作品像山泉清澈纯净，不断地流淌，显现着年轻的活力与气息，因而依然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作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他在文坛上早已声名远播，可他从来“海波不扬”，总是避而不谈或者低调地评价自己的作品。文学寂寞的今天，他依然笔耕不辍，就在人们以为储福金可以搁一搁笔了，忽然间，一部文化含量丰厚，艺术表现清湛的长篇小说《黑白》再次饮誉文坛，令读者眼前一亮。同时，他又不断推出像《莲舞》这样精致的短篇、中篇小说。福金没让读者感叹他风光不再，感叹他“江郎才尽”，福金依然保持着那种创作姿态，那种创作状况，那种创作精神，于小说创作，福金依然年轻，依然生机勃勃。

好小说如好茶。一道水，二道茶，三道四道是精华。好茶得细品慢饮，方能感觉出滋味无穷，神清气爽；好小说也得细阅慢品，方能感受其间精妙无比，余味悠悠。我的家乡是茶乡，盛产好茶。在我看来，福金的小说如好茶，喝着亲切，喝着香味盈盈，唇齿留香。

福金是茶乡人，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他早年在金坛插队，与金坛的山山水水，与金坛的父老乡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许多作品里渗透着金坛这片土地的灵秀和智慧，流淌着对这片江南水乡的挚爱与真诚。

往事并不如烟。我与福金交往30多年，熟悉他的人品和作品，一直在心里尊称他为老师、长兄和朋友。

初始福金，他在金坛电影院工作，我在乡村的一所中学任教。那时的他在金坛已经很有名气了，一篇题为《吃面》的短篇小说，被县城里的人传得神乎其神，传到了乡下。我怀着羡慕的好奇之心，从乡下赶到城里，等到夜场电影散场后见面。他把我领进他的宿舍，我就坐在他的床边沿上。这间屋低矮狭小，搁着一张简易木床板和一张写字桌，别无其它家具。空气里含着丝丝潮湿霉变的味儿。福金也许感觉到我稍纵即逝的异样表情，便点燃一炷清香，淡紫色的烟雾在灯光中袅袅升腾。当我注意写字桌上放着一只饼干筒，他告诉我写到深夜时，肚子饿了，就随手拿几块饼干填填肚子。

福金就“蜗居”在这里，用心血、汗水和智慧写出一篇篇作品，几年后，他的创作渐入佳境。

后来，他调到文化馆，他的一系列写“紫楼”的小说，表现的是文化馆的生活。再后来，他调到《雨花》当编辑，离开金坛前，他推荐我到文化馆工作，接替他主编一张文艺小报。文化馆的陈馆长对我说，储福金做事认真，别看这张小报纸，好多作者从这里起步的。我深谙陈馆长的意思，他让我学习储福金，把文艺小报编好。文化馆的人都对我说，储福金是苦出来的，是奋斗出来的，文化馆大楼，那储福金住的小阁楼上的灯每晚总是最后熄灭……

福金人在《雨花》，却常常牵挂着金坛的熟人和朋友，牵挂着金坛的文学创作状况。一有机会来金坛，他就问我创作情况，问作者队伍情况，然后找你找他，找不到就有一种遗憾的感觉。听说福金来了，很多作者带着稿子上门，而福金偶尔看到有亮点的稿子，情绪显得激愤，并把它带回《雨花》或推荐给其他报刊。金坛文学新人的发现和成长，都和储福金有着密切的关系。福金把作者的作品当作自己的作品，把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去尽心倾力。看到作者进步，他高兴，看到作者发表作品了，他由衷地祝贺，甚至比自己发表作品都兴奋。

福金是一个厚道和平的人，宽容善良的人。

那些年，福金在金坛挂职副县长，虽然挂职的，是个虚职，但，县里的头头脑脑尊重他，一些事情让他参与，也听听他的意见。开大会，主席台上也有他的席位卡。开始，他也做了几回主席台，后来大概觉得开会半天半天的太累，不太习惯，他就找了个借口不去了。那段时间，一听见有人叫他“储县长”，他就浑身不自然；有时，别人认认真真地叫他县长，他只好薄薄一笑了之。我常和他开玩笑，他反问我：我像个县长吗？客观地说，即使他是挂职副县长，如果想办个什么事也是方便的，然而，福金偏偏没有这样做，他怕县里给别人增添麻烦。事实上，你给他权力，哪怕权高位重，他也不会用于私利的。他人憨憨的，心慈手软，一副菩萨心肠，念着你，想着他，哪能像模像样地当官？举个小例子；逢年过节，机关里都要发一些福利，此时人之常情，再正常不过了，可他却早早返回南京。他是一个十分知趣的人，他觉得拿那些东西不自在。

挂职期间，县里给他像模像样的办公室和宿舍，可福金念念不忘的是文学，经常有一些作者带着作品到县政府找他，他像以前一样的热情细致，一样的以文友的身份，与作者交流意见，弄得堂堂副县长的办公室像编辑室，像接待室。

在金坛，我深深记着福金唯一一次以“副县长”的身份发火，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像他这样文静柔弱的人，也表现出一种强悍。那是为一个作者的职称受到不公平的评定，他找到当时评职称的负责人之一理论，记得福金先生是和风细雨，用好言疏导，但那人有点不把“副县长”放在眼里，说你也不要说你懂，我也不说我懂，职称问题复杂的很！福金火了：“你可以说你不懂，但我不能说我不懂，我懂创作，我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到县里挂职，别的问题我管不上，但作者的职称我还是要问个明白的！”由于福金的据理力争，这个作者的职称问题终于合理解决了。

福金为作者的权益和尊严抗争了一回。

其实，福金是个相当宽容和谦和的人，言行得体而儒雅。他善于原谅别人，常常换位思考，帮助化解文友之间的一些误会和矛盾。所以，好多文友心有不悦时愿意找他说真话，说心里话，觉得与他交往是一种享受。物欲化膨胀的今天，人与人交往变得复杂而艰难，其间难免掺杂一些其他成分。福金帮助人总是不遗余力，不图回报；而别人帮助过他的，即使遥远的过去也会渐渐清晰，也会点点滴滴在心头。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我们在一起闲聊的时候，他每每提起旧时金坛的孟济元、沈成嵩、毛德春、杨舜……说起老县长周尚达、老部长陈爱清、老馆长陈杰；说起电影院的人、文化馆的人对他的帮助和关心，念着他们的好，念着旧情，一串串话语完全从心里流淌而出。

30年与福金交往，他的言行深深影响了我，我感受到他人格的魅力。自八十年代末到今天，我在金坛做文联工作20多年，一直学着福金的做人和做事。

我的小说创作起步晚，最初的作品，喜欢拿给福金看；福金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认真，然后与我谈，看到我的进步，他很高兴，看到我没有新的突破，他着急。他到《雨花》当编辑，就希望我的作品马上能在《雨花》发表。后来他调到专业创作组，依然关注我的创作，有一天，《雨花》一下子留了我一组小说，拟发“江苏青年作品小辑”。他把这个喜讯在电话里告诉我，我能感觉出他异常的兴奋。记得第一次在上海文学发表的中篇小说《花木季节》，先前这部中篇被几家刊物退回，在外面漂泊了很长时间，我已经失去信心了，拿给福金看，福金说是篇好东西，让我不着急，并提出几点修改意见。终于有一天，他在第一时间把《上海文学》主编的话转告我，说我的《花木季节》就像刚出笼的包子，新鲜，热气腾腾的。我听他的声音，能感觉出他的激奋和喜悦之情。后来，《花木季节》在新年的第一期，以头条位置发表了，并很快被几家报刊转载，直到前几年，还有著名评论家评点这篇作品，说《花木季节》是一部被新时期忽略的小说。于自己的作品，我学习福金，不愿多说多宣传。而福金只要遇到适当的人和场合，都会说我作品的好。对我是这样，对别的作者也一样，尤其是对青年作者的关心和扶持，是有口皆碑的。

在圈内，每每议论作家和作品，有褒奖惊叹的，也有不屑一顾的，甚至言辞尖刻的，但，福金总是温和地说，客观地说，辩证地说，从未贬低作品与人，他能包容和理解，也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和别人作品的美丽之处，显得十分坦然和轻松。福金的心胸是宽阔的。他坚守着自己的文学观念和精神家园，不随波逐流，不赶潮流，却也能看得惯潮头上的东西，甚至能发现“潮头作品”中一些好的方面，一些值得借鉴的地方。福金天资聪颖，不仅写出一部部优秀的作品，而且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专业讨论会上，他独具眼光，侃侃而谈；业余文学讲座，他知识面开阔，由浅入深，生动活泼，一次次赢得好评！

福金的朋友多，不忘老朋友，结交新朋友，人缘好，圈内圈外的人都知道。

记得江苏省第七次作代会闭幕的第二天早晨，各地代表先后离开宾馆。一个要走，几个人送行，依依不舍地握别。福金就站在大门口送你送他，生怕漏掉一个熟人。在这次大会上，福金再次当选为省作协副主席，我知道，福金凭着人格和作品的双重魅力赢得了代表们的信任和尊重。我很晚离开宾馆的，他握着我的手：“我们还没有好好聊聊呢！”我只是笑笑。感受着他的真诚和淡淡的遗憾，我心里多多少少有点落寞和感伤……

我说福金有说不完的话，我与福金在一起的时间总觉得太短。

一晃30多年逐水踏浪而去，30多年里，我在金坛城里与许多人交往，与许多人共事，然而，现在要把那些人和事想得完整，想得清晰，实在很难，即使努力地想，意识里也是模模糊糊的，笼着一层雾似的。但是，我却清楚地记得福金，记着福金拨动我心弦的一件件事！我们每每交往的前后细节，每每说话的重点内容，每每很晚在金坛城走过来走过去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啊!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为人，为文，春风秋水，福金摒弃了许多功利的东西，不浮躁，不张扬，平平静静，温温和和，真真实实……

一个作品与人品都好，一个具有双重魅力的作家，这就是储福金留给我们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