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通过几个小人物的命运，记录了著名的多伦保卫战。那些沙场中奋战的军人，终于回到了故乡，回到了家族永久的记忆之中。——《归宗》发表于《当代》2018年1期

作者简介：

季宇，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安徽省文联名誉主席、安徽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新安家族》《淮军四十年》《共和，1911》《当铺》《王朝爱情》《猎头》等书，另有影视作品多部。作品曾获星光奖、飞天奖、金鹰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安徽社科文艺奖和《中篇小说选刊》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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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见到葆平大哥是在医院的病房里，当时他的手上打着吊瓶，身体显得很虚弱。听说我们来了，他挣扎着坐起来，向我们打招呼。陪同我们一同前来的永光侄儿——他是葆平大哥的长子，上前扶起他，并把床摇起来，垫上枕头让他靠好。葆平大哥轻声咳嗽着，吃力地喘着气。他脸颊瘦削，目光混浊，皮肤像晒干的橘皮似的满着褶子。暮色正在降临，房间的光线显得昏暗。永光打开灯，屋子里的光线亮了起来。在来的路上，永光告诉我们，他爸的身体一直很好，平时连个伤风感冒都没有，可去年查出了肺癌，虽已年届逾八十，他还是坚持要求做了手术。这一刀显然伤了元气，从此身体每况愈下。我上前握住他的手，轻声与他寒暄。他的手干燥而冰凉，显得缺乏弹性和活力。我的小儿子永林上前叫了一声叔。他咧开嘴巴笑了一下：“这是小几子？”我说是老三。他说好，一看就像我们老贺家的人。他的话引起了一片笑声。

葆平大哥是我的亲支近脉的兄弟。他的父亲贺文江与我父亲贺文运系堂房兄弟。按照贺家的谱系，我爷爷与他爷爷是同胞兄弟，他们是同一个父亲，而我和葆平则是同一个曾祖。这关系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有点复杂，但从谱系上来说未出三代，应该算是很亲近的。可是，这么多年来，我几乎不知道葆平大哥的存在。直到去年，贺氏家族修谱，葆平大哥才仿佛从地上突然冒出来。

这次修宗谱，是家族中几位年长者动议的。我大哥便是其中之一。当时是一九九八年初，千禧年即将来临。盛世修谱，蔚然成风。有人向我大哥建议，贺氏宗谱也有几十年未修了，特别是经过“文革”，谱牒散佚，也该抓紧修一修了。这让我大哥颇为心动。我大哥离休前曾在省里一个部门当头头，虽然那年他已快九十高龄，但对此事仍十分上心。在他的热心张罗下，成立了一个贺氏宗族修谱委员会，由贺氏家族中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官员、企业家、学者、教授等组成。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们先后开了几次会，推举我大哥为主任委员，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具体工作则由我来负责。我和我大哥虽系一母所生，但年龄却相差二十六岁。退休前，我在一家报纸任总编，写过几本书，也算是个文化人，众人一致认为由我牵头来搞最为适合。几番推辞未果，只好勉力为之。

不久，各项工作便开展起来。我们找了家族中十多个得力的年轻人，一边准备资料，一边广泛联络。这其中有我的小儿子永林。永林是学历史的，研究生毕业后在一家大学任副教授。他知识广博，敏捷干练，文字能力也强，是我的得力助手之一。

贺氏家族最近的一次修谱是在民国九年(一九二○年)，距今也有七十多年了。这期间，家族成员变化很大，散落各地，很多都失去了联系。为了力求这次修谱的完整和准确，我们采取各种办法寻找线索，与散落各地的贺氏子孙进行联络，一家一家地落实。除了发动大家辗转联系外，还在网上发布消息，很快天南海北的贺氏家族子孙，包括海外的都陆续联系上了不少。在永林的提议下，我们还建了一个贺氏宗亲网，定期在上边发布消息。各地宗亲热情也很高，不断在网上互动。或主动联系，或提供线索，联系上的人也越来越多。就在这当口，葆平大哥开始冒了出来。

接到葆平大哥电话是一个晚上。我正在家中收看新闻联播。“请问你是贺葆康先生吗？”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

我说是啊。

“我是贺葆平，”对方的声音有些激动。“我是你的大哥啊……哦，对了，也许你并不知道我，但我爹叫贺文江，你一定听说过。”

“贺文江？”

“是的。”对方似乎从我的语气中听出了迟疑，连忙补充说，“我爹贺文江与你爹贺文运是堂兄弟啊，他是你的堂叔啊。”

他这一说，我便想起来了，我爸贺文运是有一个堂弟，民国九年的家谱中也确有记载，不过他是被削籍除名的，从此再也没了消息。现在突然接到这个电话，仿佛地下突然冒出个人来，我感到既惊讶又好奇。葆平大哥告诉我，他是从网上看到修谱的消息后才打来电话的。我们在电话里讲了一个多小时。我有许多情况需要了解，而对方显然也有许多话要对

我说。葆平大哥介绍了他们家的情况，还有他爹贺文江离开老家的一些经历。当然关于贺文江的很多事情他都是听他母亲说的。因为他出生之前，贺文江已经去世了。“老爷子年轻时做过什么，我不大清楚，”他在电话里说，但他是为国捐躯，从这一点上说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祖宗，即便他年轻时做过什么不当的事，也应让他认祖归宗，“你说对不对？”他不停地重复这句话，语气显得有些激动。他还说，他过几天就把他父亲贺文江的材料寄给我，你们先看看，等我身体好点了，再去合肥与你们当面谈。

放下电话后，我便从书柜里拿出民国九年修订的家谱，在贺文江名下看到一个备注。文字如下：

贺氏第三十一代，名文江者，生性冥顽，作恶多端，且屡教不改，竟至逼死亲母，杀害族长，手段残忍，令人发指，似此不肖子孙，欺天灭祖，悖逆人伦。为儆效尤，削去宗籍，剥其姓氏。生不入宗门，死不进祖坟。

这段文字不长，但却字字千钧。它意味着贺文江从此被逐出家门，甚至连贺姓都不能再用了，即便要用也得不到宗族的承认，而且死后不得入祖坟。这在旧时是比死更让人痛苦的惩罚。那么，贺文江究竟做了什么事，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

第二天，我便去了大哥家。那是上午九点多钟。大哥拄着拐杖正在院子里散步。说到昨晚葆平大哥来电的事，他同样感到惊奇。自从贺文江离开家乡后便杳无音信，村里也没人知道他的消息。说起贺文江被家族除名的事，大哥说这事他倒是听说过。“我们这个世叔啊，”他指的是贺文江，“从小就是个惹祸精。”我大哥也没见过贺文江，但他听家里老人说过他。贺文江是家中的独子。他父亲贺福良曾在江宁新军中任职，当过队官，后因病亡故，从此家道中落。贺文江从小就游手好闲，不喜读书，常常逃课。十多岁时便学拳弄棒，据说曾跟镇上一个师傅学过几路拳脚。长大后，交了一帮狐朋狗友，斗鸡走狗，惹是生非。他生性好斗，一言不合便拳脚相加。有一年因为打伤人还坐过班房。族长贺四公对此极为恼火，曾多次说过要好好惩治他，甚至扬言要不惜打断他的腿，以免他再惹是生非。可是，每到动真格时，他的瞎眼老妈前来一哭，他又心软了。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贺文江十八岁了。这一年的秋季，他又惹祸了，而且是惹了大祸。“他把镇上的马七给捅了。”我大哥说。

马七是镇上的一个小混混，此人长得黑皮寡瘦的，并无多大能耐，但他有一个哥哥叫马六，是青帮“大”字辈的门徒，在镇上颇有势力。因了这层关系，马七在镇上也成了个人物，平时走路横着膀子，眼睛扛在头顶上，谁也不放在眼里。那天，在酒馆里喝酒，不知为了何事，兴许是喝多了，贺文江和马七竟动起手来。贺文江一时性起，便从案头上操起一把刀子朝着马七肚皮捅了过去。这一刀捅得很深，连刀把都捅了进去。马七当场毙命。这一下，事情闹大了！贺文江也知道惹祸了，酒醒之后便躲了起来。

马六到处找人找不到，便带人闹到村里来了。他逼着族长贺四公交人，否则就要砸了贺家祠堂，让全村人为马七爷披麻戴孝。眼看一场劫难就要发生，贺刘氏——贺文江的瞎眼老母亲让人搀扶着颤巍巍地走来了，来到马六面前扑通跪下，求他开恩放过村里人，她愿意为儿子抵命。

可是，马六并不买账，非要找到贺文江不可。就在僵持不下之时，镇上的张三爷来了。张三爷是镇上米店的老板、商会会长。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周二爷、唐五爷，都是镇上的头面人物。他们都是贺四公请来帮助调解这件事的。最终达成的协议是：由马六先把贺刘氏带走，作为人质，等找到贺文江再放人，同时作为补偿，由贺氏宗族负责马七的全部丧葬费用五百光洋。

贺刘氏被带走了，一场风波暂告平息。可谁也没想到的是，贺刘氏当晚便在镇上自杀了。临走前她留下话来，让文江走得远远的，千万别来救她，权当她替他抵了命。

贺文江得知消息，已经是半个多月后了。他在母亲的坟前哭了一场，认为母亲是贺四公与马六合伙害死的，决心报仇，可杀马六却没

能得手，便潜回村里将睡梦中的贺四公活活勒死。

这件事引起全族人的愤怒。他们认为贺文江简直太残忍了，而他把贺刘氏的死归咎于贺四公也毫无道理。“四公是多好的人啊！”人们都说要不是他村里就要遭大难了，不血流成河这事也完不了。况且，贺四公也不想把贺刘氏交给马六，那也是不得已啊！说到底，贺刘氏还不是让她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给逼死的。真正的罪人不是别人，而是他贺文江。大家都说贺四公死得冤。他为村里做了多少好事啊！就连贺刘氏死后，也是由他出面把人抬回来，亲自安排下葬的。贺文江不知报恩，反倒以怨报德。“这个畜生啊，好歹不分，简直黑了心！”村里人都咬牙切齿地骂道。最后，由贺秀才（贺四公死后出任族长）出面主持，召集宗族长者集议，一致通过将贺文江除去宗籍逐出家门的决定。民国九年修谱时，这项决定便写进了家谱。然而，此时贺文江早已不知去向……

2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葆平大哥寄来的材料。其中一份是葆平大哥写的，详细地谈到他父亲贺文江的经历。据他所言，贺文江逃离家乡后，隐姓埋名，在亳州投身军伍。后随部队至西北剿匪。民国八年，部队开往外蒙古驻守。他在那里参加了库伦保卫战，最后壮烈殉国。在材料中还附有一些关于库伦保卫战的资料和回忆录。其中包括《外蒙古见闻纪略》《边防军入蒙纪实》《一个白俄军官的日记》等。

应该说，贺文江的经历颇具传奇性，可我对这段历史并不了解。尤其是贺文江的部队为何要去外蒙古驻守，库伦保卫战又是怎么一回事，我完全不清楚。及至看了葆平大哥寄来的有关资料和回忆录，才略知一二。

外蒙古在清朝统治期间隶属于中国。清政府在库伦（即今天的乌兰巴托，蒙古国首都）派驻办事大臣，总理当地的事务。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在沙俄策动下，外蒙古乘此机会实行独立，脱离清政府，建立大蒙古国，年号共戴。辛亥革命胜利后，清政府被推翻，国内各团体和学生爱国情绪高涨，开始发起派兵收复外蒙的爱国运动。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恰逢俄国发生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沙俄无暇东顾，中国政府认为时机成熟，决定出兵外蒙，只用了短短二十二天便兵不血刃使外蒙古取消自治，复归中国版图。

“这是民国外交史上的一次壮举！”国内从事民国史研究的专家黄定五教授这样评述说。黄教授是我儿子永林的研究生导师。在永林向他请教这段历史时，他对取消外蒙自治评价甚高，认为这是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一次外交胜利。“民国政府腐败无能，没干过多少好事，”黄教授说，“但外蒙复归却厥功至伟。”遗憾的是，后来国际国内局势发生变化，这段历史并没有持续太久。民国九年，白俄军队几番围攻库伦、恰克图等地，中国驻军奋起反抗，先后在库伦、恰克图等地发生激烈的战斗。这就是所谓的库伦保卫战和恰克图保卫战。

弄清了这段历史，我对在库伦保卫战中阵亡的堂叔贺文江开始有了好感。从葆平大哥的材料上看，贺文江在战斗中的表现相当英勇，而且是战至最后一刻，以身殉国。据葆平大哥说，他父亲当年杀了人，只身逃往亳州，在那里躲了一段时间，恰逢陆军部新编第十五旅来亳州招兵，他便隐名埋姓，化名姜大槐加入军伍。

半个月后，他们这批从亳州招来的三百多名新兵编成了一个营，开赴蚌埠集训。开训那天，全体集合，由营长训话。

营长是山东莒县人，名叫宋长忠，长得虎背熊腰，大方脸盘，两道连心眉又粗又黑，像是用浓墨泼上一般；说话时声若洪钟，中气十足。他来到队列前，腰杆挺得笔直，全副戎装，左手按在皮带上，右手拿着一根马鞭，啪啪地在靴子上敲了两下，然后大声说：

“弟兄们好！”

众人齐答：

“长官好！”

这个回答是由各班长事前交待好的，众人的回答整齐划一。宋营长似乎很满意，接着又说：“你们为啥当兵啊？”这一下，把大家问住了。因为事先没人交待，大家也不知怎么回答了。“怎么了，都哑巴了？”宋营长大声武气地问道。

队列里响起了七零八落的声音，有的说当兵有饭吃，有的说有钱拿，还有的说为了当官。“这就是你们的目标？”宋营长又用马鞭啪啪又敲了两下马靴，显然对这些回答并不满意。

“那我再问你们，你们怕不怕死？”他接着又问。

“不怕！”众答。

“可是，脑袋掉了，饭就吃不上喽，钱再多、官再大，还能带到棺材里去啊？”

他的话引起一片笑声。

“不要笑，”他摆摆手，“你们说，我说得对不对？”

“对！”

“那我们当兵为了啥？”他再次问道。众人你看我，我看你，仍然不知如何回答。

宋长忠用目光扫视了一下队列，然后自问自答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就是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们当兵不是光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为国家而战，这样才能建功立业，百世流芳。哪怕有一天，我们战死沙场，我们的血也不会白流。”接下去，他便开始了训话，主要讲了爱国、忠诚、军纪和训练等问题。时间不长，只有十几分钟，但简明扼要，铿锵有力。

贺文江，即姜大槐，站在队列里对他的话似解非解。当然，不仅是他不理解，而且许多人也明白不了。当时，国内军阀混战，烽烟四起，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现在这个新兵营长竟然大谈什么为国家而战，岂不是空话大话，不着边际？众人都觉得好笑，谁也没往心里去。姜大槐更不关心，觉得这一切都与己无关。

新兵营在蚌埠训练了半年多。宋营长毕业于保定军校。他对训练抓得很紧，大到训练课目，小到军容风纪，都一丝不苟，要求极为苛刻。他还按照日式操典，制订了严格的训练计划，除了操典、射击、劈刺、攻防等技战术科目外，还有大强度的体能训练。其中包括每周五天的强行军。每人需负重十几公斤，徒步奔走二十公里。有时还要求腿上绑上沙袋。开始时，很多士兵根本吃不消，跑了没多久便虚脱恶心，上吐下泻，瘫在地上爬不起来了。然而，宋长忠从不怜惜。“龟儿子！”这是他的口头禅。“撑不住就走人。这里是军队，要享福回家享。”弟兄们在背后都骂他，说他铁石心肠，不是人，是魔鬼。这话传进他的耳里，他并不生气，反倒振振有词。“龟儿子！”他说，“有人说我是魔鬼，这就对了！我就是魔鬼。我要不当魔鬼，到了战场你们就会成了冤死鬼，到时连死都不知咋死的。”

为了增强战斗力，他还增设了拳术课和体操课。姜大槐自幼学过拳脚，身手不错。宋长忠便把他和一些习过武的士兵挑出来，担任各连排教练，带着大家一起练。姜大槐打小在村里就被人不待见，现在受到营长的重视，自然十分卖力。加上他生性要强，不甘人后，很快崭露头角，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尤其是射击，每次打靶都名列前茅，成了营里的神枪手。这一切，宋长忠都看在眼里，渐渐喜欢上这个兵了，认为他天生就一块当兵的好材料。后来，营里成立特务排时，他还亲自点名把姜大槐调了过去。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夏季，部队整训结束后，开赴河北顺义集结。姜大槐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新兵营隶属于新编第十五旅第一团。该团共有三个营，新兵连被编为第三营。第一团团长叫楚天祥。他中等身材，长像儒雅，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手上戴着白手套，衣服一尘不染，马靴擦得锃亮。他第一次来营里视事时，训过一次话，说话声音慢条斯理，开口闭口不离“兄弟我”三字。“兄弟我是你们的团长，大家跟着兄弟我好好干，兄弟我不会亏待大家。”如此这般，说了一通，然后笑眯眯地走了，那模样不像是个军人，倒像是一个性情和蔼的教书先生。

到达顺义不久，部队接到扩编的命令，第一团扩编为旅，番号改为西北边防军第一旅。楚天祥升任旅长。第一旅下辖三个团，外加炮兵、辎重两个营。原来各营长水涨船高，由营长升为团长，唯独宋长忠没有得到提拔，倒是原来的副营长于惠廷捷足先登，被任命为第三团团长，让人大感意外。

于惠廷也是保定军校毕业的，但本事却不大，无论军事技术，还是带兵的能力都无法与宋长忠相比。不过，于惠廷本事不大，脾气却

不小。身上备着一根一把粗的棍子，动不动就爱用棍子打人，士兵们背后都叫他于大棍子。

于大棍子当上团长，事前几乎没人想到。后来传出消息，说是于惠廷的舅舅是陆军部的刘司长，就是他从中作梗，硬把宋长忠拉了下来，换成了于惠廷。他还亲自给楚天祥打电话，要他关照自己的外甥。楚天祥尽管老大不情愿，但也不敢得罪这个陆军部的高官，只得违心让于惠廷当了团长。

部队扩编完成后，三月间开赴包头驻防。包头是西北重镇，但这里地广人稀，匪患严重。当地大小土匪有十几股。其中最大的一股，为首的叫丁胡子。此人凶悍无比，且能双手使枪，在马上翻滚腾跃，如履平地。他的部下全都骑马，来无踪去无影，当地士绅百姓深受其害。

第三团进驻包头后，接到剿匪命令。刚升任团长的于惠廷急于建功立业，露上一手，以便树立威望，因此格外卖力。他把团里的马匹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骑兵连用来对付丁胡子。这支骑兵连由他亲自率领。每当发现丁胡子踪迹，便以骑兵连为先导，各营步队紧随其后，穷追不舍。这样追来追去，却收效甚微。因为丁胡子的马队行动迅捷，加上地形熟悉，忽东忽西，飘忽不定，部队跟在屁股后边追，疲于奔命，官兵们累得要死要活，却连丁胡子的边儿也摸不着。宋长忠建议说，这么干可不行，跑死了也白搭。其他营连长也都认为宋长忠的意见对，开会时七嘴八舌，纷纷附和。这一来，于惠廷的面子下不来了。他认为这是宋长忠在背后拆台，给他难堪，于是一拍桌子，脸红脖子粗地发起脾气。

“都给我住嘴！”他怒气冲冲地呵斥道。

“妈那个巴子的，究竟谁是团长？”他又说。

“我！是我于惠廷！”他竖起大拇指朝自己脸上指了指，然后斜起眼睛瞄了瞄宋长忠，意思是说，少给我指手画脚，现在是我说了算。“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这事按我说的办。妈那个巴子的，谁要不听命令，有你们的好看！”

众人见此都不吭声了。

此后半个多月，部队又连续追击，疲乏至极。然而，于惠廷依然固执己见，终于有一天，他带着骑兵连深入磨山村，遭到丁胡子的埋伏，骑兵连几乎全军覆没。几个时辰后，当宋长忠带着步队赶到时，匪徒们已经撤离了。草原上尸体横陈，惨不忍睹。于惠廷幸亏跑得快，跳进村里的一个粪缸内躲藏，才拣了一条命。据发现他的士兵后来说，当他们发现于团长时，只见他冻得直打哆嗦，浑身的屎尿又脏又臭。

磨山村一战让上峰十分恼怒，不仅损兵折将，而且颜面尽失。西北边防军刚组建不久，这是陆军部精锐部队，武器配备全是当时最先进的，结果如此不堪一击，连一帮土匪都对付不了，如何担当重任？旅长楚天祥在战后第二天便从旅部驻地张家口匆匆赶来了，一见面就把于惠廷骂得狗头喷血。于惠廷哭丧着脸，一边告饶，一边推卸责任。他辩解说，他的战法没有错，问题出在宋长忠身上，他故意不配合，进展迟缓，延误战机，这才致使骑兵连受到包围。他还抱怨说，自己当了团长，宋长忠心里不服气，处处与自己作对。他这是落井下石，乘人之危啊。楚旅长简直听不下去了，一拍桌子说：“够了，拉不下屎来怪茅坑！”说着，掏出手枪摆在桌子上。“你自己看着办吧！”

于惠廷立时吓得面如土色，扑通跪下，但楚旅长却站起来，一脸兄弟我爱莫能助的样子，转身走了出去。

当天晚上，楚旅长集合全团，正式宣布由宋长忠出任第三团团长。他的话音一落，全团官兵立时发出震耳的欢呼。

于大棍子这一回彻底栽了。楚旅长原想让他体面地去死，可没想到当晚便接到陆军部刘司长打来的电报，让他手下留情。楚旅长这才不得不放过他，把他带回了旅部，听候处理。

宋长忠出任团长后，一边休整部队，恢复元气；一边调整思路，重新研究对付丁胡子的办法。他总结了以往的教训，认为过去吃亏就吃在不了解对手。对手的行动规律是什么，窝点有哪些，全不清楚。仗着人多势众，武器精良，一味蛮干，结果是小钢炮打蚊子，出力不讨好。“龟儿子，这样搞可不行！”他上任后便到处走访当地士绅百姓，了解情况。与此同时，还从团里抽出精干官兵，组成若干小分队，四处侦察。姜大槐也被抽了出来，他和班里的张二憨化装成商人，多次前往东河镇、八道岗等地

侦察，了解到了不少情况。半个月下来，各小分队陆续回来。根据汇集起来的线索，大致摸清了丁胡子的活动规律和主要窝点。根据这些情况，宋长忠制定了一个“以静制动，围而聚歼”的战术。具体做法是，在丁胡子经常出没的窝点——磨山村、黑土营子和八道岗等地点分别派出部队，发现丁胡子就打，造成声势。丁胡子无处可去，为了补充给养和休整，最后只能前往白沟村。这里是丁胡子的老巢，该村的族长就是他的亲叔。宋长忠决定在这里布下重兵，一旦丁胡子进入白沟村便将其团团围住，一举歼灭。这样的战法扬长避短，充满了胜算。

命令发布后，部队带足了五天的干粮，分头行动起来。姜大槐所在的连由洪子魁带领前往八道岗。洪子魁就是姜大槐在新兵营的老连长，部队扩编后他已升任第三营营副。当他带着两个连摸到八道岗时，天刚蒙蒙亮。他让部队在村外的山林中埋伏下来。三月的天气，积雪尚未消融，清晨气温还很低。弟兄们趴在满是积雪的草丛中，一个个冻得直哆嗦。时辰还早，四周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

天亮之后，太阳升起来了，暖暖的阳光照在远处的村庄和原野上，弥漫起一层薄薄的雾气。跑了一夜的路，弟兄们肚子早饿了。官兵们就着积雪开始啃起干粮。

洪子魁举着望远镜向村里看了一会儿，然后决定先派两个人进村摸一下情况。这个任务交给了姜大槐和张二憨，因为他们在这之前曾来八道岗侦察过，熟悉村里的情况。清晨时分，村里显得很安静。姜大槐和张二憨换上便装，装扮成商人模样，向村里走去。井台上有人在打水，路上走动的人很少。村头的几只狗发现生人围上来，吠了几下，又拖着尾巴走开了，远远地看着他们。几只鸡正在路边觅食。一切都显得平静如常。姜大槐与张二憨相互看了一眼，略略松了一口气。

离村口不远的道旁有一家小饭店。门前挂着一个布幌子，由于日晒雨淋，早已破旧不堪，上边的颜色也掉光了。姜大槐和张二憨一前一后跨进店去，一个秃顶的老头儿正倚在案板旁打瞌睡，店内空无一人。姜大槐轻轻咳了一声，那人便抬起头来。“赵老爹，好啊。”姜大槐微笑地向他打招呼。

“啊，啊，是二位兄弟啊？”那秃老头睁开眼睛，瞅了瞅姜大槐、张二憨，认出了他们。他起身抱了抱拳，又冲灶间喊：“花儿，上茶。”不一会儿，一个穿着碎花旧棉袄的女孩麻利地从灶间走出来，给他们上茶。她脸皮黑黑的，身材瘦小，但一双眼睛又大又圆。姜大槐看着她说：“谢谢小妹啦。”那女孩冲他一笑，竟露出了一副羞赧的神情。

“又跑生意哩。”秃老头走到桌边，一边给他们倒茶，一边寒暄道。这秃老头便是店主，姓赵，那个叫花儿的女孩是他的女儿。姜大槐他们曾到八道岗来过几次，每次都在这个店里歇脚，彼此早已相熟。姜大槐说他们要去牛村接货，大清早就从东河那边赶过来了，连早饭还没吃哩。他向赵老爹要了两碗面，说是吃完还要赶路。“去牛村哩，还有几十里地要走哩。”他笑呵呵地说。

赵老爹连忙吩咐花儿下面。就在这当口，小店门前传来一阵杂乱的声音，赵老爹的神色顿时紧张起来。姜大槐仿佛意识到了什么，转眼间便见四五个汉子从门外走了进来。他们身上都带着短枪，一个个神情跋扈，一看就是土匪。张二憨坐在桌旁向他递了一个眼色，姜大槐心里一紧。“妈的！”他在心里骂道，想避开已来不及了，只好稳住神继续坐在桌旁低头喝起茶来。

匪徒们陆续进了屋，一共有六个人。赵老爹赶紧迎上去招呼着。姜大槐听见他称呼其中一个匪徒为“十二爷”，心里立时扑通一下。这“十二爷”可是江湖上对丁胡子的尊称。难道他们碰上大魔头了？这下麻烦可大了！正慌乱间，一个满脸横肉、身高马大的土匪晃了过来。“喂，”他斜起眼睛盯着他们看了看。“哪路子的？”

姜大槐正思摸着如何回答，赵老爹已经走过来，抢着回答：“经商的过路客，今早刚到的。”那匪徒不悦地瞪了赵老爹一眼：“你少哆嗦！”赵老爹躬起身，连连点头。

“打哪来的啊？”那匪徒扭过脸来，目光在姜大槐和张二憨身上逡巡着。

“东河那边。”

“去哪里？”

“去……去牛村……”姜大槐装出很害怕的样子。

“少鬼扯！”那汉子说，“我看你们像是条子！”

“啥……啥……”姜大槐的声音已经颤抖起来，心里正琢磨对策，那汉子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其他匪徒也都笑了。

“老嘎子，别逗了，快让他们滚！”边上一个土匪冲他说。

那人叫老嘎子的匪徒收住笑，喝了一声：“还不快滚！没见我们十二爷来吃饭吗？”他厌恶地挥了挥手。赵老爹一听这话，松了一口气，赶紧让姜大槐他们快走。姜大槐不敢耽搁，一拉张二憨，连忙向外走去。

“慢着！”就在这时，那个十二爷忽然发话了。此时，他坐在另外一张桌旁，一只腿踏在凳子上，嘴上叼着烟卷儿。姜大槐扭头瞄了一眼，只见他五短身材，身体十分结实，两只眼睛眯缝着，显得漫不经心。

“小子哎，你是哪里人？”他斜了姜大槐一眼。

“安徽的。”

“难怪口音这么怪。”

赤峰这里五方杂处。早年少数民族居多，清末山东人闯关东，大量涌入，形成了多个村落。加之近代经商，东北人、山西人也不断来到这里，但来这里的安徽人并不多，因此姜大槐的口音引起了丁胡子的注意。

“你呢？”他又朝张二憨努了一下嘴巴。

“河南人。”

“嗬，有意思！”丁胡子轻轻一笑。“一个安徽，一个河南，有意思，有意思！”他摇了摇头，咧起嘴巴，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

姜大槐的头嗡了一下，心想坏了。赤峰一带除了本地人，多为山东人、东北人和山西人，其他内地人并不多。即便是经商，也多为同籍抱团，自成一体，现在两个不同地方的人搞在一起，不符合一般的习惯，自然要引起怀疑。

“爷们，”姜大槐笑了一下，刚想找话圆一圆，丁胡子却把右手食指竖起来按在嘴上，做了噤声的手势。

“嘘——”他长长地吹了一口气，“让我来猜猜，你们是干什么的？”

他故作沉思状，少顷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哦，对了，”他扔掉手中的烟卷，朝左右的手下们看了看，“你们听说了吗？边防军中可是有不少安徽人和河南人。”

他的话音一落，几个匪徒一下子全部亮起家伙，把姜大槐和张二憨围在了中间。

3

日头越爬越高，眼看已近晌午了，姜大槐和张二憨迟迟没有消息。洪子魁开始不安起来。“出事了，”他在心里说。

“一准是出事了！”他又在心里说。

“不能再等了，”他把两个连长叫过来，“进村！马上进村！”他吩咐道。部队迅速行动起来。一连从东边接近村子，二连从村西向村子包抄过去。战斗很快打响了。一连首先与土匪交上火，双方发生激烈的交战。

丁胡子听到枪响时，正在小饭馆里喝酒。后院里匪徒们正在拷打姜大槐和张二憨。姜大槐和张二憨被丁胡子识破后，没有来得及作任何反抗就束手就擒了。匪徒们从他们身上搜出了短枪，进一步坐实了他们的身份。于是将他们绑在后院的大槐树上，用鞭子抽，用棍棒打，逼问他们为何要来八道岗，并要他们说出边防军的动向。张二憨被打得昏死过去，姜大槐也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说！快说！”

“说出来让你们死得痛快些！”

那个叫老嘎子的匪徒大声吼道，一看就是个凶悍残忍的暴徒。他不停地折磨着姜大槐，兴许是打累了，便掏出一把锋利的尖刀，在姜大槐身上不停地划着，划一下，问一句。姜大槐很快就成了一个血人。他痛苦地大喊大叫。老嘎子龇起牙齿，嘿嘿地乐着，似乎很享受这一切……

啪！啪！啪！

枪声就在这时响了起来。有人喊条子来了。匪徒们一下子炸了，都向外边跑去。老嘎子也拔出枪出了后院。

姜大槐知道一定是自己人来了。他心中一喜，扭头看了一下张二憨，叫了两声，可张二憨一动不动。外边的枪声越来越猛烈了。姜大槐听见了机关枪的声音。这声音姜大槐很

熟悉。这是边防军的机枪。姜大槐挣扎着，想挣开捆绑的绳索，但却无能为力。他知道匪徒们随时都可能回来。在大兵压境之下，他们绝不可能留下活口。他四处张望着，院子里空无一人。忽然灶间里传来一阵响动，有个脑袋一闪，又缩了进去。

是花儿！

姜大槐叫了起来。

“花儿！花儿！”他大声喊道，“松开！快把我松开！”花儿的脑袋重新露了出来，两只眼睛看着他，像一只惊恐的小猫，惶恐地扑闪着。“花儿，花儿，”姜大槐用力喊道，他告诉花儿，外边来的是边防军，是来救他的。你不用怕，这帮匪徒就快完蛋了。可花儿还是一动不动。不知是没听懂他的话，还是在害怕。她的目光呆呆的，脸上的表情让人无法捉摸。

姜大槐真是急了。

“花儿，花儿，快，快放了我！”他哀求道。

“晚了就来不及了！”他又说。

“我会报答你的！”他想到了钱，“二十块大洋，全给你！”这是他的全部积蓄。在他看来已是一笔天大的数字。

可花儿似乎仍无反应。枪声越来越近了，已经到了门口不远的地方。一排子弹飞过来，打得屋顶上的茅草四下乱飞。

花儿的脑袋忽地缩了回去。又有几排子弹打过来，打在院子里的槐树上，枯枝败叶像下雨似地簌簌落下来，落了姜大槐一头一脸。

姜大槐绝望了。他抬脸看了看天空，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受惊的鸽群惊慌失措地飞着。就在这时，花儿忽然从灶间蹿了出来。她跑得飞快，像一只飞奔的小鹿，手里拿着一把剔骨的牛刀，三下两下便来到了姜大槐的身边。

“花儿！”蓦地传来一声喊。

喊声是从背后传来的。花儿扭过头来，看见了她爹。他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院子里。“你想找死啊！”赵老爹又喊了一声。

花儿犹豫了一下，也许是一秒，或者是两三秒，随后她仿佛拿定了主意，迅速用刀割起捆绑姜大槐的绳索。“不要！”她爹惊恐地叫起来，颠着脚步向前跑了几步，试图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姜大槐看到老嘎子从前边的屋子里跑了进来。

“你个臭婊子！”老嘎子怒骂了一声。

花儿手一软，刀从手上掉了下来。“你个臭婊子！”老嘎子又骂了一句，与此同时举起枪来。

啪的一声，枪响了。

赵老爹倒了下去。

几乎就在老嘎子扣动扳机的同时，赵老爹扑了上去，挡住了子弹。花儿惊呆了。老嘎子推开赵老爹，又一次举起枪，姜大槐这时用力挣断了绳索，一跃而起，扑倒了老嘎子。好在绳子已被花儿割开了口子，这才给了姜大槐机会。

老嘎子的枪被扑掉了。

两人扭打在一起。

……

边防军冲进院子时，老嘎子已经横尸院中。他身上中了两枪，背后深深地扎着一把刀。那刀是花儿扎下的。据姜大槐事后回忆说，他身受重伤，流了不少血，在与老嘎子搏斗时很快处于下风。老嘎子一身蛮力，把他压倒在地，挥拳猛击。就在他命悬一线时，花儿扑上来，从背后狠狠给了老嘎子一刀。这一刀帮了姜大槐，他趁机掀翻了老嘎子，从地上抓起枪，连开两枪。老嘎子的身体弹了两下，像面袋似地弹了两下便不再动弹了。“多亏了花儿，”姜大槐后来经常说，“要是没有她，我早就完蛋了！”

丁胡子的匪徒仓皇而逃。边防军的突袭，使他们惊慌失措。开始村东响起枪声时，他们还以为只是边防军的小股侦察部队，试图抵抗，可当村西也响起枪声时，才感到不妙，马上撤离了村子。

宋长忠的战略开始收到效果。此后，丁胡子匪帮在磨山村和黑土营子也先后遭到伏击，果然不出宋长忠的预料，最后退向了白沟村。

包围圈悄悄形成了。

二营、三营以及洪子魁带领的两个连也迅速向白沟村集结。一个团的正规军将白沟村围得水泄不通。丁胡子的末日到了。他试图乘着夜色突围，但刚出村子便被边防军的重炮和密集的火力打得人仰马翻。最后，匪徒内部发生了哗变。有人杀了丁胡子，向边防军缴械投降。

白沟村一战，打掉了丁胡子这个最大的匪帮，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一时间，大小匪帮闻风丧胆，大为收敛，地方治安出现好转。

姜大槐在战后受到表彰，升任排长。他娶了花儿，把她接到了赤峰。这一年，花儿十六岁。新婚之夜，她哭得像个泪人似的。姜大槐问她哭啥，她说想爹了。花儿自幼与父亲相依为命，赵老爹死后，她孤苦一人，嫁给姜大槐时，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姜大槐把她搂在怀里，一个劲地劝慰她。“好了，别哭了，”他说，“今后我就是你的亲人。”

花儿说：“你是不是看我可怜才要我的吧？”

“说什么傻话，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你了。”

“你骗人！”

“骗你是小狗！”

“那你喜欢我哪点？”

“都喜欢，”他说，“你是个好女人。”

4

自从娶了花儿，姜大槐的日子过得滋润起来。他在营区外租了房子，把家安顿下来。每个周末，他都要回家与花儿团聚。新婚燕尔，如胶似漆，两人仿佛怎么爱也爱不够。花儿是贤惠能干的女人。姜大槐每次回去，她都要变着花样儿给他做些可口的饭菜。特别是她的面食做得好，让姜大槐大饱口福。有时姜大槐也会把营里的弟兄带回家去小聚。张二憨是家里的常客。这个来自河南永城的兵与姜大槐秉性相投。他脾气耿直，体壮如牛，八道岗遇险，他被土匪打得昏死过去，流了好几个时辰的血居然活了过来。洪子魁也来家里吃过饭，盛赞花儿手艺不错，姜大槐捡了个好媳妇。

时间转瞬进入七月。这是草原上最美好的季节。天气已经转暖。浩瀚的山林和辽阔的草原连绵起伏，一片苍翠。天空湛蓝，鸿雁高飞，风吹草动，万物生长。就在这样美好的季节里，部队接到了开拔的命令。

花儿得知消息，难过得吃不下睡不着。她担心自己的男人这一走，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了。那天晚上，当姜大槐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时，她躺在男人的怀里，默默地流泪，直到天亮。姜大槐也不知怎么安慰她才好了。他向她保证，不会丢下她不管，到了新驻地，一旦安顿下来就设法接她过去。

“我发誓！”他说。

“我对天发誓！”他赌咒道，恨不得把心扒出来给她看。

七月下旬的一天，边防三团开拔了。目的地是张家口。到达之后，才从旅部传出消息，部队要去外蒙古了。人们起先将信将疑，但这消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不久，部队开始了扩编。边防军的四个旅全部扩编成混成旅。楚天祥的第一旅改编为第一混成旅，由原先的三个团扩编成五个团，此外除原有的炮营、辎重营外，又增编了骑兵营，人数达到八千人。紧接着，便是训练和训导。各团还派了翻译和教员，教大家一些简单的俄语和蒙语会话，以及讲解外蒙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

扩编之后，宋长忠的团在混成旅的序列里仍为第三团，但增加了一个骑兵营，姜大槐和张二憨都调入该营。宋长忠召集全团官兵训话，宣示了这次任务的意义。他强调收复外蒙是一件光荣伟大的使命。他的情绪非常高涨，认为这是一次实现自己军人理想的机会。他一向反对内战，而这一次，用他的话说是为祖国而战。近代以来，中国受尽了列强欺负，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我等军人羞对国人。“龟儿子，”他激动地挥起手，“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军人要有军人的样子，男人更要有男人的样子！”

他的话极富煽动性，弟兄们被他说得热血沸腾，齐声高呼“为祖国而战”。姜大槐也很振奋，但与此同时又忧心忡忡。花儿怎么办呢？他的承诺又怎么办呢？这一走，谁知猴年马月才能回来？再者说了，花儿的安危也让他担心。边防军一撤，赤峰的匪帮又会卷土重来。特别是丁胡子的残部一旦得知花儿的下落，难保不会对她实施报复。每每想到这里，他就神思不宁，寝食难安。洪子魁看到他心事重重的样子，便问他是不是想花儿了。他点点头，眼圈竟红了起来。“别这么没出息！”洪子魁说，“这才分开几天啊？瞧你这个骚劲儿！”

姜大槐有些不好意思了，他解释说，他不担心别的，就担心土匪找她麻烦。“她爹让土匪害了，她要再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交待？”

洪子魁听他这样一说，便觉得这还真是事儿。部队扩编后，洪子魁已由营副升任营长。有一次便把这事说给了宋长忠。第二天，宋长忠便把姜大槐找去了团部。“花儿的事我都知道了，”宋长忠说，“这样吧，你把她接来吧。”

“接哪里？”

“还能哪里？张家口呗！”

“可来了咋办？咱不是要入蒙吗？”

“先和你嫂子一起住。”

“嫂子？”

“是啊，”宋长忠说，“我给你嫂子说好了。”

姜大槐的嘴巴一下子张大了，半天回不过神来。“愣个啥啊？”宋长忠说。姜大槐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真的？”

“你说呢？”

“会不会太麻烦了？”

“麻烦个啥？你嫂子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花儿来了也好当个帮手。”

姜大槐真是欣喜万分，千恩万谢，连忙托人带信给花儿，让她速来驻地。宋长忠的夫人姓刘，叫刘晗希，在张家口女子学校担任教员。学堂里的人和街坊邻居都叫她刘先生。花儿来了之后，姜大槐的后顾之忧便彻底解除了。

一个多月后，第一混成旅接到入蒙命令。边防第三团宋长忠部作为先头部队，首先开拔，最先抵达库伦。库伦是蒙古最大的城市，三面环山，由西库伦、东营子和二里半滩三个区域组成。西库伦和东营子为中国人和中国商铺集中之地，而二里半滩则以俄民和俄商为主。根据《恰克图协定》，帝俄在库伦设有总领事馆，并与中国军队对等驻有俄军一营，但苏联十月革命发生后，该营俄军已经撤回。

十月中旬，第一混成旅全部开到，布防完毕后不久，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一行浩浩荡荡开抵库伦。他的车队由十几辆新式道济牌汽车组成，车上装载了大量的贵重物品，据说都是赠送给蒙古方面的。宋长忠的第三团授命担任警卫。那天，姜大槐他们骑兵连迎出十里地，然后前呼后拥，拱卫总司令的车队前往蒙方安排的钦差馆。

钦差馆位于库伦东部的图拉河畔，是一座高大的建筑，显得十分华贵。宋长忠在钦差馆附近布置了周密的警戒。总司令抵达库伦后，十分忙碌。他频繁会见各方面的人士，举办宴会，周旋于蒙古的高层之间。早在张家口期间，徐树铮便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阐述了他的筹边计划和入蒙方针。其要点为攻心为上，不以武力促成，而力争和平解决。

艰苦的谈判开始了。当时蒙古高层分为两派：一派是王公派，一派是喇嘛派。前清时，政治由王公管理，而宗教由喇嘛主持，两者各司其职。自治以后，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当政，喇嘛派开始揽政掌权，这引起了王公派的不满，两者矛盾加剧。为了争取两者的支持，徐树铮多次奔走于活佛居住的斋宫与国务总理巴尔特玛多尔济，以及外长车林多庆济的住宅。但是，交涉开始并不顺利。姜大槐当然不会知道谈判的具体内容。不要说他不知道，就连营长、团长也不甚清楚。不过，谈判的曲折和困难他们却能够感受到。因为他们看到不少会谈常常通宵达旦。为了交涉的需要，总司令部从当地抽调了一些精通蒙古事务的人员帮助工作。其中有一位名叫谭仙洲，是山西文水人，时任库伦电报局局长。此人早年随父入蒙，自幼在蒙古长大，精通蒙、俄文字，是个蒙古通。他被抽调来做文案，负责文件翻译校核等工作。大家都叫他谭局长。

谭局长三十多岁，精力旺盛，为人热情，见人三分熟，且十分健谈。他还爱喝酒，号称一斤不倒。来到司令部不久，很快与姜大槐他们混熟了。休息的时候，便常在一起喝酒，天南海北的闲聊。姜大槐他们有时也向他打听谈判的情况。什么王公派、喇嘛派的事，都是从他那儿听来的。据谭仙洲说，在对蒙方针上，徐总司令和都护使陈毅分歧很大。在边防军入蒙前，陈毅是中国驻外蒙古最高官员。此人家世显赫，祖父为前清名将陈湜，入蒙多年，自诩熟悉蒙事。但在外蒙古撤治问题上，他却误判形势，主张支持王公派，而压制喇嘛派，这自然引起了后者的反对。由于喇嘛派的首领是执政的活佛，他的反对使交涉完全陷入失败。徐树铮入蒙后，决定改变这一做法，做到对两派不偏不倚，但陈毅却坚持自己的主张，这让徐树铮十分恼怒。他大骂陈毅不通事理，并致

电民国政府除掉这个绊脚石。不久，民国政府决定将陈毅调离库伦，并撤销都护使署，以便事权统一。

陈毅调走之后，谈判开始取得进展。不久，便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蒙方同意撤销自治。入蒙官兵都舒了一口气，紧绷的心弦也松了下来。边防旅的官兵都说这下好了，不用打仗，也不用流血了。不久，这一喜讯便飞向国内。几天后，徐树铮还以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的名义宴请王公喇嘛和各界人士，并在南园演戏庆贺。演戏开始前，徐树铮登台发表演讲，当着台下济济一堂的蒙汉官员和各界人士，代表民国政府宣布外蒙撤治复归中华版图。他的话音一落，台下便响起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这一天，是民国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公元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距徐树铮入蒙前后不到一个月。所谓兵不血刃，举国欢呼。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听到这个消息，专门致电祝贺。他在电报中把徐树铮比作陈汤、班超和傅介子，中有“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之语。

第一混成旅由于入蒙有功也受到表彰。全旅官兵分批放假三天，以示庆贺。当然，高兴的事还不止这些。就在外蒙撤治不久，花儿来到了库伦，这是姜大槐原先连想都不敢想的美事儿。

5

花儿是第二年春上来到库伦的。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团长的家属刘先生。她们是骑着骆驼来的，从张家口出发一路上走了二十多天。当天晚上，连长便给姜大槐放了假。炊事班还特地炖了羊肉送到家属房里。那些家属房都是临时搭起来的蒙古包。天还没黑，大槐便急不吼吼地掩上门，抱起花儿在毡垫上滚起来。几个月不见，两个年轻人几乎发了狂。蒙古包里生了火，烧得暖暖的。大槐浑身是汗，越折腾越有劲。花儿被他揉成了团，捏成了泥，浑身酥软得像化成了气泡。嘴里却娇嗔道：“瞧你这馋猫，没见过女人啊？”嘴上这样说，心里却受用。大槐问她还要不要时，她却不说话，只是抿嘴嗤嗤地笑。问急了便用手狠狠地掐了大槐一把，说他没脸没皮的。这一来，大槐更来劲了。两人滚在一起，昏天暗地，一直疯到大半夜。

花儿是第一批来到库伦的家属。此后陆续前来有家属越来越多。不仅有军官家属，也有士兵的家属。这在一般部队是绝不允许的，但入蒙部队却不受限制。非但不限制，相反还鼓励，车票盘缠均可报销。这一做法当然与总司令徐树铮的“移民塞边”计划有关。按照他的规划，要分给每个士兵一块土地，鼓励他们把家属接来定居。他还主张以优惠的条件，从内地选择年轻女子送至蒙古与士兵成婚。这个计划具有长远性，规模很大。花儿能来库伦，也多亏了这个计划。不过，这项计划实施不久遂告中止。原因是直皖战争爆发了，徐树铮离开库伦，前往内地指挥作战。不久，皖系战败。段祺瑞下野，徐树铮也逃往国外。他的“筹边”宏图也随之搁浅。

政局的陡然变化，使外蒙古局势也发生了动荡。西北筹边署和西北边防军的建制也被撤销。楚天祥的第一混成旅划归陆军部领导，继续留驻外蒙。不过，由于军阀混战，争权夺利，谁也顾不上他们了。皖系当家时，入蒙部队享受最好的待遇，包括饷银和武器装备都是最高的和最好的，可现在他们却受到了冷遇，就连起码的军饷也不能按时发放了。

部队开始出现不稳定的迹象。楚天祥给各团营打气，要他们克尽职守。他说，兄弟我是代表国家，不论谁上台，他们都不能不管不问。请大家相信兄弟我。但他的话说了没多久，北京就来了一道命令，让他出任库伦治安司令，第一混成旅旅长则由北京派来的饶生明接任。饶生明原是吴佩孚手下的一个团长，直皖战争中立下战功得到提拔，而库伦治安司令不过是个空架子，手下只有一些警察部队和地方保安部队。这一安排显然是排挤，楚天祥不禁心灰意懒，他的老部下们也惴惴不安。好在饶生明到任后，并没有大动干戈，对人事做过多的调整。他要大家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并声称他饶某决不以亲疏派系待人。然而，就在他到任没多久，于大棍子却重新得到了重用。

于惠廷被撤职后，一直留在旅部，楚天祥顶住压力，始终没有安排他，尽管他四处活动，

直到入蒙前才委以一个有职无权的参谋之职，这当然还是看在刘司长的面子上。谁也想不到的是，饶生明到任后他却咸鱼翻身，时来运转，被任命为边防第五团团长。任命发表后，于大棍子得意扬扬，逢人便说三十年河东转河西，有人想压我于惠廷，可我于某人是压不住的。见到宋长忠，他更是阴阳怪气：“子仁兄（宋字子仁），你当过我的团长，我也当过你的团长，如今咱俩又平起平坐了，今后还望多关照啊。”瞧着他那副恶心嘴脸，宋长忠便气不打一处来。有一次，他去看望楚天祥，楚天祥劝他说，眼下就这世道，朝中有人好做官，阿狗阿猫都能上位。他还告诉宋长忠，兄弟我一直顶着上面的压力，幸好那时有徐总司令撑腰，刘司长也奈何不了兄弟我。可如今不同了，兄弟我也无能为力了。说着，连声叹气。

那天他们谈了很多话。这次楚天祥被调职，除了吴佩孚要安插自己人外，刘司长也在中间推波助澜。这个刘司长是个八面玲珑似的不倒翁式的人物。皖系当政时，他投靠段祺瑞；直系上台了，他又巴结上了曹锟，照样吃香喝辣。楚天祥说起这些情绪很大。他向宋长忠透露说他已打报告请辞，打算回乡养病。其实，楚天祥并没有什么大病，所谓养病不过是个托词而已。“唉，”他叹着气说，“没干头了，咱辛辛苦苦的，到头来一脚便把你踢开了!”

宋长忠听他这样说也有同感：“老旅长要走，那我也不干了。”

“不不不，”楚天祥说，“你和兄弟我不一样，你是带兵的，不能丢下部队，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其实，个人进退是小事，国家利益是大事。”楚天祥这时反倒劝起宋长忠，“兄弟我算是废了，可眼下外蒙古的局面还得靠你们来支撑。”宋长忠看得出来，他心里并不愿意走，不过他的尴尬处境又让他无法留下来。谈及外蒙古的局势，楚天祥更是忧心忡忡。“北京的大老们都在忙着抢地盘，你争我夺，这里谁也不管了，只怕是将来凶多吉少。”

楚天祥的担心没有错。由于北京政局的变化，外蒙古的局势逐渐受到影响。皖系战败后，被赶走的陈毅又重新回到库伦，而且加封陆军上将衔，主持对蒙军政事务。他一到任，便恢复旧制，并老调重弹，公开支持王公派，而排挤喇嘛派。他还下令取消军方对活佛的优待，将其送回原来的皇宫。徐树铮治蒙时，为了笼络活佛，也为了安全需要，曾将活佛请进边防军总司令部居住，并给予优厚的待遇。陈毅的一系列做法引起喇嘛派的强烈不满，使王公与喇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外蒙古的治安也开始恶化。

外蒙古的治安一向不好，匪患历来严重。西北边防军入蒙前，中俄虽有驻军，但兵力薄弱，无力剿办。苏联十月革命后，俄国军队陆续撤离，治安更加混乱。直到边防第一混成旅开抵后，加强了各地的驻军和防卫，情况才有好转。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外蒙古局势的变化，匪患又开始抬头。

民国九年春，恰克图发生了一桩大案。一支晋商的车队遭到抢劫，损失大量的白银以及白糖、面粉、香牛皮、鹿茸、灰鼠皮等货物，总价值达两万多两。车队押送人员大部遭到杀害。这件事影响极大，也极坏。商会头面人物纷纷来到库伦，要求迅速查办。

案件的线索很快集中到了麻老铁的身上。麻老铁，姓麻，是黑龙江一带人，叫什么名字，没人知道。他原先是个打铁的，后来当了马匪，杀人越货，臭名远扬，人们都叫他麻老铁，或者麻七爷。此人是个惯犯，狡猾善变。他的匪帮人多势众，成分复杂，不仅有中国人、蒙古人，还有俄国人。这些人大多是作罪多端的亡命之徒。麻老铁嗜杀成性，残忍凶悍，谁要对他不忠他绝不手软；与此同时，他又很讲义气。打劫的财物，一律拿出来平均分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因此受到弟兄们的拥戴。

麻老铁活动的地点主要是在前营子一带。前营子与俄国的后营子相邻，又与蒙古最大的商贸城市恰克图相距不到半里路。恰克图早在清朝雍正年间就辟为商埠，与俄国进行通商。这里商业兴盛，被称作买卖城。麻老铁的活动不仅威胁了当地人的生活，而且使后营子一带的俄商和居民也深受其害。中俄两方都试图除掉此害，可麻老铁的匪帮时而进入前营子，时而又窜入后营子，在两国境内来回倒腾，使中俄两方都难以下手。

饶生明和楚天祥商量后，下决心打掉这股

匪徒。于惠廷得知消息便找到旅部来了。他主动请缨，要求执行这项任务。于惠廷如此积极，当然有他的想法。自打他重新被任命为团长后，旅里的官兵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并不服气，这些他心里很清楚，因此急于立功，表现一番，以证明自己，可饶生明并不放心他。

饶生明是军伍出身，从一个小兵一步步打出来，他文化不高，但并不糊涂。走马上任之初，他的亲朋故旧纷纷要跟他一起来谋个一官半职，都被他拒绝了，只带了一个副官、几个亲兵便来到了库伦。到任之后，也确如他当众承诺的那样，没有搞什么大换血。作为军伍出身的他，知道打仗靠的是真本事，光靠拉拉扯扯，逢迎拍马那一套可不成。特别是边防第一旅孤军深入，远离后方，没几个真正能带兵能打仗的，一旦遇事那就非抓瞎不可。至于这些人不是自己的嫡系，那也不要紧。他相信以诚待人，以心换心。上任之后，便多次找各团营长谈话，与他们交心。即便是楚天祥，他也尊重有加，凡事多加请教，态度真诚。这一来，倒使大家对他的敌意减轻了不少。

对于于惠廷，饶生明并无好感。此人给他的印象是好出大言，为人轻浮，官兵们对他的反映也不好。不过，他的后台不小。刘司长掌管着陆军部的军需补给，饶生明许多事情还要有求于他，不能不给他面子。为了笼络于惠廷，他表面上也与于很近乎，其实对他并不信任。这次任务，他压根儿就没考虑过他。尽管如此，他还是对于惠廷褒扬了几句，说他有这份心很好，同时也敷衍他说，这事还没定下来，我会考虑的。

然而，让于惠廷没想到的是，直到行动开始了，他却毫不知情。而且，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饶生明竟把这次任务交给了宋长忠，这不是分明瞧不起他吗？他感到极大的羞辱。

不久，麻老铁的匪帮被顺利剿灭了。这一仗干得漂亮。事前，宋长忠就派人与驻后营子的苏联红军取得联系。负责接洽这件事的就是库伦电报局局长谭仙洲。因为他俄语说得好，加上电报局在业务上与俄方联系较多。宋长忠特地把他请过来负责这件事。由于苏联红军的密切配合，堵住了麻老铁退向苏联的退路，麻老铁匪帮几乎被彻底铲除。这件事在整个外蒙都引起了轰动。当地报纸称，这是近年来最大的一次清剿行动，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有力地震慑了各地的匪帮。

战后，宋长忠被晋升为陆军上校。第三团也受到表彰。就在边防旅上下都为这次行动高兴时，有一个人却闷闷不乐。这人就是于惠廷。他认为这份功劳本来应该是属于他的，可却让宋长忠抢了去。为此他恨死了宋长忠，认为饶生明不派他去执行任务，也是受了宋长忠的蛊惑。那些天，他的情绪坏极了，稍有不如意便抡起大棍打人。嘴里也成天骂骂咧咧的。“妈那个疤子的，”他大骂宋长忠，“等着瞧吧，总有一天，老子要你的好看！”

6

花儿身体出现了强烈的反应，经常莫名其妙地恶心呕吐，开始还以为吃了什么不洁的食物，可一连几天均如此，姜大槐担心起来，领着花儿来找刘先生。刘晗希到库伦后，在楚天祥的支持下办起了一所学校，教授官兵子弟和当地的孩子。学校定名日新，取《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刘先生听了姜大槐的描述，把花儿拉到一边问起她的月事，然后笑着说，花儿有喜了。“恭喜你啊，大槐！”她说，“你就要当爹了！”

姜大槐一听喜不自禁。晚上躺在床上，他一会儿摸着花儿的肚子，一会儿又趴在肚子上面听了听，折腾个没完没了。他问花儿啥时能生，花儿说早着哩，这不才怀上吗？姜大槐听了便咧开嘴巴笑：“我老贺家总算有后了！”花儿笑他说，啥老贺家，我看你是高兴糊涂了。

“我可没糊涂，”姜大槐一下子坐起身，扳着花儿的肩膀说，“花儿啊，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姓贺，不姓姜。”

“啥？你说啥呢？”花儿以为他在逗她，可姜大槐却正经起脸来说：“这是真的！我姓贺，叫贺文江。”就在那天晚上，他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全部告诉了花儿。从当年如何杀了人，逃离家乡，又如何改名换姓，参加队伍，从头至尾详细说了一遍。他还告诉花儿，他有一阵子想过要把名字改过来，可叫了那么多年，大家都叫惯了，改也难，便没有再改。“不过，你记住，”他对花儿说，等我哪一天死了，名字还是

要改过来，刻在墓碑上的名字一定要姓贺，叫贺文江。“你记住了吗？”他对花儿连说了两遍。花儿点点头，又埋怨道：“快别说了，啥死不死的，多不吉利啊！”

姜大槐哈哈大笑起来，说你放心，我命硬着哩，死不了。咱们还得多生几个伢哩。说着，花儿问他孩子生下来取个啥名，他说按贺家的辈分排列，我是“文”字辈，下边是“葆”字辈。“叫个葆啥呢？”他想了几个，花儿都说不好，姜大槐说：“算了，我也起不好，哪天去找团长吧，让他帮着起。”花儿一听说好。两人说得高兴了，姜大槐又搂住花儿，诞起脸皮缠着要行那事。花儿心里也想要，可又怕动了胎气，推让了一下便半推半就说，那你可得小心喽。大槐说我知道。这天晚上，两人兴奋不已，直到很晚才入睡。

第二天去找团长。宋长忠刚吃过饭，正坐屋前的太阳下喝茶抽烟。他对姜大槐说，起名这事，你还是找你嫂子吧。她是教书先生，学问可比我大。刘先生正在收拾碗筷，听了这话便走过来，笑眯眯地想了一下，说：“男孩叫葆平吧，女孩叫葆宁如何？”她解释说，平意平安，宁意安宁。我们这辈子战乱连连，民不聊生，希望他们下一辈平安、安宁。宋长忠一听便说好。

“好，”他说，“这个名字好，我就说嘛，找你嫂子找对了吧？到底是知识分子，肚里有货啊！”

民国九年，外蒙古的局势开始动荡不安。进入七月，便越发不平静了。被苏联红军击败的白俄叛军谢米洛夫部两万余众，从苏联境内的赤塔、大乌里和沃洛维纳几个方向窜入外蒙古。他们打算以外蒙古为根据地，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相抗衡。白俄叛军的首领是乌吉尔巴伦。他是德国人，被俄国沙皇授为男爵。进入外蒙古后，叛军的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大肆进行反华宣传，号召赶走中国官员和军队，把所有的汉民全部驱逐出境。乌吉尔巴伦还暗中与外蒙古活佛秘密联络，挑动他与中国的关系。由于陈毅对喇嘛派的压制，早已心生不满的活佛开始站到叛军一边。这对中方来说极为不利。然而，对于这一切，作为外蒙古最高军政长官，陈毅竟然掉以轻心，丧失警惕。

九月间，叛军开始逼近库伦，战争一触即发。楚天祥和饶生明紧急从各地抽调军队，在库伦布防，与此同时，电告民国政府，请求派兵驰援。为了稳定局势，楚天祥向陈毅进言，提醒他改变原先的政策，以笼络活佛，但却被置之不理。虽然楚天祥当时并不掌握叛军与活佛联络的情况，但知此事重大，于是建议饶生明把活佛重新请进边防军的司令部，并恢复以前的各项优待。

九月十四日，乌吉尔巴伦的军队向库伦发起了进攻。库伦三面环山。叛军居高临下，火力猛烈。就兵力而言，对方有两万余人，而我方只有边防军的三个团，外加其他部队，总计不到六千人。战斗打得极为残酷。白俄骑兵在炮火掩护下轮番发起疯狂的进攻，均被打退。为了保卫库伦，城里的汉人也组织起来投入战斗。从十四日至二十八日，连续苦战十四个昼夜。直到从张家口前来增援两个团赶到后，才将叛军击溃。

库伦首战告捷，叛军遭到重创，丢下大量火炮和装备，但我军也伤亡惨重。阵亡官兵达两千多人，伤者则更多。城防工事也多被摧毁。宋长忠的第三团由于坚守毛头庆口，顶在最前边，战斗减员多达两个营。不过，大家士气高涨，斗志旺盛。

此时，乌吉尔巴伦的败军已退至库伦以东一百里外的草地。楚天祥和饶生明分析认为，叛军不会善罢甘休，还会卷土重来。他们向陈毅呈明情况，请求乘胜追击，但陈毅对此并未接纳。相反，他还下令将活佛送回寒山下的皇宫，并取消各项优待。这一做法显然愚不可及，留下的后患更让人始料不及。但陈毅的命令不能违抗，楚天祥当时就有预感，他摇头叹息说：“他这是要毁了我们！”饶生明也有同感。在活佛被送走的当晚，他来到了楚天祥的住处，两人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告、掏心掏肺的谈话。

“我知道你对我不满，”饶生明并不回避，“我占了你的位子，换了谁也会如此。”

“得了吧，咱们不谈这些了，”楚天祥说，“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也想通了，这事不怪你，你不来别人也会来。兄弟我明白。”

“那好，既然老兄这样说，小弟我也不见外

了。眼下大敌当前，库伦的安危是我的事，也是你的事，你说是不是？”

楚天祥点点头。

“既然咱俩的命运拴在一起了，个人的事就往后摆一摆，你同意不同意？”

楚天祥又点点头。

“那好，”饶生明说，“小弟我此来，郑重向你请求一件事。”

“何事？”

“咱俩合署办公，共进共退，齐心协力，共同御敌，你看如何？”

其实，楚天祥早有此意，面对强敌，两个带兵的如果不能一条心，要想取胜难上加难。不过，他不便提起这事，担心别人说他揽权，现在饶生明主动找上门来，而且态度真诚，他还有什么不赞成的呢？两人一拍即合，当即燃香点烛，换了兰谱。这件事彻底消除了两人的隔阂，也使库伦守军空前团结起来。

进入十月间，风声越来越紧。考虑到形势的严峻，楚天祥和饶生明商量，决定先期把驻军家属撤向恰克图。那里紧靠苏联边境，一旦外蒙古局势恶化，即可撤往苏联境内。他们找来谭仙洲，要他负责与苏方进行联络。

这项工作进展得很顺利。谭仙洲到达苏联后营子市后，该市的城防司令卡吉鲁兴纳和莫斯科派驻该市的代表马克斯德克接待了他。谭仙洲向他们提出请求，希望准许中方人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由后营子入境，并由乌金斯克、赤塔等地返回中国满洲里，苏方表示同意。马氏还向谭仙洲表示，白俄叛军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如果中方需要，苏联红军可以出兵支援。但是这一建议没有得到民国政府的批准。然而，民国政府拒绝苏联出兵，自己却抽调不出军队来支援库伦，加上第一次库伦之战后，部队消耗较大，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充，这就造成了库伦的兵力严重不足。

从十月初开始，撤离家属的工作陆续开始。这是花儿又一次与姜大槐分离。而且这一次与张家口分手不同。在这大战来临之前，她特别为姜大槐担心。在第一次库伦之战中，第三团六七百名弟兄都死于炮火。那些活生生的面孔，有些是花儿非常熟悉的，转眼之间，便已阴阳两隔。死难兄弟下葬时，遗体摆满了草原。那样的情景，花儿想起来就后怕。

“哥啊，你要不在了，我可咋办啊？”他对姜大槐说。

“呸，呸，呸，”这一回轮到姜大槐奚落她了，“你都说啥呢？你想咒我死啊？”

花儿知道自己说走了嘴，连忙打了自己一个嘴巴。

“好了，好了，”姜大槐拉住她的手，故作轻松地说，“你就别瞎琢磨了，我死不了。有人给我算过命，说我福大命大造化大哩！”

分别的时候到了。姜大槐把花儿送上马车，拍拍她的肚子说：“照顾好咱们的伢儿。”与花儿同车走的还有团长夫人刘先生。她对姜大槐说：“花儿交给我，你就放心吧。”花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流泪。刘先生倒是很镇定，她拉着花儿的手劝她说，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车队出发了。一辆接一辆向城外驶去。刚到城门口，花儿忽然从车上跳下来，向大槐跑去。大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迎了上去。

花儿一把抱住他哇哇大哭，大槐连忙哄她说：“别这样，别这样，大家都看着哩！”

“让他们看吧，我才不管哩！”

大槐急了，用手推开花儿。这时，花儿突然在大槐脸上咬了一口。“你可记住了，”她大声说，“我们娘儿俩等着你，一直等着你！”

7

白俄军的反扑终于开始了。十二月底，重新得到喘息之机的乌吉尔巴伦部纠集了一万余人，再次向库伦发起进攻。根据上次作战的教训，为了防止陷入敌军围困，楚天祥和饶生明将守军分别派驻西库伦、二里半滩、东营子和毛头庆口等地，多点驻防，互为犄角，一方闻警，相互支援。在战斗动员会上，他们要求各地守军严防死守，一旦有敌来袭，必须拖住敌人，以待援军，没有命令不得撤离半步。

驻守毛头庆口的是宋长忠的边防第三团。该团在前次战斗中，伤亡高达两个营之多，战后虽有补充，但数量有限，名为一个团，实则只有两个营的兵力，且伤兵较多。

乌吉尔巴伦显然掌握了这一情况，随即调整了部署，改变四边包围的战术，而采取各个

击破的打法。进攻一开始，便调集了重兵猛攻毛头庆口，试图从这里一举打开缺口。二十五日早上，战斗打响。白俄军的重炮猛烈轰击，毛头庆口陷入一片火海。在炮火的掩护下，敌军的马步兵轮番发起冲锋。仅第一天就发起冲锋十余次。战事空前激烈。第二天，敌军的攻势进一步加强，向我军阵地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为了躲避敌军的炮火，宋长忠令部队躲入镇里的工事内。等到敌人炮火停息，步骑兵发起进攻时，才重新进入阵地，实施堵击。为了扼制敌军的骑兵，宋长忠在阵前修筑了障碍，然后集中所有的火炮，一旦敌军的骑兵跨越障碍，速度减缓时，便集中火力狠狠打击。这一做法收到了效果，有效迟滞了敌人的攻势。可是，敌众我寡，面对数十倍于我的强敌，毛头庆口防线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宋长忠一边组织全团奋力抵抗，一边向库伦请援。

敌军的动向引起了楚天祥和饶生明的注意，急令边防第五团于惠廷部火速驰援。毛头庆口离库伦仅四十多华里。如果行动及时，几个小时即可到达。可直到第三天，援兵还迟迟不见踪影。于惠廷的第五团究竟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

此时，宋长忠的第三团已陷入绝境。炮弹告罄，敌军的骑兵开始发挥快速机动的优势，先是毛头庆口外围防线被攻破，接着镇内防线也受到威胁。有一次，敌军的骑兵已经冲进镇内，宋长忠见状，亲自带领预备队增援。他大喊：“龟儿子，都跟我上！”率先冲向敌军的骑兵。官兵们蜂拥而上，与敌人展开肉搏。营长洪子魁被一叛军骑兵用刀劈倒。姜大槐大叫营长，上前扶住洪子魁，只见他的半边脸已被削去，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又一个敌军的骑兵这时冲了过来，姜大槐躲过他挥起的马刀，然后奋力将其扑下马来。这是一个长着卷毛、大块头的家伙，他仰面摔在地。这一下摔得不轻，手中的马刀也飞了，半天不能动弹。姜大槐从地上操起一把带着刺刀的枪朝他狠狠扎了下去……

叛军终于被打退了，但第三团也伤亡很大。营、连、排长几乎都被打光了。短短三天，姜大槐已从一个排长被任命为代理营长，张二憨被任命为代理连长。到了第四天，全团只剩下三十多人。宋长忠的腿也负了伤。大家都觉得再打下去只能死路一条，纷纷要求撤退。姜大槐和张二憨架起宋长忠，强行把他架上仅有的一匹马上。宋长忠大怒，他挣扎着从马上滚下来。“龟儿子，”他大声骂道，“我枪毙了你们！没有命令，谁也不许后退！”

姜大槐和弟兄们一起跪下来哀求：“团长，不能再打了，还是走吧！”

“龟儿子！”宋长忠大声吼道，“要走你们走，我宋长忠是军人，绝不贪生怕死！”

弟兄们无奈，一起把目光投向了姜大槐。除了团长，现在他的职务最高。大家都在等他拿主意。姜大槐被他们看得心里直发毛。“他妈的，都看我干吗？”他恼怒地吼道。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你就发句话吧，我们走不走？”

“走？上哪走？”姜大槐骂道，“团长不走，他妈的谁也不准走！”

张二憨说：“那就死吧，要死死在一起！”

有人呜呜哭起来。姜大槐骂道：“吊什么丧啊？我们还没死哩！”宋长忠挥手制止了姜大槐，鼓励大家说，我们已经坚持了四天，援兵很快就会到了。我们咬咬牙，再坚持一下，宁死都不能当逃兵做孬种。

“那援兵要是不来呢？”有人咕哝了一句。

“就是，要来还不早来了！”

宋长忠沉默了一下。的确，他也感到疑惑，楚司令和饶旅长应该早就接到报告了，按理他们不会见死不救，即便无兵可派，也会下令让他们撤退。可是，库伦方面一点消息也没有，问题出在哪里，他也不清楚。

“这样吧，”他对大家说，“如果明天天亮援兵不到，你们就走吧。”他把二憨叫到身边，令他立即前往库伦，催促救兵。如果救兵不来，也要拿到撤退的命令。“天亮前，你无论如何也要赶回来！明白吗？”他命令道。

“是，你放心。”张二憨跳上马。临走前，姜大槐交给他一封信，让他带到司令部，请人设法转交花儿。

十二月的天气，天寒地冻。朔风呼啸，雪花飞舞，四周一片漆黑。三十多个弟兄在掩体后边生起火堆，依偎着取暖。团里几百名弟兄先后死去，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谁也不知道。众人目光呆滞，默默无声，但心里还抱着

最后一线的指望，那就是天亮之前，援军也许就会赶到。

黎明在苦苦的期待中来临了。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仍然不见援兵的影子，也不见张二憨回来。白俄叛军的重炮开始轰鸣，紧接着大地震颤，一望无际的骑兵呼啸而至，如同一股汹涌的巨大洪流，席卷而来。第三团脆弱的防线很快就被冲垮了。三十多名战士在最后的抵抗中纷纷倒下。当敌军冲上阵地上，宋长忠和姜大槐一起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事后，据一个名叫卢萨诺夫的白俄军官的日记记载，上午十时许，毛头庆口被收复。中国守军无一幸存。这个白俄军官在日记中写道：“不得不承认，他们（指中国军队）表现得十分顽强，最后时刻没有一人投降，并竭尽全力做最后的抵抗。我们的骑兵毫不留情，将他们一一砍于刀下。”

毛头庆口失守后，人们才发现于惠廷的第五团居然就停在距毛头庆口十多里的地方，一直按兵不动。他早在两天前就已赶到那里，但他并没有及时增援。他对部下说，宋长忠不是能耐大吗？我倒要看看他有何三头六臂！部下们都知道他与宋长忠有隙，但大敌当前，隔岸观火，见死不救，岂非儿戏？何况这还关系到库伦保卫战的成败与否！副团长斗胆向他进言，竟然遭到大骂。更不能容忍的是，他还将前往库伦报信的张二憨扣押下来，使毛头庆口失去了最后的救援机会。

饶生明万没想到于惠廷竟敢如此胆大妄为。他之所以派遣于惠廷团前往增援，是考虑在第一次库伦之战时该团被调往恰克图一带布防，并没有与敌军发生交战，全团基本满员，保持了有生力量。按他的想法，增援毛头庆口的任务交给他们，最为合适。然而，他的想法却坏在于惠廷手上，并成了他在整个库伦保卫战中最大的失策。

于惠廷嫉妒宋长忠。他要看宋长忠的笑话，同时也不希望自己的增援到头来成全了宋长忠，最后荣誉又落到他的头上。接到任务后，他就打起了小算盘，心想等毛头庆口失守后，他再出手，到时候他要大家看看，究竟是他于惠廷能耐大还是宋长忠能耐大。这个想法极为愚蠢，又极为自负，可是于惠廷居然就是这么想这么干的。

直到毛头庆口失守后，他才下令发起攻击，试图重新把毛头庆口夺回来，以凸显自己的功劳。然而，他的算盘打错了。白俄匪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并利用优势的兵力将其包围。第五团仓皇败退，死伤极为惨重。

饶生明闻报，气得浑身发抖。当灰头土脸、一脸沮丧的于惠廷来见他时，他当即掏出手枪。于惠廷吓得大声求饶，并搬出刘司长来，请他看在刘司长的份上，让他戴罪立功。饶生明骂道：“我操你亲娘！今天我不杀你，天理难容！”就在这时，忽然一声枪响。于惠廷扑通一声，栽倒在地。饶生明扭头看去，只见楚天祥对着冒烟的枪口轻轻吹了一口气。

“这个麻烦事，”他说，“就让兄弟我来替你扛吧。”

“不！”饶生明像是受到了侮辱，他走过去，朝着于惠廷补了一枪，“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8

花儿收到姜大槐的信已是半年之后了。此时，她已撤回国内，回到了张家口。库伦在毛头庆口失守两个月后丢失了。毛头庆口失守后，库伦的防御力量受到削弱，与此同时，谣言四起，军心涣散。更要命的是，乌吉尔巴伦派出一支突击队，出其不意地插入寒山下的活佛皇宫。驻守皇宫的是陈毅的镇抚使署卫队。由于掉以轻心，当白俄叛军突然出现时，两个连的兵力竟然措手不及，未作任何抵抗便被缴了械。白俄叛军成功地劫走了活佛。这是陈毅事先根本没想到的，而其后果的严重性更是始料未及。乌吉尔巴伦利用活佛的威望，号召全体蒙民参战。一股仇汉仇华的浪潮迅速掀起。陈毅惊慌失措，下令退往恰克图。一个月之后，恰克图再次被白俄军攻陷。中方人员和边防军残部只能通过苏联境内辗转回国。

姜大槐的信是谭仙洲带给花儿的。张二憨在恰克图之战中阵亡。谭仙洲回国前，他把姜大槐的信交给他，托他设法转交花儿。谭仙洲信守承诺，回国后料理完电报局的事务，便专程赶到张家口。花儿接到信，便晕死了过去。醒来后，刘先生将信念给她听，她又大哭

一场。她问刘先生：“宋团长呢？”

刘先生说：“他和大槐一起走了。”花儿哭得更伤心了。刘先生一直很冷静。她抱住花儿，轻轻拍着她的肩膀说：“这样也好，他们兄弟总算有个伴，也不寂寞了。”说完这话，她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像决了堤的洪水滚落下来。

花儿在回国后产下一男婴，按大槐生前交待，取名为贺葆平——他就是我葆平大哥。前不久，葆平大哥来肥时，带来了他父亲的亲笔遗书。这封遗书是用铅笔写在一张烟盒背面的，已经多处折损，上面沾满了血迹和汗渍，有些字已经漶漫不清。内容如下（按：姜大槐读过私塾，文字半文半白。原文无标点，为我后加）：

花儿吾妻，见字如面。今已四日，援军不至，□□□□又冷又怕。团长伤□□□。众求速撤，不允。团长不走，吾岂能贪生，弃之而去？为国不忠，为人不义，禽兽不如。□□□□幸汝安全，吾已无忧哉。吾若不回，复吾贺姓，名文江。生子名葆平，生女名葆宁。汝谨记。

下面落款是贺文江。他没有用姜大槐，也许是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生还无望。我和大哥看了这封信都颇为动容。大哥说：“我们这个堂叔了不起，如果这样的人不能归宗，这是我们贺氏的耻辱！”

葆平大哥走后，大哥便召集宗族中修谱的有关人员碰了一次头，专门商讨此事。碰头之前，我大哥专门和几个有影响的宗族人士通了电话。他们都很感动，认为贺文江归宗理所当然。可没想到的是，碰头会上还是出现了反对意见，贺四公的后人态度尤为激烈。他们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贺文江在外蒙古战死虽很勇敢，但究竟算不算爱国之举？段祺瑞、徐树铮都是有争议的军阀人物，贺文江作为军阀部队的士兵，值不值得肯定？这些问题一提出，立时引起激烈争论。我的小儿子永林因为年纪轻，最后一个发言，但他的发言却最有说服力。他是历史研究生，这段时间又搜集掌握了大量的材料。他拿出了当年民国总统徐世昌的册封令和当时有关报章的文章，说明中国军队的行动完全是顺应民意，是国家行为，是爱国之举，正义之举。他还出示了孙中山先生贺电的全文，并讲了当时发生的一个插曲：孙先生的贺电发出后，有一个老同盟会员凌钺对贺电表示异议，认为对徐树铮评价过高，孙中山当即批复“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各位前辈和同宗，”永林最后概括说，“这些都是最好的说明。虽然今天的世界发生了改变，但历史必须得到尊重。我们不能因为历史和现实发生了变化，就忘记曾经为国捐躯的英雄！”

他的话引起一片掌声。永林接着又说，这样的事在近代中国其实还有很多。晚清时在朝鲜平壤抗击日军的中国军队，被视为英雄；在河内抗击法军的淮军将士，被视为英雄；那么，在外蒙古抗击白俄叛军的边防军，同样也应该被视为英雄。他们都是为祖国流血，为民族而战。“英雄就是英雄，不论哪个时代、哪个政府。这就是历史，我们不能遗忘。”

永林说完后，掌声再次响起。他的发言有理有据，旁征博引，在场的人大多表示赞同，贺四公的后人也无言以对，但他们并不甘心，接着又提出一些并不成立的、强词夺理的意见。其中有人甚至说出这样的话：“你们说得虽然有理，但谁能证明？贺文江是烈士，你们能拿得出证明吗？哪怕是民国政府颁发的也行。”这话听上去简直有些不讲理了。说这话的是贺四公的重孙贺永顺，他退休前曾在部队当过副师长。在贺四公这一支中地位最高。

我大哥听不下去了，终于拍案而起，劈头盖脸地骂道：“永顺，你这像是人话吗？亏你还当过兵，是个军人。我都为你感到丢脸。你给我记住了，一个不尊重英雄的民族是不值得尊重的，一个家族也是如此。贺文江是我们家族的骄傲，就算国家不承认他们，我们贺家也要承认！”说完之后，我大哥拂袖而去。

贺永顺坐在那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会议不欢而散。半个月后，我接到贺永慧的电话。她是永顺的姐姐，原来也是反对贺文江归宗的，但她回去后看了我送给她的有关贺文江的材料，特别是看了贺文江带给花儿的信，难过得一晚上没睡好觉。她在电话里说贺文江的确是英雄，他是为国家而死。过去的事她们

不再计较，同意他归宗。“这也是永顺的意见，”她在电话里说，永顺还让她向我大哥表示道歉，那天他在会上说的话实在不该。

一九九九年，传来葆平大哥身患癌症的消息。大哥嘱我抓紧修谱，不要让葆平大哥留下遗憾。终于在千禧年到来之前，家谱修订完成。我带着永林赶往张家口，将散发着墨香的家谱送到葆平大哥的病房里。葆平大哥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了家谱。他的父亲贺文江，还有他和儿孙们的名字都谱上有载。在贺文江名后还附有一小注：“公元一九二○年十二月在库伦保卫战中为国捐躯，享年二十一岁。”葆平大哥久久地看着，他说这下好了，等我见了老爷子也好有个交待了。说完，泪珠便从脸上慢慢滚落下来。

附 记

花儿从外蒙古回国后，开了一家小面馆维持生计。她一直生活在张家口。一九四四年死于日机轰炸。宋团长的夫人刘晗希回国后继续在张家口当教员。在这期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被国民党杀害。

楚天祥在恰克图失守后，带领部队由苏联转道回国。进入苏联境内，部队被要求解除武装，上缴武器。楚天祥感到奇耻大辱。回国后不久便饮弹自尽。饶天明回国后离开军界，不知所踪。

谭仙洲从外蒙古归国后在东北军中从事电报工作，官至少校，解放初期病逝。生前著有《西北往事》，记述了他在西北时期的一些经历。其中留下了对库伦之战的描述，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