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提名奖等奖项。

1

俩犯人被押送到看守所时，警察杜湘东正为调动的事儿憋闷着。

他是1985年警校毕业以后，直接分配到所里的，至今工作已满三年。当初上面找他谈话，说有个郊县刚成立了第二看守所，眼下很缺人，尤其缺大学生，你过去算了。杜湘东有点儿抵触，他说，我是刑侦专业的，不让我到街上抓人，倒让我在号子里看人，这不是本末倒置吗。他本想说大材小用，后来一想，这么说太狂妄了，所以话到嘴边就换了词儿。有情绪自然要做工作，上面就用螺丝钉、时传祥等套话来磨他。一来二去，杜湘东的耳根子就被磨软了，脑子也被磨乱了。正在这时，上面又抛出一个条件：你是异地生，按理该回湖南原籍，如果答应去看守所，那就留京了。考虑考虑吧。

考虑考虑，杜湘东就答应了。但再考虑考虑，他又觉得组织上不太地道。所谓异地生留京一说，不少同学都是这个情况，但为什么有人能留在机关里，偏他要去看守所？比如跟他同宿舍的徐胖子，体能考核永远不达标，案例分析只要有女受害者都答成“情杀”，结果怎么样，人尽其才地分配到治安科管扫黄去了。还不是因为人家有关系，他舅舅是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再说那时的北京，出了永定门就是一片仓库，再往南走恨不得全是玉米地，杜湘东所在的看守所更是建在了玉米地边缘的山底下——这种地方算“北京”吗？如果算，干嘛周围的老乡管进城不叫进城，而是要说“上北京”？

但他这人又和别人不同。别人是有了情绪就工作懈怠，他是越有情绪越玩儿命工作。都受情绪影响，影响的方向是反着的。在所里待了半年，他值了几十个通宵夜班，连过年也把探亲的机会让给科里的缺牙老吴了。监舍里有人自杀，吞进了七个鸡蛋大的象棋子，是被他掐着脖子愣从嘴里抠出来的，犯人临了还狠狠咬了他一口。所里给他开表彰会，他的脸上冷冷的。让他发言，只有一句话：“都是职责之内。”倒把所长晾了个大红脸。

后来所长也找他谈话，开门见山：“在咱们这儿不痛快？除了关心犯人的思想，还得关心你的思想，我也够累的。”

杜湘东便也直说：“我觉得我不该干这活儿。”进而又说，他当年考警校想的是立功，是破案，是风霜雪雨搏激流和少年壮志不言愁，从没想过要在阴森森的走廊里巡视犯人的吃喝拉撒。他还说，他知道光想着干大事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但要是这么稀里糊涂地被诳来，再稀里糊涂地把心里那点儿浪漫给打消了，他就觉得窝囊了。之所以有话直说，是因为杜湘东认为所长能够理解他的情绪，或者说得虚点儿，就叫情怀吧。所长是从部队转下来的，在越南前线指挥过一个连，身体里至今留着两枚手榴弹弹片。记得刚来报到时，所长还仔细看过了杜湘东的简历：各项考核成绩全队前三名，擒拿格斗在省级比赛里拿过名次……看完以后嘟囔了一声：“哟，屈才了。”

如今面对他的抱怨，曾经的战斗英雄会做何感想？所长点了颗烟，三口抽完，开始转肩膀：右手小心而用力地按住左肩，左胳膊举高，牵引着那条膀子缓缓转动，正反各十下。一边转着，额头上就冒出汗来。这是例行功课，每天若干次，说是能防止弹片更加深入地嵌入骨头。这时屋里没声儿，所长专心地转，杜湘东专心地看。片刻，所长吁了口气，重新开口：“可要刚来就走，别的单位怎么看你？会不会觉得你这人不踏实？”

又说：“干满三年再说。”

说完挥手让杜湘东出去，不谈了。三年之约，这有可能是随口而出的托词，更有可能是想耗着杜湘东。不过从个人立场上，所长分明又是同情他的，甚至可以说是承认他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人家有了这个态度，杜湘东便感到了欣慰，进而又不好意思起来。说到底，警察就是份职业，风光的刑警如此，乏味的管教也是如此，一个像样儿的人既然拿了工资，就该对这份职业尽心。心没尽到还说怪话，那就有点儿不像样儿了。

此后两年多，杜湘东没再提调动的事儿。慢慢的，他对看守所的生活也习惯了。单位小有单位小的好，起码人际关系简单，不必时刻哈着谁拍着谁，这就很对杜湘东的胃口。郊县也有郊县的好，食堂的菜肉都很新鲜。就连寂寞也有寂寞的好，看守所的阅览室订了几本文学杂志，上面的作家都爱声称自己是个“享受寂寞的人”。期间还真有个作家来所里体验生活，却怎么也看不出耐得住寂寞，一来就叫嚷着要到女队蹲点儿，去记录女犯人“灵与欲的碰撞”。在假寂寞面前，真寂寞倒成了一件有成就感的事儿。唯一让杜湘东仍感不痛快的，是有时回警校去参加同学聚会。那些分在重要岗位的同学都热衷于吹嘘最近又破了什么大案要案，光荣负伤的更会撩起衣服展示伤疤，还不忘对杜湘东告诫一句：

“哥们儿好不容易把人抓进来，你们可得看好了啊。”

心里一不痛快，聚会也懒得参加了。有时一想，留京以后别说没交上什么新朋友，就连老朋友都慢慢淡了，这实在有点儿悲哀。但再一想，什么日子不是过，如果总能这样，人简单着，嘴新鲜着，心寂寞着，那其实也挺好。

至于重新想起那个三年之约，是因为杜湘东要结婚了。这说来有点儿不可思议：一个生活在荒郊野外的单身汉，想结婚简直比动物园里的大熊猫配种都难。其实还是拜所长所赐。那两年什么地方都在搞创收，看守所的经费本来就紧张，于是也创。项目之一，就是替轻工业局下属的食品公司搞加工。所里组织犯人生产冰棍里面的那根棍儿，每个礼拜打包运到玉米地另一端的冷库去。刚开始都是所长亲自带人去送，去了两趟，就指名让杜湘东代劳了，并且指名让他找一个叫刘芬芳的冷库管理员交接。所长还替俩人算了账：刘芬芳二十一，杜湘东二十五；刘芬芳一米六，杜湘东一米七五；刘芬芳虽然家在北京，工作也在城里，但她就是个高中毕业，编制是工人，杜湘东虽然是外地人，常年驻守郊县，但却是大专毕业，编制是干部……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以彼之长补己之短，怎么算怎么“登对”。

杜湘东去了两趟，果然喜欢上了这个从侧面看比从正面看更有风情的冷库管理员。刘芬芳呢，想必也是喜欢他的。虽然她见到杜湘东的时候冷冷的，不爱说话，但要是有一个礼拜她从城里赶到冷库，而杜湘东恰好有事儿没去，再下个礼拜见面的时候，那种冷淡就会变得更冷，冷得像在赌气了。这些表现杜湘东刚开始不懂，还是所长和老吴帮他分析出来的。所长认为“这很说明问题”，老吴则进一步对问题给予了通俗易懂的说明：

“这妞儿动了春心呗。”

俩人就谈上了。而相处日久，杜湘东发现刘芬芳还是一个忧愁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愿意让自己显得忧愁的人。她说话之前习惯先轻叹一口气，她懂得尽量用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的侧脸而不用如同红苹果的正脸面对杜湘东。作为一名冷库管理员，她的业余爱好不是通过喝热豆腐脑来温暖内脏，而是通过读席慕蓉的诗和三毛的散文来温暖心灵。每当很“八十年代”地聊起人生与理想，她的第一反应常是抱怨，末了还会感叹一句“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以使自己的抱怨抽象化、文学化。记得有年“五一”，杜湘东也豁出去了，进城去找刘芬芳，带她看了场内部放映的美国爱情电影，又到“老莫”吃了顿西餐。当这物质精神双丰收的一天接近尾声时，刘芬芳终于让他亲了亲自己洋溢着小豆冰棍味儿的侧脸，但刚亲完，又是一句抽象的抱怨：“可惜明天又要和昨天一样。”

这一度给杜湘东带来了苦恼，然而苦恼之余，他却离不开刘芬芳了。他尝试着自己分析：刘芬芳是让他感到累，但这种累是有劲的累，不累反而没劲了。他所喜欢的，也许恰恰是刘芬芳对于生活的不满意。满意了不就俗了吗，傻了吗，没追求了吗。他觉得刘芬芳的情绪呼应着他的情绪，这是一种贴心的感觉。

俩贴心人就商量着结婚。那个年代结婚很简单，只要组织批准，父母点头，有张双人床就能睡到一块儿去。杜湘东还有三年的积蓄，他买得起一辆“永久”自行车、一台“熊猫”半导体和一床大红缎子面儿铺盖。另有一点非常关键，建所的时候征收了农民的几亩地，盖了两栋筒子楼，给每个管教都分了一间宿舍。综合一下条件，杜湘东觉得自己大概是很够资格结婚的。可是商量着商量着，就商量出分歧来了。刘芬芳家住宣武区的大杂院儿，工作以前八口人挤在一个里外间，她睡厨房，脑袋顶着米缸；工作以后食品公司有宿舍，倒是不用顶米缸了，但是一间屋子住了八个女工，人口密度仍未降低。试想能从厨房和集体宿舍搬进筒子楼里的单间，婚后的生活质量可以说是大为提高的，但刘芬芳不这么想。她指出，郊县一间房，不如城里一张床。那时还没有房价的概念，刘芬芳所说的是精神生活：城外有什么呀？有王府井外文书店吗？有“北影”内部放映厅吗？有大学交谊舞会吗？她罗列完这些，这才想起自己既看不懂外文，也混不进内部电影院，更不是大学生，于是又补充：

“就是哪儿也不去，站在长安街上看看电报大楼的灯，心里也是舒服的。”

结论是：她不能从城里搬到郊县。杜湘东就提出了一个权宜之计：“或者我们平常分头住，等到周末或者你下乡盘库的时候再过来？”但这个提议也遭到了否决。刘芬芳说：“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才是夫。”进而又援举了几个刚和中国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官的事例：甭管多忙多重大的场合，大使和大使夫人寸步不离，走哪儿都“拐”着。

杜湘东就做了难：“那你让我怎么办？”

刘芬芳却不说话了，让他去想。其实也很好想：他是男人，理应他去就合老婆；而他又是大学生，理应人往高处走。所长当初撮合他和刘芬芳，为的是让他安下心来干工作，结果倒是刘芬芳激发了他要走的心思。又从刘芬芳想到自己，杜湘东回忆着在警校取得的成绩，以及为了取得那些成绩而付出的努力，一股力量就在体内蓬勃了起来。这是年轻人特有的力量感，如果任由它随着时光稀薄下去，直至消逝，那是多么可惜啊。杜湘东甚至还想到了如今的时代。人人都说时代正在变换，因而人人都在迫不及待地变换自己。就像歌曲里已经唱着“跟着感觉走”并问出“你何时跟我走”了，这时杜湘东的走，就不是一个人的走了，而是某种宏大的、名正言顺的价值体现。

第二天，他正式向所长递交了调动报告。他表示愿意到艰苦的岗位去，到危险的岗位去，最好是刑警。他还提醒所长，当初不是说好了“干满三年再说”吗，现在期限已到。

所长没看他，径自抽烟，转肩膀，然后在报告抬头上写了“待办”俩字。

一个礼拜后，所长把杜湘东叫到办公室，甩回给他俩字：“没批。”

“总得有个说法吧。”

“部里提倡新精神，每个基层单位都要有高学历人才，可咱们这儿除了你没一个中专以上的。你要走了，所里不就不达标了吗。”

提倡重视人才，结果怎么却成了浪费人才？杜湘东心里反问。但他也只敢在心里反问，因为驳回申请的是上面，不是所长；而战斗英雄脾气暴，要是再纠缠下去，真会跟他锵锵起来。为了无法改变的事情跟对自己好的人翻脸，那太没意义了。

于是他没说话，转身就走。还没出门，所长又甩过来一句：“要不再干三年吧。三年之后，有了新大学生你就走，或者空出正科的岗位你先上。”

人一憋闷就爱多想，在路上，杜湘东又开始揣摩所长的话。话分两截，上半截的意思是，三年之约过后还有一个三年之约，这次的约定能否兑现，取决于是否有个像杜湘东一样傻的大学生过来顶缺。而后半截的意思简直让他感到侮辱：难道他的调动申请被所长解读成要职称、要待遇了吗？这么想着，他的脸就铁青了，他的脖子却涨得通红。走出办公区前往监舍时，连有人叫他都没听见。

不巧又在办公室遇见了缺牙老吴。老吴是跟杜湘东搭伴的，原则上是一老带一新，实际却成了新的兜着老的。活儿都是杜湘东干，老吴不是平谷的妈就是延庆的丈母娘有事儿，病假事假轮着休，好不容易在所里待几天，还有多一半的时间在喝酒。用所长的话说，郊区农民的几大缺点，奸懒谗滑，这人算占全了。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他那张嘴，爱说风凉话还没眼力价儿，逮谁踹谁窝心脚。当他看见杜湘东的脸色时，反而嘶嘶漏风地笑了：“没调成？也怪你找错了人。你要是跟局长的闺女结婚，早他妈回北京了，非找一冷库妞儿，原地冻上了吧——不过局长有闺女也看不上你呀，现在知道自个儿是谁了吧。”

那一刻，杜湘东险些抄起桌上的工作记录本，朝老吴摔过去。至于后果，他不管了，打一架就打一架吧，记个处分也无所谓。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那么当个摔得带响的破罐子也比窝窝囊囊地憋闷着强。然而还没动手，天花板上的喇叭却响了：“十七十八监接人。”

这才想起，他负责的监舍昨天刚空出两个铺位，今天又要送进来两个新的。走的是一个抢劫犯和一个投机倒把分子，来的据说是俩盗窃犯。刚才在办公区有人叫他，估计就是要说这事儿。杜湘东狠狠瞪了老吴一眼，终于还是正了正大檐帽，出门。一边快步走着，心里的火儿还在腾腾乱窜。知道自个儿是谁了吧，知道自个儿配干什么了吧。他也就配接犯人、看犯人、押着犯人车象棋子磨冰棍棍儿，而且还干得这么令行禁止，比警犬都听话。

犯人和押送犯人的人已经等在登记处了。来的不仅有民警，还有南郊一家工厂的负责人。经过简单介绍，杜湘东得知这俩案犯是在实施盗窃时被厂保卫科当场抓获的，不仅“性质特别恶劣，金额特别巨大”，而且“死不悔改，负隅顽抗”。说这话时，保卫科的副主任，一个满脸横肉的胖子指着头上的纱布控诉，他的脑袋都被开瓢了。他代表厂方要求看守所对案犯严加管教，进而又说有关领导会亲自过问这事儿。

杜湘东顶了一句：“你是说我们平时管得不严了？”

“那倒没有，我的意思是，你们得格外……”

“进来都一样，人我领走了。”

接着喝令俩犯人从墙根站起来，跟他去照相、剃头、换衣服、前往监舍正式收监。直到这时，他都没有认真看过这俩人。他今天心情恶劣，不想看任何人。但他得到了个笼统的印象，那就是这俩犯人都很年轻，甚至比他还年轻。监舍走廊阴暗幽深，犯人的手铐哗啦作响，四处充满了回声，这让杜湘东心里更加嘈乱。偏在这时又出了状况。当他来到监舍门前，正要伸手摸钥匙，身后突然响起了撕心裂肺的哀鸣：“我不该在这儿呀。”

回头一看，俩犯人中比较矮的那个蹲在了地上，双手捂住脸，其中一只手还包着厚厚的纱布。他呜呜哭着，另一个壮得多也高得多的犯人却把头扭向一边，一张脸像西方雕塑似的棱角分明。俩人在灯下投出一长一短的影子。

杜湘东就是在这时情绪失控的。你不该在这儿，我就该在这儿吗？他跨过去，揪起正在痛哭的犯人的后脖领子，抬手就是一个耳光：“认命吧你。”

这是杜湘东从警以来第一次打犯人。

2

从这天起，杜湘东就对这俩犯人格外留心。倒也不是因为打了人家，让他感觉硌得慌的，是一个耳光之后俩犯人的反应。挨打的那个自然被抽愣了，瞪眼呆看着杜湘东。在四十瓦灯泡底下，杜湘东也第一次看清了那犯人的面貌。他长了一张娃娃脸，两颊各有婴儿似的一嘟噜肉。眼睛又大又圆，长睫毛上沾着泪水，让人想起某种鹿类。

“妈——”娃娃脸犯人又拖着长音叫起来，把杜湘东稍稍冷静的大脑再次刺激得烦躁不堪。他就没见过这么的犯人。都到这个份儿上了，叫妈能帮上你？知道叫妈早干嘛去了？他甩出去的巴掌又折了回来，这次变成了拳头。

但这只拳头转瞬被人拽住了。侧眼一看，是一旁那个高而壮的犯人。他双手揽住杜湘东的胳膊，手铐锁链缠住了杜湘东的腕子。手劲儿特大，一挣竟挣不脱。协同押送的两位管教吃了一惊，几乎同时掏出电棍来：“你要干嘛？”而杜湘东回了下神，反手扣住那犯人的肩膀，脚下使个绊子，转眼就让犯人重重躺在了地上。接着，他用膝盖顶着对方胸口，逼视着那张棱角分明的脸：“管教是你动的？”

犯人从他胳膊上松开双手，瓮声瓮气说：“政府，要揍你揍我得了。他有伤。”

这话说得，好像看出他气儿不顺，有打人的需要似的。杜湘东没再动手，但继续瞪着胯下的犯人，直到对方迟疑着把眼睛挪开，这才慢慢起身，掸了掸警服。后面的俩管教也跟了上来，其中一个问：“给他上镣？”

对于特别不服管教，尤其是显示出暴力倾向的犯人，所里专门备有脚镣。那玩意儿由几十斤重的铁环和铁球组成，人挂上以后就像一头拖着破犁的牛，走到哪儿都咣当响。多挂两天，就连道儿都忘了怎么走了，有些人脚踝还会肿得像俩馒头。杜湘东扫了一眼地上的犯人，摇了摇头，默不作声地打开了十七、十八监的两道铁门。这俩人是同案犯，按照规定，必须分开关押，防止串供、密谋或闹出别的什么乱子。一股又臭又馊的气息扑鼻而出，那是二十多个犯罪分子共同散发的味道。杜湘东又拿出手铐钥匙，示意俩犯人过来开锁，摘了铐子就可以去他们该去的地方了。不出意外，他们今天晚上都得挨着尿桶睡，而原先在监舍里地位最低的人，则会荣升到靠外一些的位置上。这道门里，另有一套规矩。

当晚在食堂吃饭时，杜湘东只觉得脸上发烧。他感到人人都在看他，还猜测人人都在议论他想走而又没走成的事儿。老吴那张臭嘴肯定闲不住，也许在同事们中间，他已经被说成了一个心比天高但却志大才疏的家伙——不光如此，还拿犯人撒气。这么一想，刚才的那记耳光仿佛抽在了自己脸上。一顿饭没吃完，他就回了办公室，咕咚咕咚灌了半搪瓷缸子凉水，这才想起还有工作没做。对于新进来的犯人，管教有义务了解其基本信息以及犯罪事实。看守所也不光是个关人的地方，理论上还负担着协助侦查机关取证的任务。他耗费两个多小时，翻阅了派出所转过来的审讯笔录，以及厂保卫科提供的相关资料。

娃娃脸犯人名叫姚斌彬，棱角分明的犯人名叫许文革。姚斌彬比许文革小两岁，俩人一个二十一，一个二十三，都是一家机械厂的青工。俩人的住址也在厂家属区，是顶班招收进去的工厂子弟。工作以前，姚斌彬上的是全日制高中，许文革则是工业局下属技校毕业。工作以后，姚斌彬分在了模锻车间，许文革分在了维修班。按照保卫科的说法，此二名案犯深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毒害，自从入职伊始就不安于工作，频繁利用公家的器械和原材料在外面干私活儿，被厂里发现后还挨过处分。这次他们企图盗窃的物品尤其重大，是一辆日本进口“皇冠”轿车的发动机。被发现时，案犯自带简易工具，已将机器从车内拆卸出来，遭到抓捕时又嚣张拒捕，许文革用扳手将保卫科副科长开了瓢。

人赃俱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年头，青工沦为阶下囚的并不少见，杜湘东曾经遇见过倒卖铜线的电工，还有自制火枪把仇家崩成大麻子的车工。而要说这俩犯人和他们的前辈相比有何不同，恐怕还在各自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一个特别软，出了事儿光知道叫妈，一个又特别硬，跟管教都敢动手。无论特别软还是特别硬，在杜湘东看来都是潜在的危险。他本想再到监舍去看看，对俩犯人进行一番未雨绸缪的教育，然而刚合上材料，天花板上的喇叭又响了：“杜湘东，你未婚妻找你。”

那时的看守所共有三部电话，一部在所长办公室，一部在监舍区，还有一部才是职工的公共电话。地处郊县，谁家都会有人找，但找人的过程又像移交犯人一样复杂而且公开：看电话的老大爷先通知管理科，管理科再用大喇叭把要找的人叫来。当杜湘东听见喇叭响，就说明刘芬芳已经在胡同口等了十来分钟。今天又是个冷天，她又是个有点儿风吹草动就得犯忧愁的人，杜湘东只好急匆匆地奔了出去。

来到管理科，只见听筒在电话机旁撂着，好像一个人睡着睡着，就从床上滚了下来。看电话的老头儿把半导体音量开得挺大，请电话那头的刘芬芳听了半集《新闻和报纸摘要》。杜湘东拿起听筒“喂”了一声，刘芬芳也“喂”，然后分别汇报了近日的生活情况，诸如吃得怎么样、排没排夜班、上个月的工资还剩下多少等等。都是例行内容。这些说完，刘芬芳才进入正题：“你那报告交上去有几天了？”

杜湘东说：“嗯。”

“有信儿没有？”

杜湘东说：“没批。”

刘芬芳没问为什么没批，仿佛早就料到批不了似的。她只问：“那咱们怎么办？”

把“咱们”说得很重，这就让杜湘东嗫嚅起来，心里闷闷一紧。过了几秒钟，他才说：“我哪儿知道怎么办。”刘芬芳也“嗯”了一声，便把电话挂了。这可是俩人交往史上未曾有之大变局。以前也拌嘴，但越拌嘴，刘芬芳就会把话筒抓得越牢，打电话的时间也就越长。而这一次的态度，就说明她动了真格的。杜湘东可以想象刘芬芳嘴唇抿在一处，眉头微微蹙起的模样——这副表情从侧面看，的确是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的。现在吉永小百合决绝地离开胡同口的小卖部，途经提供“啤酒炒芽”的小饭铺，捂着鼻子冲过公共厕所的辐射区域，正准备扑到宿舍的单人床上去抹眼泪、咬枕巾。

他又把电话打过去，一个老太太告诉他“人早走啦”。

杜湘东只好怏怏回到办公室。俩人生活比一人麻烦，这是早有预料的，但没想到一个人的憋闷平摊到俩人头上，也会被放大无数倍。都知道被看管的犯人失去了自由，其实看管犯人的人何尝不是如此。这么一感慨，他无端又想起了今天送来的俩犯人。按照那些身经百战的老警察的说法，犯了罪的人身上都是有“味儿”的，这虽然有点夸张，但也符合犯罪心理学：人违背了社会道德，内心都会挣扎自责，从而也会在神态举止上表现出来。然而姚斌彬和许文革虽然一个痛哭流涕，一个桀骜不驯，但他们的眼神都是干净的、纯良的，因此直到剃了头编了号又穿上了囚服，却还是怎么看也不像犯人。难道保卫科和派出所弄错了？

越琢磨，杜湘东就越心烦。也说不清烦的是结婚的事儿，还是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个说不上谜题的谜题。或者都不是，他烦的是网罗一切的生活本身。一边想，他便抬头看见了老吴摆在窗台上的半瓶“红星”二锅头。杜湘东时常觉得老吴活在廉价的醉生梦死之中，可现在，他也情不自禁地抄起淡绿色的酒瓶，吱溜一口，吱溜又一口。在今天，杜湘东破了工作以来的两个戒，一个是打人，一个是喝酒。今天真是鬼使神差的一天。

饶是百米跑进十二秒的身板，在酒量上却不顶用，五六口下去，他就晕头转向地“高”了。等再睁眼，窗外的鸟已经叫得如火如荼，而他还在办公室里坐着，腰杆挺直得像条绷紧的“板儿带”。不愧是个敬业的警察，连醉酒都醉得这么仪表堂堂。杜湘东使劲甩甩头，打开窗户散了散酒味儿，赶紧往监舍里去。每早查监也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现在都晚了。

刚进走廊，就听见出了事儿。

声音是从盥洗室传出来的。每早犯人起床，先得点名、整理内务，然后再由管教带去刷牙洗脸。本所各监区的盥洗室都只有十个龙头，仅能容纳一个监舍的犯人同时洗漱，所以通常当一名管教带着一拨儿犯人进去时，搭班的另一名管教就得带着另一拨儿犯人在外面等候。而当杜湘东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时，却见盥洗室的铁门上了锁，窗户栅栏里人头攒动，挤得满满当当。这肯定又是老吴的杰作——每当杜湘东临时有事，他常常会把所辖两个监舍的犯人统统往盥洗室里一塞，自己就到宿舍睡回笼觉去了。至于共处狭小空间的犯人们会不会大打出手，他才不管。他还颇有趣味地把这种事儿叫作“斗蛐蛐儿”。

好在今天的“蛐蛐儿”不是群斗，而是大多数观摩少数几个斗，所以场面还没大到必须拉警报的地步。杜湘东气急败坏地打开铁门，就见水泥地上伸着两条腿，两条腿底下又压着两条腿。这四条腿的上方还运动着七八条腿，机械而有力地往那两人身上踹着、踩着，砰砰有声，如同打鼓。他喝了一声，腿们仍不停，忍着头疼又喊：“列队！”人腿组成的森林这才四散，围成圈儿的也缓缓挪开，沿着水池一字排开。

地上的俩人正是姚斌彬和许文革。姚斌彬侧身蜷成一团，浑身哆嗦，缠着厚纱布的那只手拢在胸前。往下一看，裤子湿了一片，他尿了。而许文革压在姚斌彬身上，两肘撑地，肌肉绷紧，也在周期性地哆嗦。杜湘东过去拽了拽这人肩膀，竟拽不动，只觉得手抓了块滚烫的铁。再喝令两个犯人强行把许文革抬起来，就呈现出一张惨不忍睹的正脸：几乎没一块好肉，一只眼被“封”了，血从鼻子以及嘴里流出来，凝结在脖子上。

许文革用他尚能视物的那只眼睛和杜湘东对视片刻，眼神不冷不热。

“说说原因。”杜湘东回头问。话是对郑三闯，那个从“文革”后期起就威震四城的老顽主说的。之所以没问“谁指使的”，是因为他知道，没有郑三闯的命令，这俩监舍里别说打架了，连大声说话也没人敢。铁门里有铁门里的规矩，规矩都是牢头执行的。由于看守所的警力不够，管教也不得不默许那些规矩的存在，这类似于牧羊人总得养着几条狗。但今天，却是牢头郑三闯先坏了规矩——再大的仇也不能打脸，不能见血，更不能让管教看见，只要看不见那就一切心照不宣。如果牧羊犬咬了羊，又是当着管教咬的，他们就不是羊、狗和人的关系了，必须得按照白纸黑字的监规来解决问题了。

郑三闯立了个正，嘴里还叼着烟：“报告政府，他们打架我没拦住。”

“我问为什么打？”

“没听见。”

“没长耳朵？”

“还没醒透呢。”

杜湘东便不看郑三闯，转向了和他同牢房的一个“杆儿犯”。这人是因为猥亵妇女进来的，此前在监舍里挨揍最多的是他，睡在尿桶边儿的也是他。

“那你说说。”

“杆儿犯”害了眼疾似的挤了几下眼，偷空瞥瞥郑三闯。杜湘东便又让他跟着自己到走廊里去。而据“杆儿犯”交代，斗殴的起因也很简单。新进来的人第一顿饭往往是吃不上的，姚斌彬分在十七监，恰好和郑三闯同屋，所以昨晚的窝头刚发下来，他那份儿只好上供。到了今天早晨，郑三闯又盯上了姚斌彬手上的纱布——他前几天刚上完镣，脚跟子磨破了，还化了脓，正缺一块裹脚布。但这次的要求却碰了壁。姚斌彬还没说什么，隔壁十八监的许文革先不干了，吵吵着说不能欺人太甚。

郑三闯就乐了，道，不服？不服你“翻板儿”呀。

监舍里的大通铺就是一块木板，故而犯人们的黑话都与“板儿”有关。每天面壁反省叫“坐板儿”，新人进来挨一顿杀威棒叫“走板儿”，有更蛮横的人物把老牢头取而代之就叫“翻板儿”。许文革八成是没听懂，又见水池上架着一张摆放牙缸的木板，居然真把它抠起来往上一掀，溅了郑三闯一身牙膏沫子，还吼道，翻就翻，翻了你就别烦我们。

此言一出，问题就严重了。不管是在外面还是里面，统治权的更迭总是伴随着铁与血的斗争。郑三闯就让动手。而许文革还真有两下子，上来就把一个络腮胡子的东北人按在地上了。随后便有更多人扑上去，除了打许文革，还打姚斌彬。为了护着姚斌彬，许文革就落了下风，一边挨揍一边说，打我得了，别打他。郑三闯又乐了：仗义是吧？碰上仗义的人，得先验验是真仗义还是假仗义；那就先打你，什么时候你扛不住了，再让他替换你。

杜湘东明白，郑三闯的本意并非是要打出个你死我活，无非是想把许文革收服罢了。只要说声“服了”，顶多再按北京街面儿上的规矩叫声“爷”，也许还能混上一把交椅。没想到许文革愣是没服，用身体罩着姚斌彬，咬牙挺了许久。就有人嘀咕，看来这孙子是真仗义。这反而让郑三闯下不来台了，他也不能停，一停就是他“服了”，于是让手下发狠再打。又有人劝，说再打就出事儿了，郑三闯却被激出了横劲儿，说有事儿我担着，大不了一年劳教变十年大牢。就这样，打与被打的拉锯战持续到了杜湘东到来。

“杆儿犯”还说：“从来没见过这么硬的人，连吭也没吭一声。”

这时老吴总算歇够了，慢悠悠地踱了回来。杜湘东斜了一眼没说什么，让他先带犯人回监舍，自己则去通知狱医。料理了伤员，这才腾出手来处理后续事宜。他到十七监宣布，郑三闯从今天开始重新上镣，参与打人的帮凶劳动量加倍。然后他指指郑三闯位于靠门处的那个专享铺位，又指指姚斌彬：“你这儿给他睡，你睡尿桶边儿上去。”

郑三闯眼里凶光一闪。被剥夺了最宽敞的“头板儿”，这相当于失去了牢头地位的象征物。杜湘东特地又“照”了他几秒钟，表示此意已决，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接着转向姚斌彬，训斥道：“你那同犯是为你挨的揍，你就是不能给他帮忙，也别给他丢脸。”

许文革挨了一顿揍，无意中却“翻了板儿”，这在犯人里几乎算个奇迹。而俩犯人再次让杜湘东另眼相看，是在劳动的过程中。

劳动就是制作象棋子和冰棍棍儿。在此过程中，犯人也要分个三六九等，具体地说是分成体力工作者、技术工作者和半个艺术工作者：大多数人发张砂纸，打磨上游加工出来的半成品；有一定技术能力的犯人则被派以操作车床和冲切机的重任；还有一些会刻图章的，那几乎是所里的宝贝，冲压上字的象棋子都得靠他们进一步修饰加工，“车马炮”才能成为整齐的篆文。姚斌彬和许文革是工厂出来的，自然被指定在了车床旁边，但因为是同案犯，俩人不能搭班，而且还被远远地隔开。许文革果然底子好，不出两天，车出来的象棋子的合格率就已经遥遥领先了，而姚斌彬的纱布虽然摘了，右手仍不灵便，操纵不动机床，所以干了两天又被扒拉回了打磨组，用胳膊肘夹着棋子干活儿。

这天正在赶一批订货，就听见铿啷一响，一枚残缺不全的象棋子飞了过来，恰好落到杜湘东倒放在窗台上的大檐帽里。他蓦地一惊，还以为又有人打架了，但抬头一看，闷热的车间秩序如常，只有最靠把角的一台车床停了下来。负责操作它的那个交通肇事犯愣乎乎地站在一旁，显然也被吓了一跳。杜湘东吹了声哨子，提醒把守在车间门口的同事注意警戒，又捅了捅歪在椅子上睡觉的老吴，招呼他一起过去看看。来到车床旁问怎么回事儿，交通肇事犯也不知道，表情像当初看着自行车道上的尸体时一样茫然。杜湘东又转了转车床上的摇杆，一动不动，不知是哪儿卡住了。正在这时，他的脚边却多了一人，姚斌彬不知何时从工位上闪了过来，蹲在地上，伸着脖子打量着这台车床的底部。

他抬头对杜湘东说：“主轴上的三爪卡盘掉了。”

杜湘东还没说话，老吴先踹了姚斌彬一脚：“谁让你离岗的。”

姚斌彬这才想起自己是个犯人而非工人，连滚带爬地回去了。而杜湘东绕着车床这儿拍拍那儿看看，一时头就大了。他不懂机械，但却知道这台机器坏了的话，后果有多惨重。如今别说是管教们的加班补助了，就连维持所里那两台“北京212”吉普车运转的费用，都出在象棋子和冰棍棍儿上。但为了节约成本，所里购进的设备都是外面淘汰的，制作象棋子的车床以前也“趴窝”过两台，请来维修师傅，人家说这种五十年代的仿苏产品连配件都找不着——于是只好报废，进而势必耽误生产进度，进而要受到那些商家恶狠狠的催逼。想到这个，杜湘东的头就是替所长大起来的了。

老吴却又说起了风凉话：“坏得好，资本主义的尾巴翘不起来了吧。”

杜湘东倒想提醒老吴，每个月发补助的时候，他可没少为了块儿八毛的数目去跟管理科扯皮。但再一想，当着犯人说这些也不太合适，于是没接茬儿，让老吴先去找上面汇报。他自己却没走，又把姚斌彬叫了过来：“你怎么知道哪儿坏了？”

姚斌彬说：“咱们的车床都没按时保养，机油一亏，主轴就会磨损卡盘。”

他说话时，眼睛又亮了起来，但那就不是泪光了，而是某种兴奋的光泽。这眼神让杜湘东心里也是一动：“你能修？”

“以前没用过这种机床，但它结构不复杂，而且机器的道理都是通着的……不过我手使不上劲儿。”姚斌彬说着，朝许文革的方向望了一眼。

杜湘东明白他的意思，便向许文革招了招手，然后又告诉姚斌彬，角落里还堆着两台报废车床，如果需要零件，或许可以从那上面找到替换的。俩犯人便开始修理，杜湘东站在一旁监工，防止他们发生不该有的交流。鼓捣一阵，居然鼓捣好了。许文革用修复的车床车出一个象棋子，由姚斌彬递到杜湘东手上：

“政府，能用。”

这小半天里，杜湘东还在观察俩犯人的表现。他们配合极其默契，姚斌彬负责拿主意，指到哪儿许文革就拆哪儿，再指到哪儿许文革就装哪儿。甚而在特殊工序上都不用语言交流，姚斌彬做个手势，许文革就知道要上油，再做个手势，许文革就知道要电焊。许多在同一条流水线上干久了的老工人都练就了这种本领，如此一来便能在噪声震耳欲聋的车间里保证效率。但考虑到姚斌彬和许文革在厂里时，一个是模锻车间的，一个是维修班的，俩人的工作并不搭界，他们的默契很可能就是盗窃的需要了。

而当沉甸甸的梨木象棋子掂在手里时，杜湘东也被传染了一种豁然开朗的喜悦。他把那颗棋子往高处一抛，啪地一声凌空抓住，接着才意识到这个举动和管教的身份不符，于是脸上发臊似的热了一热，让俩犯人各自归位，自己背手走开。

许文革却追上来，隔着杜湘东两步远立了个正：“政府，我们也会保养机器。”

杜湘东不禁再次打量许文革。一直以来，这人给他的印象就是硬、傲，好像跟身边的一切都较着劲。挨揍事件之后，他明知姚斌彬受了杜湘东的照顾，但看人的眼神还是极其冷漠的，那意思很清楚，他压根儿不想领别人的情。杜湘东怀疑他就是每天都挨一顿暴揍，也是能默默承受的。而现在，许文革却在“争取表现”了。

“怎么着，想吃大米饭了？”他故意讥讽道。

许文革的脸仍是僵硬的：“上一遍油，就没那么容易坏了。”

正在这时，所长领着老吴过来了，见车床已经恢复运转，知道虚惊一场，大舒一口长气。杜湘东便顺势把姚斌彬和许文革能修机器的事儿汇报了，又说他们主动提出要给设备做养护。所长也对这两个犯人中的能工巧匠多看两眼，点头道：“那就加个班儿吧。”

加班除了犯人要加，管教自然也不能闲着。当天杜湘东没让姚斌彬和许文革回监舍，继续看着他们把那几台车床和冲锻机一一拆开，在重要部位上了趟油，又对已经出现小故障的地方进行了简单维修。活儿多人少，等全干完，已经快入夜了。俩犯人一头一脸的机油，拿手一抹，在暗处看和黑人差不多。杜湘东便先领着他们到盥洗室，发了半块肥皂让他们洗脸，洗完之后再带到自己办公室吃饭。饭果然是大米饭，配有肉片炒西葫芦和烩鸡块两个菜，是他委托老吴到管教食堂打出来，又放在锅炉房里保温的。所里的惯例，对于有立功表现的犯人，都给吃顿好的。况且他下午还半开玩笑地提到了大米饭，说了就不能食言。

根据杜湘东的经验，犯人假如见着油水，往往比见了妈还亲。那种不管不顾的饥饿感，只有吃上两个月的窝头才能体会。然而这俩犯人却吃得很慢：姚斌彬是右手捏不住筷子，只能换左手，于是颤颤巍巍，每往嘴里送一口都有漏到地上的危险；而许文革则像心里有事，有时猛扒拉两口，嚼着嚼着就慢下来了，凝视着眼前的饭盒发呆。

杜湘东讥讽：“嫌不好吃？”

许文革没说话，喉结一跳，自我强迫似的咽下一口。

“有什么想法就提。”杜湘东又说，“谁让你们有功呢。”

他知道，许文革和姚斌彬今天主动请缨，为的可不是这顿大米饭。那么他们有什么目的？是听人说起过减刑的门道，还是想要争取一次家属探视的机会？但如果是那样，杜湘东就只好爱莫能助了。他们的案子还在审理之中，既然刑没正式判，因而也就不存在减的可能；又根据规定，尚未结案的犯罪人员都是禁止探视的，所以再想念亲人也只有忍着。说到底，杜湘东作为一个管教，能提供给俩犯人的其实就是一顿大米饭。但他为什么又要让俩犯人“提想法”呢？他有那么在乎他们的希望、失望和绝望吗？这就说不清了。

许文革果然说了：“政府，您能不能给他找个医生？”

“看什么病？”

“看手。”

“绷带不都拆了吗。”杜湘东朝姚斌彬横伏在桌面上的右手扫了一眼。那手表皮发红，略微还有点儿肿胀，看上去大致无碍。

许文革却有点儿抢白的意味了：“可他还疼，给我递工具的时候直冒虚汗。”

管教最受不了的就是犯人回嘴，杜湘东立刻反噎：“照你的说法，我还得给他配俩护士，白天晚上伺候着他？”

许文革便低下头去。而这时，一旁的姚斌彬又哭了起来。哭也不敢正经哭，一张脸绷得紧紧的，撑着眼眶忍眼泪。忍了一会儿没忍住，抬手抹了把眼睛，声响破腔而出：“管教，我也不是怕疼。我是怕出去以后干不了活儿了。”

这时面对姚斌彬的哭，杜湘东却没有那么厌恶了，甚至心里一软。仨人都不再说话，办公室里充满了不尴不尬的气氛。过了会儿，杜湘东站起来，把饭菜分别往俩犯人跟前推了推：“有的吃就赶紧吃，想了也白想的事儿就别想。”

姚斌彬和许文革低头扒拉饭。直到这时，杜湘东只是感到这俩犯人有些“各色”，但却没想到他们能干出一件大事。那就是逃跑。

3

逃跑事件后来成了杜湘东心里的雷，随时会炸，炸得他寝食难安。但在当初，杜湘东却认为自己善待那俩犯人是理所应当的。比如给姚斌彬看手，就既符合管教的职责，又符合人道主义。他先问过看守所的狱医，狱医表示犯人确无重伤表征，非说手疼，或者是逃避劳动的幌子也未可知。但这就与姚斌彬的表现不相称了。于是杜湘东又给城里打电话，约了一位法医专业的同学。常人印象里，法医都是研究死人的，其实活人也能看，而且因为接触的外伤居多，反而比普通医生有经验。那天法医其实也有任务，大兴发生了一起中毒案，他下乡去验尸了，等再折到看守所，已经又是晚饭的点儿。来了先感叹，在这种地方待久了不会得抑郁症吧，今天那个喝农药的妇女就是抑郁症；又说长此以往，个人问题得不到解决，没准儿还会憋出别的毛病。杜湘东只能讪笑，自掏腰包请食堂师傅做了几个小炒，招待同学吃好喝好，然后把姚斌彬从监舍提出来。

这次就没让许文革跟着，不过经过隔壁十八监舍时，他留意到许文革正往窗外望着，那神情竟是信任和感激的。人骨子里都有三分贱，如果一个既冷又硬的人对自己示好，所激起的暖意往往超过亲昵的人的嘘寒问暖。杜湘东旋即又为这种暖意感到恼怒，喝道：

“靠墙坐好，轮流背监规。”

领着姚斌彬来到办公室，便由同学问诊。法医见过的死人太多，对活人也懒得废话，直接让把手交出来，像玩儿“九连环”一样又捏又扭。姚斌彬明显疼得厉害，但却忍着不叫，娃娃脸上淌满了汗珠。忙活一阵，法医脸色一变，把杜湘东叫到屋外。

杜湘东问：“什么毛病？”

同学却问：“这孩子跟你什么关系？”

杜湘东又问：“什么意思？”

“麻烦了。”同学说，“如果是亲戚，有亲戚的处理办法，或者他们家属跟你‘意思’过了，那么总也要给人家一个交代，否则情面上说不过去，对不对？”

“要是没关系，就是普通犯人呢？”

“那我劝你别给自己添乱。直说吧，他右手拇指的掌骨和基节受到钝物重击，造成了粉碎性骨折。这种伤势从外部往往看不出来，但你也有手，我也有手，都知道大拇指的作用，没了这根轴，其他指头差不多就相当于白长了。所以在评定伤残的时候，食指中指都折了，顶多也就是个八级，拇指尤其是右手拇指丧失功能，直接就是五级。出了这种情况，你要是装没看见，其实也能遮过去，反正案子一结，犯人就交给监狱了，到时候再怎么处理自有监狱的规矩；但要是从你这儿捅上去，那就相当于案子之外另起了一桩案子——这么重的伤是怎么造成的？如果是在收监期间弄的，你这个管教有没有责任？”

法医分析得头头是道，杜湘东听得恍然大悟。不愧是一毕业就在城里待着的人，虽然见的净是死人，但却比他更懂人情世故。杜湘东不禁再问一句：“这伤还有得治吗？”

“骨折，粉碎性的，又耽误了这么久。明白了吗？”

法医撇下这么一句，看到杜湘东面色有异，就没让他送，急匆匆先告辞了。杜湘东静立片刻，耳中似有什么东西嗡嗡鸣叫，使劲晃了晃脑袋才把那声音驱逐出去。他往走廊门外走了一段，这才想起屋里还关着个人，便又折回办公室，叫姚斌彬回监舍。在路上，姚斌彬走在杜湘东半步之前，表情有点儿呆滞，一双眼睛却格外的亮。难得是个有月亮的夜晚，月光从窗外透进来，照得他的脸也是一团透亮的白。这孩子以后就是个残废了。直到看到监舍门了，杜湘东才开口：“你没大事儿，也就是软组织挫伤，养养就好了。”

姚斌彬没说话。杜湘东又道：“心别太重，好好改造。”

姚斌彬好像点了点头，突然说：“您是个好人。”

杜湘东本可以说，假如世上的人真有好坏之分，那么按照通常的标准，警察自然是好人，被警察看管的就是坏人了。但他说出的却是另一句话：“你还有什么要求？”

姚斌彬说：“能不能托您给我妈带个信儿？”

“带什么信儿？”

“说我知错了，说我一切都好……说等我出去再伺候她。”

杜湘东看着姚斌彬那张温良的、不管何时何地总带着三分羞怯的脸：“那得看我有没有时间，还得看工作上有没有必要。”

姚斌彬便向杜湘东鞠了一躬：“谢谢政府。”

这天晚上杜湘东没睡好，躺在床上只是来回来去地翻腾，面朝墙感觉堵得慌，面朝桌子腿又感觉空得慌。他想到了老吴的那半瓶白酒，涌起了灌两口的冲动，但又想到一个警察是不适合当酒鬼的，冲动就没付诸行动。好容易捱到上班，他还是决定找一趟所长。一进门，就见所长正扯着脖子对着电话吵吵，听了两句才明白，所里的一台吉普车打不着火了，汽修厂的人来看过，说没法修，只能报废，而所长向上面申请换车时又遇到了刁难。人家说，别的单位还缺车呢，你们一个看守所，反正也没什么出勤任务，没车就凑合吧。说得也不是没道理，可言语中流露出了轻视看守所的意思，所长就受不了了，反锵道：“看守所怎么了，看守所就是家里蹲吗？说句不好听的，假如犯人跑了，你让我们拿脚去追？”

但锵也白锵。没车，这是客观事实，更是全国上下各个系统的普遍事实。杜湘东等所长在电话里泄完愤，这才硬着头皮把姚斌彬的伤情汇报了。才刚废了一辆车，又听说废了个人的事儿，所长的脸就绷得更紧了。他不说话，先点烟，三口抽完，又转肩膀，转完才说：“你说的属实？”

杜湘东道：“找了个法医先看了。”

所长说：“那你什么意见？”

杜湘东道：“要真是这种伤，所里肯定没法治。狱医老张您又不是不知道，青霉素包治百病，红药水抹哪儿哪儿灵。要不我带着犯人到城里的大医院，找个专家再看看？”

所长却问：“上哪儿看？协和还是积水潭？你要有门路，弄得到这些医院的专家号，那能不能先给我挂一个？我这膀子一疼，半边身子都动弹不了。”

吃了一瘪，杜湘东只好闭嘴。半晌才问：“那您的意见是——”

“这俩犯人在咱们这儿待了多久？小一个月了吧？现在要求大案要案从速从严，他们的判决也快下来了，到时候就要正式移交给法院和监狱系统。这样吧，办移交的时候你写份补充材料，说明犯人有伤，到时候是该保外就医还是减轻劳动，就由其他机关酌情处理。”所长说着又点了颗烟，“我理解你的想法，人在你手里，你得对他负责，但责任分个轻重缓急，更分个力所能及和力所不能及。上面拨下来的经费就那么点儿，大伙儿的加班费和改善伙食还得靠自己创收呢，真要做手术，拿什么给他做去？”

杜湘东便说：“明白了。”说完转身就走。

所长在后面又跟了一句：“还他妈不如打仗呢，起码弹药管够。105榴弹炮，一枚炮弹就得上千，看见哪个山头有动静，先轰丫十万块钱的。”

以前也听所长讲过打仗，说的都是大动脉里的血一喷一丈多高，或者步兵脑袋让弹片削掉了一半还往前冲锋，从没想过战争也能从钱的角度理解。看来往事的面貌是多变的，取决于你眼下正在琢磨什么事儿。而杜湘东出了办公室，才又想起今天是该和刘芬芳打电话的日子。俩人有个约定，再忙也得每个礼拜通一次电话，可自从上次刘芬芳挂电话，这习惯就中断了。不仅如此，再去冷库交接冰棍棍，也见不着刘芬芳了。换她来的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大姐，见着杜湘东就翻白眼儿：“你又怎么欺负母们芬芳了？”一拖再拖，就把杜湘东拖毛了，他想，不管怎么样，今天得先和她说上话。

于是他没回办公室，拐到了管理科，估摸着刘芬芳已经上班，就打库房电话。果然不通，不通再打，座机转盘把手指头都磨疼了，这才插进一个空去。接电话的又是一大姐，悠着荡秋千似的腔调问他找谁。杜湘东说找刘芬芳，对方说今儿活儿紧，忙着呢。杜湘东便赔着小心求人家，说有急事儿。大姐说再急能有五百条猪腿的事儿急？再不入库下个礼拜保证全臭了。杜湘东便唬了对方一句，说我可是警察。这位大姐大约并没想到警察也可以是刘芬芳的未婚夫，倒抽一口凉气“哎哟”一声，说那您等着，我叫去。过了好半天才转回来，说刘芬芳今天没上班，是不是从冷库偷鱼偷肉的事儿让你们盯上了，是不是畏罪潜逃了？要不要把公司保卫科的人叫来，要不要把厂长也叫来？

一惊一乍，倒把杜湘东吓了一跳。他只好又说：“其实我不是警察。”

“孙子你有病吧？你这叫冒充执法人员，明儿就让真警察到你们家抄你去……”

杜湘东忍笑挂了电话，再给刘芬芳的宿舍打时，好像也没那么为难了。又说两句好话，看电话的人便穿过胡同叫来了刘芬芳。杜湘东问：“你怎么没上班？”

刘芬芳说：“歇病假了。”

杜湘东又问：“你哪儿不舒服？”

刘芬芳说：“也没哪儿不舒服。”

那么就是忧愁了。既然忧愁就得解忧愁，于是杜湘东先把刚才和大姐的对话复述了一遍，又道：“回头还得跟你们头儿解释解释，别再把你怀疑成一个藏在群众里的坏分子。”

刘芬芳却不笑，冷不丁说：“杜湘东，没想到你是这么个人。”

杜湘东说：“我是怎么个人？”

刘芬芳说：“你是个满不在乎的人。”

杜湘东说：“我怎么不在乎了？不在乎能给你打电话吗？”

刘芬芳说：“现在才打，早干嘛去了？”

这诚然是杜湘东理亏。他说：“所里事儿多。”

刘芬芳说：“你事儿多，就没工夫考虑咱们的事儿了？”

杜湘东只好面对那个不想面对的问题：“咱们的事儿，你怎么看？”

刘芬芳说：“现在不是我怎么看了，是我们家人怎么看。”

杜湘东说：“他们不是觉得我还行吗？”

刘芬芳默然半晌，再说话时，便去除了感情色彩：“你知道，我们家八口人。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此后不能干活儿。我大姐插队，落户在了黑龙江。我二姐心野，考大学去了上海，念完大学又去了深圳。大哥，结了婚嫂子都不让回家。家里相当于没了操持的人，我爸我妈还有俩弟弟，吃饭穿衣，洗涮缝补，靠的都是我。原先说想在城里结婚，那是我的个人趣味，其实除了个人趣味，还有现实困难。前些天看我犹豫，我们家人就又把咱们的事儿商量了一遍，都说你不错，就是人在郊县这一条是个问题。我要是跟你走了，我爸我妈就连口热饭也吃不上了，俩弟弟没准儿得变成野孩子。谁没有爸妈呀，谁没有家人呀。”

陈述到这儿，刘芬芳就不说了，改为一声啜泣。杜湘东便明白了她的意思：“那就没别的办法了？”

刘芬芳拖着哭腔说：“早说过了，办法在你。”

杜湘东说：“我没办法，我没用。我也不能不要工作呀。”

刘芬芳又默然半晌。这时看电话的老头儿打开了话匣子，还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访华，中苏关系有望实现正常化；各地物价小幅波动，政府号召群众不传谣，不信谣，不进行恐慌性囤积购买；全国从重从速处理一批影响恶劣的刑事案件，社会治安得到显著好转。

然后刘芬芳道：“那就这么着吧。赶明儿我去趟郊县，咱们把东西换回来。”

所谓要换的东西，是俩人以往互赠的礼物，或者说是信物也行。共计：杜湘东给刘芬芳的一块“东方”手表，一件呢子列宁装，一个三克重的金戒指，刘芬芳给杜湘东手打的一条围脖，一件毛衣。刘芬芳执意这么做，就有两层意味：一是北京姑娘特有的磊落，她不占他的便宜；二是刘芬芳特有的仪式感，相当于林黛玉和贾宝玉闹掰了，就要把原先乱送的汗巾、手帕、珠儿串儿或铰或烧，或物归原主。

杜湘东竟没话好说。情况都摆在这儿了，拖泥带水也没意思。无非是他个人恋爱史上的第一次失败，以及看守所年轻职工恋爱史上的又一次失败。只不过心里仍是恍惚的，还有些战战兢兢。伤感被覆盖在了心里的一层薄膜底下，看似还平静着，但如果那层膜破了，让埋藏的东西泛滥出来，他一定会悲痛欲绝。因此他最好不要再想刘芬芳，刘芬芳已成往事。杜湘东便脱了警服，来到犯人们放风的空地上，甩着胳膊跑起圈儿来，仿佛想要摆脱什么东西。直跑得呼哧带喘，浑身透汗，这才突然止步，面无表情地走向车间。犯人们已经被从监舍带出来，又开始了一天的劳动。这儿才是他该在的地方，这儿才有他该干的事儿。

刚一进门，老吴便晃了过来：“那犯人说要找你。”

杜湘东往许文革的方向看去，他就站在车床旁，翘首朝这边望着。再朝另一个方向望望姚斌彬，他却在望着许文革。两张年轻的脸，眼神闪烁，饱含热忱。

杜湘东做了个手势，让许文革出列。

“报告政府。”

“有事儿说。”

许文革便道：“我观察了其他人干活儿，大家操作车床的方法都不规范。机器爱坏，和这也有关系。如果能让我们——也就是我和姚斌彬——讲讲，再做做示范，不光故障率会降低，象棋子的产量也能提高。”

杜湘东瞪了一眼：“大米饭吃上瘾了？”

许文革站得更直了：“您知道，我们图的不是一口吃的。”

“那你们还图什么？让我把你们放出去不成？”杜湘东烦躁地呵斥，又一甩下巴，“该干嘛干嘛去，甭在这儿假积极。”

许文革脸一白，低头小跑回到车床。老吴却凑近了说：“都是养不熟的狗，就不该给他们丫好脸色。”说完掏出烟来，分给杜湘东一根，又拍拍他的肩膀：“吹了？”

敢情才这么会儿工夫，消息就传开了。杜湘东鼓着腮帮子没接茬儿。

老吴便叹口气：“没事儿，正常。当年我也是熬到三十多，才娶了现在这娘们儿。你要不痛快，就出去散散心，班儿上我给你盯着。放心，今儿我不喝了。”

这番话竟说得杜湘东心里一热，觉得老吴都不是老吴了。而当他重新戴好大檐帽，道了声谢打算离开时，老吴却又一挤眼，对杜湘东乐了：“对了，你跟那妞儿弄过没有？”

原来老吴还是老吴。杜湘东只好说：“没有。”

“那亏了。你记着，结婚之前弄的都是赚的，结婚之后再怎么弄也是亏。”

杜湘东居然也乐了：“下次吸取教训。”

这一天，杜湘东破了参加工作以来的第三个戒，就是擅自离岗。他从职工专用的侧门溜出看守所，沿着土路走到一条河边，茫然地发起了呆。出来散散心，这是个明智的提议，相当适合失恋的人。然而到哪儿散呢？他索性跳上了最先开来的一辆公共汽车，也不问站，径直坐到后排的空座上。车一晃悠，竟晃悠得他睡着了。睡时也没梦见刘芬芳，再醒过来，却是被一群鹅吵的。只听得四下里嘎嘎叫，还以为车掉进水里了呢，凝了凝神，才知道有一农民带了一筐鹅上车，半路筐漏了，鹅满车厢乱跑。好容易都抓回来，失主却坚称少了一只，并一口咬定是被此前下车的旅客掳走的。他要求司机把车往回开，拉着他去找鹅。司机哪里肯依，双方便吵，鹅的嘎嘎叫里又混进了人的嘎嘎叫。最后闹到杜湘东这里来。

“警察师傅，您给评评理。”农民对他说。

杜湘东遗憾地摇了摇头，表示这不归他管。

农民的气性越发高涨：“那你穿这身‘皮’有个屁用。”

解释也解释不通，恰好又到一站，杜湘东便从后座上拔起来，逃也似的下车。临出车门问这是什么地方，售票员告诉他：“六机厂。”

杜湘东这才反应过来，所谓六机厂，就是第六机械厂，也就是俩犯人姚斌彬和许文革原先工作的厂子。当年国家要搞工业化，北京首当其冲，光负责机械制造的厂子就建了许多。排到六机厂，城里的地皮已经不够用了，因此选址在了郊区。而农田之间生生拔起一座工厂，对于原住民的生活影响可想而知。杜湘东老家所在的县城附近，也有一家上万人的锅炉厂，如果不是托了关系到工厂附属学校上学，他或许不会萌生出通过考学成为一个“公家人”的愿望，更不会知道北京有所警校正在面向全国招生。他从姚斌彬和许文革想到自己，忽然感到此时下车如同一种冥冥的内定，既偶然又必然。

于是他往工厂方向走去。厂房和围墙肃然耸立，越往近处，越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也多亏了这身“皮”，杜湘东刚一出示证件，说想要“了解一些情况”，传达室的人立刻便给保卫科打电话，叫来了那位膀大腰圆的副科长。过了将近一个月，胖子的脸已经养得直冒油光，头上的纱布却不摘，仿佛光荣负伤的瘾还没过够。这人也认得杜湘东，诧异道：“那案子刑警不是调查过了吗，你一狱警又来干嘛？”

杜湘东面无表情地告诉对方，第一，他不是狱警，而是一名看守所管教；第二，甭管是刑警还是管教，只要警方有调查的需要，保卫科都有配合的义务。副科长嘟囔起来，说把犯人送过去那天，该交待的情况不都交待了嘛。杜湘东立刻又纠正：目前案子还没经过法院判决，人也还没正式移交监狱，因此对姚斌彬和许文革的称谓就不应该是“犯人”而是“犯罪嫌疑人”。这就有点存心较真儿了。在那个年代，上述法律常识还不普及，也根本没人会深究，就连看守所的管教都一口一个“犯人”地叫，仿佛进来的一定会判，不是罪大恶极也不会进来。而杜湘东非要找碴儿，是因为他预估了胖子是哪种人——你要不当回事，他就煞有介事，你要煞有介事，他就特当回事。

胖子果然肃穆起来，引着杜湘东走进厂区，来到主楼一层的保卫科办公室。他给杜湘东沏上了茶，又专门让手下科员拿个本子来做记录，这才说：“您想了解什么？”

杜湘东直截了当问：“姚斌彬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胖子像受了刺激，跳脚道：“你们不会都觉得是我弄的吧？刑警这么问，厂里的人也这么议论我。虽说我当年打过姚斌彬他妈的主意，人家没看上我，可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就是肚量再小也不至于跟一个女人记仇吧？那孩子的伤真是自己造成的，当时他们把机器从车壳子里吊出来，悬在一米多高的铁架子上，本来就没挂牢实，我们进去一冲一乱，那铁砣子就落了下来，正好砸在姚斌彬按着前保险杠的手上——不信你问他，我有人证。”

记录员便抬起头来：“这是事实。刑事责任，我们也不敢撒谎。”

副科长又说：“我还专门找人问过，这种情况算误伤，误伤就不赖我对吧？”

杜湘东点点头：“你别激动，我又没说赖你。那么许文革把你打了，是在姚斌彬受伤之前还是之后？”

副科长叹口气：“在这之后。他本来也没反抗，还偷偷央求我们说要‘私了’呢，不想混乱中姚斌彬伤了，他就跟疯了似的朝我来了。”

杜湘东接着问：“许文革干嘛那么护着姚斌彬？”

“俩人从小就跟哥儿俩似的。姚斌彬，长得像个女孩儿，在外面没少挨欺负，为了他，许文革把十里八乡的混混儿都打遍了。这孩子性子狠，跟谁有仇当面不吭声，但日后一定得找回来；而惹了他还是小事儿，要是惹了姚斌彬，他非跟你玩儿命不可。”

记录员像个尽职的捧哏，又补充道：“以前还有风言风语，说他俩是……那个什么……”

杜湘东眨了眨眼，也问：“到底是不是——那个什么？”

副科长却哈哈一笑，挥手道：“这他妈不是扯淡嘛。厂里的老人儿都知道，许文革跟姚斌彬好，是因为他从小没爹没妈，相当于是姚斌彬他妈带大的。而且他还谈过一个女朋友呢，跟姚斌彬他妈当年一样，也是厂花。”

“许文革的女朋友在哪个车间？”

“早不在厂里了。现在的女的多精啊，知道臭工人没前途，后来认识了个工业局的干部子弟，没两天就跟人家结婚了，又没两天就调到机关坐办公室去了。”

说的是许文革的感情生活，却让杜湘东仿佛被谁窝心踹了一脚。他又问：“那么和姚斌彬与许文革关系密切的还有什么人？”

“也就姚斌彬他妈了。过去是个质检员，现在退休了。”

“把她家地址给我。”

杜湘东走出主楼时，从一扇窗户里听到了女工的合唱：“我却没法分辨，我终日不安，他俩勇敢和可爱呀，全都一个样……”是苏联歌曲《山楂树》，“五一”劳动节快到了。再穿过一道铁栅栏门，就是职工宿舍。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太太正在翻拣着垃圾堆，风把灰土纸屑吹起来，直钻到她花白的头发里去。杜湘东按照保卫科提供的门牌号钻进一幢格外破旧的筒子楼，只觉得走廊里暗无天日，饭味儿、霉味儿和隐约的屎尿味儿闷在一处，近乎发酵。他爬上四楼，先在楼梯拐角看见了个蜂窝煤炉子，炉子上烧了一壶热水。再往纵深里踱几步，总算发现了一道开着的门，门口挂着一道油脂麻花的布帘子。这就是姚斌彬的家了。

杜湘东在那门口站定，却不撩帘子，也不叫人。他此时还不确定这次“家访”是否得当。屋门对着一扇窗，光线贯穿而出，照得空气里缓缓飘浮的尘埃清晰可辨。不知从哪儿又卷过来一阵风，吹得布帘子扑拉一晃，杜湘东便看见了屋里那人的侧影。初时也没在意，觉得那就是个再寻常不过的女人：不高，很瘦，脸色蜡黄，留着齐耳短发，全然看不出当年漂亮过，但却很符合一个与儿子相依为命的母亲的模样。警察眼“毒”，杜湘东随即察觉到，这女人的站姿有些不对劲。她把握不好平衡，上身往不该倾斜的方向倾斜着。他疑惑了一下，终于伸手把布帘子扯开半寸，这才看清了女人的真实状态。她一手扶着窗台，半步半步地往床头的方向挪着，那里有个刷着白漆的铁架子，上端有把手，下端装着四个轮子。这玩意儿的学名叫站立器，是给脑中风和轻度偏瘫患者准备的。也就在这时，女人终于抓住了站立器的把手，几乎压上了全身重量，喘了两口气，这才扶着它往房间一侧的书桌挪了过去。左脚拽着右脚，右脚几乎无法抬离地面。书桌上摆着两瓶药，大概就是女人此番跋涉的目标了。

在那一刻，杜湘东很想走进屋去，帮那女人倒水、吃药。但在小小的助人为乐之后，他又该如何面对人家？假如她问姚斌彬怎么样了，他就告诉她，你儿子正在等候判决，同时成了个残废？一恍惚，他僵在了那里。屋里的女人却没看见他，她正在专心致志地把手伸向药瓶。而再一恍惚，背后突然有尖厉的哨声鸣叫起来。煤炉子上的水开了。

没等女人扭头，杜湘东就转身奔了过去。估摸着女人从屋里挪到炉子旁还有段时间，他又拎起地上的暖壶，依次把两只都灌满，然后才像逃跑似的冲下了楼。

自打从工厂回去，杜湘东就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姚斌彬叫“妈”的意味了：那不是指望妈能救他，而是在心疼妈、牵挂妈呢。经由姚斌彬的妈，杜湘东又想起了自己的家人。他爸在县文化馆卖电影票，他妈在菜市场卖菜。卖票清闲又体面，卖菜则是粗活儿，因此俩人结婚算是他妈占了便宜。但结婚以后，为家里做贡献最大的是他妈，最辛苦的也是他妈。每天早上五点之前，他妈就得从乡下把菜进上来，直站到天黑才能喊一声“包圆儿啦”，就这么日复一日，零敲碎打地攒出了两间瓦房、突突响的带棚“三蹦子”和杜湘东的学费。回家时乍看一眼，住上大瓦房、开上“三蹦子”、把儿子送到北京去的妈已经衰老得像个七十岁的人了。都说感谢好政策，好像党随便开个口子人民就能富起来，其实如果你是个小老百姓，点滴的丰足也是十倍百倍的汗水换来的。

而姚斌彬的妈所要承受的何止艰难，还有与儿子被捕相伴而来的耻辱。这时再想到姚斌彬叫的那声“妈”，又有了忏悔的意思——但杜湘东却为这事儿打了姚斌彬。远远看去，那孩子还是那么文静，劳动时总是偷偷望着许文革，像走丢的小羊在寻找着头羊。他们的案子也该判下来了吧，上面的精神不是从重从速么。按照以往的经验，等待他们的不是青海就是新疆的大牢，起码十年往上，二十年也没准儿。十年或者二十年过后，俩人回来，谁还认识他们呢？十年或者二十年过后，姚斌彬的妈不知是否还活着。

恰好过了两天，管教食堂吃猪肉大葱馅儿包子，杜湘东心里一动，央求大师傅多给他留了十个。晚上前往监舍，却不叫姚斌彬，单把许文革拎了出来。杜湘东将他带到走廊拐角，从身后抄出饭盒：“吃。”

许文革不吃，站得笔直，两眼发直。

杜湘东说：“不是全给你的，还有一半给姚斌彬拿过去……隔着窗户扔给他，不准交头接耳，也不准挤眉弄眼，我在后面盯着你呢。再告诉郑三闯一声，这包子谁要敢抢一口，我让他连去年的饭都吐出来。”

许文革便接了饭盒，却不打开。那意思是全给姚斌彬。

杜湘东叹口气：“等案子判下来，你们就不必隔离看押了，到时如果还在所里多耽搁两天，我把你们调到同一个监舍里去，你们也聊聊……当然主要是互相反省。姚斌彬要是想给他妈写信，我也可以代交。”

许文革的鼻翼翕动两下，看向杜湘东：“管教，您是个好人。”

这话姚斌彬对他说过，如今许文革也这么说。作为犯人，妄想评价一个警察是“好”还是“不好”，这实在有些荒唐。而同样的话由柔弱的人说出来还能理解，出自一个冷心冷面的人之口，似乎就有点别样的内涵了。杜湘东竟一怔，搪塞道：“甭说没用的。”

说完指示许文革回监舍。犯人背影挺拔，虽然吃了个把月的牢饭，浑身仍有一团英武之气。在不明不暗的光线里，他的侧脸像西方雕塑一般见棱见角。杜湘东忽然又想，不知道这俩犯人“下了狱”之后是否能分在一起服刑，也不知道在新环境里，许文革是否保护得了姚斌彬。但这些都是瞎想了，也与他无关了。而在几天以后，杜湘东才会懊悔：他其实是早该看出端倪的。他怎么连一点儿端倪都没看出来呢？

4

俩犯人的逃跑，起先被视为一起突发的偶然事件，后来才证实是早有预谋。

过程并不复杂，但一切也都巧了。那天又到了该向食品公司交付冰棍棍儿的日子，所长又让杜湘东和老吴这一组负责。这次程序却与往日不同：所里的一辆吉普车刚报废了，另一辆后勤科要开出去买菜，因而先与冷库商量好，所里组织犯人把货搬到方便的地方，再由食品公司调来一辆卡车拉走。挑选人手时，姚斌彬和许文革就有意无意地站在了队列前侧。杜湘东还没说话，老吴先对他们开了口：“你，还有你——搬最后一截吧。”

按照计划，被挑选出来的犯人们要分成若干小组，前一组先把货物搬到某个中间地点，替换的另一组再过去接力。一拨儿人干活儿时，其他人就在监舍里候着。如此几趟，等把货物从劳动车间运送到高墙的墙根附近，就该最后一组登场了：他们只需要让货物跨过警戒线，码放在看守所正门内侧的那块空地上即可。而毕竟是要靠近门口，兹事体大，因此对这一组的人员选择是有讲究的。首先，人数不能太多，绝不能超过三个；此外，他们还得一贯表现良好，能让管教们“放心”；再另外，不管多么老实的犯人，干多么繁重的工作，只要过了警戒线就必须戴上手铐，这也是不容商量的铁规矩。当一切就绪，管教立刻清场，然后才敢开门，把食品公司的车放进来，让冷库职工自己装货。

如此一来，让姚斌彬和许文革负责最后一段，也是顺理成章的了。姚斌彬虽然手上没劲儿，可许文革干活儿一个顶俩，这就不会耽误约好的交接时间。再说这俩犯人还曾经立过功呢，功臣总是格外值得信赖的。后来上面调查逃跑事件的时候，杜湘东如实交代，如果由他挑人，挑的也会是姚斌彬和许文革。

交待完毕，开始干活。犯人们或扛或拽，把车间里堆放的麻袋往外运去，远看好像蚂蚁搬家。这些麻袋散放在屋里还不算什么，聚拢在阳光下，就变成了一座相当巍峨的小山了。再想想小山全由寸把长的扁平小木棍组成，就可以联想到北京城里有多少怕热的胖子和馋嘴的小孩儿，到了夏天要消耗多少山楂、小豆和牛奶冰棍。这还不算最壮观的呢，杜湘东听刘芬芳描述过她们冷库储藏猪腿的场面：几百条猪腿在一字排开的铁钩上齐齐挂着，膝盖微弯，蹄尖笔直，毛发早已褪尽，皮肉覆着白霜，简直像是全北京的芭蕾舞团正在集体汇演。真不知她怎么会从猪腿联想到芭蕾舞，而猪腿和芭蕾舞都是让她忧愁的。想到刘芬芳，杜湘东的心里便痛了一下。这时看到老“杆儿犯”又在偷懒，他烦躁地训斥了几声。

就这样，麻袋组成的小山分散再集中，集中再分散，终于移动到了墙根的阴凉处。杜湘东和老吴这才从十七、十八监分别叫出了姚斌彬和许文革。走到劳动地点，杜湘东四下望望，确定附近并无闲杂人等，又低头检查了一下俩人的手铐，这才点头，表示他们可以开始干活。许文革弯下身子，两手抓住一个麻袋，硬生生往肩上一甩，直起腰来就走；姚斌彬则左手攥着麻袋角，右手爱莫能助地搭在一旁，屁股朝前捣着小碎步，仿佛一松手就会摔个四脚朝天。俩犯人先后到达了终点，又规规矩矩地折回来，开始第二趟搬运。杜湘东依次看了看他们的脸，都是沉静的、心无旁骛的，仿佛他们并未意识到那道自由与监禁的分水岭近在眼前。随后是第三趟、第四趟、第五趟……就在这时，杜湘东想起了一件事。他迟疑了一下，朝几米开外的老吴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要离开一会儿，就一会儿。

老吴叼着烟，大大咧咧地挥手：没问题，走你的。

杜湘东便小跑着穿过看守所，从侧门绕回宿舍，到屋里取了一包东西出来。那是刘芬芳给他织的围脖与毛衣。前两天刘芬芳又打了个电话，交待说，她会在收冰棍棍儿的日子再下乡一趟。这就是督促着他要换东西了。换就换吧，在完成冰棍棍交接的同时，也完成他们这段恋爱的最后交接，真是一举两得。以后刘芬芳就不会来了吧，她会在城里过着她的日子，那些日子与他再无交集。杜湘东提醒自己，一会儿见到刘芬芳，他得尽量表现得不卑不亢。太卑太亢了都会招人看不起，作为一名警察，他需要在这种时候保持尊严。

于是，杜湘东回去时故意挺直腰杆儿，把大檐帽又正了正。那副样子简直不像是去分手，而是像去立功受奖。然后，他就听见了电喇叭的警报声，紧接着是56式半自动步枪的枪声。声音是从正门方向传过来的，惊得杜湘东浑身一抖。

他撒腿往枪响的方向跑去。

隔着好远，便看见看守所的正门开了个洞。那是镶嵌在大铁门里的一道小铁门，也就一人多宽，平时锁着，只有接收或者释放犯人的时候才会打开。小山一样的麻袋稳稳当当地放在门里，而老吴已经屁股朝天趴在了空地上。姚斌彬和许文革却不见了。就这么一会儿工夫，就这么一会儿。杜湘东的脑子嗡了一声，那一瞬间眼睛再看什么都是花的。好在心思还算镇定，他的第一反应是扑到老吴身旁，看看同事是死了还是活着。

老吴身上并无伤痕血迹，不过迎头挨了一记重击，被打成了乌眼青。杜湘东摇着他的肩膀，一道口水从缺牙缝里流了出来。老吴这才叫唤起来：“哎哟我操。”

“人呢？”杜湘东吼道。

老吴还懵着，叉腿坐在地上，扬手指指敞开的小门。他身上那串钥匙就挂在门上的锁孔里。门外是条土路，通往南边的农田和柏油公路，但土路侧面却有一条河沟，蜿蜒着往东分出岔去，最终会与一条人工挖掘的引水渠合流。

杜湘东又吼：“到底往哪儿跑了，路上还是河里？”

老吴说：“没在一块儿，一边儿一个。”

这下杜湘东也懵了。他既没想到这俩犯人居然敢行凶，敢越狱，更没想到他们在行凶和越狱时居然还那么冷静，懂得要往两个方向逃——这样一来，同时落网的概率就要小得多。而接下来，最让他没想到的情况出现了。当杜湘东冲到门口，站直了往外眺望，心里盘算着该朝哪个方向追时，身后的老吴却结结巴巴说：“枪，枪……”

看守所的管教平时本不佩枪，需要执行重大任务时才佩。重大与否，取决于犯人有无失去控制的可能。既然今天是相对自由的室外劳动，因此杜湘东与老吴就都配了枪。枪内共有满匣子弹八发，没拉保险栓。杜湘东往老吴腰间看去，空荡荡的皮套晃悠着，枪没了。

“拿枪的往哪儿跑了？”这次杜湘东连吼都吼不动了。好像自己是个橡皮人，刚挨了一枪，漏气了。

老吴总算还没糊涂到家，他再次抬手，指指土路下面的河沟：“这边。”

“你确定？”

“他们把我打了以后，就到我身上来抢钥匙，一个还让另一个先跑。先跑的那个顺手从我身上抄走了枪，我看见他蹦到河底下去了……后跑的那个又补了我两拳，我就晕了……”

没等老吴叨叨完，杜湘东已经纵身跃下了河沟。就算酿成了大祸，但他确定，此刻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仅仅几年前，东北的“二王”还让半个中国的人闻风丧胆，而要是在北京的地界上丢失一把枪，那种后果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两公里以外，就是最近的一个自然村；五公里以外，就是郊县的县城；二十公里以外，就是西单、王府井和天安门。哪怕挨上一枪、两枪，直至八枪，他也不能让那把枪流落出去。他杜湘东的从警生涯已经够憋闷的了，绝不能让这种憋闷变本加厉，成为压得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耻辱。

好在不是汛期，河道里只淌着浅浅一条溪水，又好在前两天刚下了一场小雨，河床里裸露在外的泥地半干不稀的，印着几个凌乱而新鲜的脚印。看来老天爷总算没让他把背字儿走到底，杜湘东顺着足迹追了下去。犯人对地形不熟，手上又带着铐，跑也应该跑不远，而凭借着百米跑进十二秒的体魄，他有信心追上对方。风从头顶的河岸浩大地掠过，吹得整片天空像块破布似的抖了起来，河道里却静谧得连空气都凝固了，只剩下脚踢着鹅卵石和胸膛里呼哧呼哧喘气的声音。也就过了五分钟，或许更短一些，杜湘东便在前方的河道里望见了一个隐约的人影。那人因为无法张开双臂掌握平衡而踉踉跄跄的，远看几乎不是在跑，而是摇摇欲坠地飘在了半空。

“站住——”杜湘东喊了一声。

犯人一晃，继续跑。然而速度上的差距是无法弥补的，杜湘东咬了咬牙，让两腿倒腾得更快了。前面的是姚斌彬还是许文革？而无论是谁，他的手里都是有枪的。想到这一点，杜湘东把身体伏低了一些，同时跑起了蛇形路线。他的右手也摸向腰间，握住了事先打开保险栓的佩枪。两百米，一百米，前方的背影从模糊变为清晰，杜湘东认出了那是姚斌彬。五十米，二十米，他已经能看清那孩子毫无血色的脸，以及像棒槌似的握在手里的枪了。

如果他敢举枪，那么自己只能先开枪。作为警察，杜湘东出枪的速度和准头都要远远强于一个没受过训练的毛孩子，这一点毋庸置疑。听见姚斌彬伴随着咳嗽，拉风箱一般大喘粗气，他仿佛看见了7.62毫米子弹贯穿对方胸膛时的血光。杜湘东希望姚斌彬别犯傻。他甚至对姚斌彬喊了出来：“别犯傻。”

而这时，姚斌彬再次做出了一个让杜湘东意外的举动。就在两人之间的距离只剩不到十米的时候，他戛然站住，转过身来，对杜湘东似笑非笑。

再一松手，枪落在了地上。姚斌彬束手就擒。

至于逃跑的具体细节，直到日后审讯姚斌彬时才得以还原。据他交代，主意其实早已拿定。在俩人刚到看守所的第二天，一块儿被按在盥洗室的水泥地上挨揍时，姚斌彬就对许文革说，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许文革一边承受着连绵不绝的拳脚，一边对姚斌彬咬牙切齿地说，那就想个辙。所谓想辙，无非是指制订逃跑计划。俩犯人利用放风的空暇，摸清了管教们换班的规律、高墙岗楼上的武器配备，最关键的是还观察到每个当班管教腰间都挂着沉甸甸的一串钥匙——那里面不仅有监舍门的，还有所里其他门的。而这些信息又是在劳动的间歇得以交流的。虽然杜湘东就在旁边监工，但俩犯人利用修理机器的噪音作为掩护，更利用心有灵犀的默契，每次只蹦几个字儿，甚至只用几个手势就把想说的都说清楚了。到了事发当天，杜湘东突然离开，他们认为机不可失，决定放手一搏。也没商量，一个眼神就够了：姚斌彬假装摔了一跤，吸引了老吴的注意，许文革用手铐锁链绊倒了老吴，顺势把他打昏在地。对付这个酗酒成性的老家伙，一个许文革绰绰有余。然后俩人摸走了钥匙，很幸运地试到第二把就打开了嵌在大铁门里的小铁门，随即按计划分散，姚斌彬跳进了河道，许文革沿着土路奔向农田。岗楼上的武警没在第一时间开枪，这是因为怕伤了和姚斌彬、许文革滚在一起的老吴。而当犯人分头跑远，子弹又没打准。

针对案件的重点，上级派来的调查组还专门询问了抢枪的事儿。姚斌彬回答，开始也没这个打算，只不过当许文革按倒老吴的时候，佩枪恰好从枪套里滑了出来，他顺手就捡了。调查组自然不信，再深入挖掘动机，姚斌彬就交代，他本来胆儿小，再加上跑出去之后又要离开一直保护自己的许文革，于是便想随身带上一支枪。也没准备打谁，壮胆儿而已。这个说法得到了老吴的证实。当时老吴还有神智，听见许文革呵斥姚斌彬：“你拿这玩意儿干嘛。”似乎还想把枪夺下来扔掉。而姚斌彬则回答：“赶紧跑，赶紧跑。”说完就先跑了。也就是说，逃跑虽有预谋，抢枪却属于即兴行为。

看守所也在第一时间派人去追许文革，可惜没追上。那犯人的脚力比姚斌彬强，很快就钻进了正在抽穗的玉米地，又从田里潜入了山里。再组织干警搜山，已经耽误了两天时间，早没影了。姚斌彬被捕，许文革在逃。这是看守所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一次工作失误，上到单位下到个人都要付出代价。所里被取消了先进集体称号，所长公开做检查；再调查下去，上面得知俩犯人作为同案犯，却获得了碰面和共同行动的机会，尽管杜湘东与老吴也尽到了在旁监督的责任，并不算是明显违规，但还是一人追加了一个处分。

然而在杜湘东的记忆里，案发当天的情形却远没那么狼狈。姚斌彬是由后来追上来的所长亲自带队押回去的。见到杜湘东，所长没说话，先揽住他的肩膀，前前后后摸索了一圈儿，这才长吁一口气：“没受伤就好。”那神态全不像个在战场上见惯了血肉横飞的老兵。

杜湘东说他没事儿，犯人也没开枪。

所长瞪了他一眼：“没开枪不等于没可能开枪。你哪儿能一个人往前追呢？”

杜湘东说就是因为犯人有枪，他才不能再等。

所长默然不语。一行人回到看守所，就见正门已经站满了人，不光有荷枪实弹的管教和武警，连厨子、清洁工和看电话的老头儿都出来了。不知是谁叫了一声：“杜湘东活着哪。”人群立刻爆发出一阵欢呼，迎在前面的老吴更是脸上淌着眼泪、鼻涕以及口水。孤身一人追击持枪的逃犯，这说起来是多么凶险啊，追回来是英雄，追不回来没准儿就是烈士了。杜湘东的脸却僵着，进而红了。这时又从人堆儿里挤出一个人来，正脸像个红苹果，侧脸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她的脸上挂着忧愁，咬着下嘴唇走到杜湘东面前，朝他胸口捣了一拳，然后说：“你怎么不去死呀。”

然后又说：“你死了我可怎么活呀。”

然后，她就哇的一声扎进了杜湘东怀里。杜湘东的手尴尬地放在刘芬芳肩上，抱她也不是，不抱她也不是。他看见刘芬芳手里还提着个小网兜，网兜里装着一件衣服和两个牛皮纸信封。那是他送给她的列宁装、手表和金戒指。而此时，刘芬芳却把他越搂越紧，勒得他都透不过气来了。刘芬芳忽地扬起头来，对着杜湘东的脸，又像对所有人宣誓道：“结婚，结婚，咱们明儿就到民政局领证去。”

若干年后，当杜湘东若干次回忆起那一幕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提醒自己：它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天。与刘芬芳的爱情，算是他在八十年代的意外收获。

5

逃跑事件让杜湘东旷日持久地憋闷着。

虽然追回了一把枪，但玩忽职守是要记入档案的。听所长说，上面还算留了情面呢，如果不是看在事后补救的英雄行为上，定个渎职也不为过。经历了替他担心和为他欢呼之后，同事们又开始明里暗里抱怨他导致了大家停发奖金、加班整顿。在调查组进驻的那些天，杜湘东走到哪儿都觉得后脊梁骨被人戳得隐隐作痛。而更使他感到挫败的事实是：俩犯人从策划逃跑到实施逃跑，都是在他眼皮子底下进行的。他不是老觉得自己当了个管教是被“耽误”了吗？现在，反而是他结结实实地被犯人“摆”了一道。

连刘芬芳都察觉出了他的异样，一天突然对他说：“你怎么好像矮了一截？”

当时杜湘东正跟她在城里采买结婚用品。床单被褥，痰盂暖壶，还得到居委会领一本《新婚健康一百问》。他愣了愣，回答道：“一直这么高啊。”

刘芬芳嘟囔：“有一米七五么？不会以前穿内增高了吧。”

这个怀疑并非没有依据。过去杜湘东甭管是站是坐，都“绷”得肩平背直，现在换装了更挺括更合身的“89式”警服，人却总佝偻着，好像缺了两根骨头。此外，以前他话就不多，那是性格使然，现在又添了个毛病，就是会一阵一阵地发呆、出神。这些变化来自于一个心结：许文革一天没被找着，那么事儿就还不算完。但纠结也是白纠结。姚斌彬早被带离了看守所，改由市局刑警队直接羁押。出了这种恶性案件，上面自然格外重视，听说还有位大领导震怒，对局长拍了桌子。

也找所长打听过案情进展，所长又抽烟，转肩膀，而后说：“既然列入大案要案，那就不是所里的事儿了。或者说，承担责任归咱们，破案结案归人家。”说完递来一份结婚礼物，那是所长老婆缝的一床被罩，粉底子上游着两条大红鲤鱼。杜湘东明白所长的意思：日子还得过，他又刚结婚，别为了把握不了的事儿，把眼巴前的事儿给耽误了。但即便陪着刘芬芳为了结婚而忙活，他心里却还是定不下来，并且进城仿佛也不光是为了结婚。拎着大包小包坐车到了宣武门内，杜湘东就站在胡同口不动了。

他吭叽了会儿，对刘芬芳说：“我还得出去一趟。”

刘芬芳把脸拉下来了：“今儿可是你结婚之前最后一次上门，我们家人都在。”

杜湘东看看表：“我办完事儿就回来……吃饭甭等我了。”

说完不管不顾，撇下刘芬芳就走。又倒了两趟公共汽车，来到了市局刑警大队。这是重地，饶他穿着身警服也不敢硬闯，只好按规矩填表，拜访的理由则是“看同学”。他的确有个同学在这儿，不过上学时称不上朋友，毕业后也不联系。这是因为俩人都是外地来的，学习训练都很玩儿命，成绩也差不多优秀，于是互相把对方看成了对手，暗地里一较劲就较了三年。后来还听说，当初看守所去学校要人，组织上也动员了他的那位同学，不过同学咬紧牙关没答应，还威胁说如果去郊县，那就宁可脱警服。杜湘东突然想，要是那时自己能硬到底，而同学却先嘴软的话，那么今天门里门外，等人与被等的会不会打个颠倒呢？跟同学较劲他没输，一起跟组织较劲，他却输了。真是性格决定命运，唯有一声叹息。

正在叹，同学就出来了，还骑着一辆摩托车。同学的表情也和原来一样：脸绷得很严肃，斜眼打量杜湘东，似有三分轻蔑。

“哟，稀客。”

杜湘东努力赔个笑：“不耽误你时间，我说两句就走。”

同学却朝后座一努嘴：“反正也到饭点儿了，边吃边聊吧。”

说完轰了脚油门。警察之间最看不上的就是磨叽，杜湘东只好跨上了车。只觉得风兜满了耳朵，不多时停在一家菜单生猛价格也生猛的粤菜馆门口。杜湘东一犹豫，同学又给他壮胆：“这儿出过一起命案，要不是我们给破了，现在还贴着封条呢。”

进门也不坐大堂，径直来到一个包厢。领班端了两扎啤酒，又给安排了几样“刚下飞机”的活物儿。杜湘东不得要领地动了两下筷子，讷讷发起了呆。

刑警同学却举举杯：“杜湘东，我知道你为什么来。”

杜湘东一怔，又笑：“打搅你了。”

同学说：“你还真是打搅我了。你那事儿转到刑警队，恰好分在我们科。那俩犯人要不是从你手里跑了，我们也不会连轴转地加班。”

杜湘东说：“不是俩犯人，是一个犯人。”

同学说：“对，你抓回来一个，还追回了一支枪。如果不是前面的低级失误，你没准儿就是个英雄典型了。话再说回来，我今天跟你聊，严格说已经违反了纪律。大案要案得保密，不是办案人员不能插手，这个规矩你应该懂。要是别人来找我，我根本懒得搭理他，但你不一样。咱俩以前不对付，那是因为我看重你，你也看重我。能互相高看一眼，这就比一般人更有交情。你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

说得杜湘东心里一热，本想敬同学一杯酒，但又觉得没必要。于是就问。同学果然爽快，除了极其具体的工作安排，其他知无不言。主要内容是对姚斌彬的审讯情况以及对许文革的抓捕计划——倒也按部就班，一边是轮番心理战榨取信息，另一边是全国发文通缉，广撒网多布控。但这个案子又有它格外的难点：许文革已无亲人，无牵无挂，想要通过家庭关系对他施加压力，或者通过信件和电话侦查他的行踪，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杜湘东又问：“姚斌彬现在什么状态？”

同学撇嘴骂了句脏话：“看着文文静静的，其实还是个‘硬茬儿’。一转到我们手里就开始绝食，撬他嘴也喂不进饭，只能捆起来打葡萄糖。他不是还有个妈么，我们本想感化他，给他申请一次特别探视，结果他连妈也不见，说没那个必要。整个儿一没人性。”

这种描述让杜湘东一悚，愣了两秒又问：“你们是想通过他找到许文革？”

“那当然，他几乎是唯一的线索。”同学说，“警察有警察的办法，该上手段也只能上手段。前两天有了突破，姚斌彬招了，说他和许文革约好，先分头躲一阵子，下月一号到第六机械厂附近的高压电塔下碰面，不见就散，见了再一起跑。我们已经安排了布控，也许再过些天，你心里的疙瘩就解开了。”

同学说完，踌躇满志地一笑，看来他将是抓捕许文革行动的骨干。杜湘东可以想象那种景象：一群便衣都带着枪，神色轻松，目光如炬，或埋伏在隐蔽处，或装作不经意地在附近徘徊；只要发现可疑的形迹，他们就会像豹子似的一拥而上，将嫌犯按倒在地。这也是杜湘东过去想象中的警察形象，可惜只限于想象了。然而他琢磨了一下同学透露的信息，却又垂了垂眼睛，闷声问：“你们就那么相信姚斌彬的话？”

“我们不是相信他的话，而是相信人的理智。”同学说，“姚斌彬犯下的事儿该怎么判，你大概也有个估量。重大盗窃、袭警越狱、抢夺枪械，二十年是起码的，而咱们国家的有期徒刑通常到顶儿也就二十年，再往上只有两种，一个无期，一个死刑。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道儿，第一，顽抗到底，这辈子就算交代了；第二，跟我们合作，戴罪立功，没准儿还能捡条命。再怎么彻头彻尾的混蛋也都怕死，这是人之常情吧？如果犯罪分子都跟董存瑞黄继光似的，咱们当警察的也没法儿干了。所以我们认为，既然姚斌彬开了口，那就是在心里算计过了；既然知道活着比死了强，他就不敢跟我们打哈哈。”

刑警同学分析着，解释着，既有理论依据，也是经验之谈。而人家本没必要说这么多的，之所以不厌其烦，还是想让杜湘东放下心来。这个惺惺相惜的对手释放出来的善意，令杜湘东更加惭愧。然而他又摇了摇头，几乎是自言自语道：“好像没那么简单。”

这就有点儿没眼力价儿了。同学正端起杯子喝啤酒，让杜湘东的话呛了一下，再把头抬起来，就成了一副好心被人当成驴肝肺的脸色：“杜湘东，你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刑警和预审专家都是傻子，就你聪明？那你说这案子该怎么办？犯人招出来的都是假话，我们就不要布控了，坐在办公室里守株待兔？”

“当然不是那个意思。”杜湘东赶紧摆手，“我只是想提醒你们，别把希望都寄托在这次抓捕上，要做两手准备，弄不好还得是多手准备……我和这俩犯人有过一些接触，我还去过姚斌彬他们家，根据我的了解……”

“你要真了解犯人，也不会让他们跑了。”同学冷冷打断杜湘东，把啤酒杯往桌上一顿，“而且你还得弄明白，我们这是在给你擦屁股呢，轮不着你来教导我们。”

眼看对方不想谈下去，杜湘东也就没了话。事实上，他来找人家，不过是想探听一下案子的进展，聊以解解憋闷，如同在火车站丢了钱包的人总要去趟失物招领处。而要真让他出谋划策，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俩警察对着一桌子虾兵蟹将闷坐片刻，同学就说得走了，晚上还要加班呢。杜湘东也站起来，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出了门。分手时，同学突然扶住摩托车，对他说：“杜湘东，你跟以前可真是不一样了。”

杜湘东无以作答，挤上公共汽车，回到刘芬芳家所在的宣武门内。天色已黑，胡同里的路灯有一多半儿都是憋的，使得杜湘东投在柏油路上的影子断断续续，还一阵一阵地发虚，好像一滩正被缓缓吸到地缝里的水。他又意识到自己虽然穿着警服，但却没戴警帽没系腰带，再摸摸下巴，好几天都没刮脸了，拉拉杂杂地呲着毛儿。这要是碰上局里的纠察队，不把他通报单位才怪。刘芬芳和同学的感觉都没错，他可真是跟过去不一样了，变成了一个颓唐的、落拓的家伙。家有三两银，不当臭脚巡，这是老警察们对这份儿职业的自嘲，可他还不如个臭脚巡呢，连在城里看看西洋景的资格都没有，只配窝在郊县，懊恼着一个小疏忽酿成的大错。现在，他还得将错就错地前往未来的丈母娘家，去卖好儿，去

提亲。

他甚而觉得自己把刘芬芳给骗了。

6

回到看守所，生活照旧：查监、扫除、点人头儿、写检查。检查不光要给自己写，还得替老吴和所长代笔。如今只要上面有人过问那起越狱案件，几位当事人就得奋笔疾书一番，而俩老同志被折腾烦了，干脆把这种差事都推给了杜湘东。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你是大学生嘛，写得比我们深入、全面、触及灵魂。乃至于连管辖之内的犯人也敢看不起他了。有一次训了郑三闯两句，老炮儿把眼一斜：“别把我逼急了，逼急了我也跑。”

所以再接到刑警同学的电话时，杜湘东真感觉对方递来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天离上次进城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他正在办公室里发愣，就听见天花板上的喇叭响了，有他的电话。杜湘东本以为是刘芬芳找他。刘芬芳和他虽然领了证，但却没办婚礼，这是因为杜湘东没脸请领导和同事去喝喜酒。他觉得那简直像是给越狱的犯人摆庆功宴。刘芬芳自然不乐意，狠狠地犯了会子忧愁，进而没住几天就从郊县的婚房搬回了城里，于是俩人联系还得靠电话。然而杜湘东赶到管理科，从电话里听到的却是男人的声音：

“你这张乌鸦嘴，还真说中了。”

同学告诉他，从姚斌彬嘴里挖出消息后，刑警大队提前几天就调派人员前去蹲守，局里的领导向更大的领导保证，一定要把许文革就地抓获，清除首都治安的一大隐患。然而苦等了一个星期，连个人影也没见着。办案人员这才不得不反思情报是否可靠，而重新再审姚斌彬，他只答了一句：“不是成心想逗你们玩儿，是不编出点儿什么你们就不让我睡觉。”然后又死不开口，并且开始了新一轮的绝食。同学也才又想起了杜湘东的风凉话。

他问：“你猜到了姚斌彬不会供出许文革？”

杜湘东含糊道：“我那时也不确定……就是感觉这俩犯人跟别人不一样。”

“咱们当警察的，办案子可不能凭感觉，得靠证据。”同学仍不忘踩杜湘东一脚，但又问，“那你到底有什么感觉？”

杜湘东便把俩犯人在看守所里的情况大致讲了。结论是许文革护着姚斌彬，姚斌彬也会护着许文革，俩犯人之间的情义远比旁人想象得深。讲完又说：“姚斌彬他妈和许文革的感情也不一般。要抓许文革，不妨把她当成突破口。”

同学“咳”了一声：“你以为我们想不到？光我就找过那女人好几次。姚斌彬犟，多半儿是继承的他妈，他妈比他还犟——到现在都不相信儿子会犯罪，一口咬定这案子是冤假错案。后来了解到，这女人一直对厂子有成见，甚至对社会、对政府都憋着一口气，再加上前些年中了一次风，性情变得更加古怪，简直没法跟人打交道。”

杜湘东问：“对了，姚斌彬他爸呢？死了还是离了？”

同学说：“这事儿说来可就长了。姚斌彬一家其实都是厂里的人，他姥爷是五十年代的劳模，先给提拔了上去，后来又挨了整，病死在牛棚里了。留下一个女儿，年轻的时候挺漂亮，不少男的都对她有意思，闹得沸沸扬扬的。组织觉得老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就出面解决她的个人问题，动员她跟一个刚死了老婆的副书记结婚。这也是保护她的意思，毕竟她爸有政治污点嘛，找个依靠，也不至于抬不起头来了。不过咱们的组织你也知道，做动员跟下命令差不多，反而把她给逼急了，一气之下嫁了个附近村里的农民。至于以后的生活，那就别提了。她看不上丈夫，嫌人家脏，嫌人家没文化，可人家还嫌她臭讲究，嫌她不会干活儿呢。等到生下个姚斌彬，从小又是个药罐子，把她那点儿工资都贴补进去了，夫家在钱上也落不下好处，更觉得这婚结亏了。工农联合变成了三天两头打老婆，揪着头发从村头踹到村尾，旁边两只狗叼着鞋，打完了再从狗嘴里接过鞋，回厂医务室抹红药水。打了几年，终于离了，夫家索性连姚斌彬这个孩子都不认，因此姚斌彬有爹也相当于没爹。我们也去过村里，连他爸的人都找不着，说早到南方做生意去了。”

敢情刑警的调查工作要比杜湘东细致得多。闷了一会儿，杜湘东这才叹气似的“啊”了一声，刑警同学也把话题拉回到案子上：“其实找你，是想让你替我们接触一下姚斌彬他妈，看能不能挖出什么信息。”

杜湘东说：“有你们在，哪儿还需要我去。”

同学说：“现在姚斌彬他妈的情绪已经很抵触了，前两次过去，她干脆连门都不让我们进。那是个爱走极端的人，我们很怕她像当年一样被逼急了，反而甘心当起了许文革的共犯。再盘点一下这案子的相关人，跟那女人打过交道的只有你，我们这边能信任的也只有你，所以这事儿非你莫属，你就别推托了。”

杜湘东沉默片刻，又问：“你让我做这事儿，是私人帮忙，还是上级任务？”

同学笑了：“完成了算你对得起上级，完不成也算你对得起我了，行了吧？”

说完没管杜湘东答应不答应，径自挂了电话。而杜湘东琢磨一番，心里不免打鼓：同学以为他和姚斌彬他妈说得上话，所以才来求助于他，可其实他仅仅去过人家家里一次，严格地说还是过门而不入。如果他再去，姚斌彬他妈会是什么态度还不好说呢。但既然打鼓，就说明杜湘东已经开始考虑这个任务了，并且还是认真地、不可遏止地考虑。这么一想，他对自己有些无可奈何，又隐隐生出一些期待来。

过了三两天，杜湘东便独自动了身。之所以耽搁了些时日，是因为想到姚斌彬他妈刚受到了警方的反复盘问，需要给她一点缓和情绪的空间。向所里请假时，他也只说要去帮刘芬芳家干力气活儿，而且特地没穿警服，换上了一身松松垮垮的便装。坐车来到六机厂，他没走正门，而是绕远路兜到家属院的那一侧。这里没人阻拦，进了锈迹斑斑的小铁门，便看见楼还是那几栋楼，垃圾还是那几堆垃圾，就连翻拣垃圾的也还是那个老太太，动作缓慢，目光阴鸷。找到了姚斌彬家，却见门紧闭着，油脂麻花的布帘子垂在门外。

他掀开帘子敲了敲门，半晌无声。又敲了敲，门里才有个女人问：“谁？”

“是姚斌彬家吗？”

“干嘛？”

“……我认识您儿子。”

屋里传来细碎的响动，当门锁咔嚓一声拧开时，已经是将近五分钟以后了。姚斌彬他妈从半开的门缝里露出脸来，居然还用蘸水的梳子拢过了头发。从刑警同学那儿，杜湘东知道这女人名叫崔丽珍。他叫了一声：“崔阿姨。”

女人盯着杜湘东凝视片刻，突然说：“你不是来过的那个警察嘛。”

“我……”

“你还帮我把暖壶灌上了。”

看来上次虽然走得匆忙，但姚斌彬他妈还是在走廊里看见了杜湘东。他惊异于这女人的记性——只一瞥，便认得了他的相貌。原先杜湘东还打算随机应变，冒充姚斌彬在社会上的朋友呢，如今只好窘了一窘，直说道：“我是看守所的，负责过姚斌彬的工作。”

“那么你是杜管教？”

这话更让杜湘东发窘。女人解释，保卫科的胖子及其手下协助警方来“做工作”时，曾经提起过他。在那些人的描述中，杜湘东虽然一脸严肃，实际却是个心挺软的年轻人。女人面无表情地把他让进了屋，房间概貌尽收眼底：不到二十平米的面积被一套带转角的三合板柜子分成两个部分，隔断外侧还算宽敞，摆着一床一桌，是姚斌彬他妈的起居室；隔断里侧就要局促得多，紧贴着柜体和墙角塞了一张比寻常单人床更窄的床，床上盖着报纸，估计是姚斌彬以前睡觉的地方。母子俩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

既然无须自报家门，杜湘东便继续申明来意。他表示，虽然姚斌彬“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他作为管教，仍是有责任关心犯人的。尤其是听说姚斌彬他妈卧病在床之后，他更感到“有必要来看看您”。上述说辞已经在杜湘东的心里排演了若干次，因此表述得并不虚套。而当姚斌彬他妈问起姚斌彬在“里面”的情况时，他的答复是“过得还行”，没怎么被人欺负，睡在宽敞的铺位，还吃到了大米饭和肉包子。当然，杜湘东隐瞒了姚斌彬的手受了伤，更隐瞒了姚斌彬哭着叫出的那一声“妈”。自始至终，他也没提一句许文革。

当他说完，便看见女人的脸上多了两行眼泪。对面的母亲却仍僵坐不动，连鼻翼也未曾翕动一下，整张脸像一幅旧照片。过了许久，她才点了点头：“杜管教，谢谢您。”

“不能这么说，都是职责之内。”

“您想问什么就说吧。”

“许文革目前还在逃……”

“我没他的音信。这话我对刑警队的人说过，对你也只能这么说。俩孩子就算犯了盗窃罪和越狱罪，也不证明我会犯包庇罪吧。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把我铐起来审问。”

虽然泪痕未干，但女人的声调已经淡漠了下来，还把撑在站立器上的手往前一伸。杜湘东心知碰了钉子，讪讪地把眼睛挪向一边，便看见有扇纱窗的合页松脱了，已经松松垮垮地歪斜了下来。眼看天气就要变热，如果任由它这么坏着，屋里或者不能通风，或者就要飞满蚊蝇。仿佛是为了缓解尴尬，杜湘东转过身去，从书桌上的笔筒里拣了一只改锥，走到窗前修理起来。这不需要复杂的技术，但干起来也挺吃力，他必须踮着脚尖，高悬手腕，缓缓转动改锥，让螺丝更深入地咬进年久腐蚀的窗棱里去。这种活儿以前都是姚斌彬和许文革干的吧。总算让纱窗大致恢复了原样，当杜湘东甩甩发酸的手肘，就听见姚斌彬他妈再次开了口，语气里多了几分歉意：“杜管教，真不好意思，帮不上你的忙。”

“本来也不该难为您。”杜湘东说，“不过我还想了解点儿别的。”

“您说。”

“我想知道……姚斌彬和许文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姚斌彬他妈似是一愣，弯腰拉开抽屉，取出一把钥匙交到杜湘东手上。

7

从那个初夏开始，杜湘东的生活里多了一项内容，就是不定时地去探访姚斌彬他妈。去时所做的事儿，首先是照料女人的生活起居，洗衣晒被，买菜做饭。要是涉及不太方便的事情，比如洗澡和上厕所，那就只能请邻居的女同志来帮忙了——有空的多是一些老太太，颤颤巍巍地扶着颤颤巍巍的姚斌彬他妈前往公共卫生间。一旦人家表露出嫌麻烦的意思，这活儿就不能白干，杜湘东得偷偷塞给老太太几个钱。家属区的其他住户也认识了杜湘东。他们听说他是个管教，刚开始还会感叹两句“人民警察爱人民”乃至“人民罪犯人民爱”，也不知是在赞美还是揶揄。后来就成了见怪不怪，碰面时打个招呼“吃了吗”“又来啦”，好像杜湘东是姚斌彬家的一个成员似的。

杜湘东这时会想，许文革来这个家时，会是怎样的状态呢？

而他固然不会把自己想象成许文革。他是来刺探许文革的。这个任务在姚斌彬他妈那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许文革的住处是单身宿舍里六个床位中的一个，床头贴了张通缉令，好像在提醒室友，这个逃犯会随时跑回来睡觉。姚斌彬他妈交给杜湘东的那把钥匙却对应着别处，是厂区外侧一排平房中的一间。那是厂子草创初期，第一批建设者们的临时住所，到了杜湘东前去调查时，房屋都敞着门，废弃着，唯有那间小屋门上挂了把锁。开门进去，别有洞天：里面并无家具，靠窗的亮处摆了一台小车床和一个工具箱，车床的电源是从墙外引过来的，工具箱里除了扳手改锥，还有游标卡尺、焊枪以及形形色色杜湘东所不认识的家伙什儿。对面靠墙的那一侧，则堆放着更加琳琅满目的工业产品：缝纫机的机头、老式自鸣钟、只有后轮没有前轮的自行车、农田里灌溉用的小水泵……光笨重的话匣子就有三台。杜湘东抄起一台打开，居然能响，可以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几乎是个小型维修车间。姚斌彬他妈告诉杜湘东，这俩孩子从小就爱摆弄机械。为了这个爱好，当妈的没少跟儿子置气，她认为姚斌彬应该考大学，出人头地。但也管不住，尤其是姚斌彬差几分高考落榜，顶班进了厂子之后，干脆和许文革把操练的场所搬到了这间平房，还凑钱买了一台老式车床，下了班就关起门来鼓捣，周末更是不分昼夜。他们的废寝忘食终于有了收益，不多久，竟能出去给人家干维修了，不仅收费不高，而且交活儿还快，绝不会像国营修理厂那样摆谱儿、拖工期。渐渐地闯出了名气，十里八乡有人慕名而来，这时厂子里却又有人看不过眼了。那些人的说法也有道理：姚斌彬和许文革的身份是国营工厂工人，工资是国家发的，技术也是国家教的，怎么能再去接私活儿挣外快呢？况且谁知道俩人给外面干活儿的时候，有没有偷偷用过国家的机油齿轮？如果那样，性质就变了，就成了损公肥私。于是领导出面，谈话批评，勒令制止。俩孩子还不服，偷偷摸摸接着干，被发现后挨了处分，并且强调如果再犯就要开除。

讲这些事儿时，杜湘东正坐在姚斌彬他妈面前，再一次打量屋里的摆设。对于一个都有工资并且还能赚到外快的家庭而言，这个房间无疑是过于简陋了。他也被允许翻看过姚斌彬留下的私人物品，别说没有手表和蛤蟆镜这些时髦玩意儿，连衣服都有好多打着补丁。那么钱花在哪儿了？是吃了喝了，还是让许文革拿去讨好他的那个厂花女朋友了？可在姚斌彬他妈嘴里，“那俩孩子”又都是特别顾家的人，就连厂里发的夜班饭票都攒下来，每逢单月份的月底到服务社去换一桶豆油外加两条肥皂。

况且还有一台进口汽车发动机的案子呢，那玩意儿要能卖出去，可是一笔巨款。一切盗窃犯的动机当然都是弄钱，但弄钱的动机各有不同。姚斌彬和许文革是为了什么呢？

直拖到那年秋天，问题才有了答案。入夏以后，杜湘东就再没去过姚斌彬家，原因是那段日子北京有点儿乱，所有警察都得二十四小时待命。好容易熬到街面大致太平，杜湘东先到丈人家安顿一番，这才从城里坐上长途车，直接前往六机厂。下车绕过厂区，景象基本如常，不过家属院门口也设了岗，拦住没穿警服的杜湘东盘问了半天。幸亏保卫科的胖子巡查经过，打个哈哈就让他进去了。而来到几栋筒子楼中间，却见一辆锃光瓦亮的“皇冠”轿车停在空地上。这可是从未有过的情况，以前别说“皇冠”了，就连东欧产的“波罗乃兹”也没这片宿舍里出现过。杜湘东心里咯噔了一下，站在车前观摩了好一会儿，弄得车里的司机也紧张地看着他，还滴滴按了两声喇叭。他正想转身离开，就听见一片喧闹，一群人从姚斌彬家所在的那幢筒子楼里拥了出来。走在前面的是两个中年男人，面色铁青，跟在后面的则是楼里的邻居，对着他们的背影指指戳戳。态度最激愤的是那个整日翻拣垃圾堆的老太太，她首如飞蓬，躬着驼背追上去，响亮地“呸”一声，被甩开后再紧追两步，又“呸”一声。伴随着“呸”，她还在振振有词地质问：

“这还让我怎么过？”

“你们算个屁领导。”

片刻追到车前，竟然一把搂住了其中一个男人的大腿，滚在地上不起来了。两位领导拉她不是，不拉她也不是，只好一边擦汗，一边探头向四下张望。恰好看见保卫科的胖子，他们像遇见了救星，大声招呼他过来“处理一下”。胖子不情愿地咂吧着嘴，跑过来硬拽开老太太的手，同时对领导们说：“撤退，我掩护。”

领导们便钻进了“皇冠”轿车，砰砰关门，仓皇而去。群众们却也不追穷寇，就连老太太都不再打滚，摇头叹气地和众人一起散了。空地上只剩下杜湘东与胖子两人，一时间尴尬地大眼瞪小眼。瞪了一会儿，杜湘东才问：“刚才那是什么领导？”

胖子道：“厂长和书记呗。”

杜湘东说：“这是来干嘛呀？”

胖子居然也“呸”了一声，说：“还能干嘛，打白条来了。”

不等杜湘东再问，他就喋喋不休起来：厂子一直受困于经营不善、市场疲软，尤其这两年，工资只能发一半，更要命的是连退休职工医药费都报销不出来了，只能先让本人垫付，再由厂里打个条子，意思是欠着。也集体找上面反映过，前一阵总算有了说法，所有欠款将预支一笔专款结清。大家翘首以盼，盼来的却是厂长和书记亲自登门，一边继续打白条，一边鼓励大家发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精神，“再忍忍，忍忍就好了。”

“再忍忍就死啦，人一死，他们丫的倒是好了。”说到这里，胖子终于重新站队，帮着工人声讨起领导来。可惜面前只有杜湘东一个听众，他的正义感无法得到广泛的呼应。而这的确是以前从未听说过也从未想到过的情况。按说进了国家单位，生老病死都有国家兜着，敢情国家也有兜不住或者不想兜的时候。那么作为一个重病号、老病号，姚斌彬他妈的负担可想而知。俩孩子外加一个女人的收入，大概仅够维持生活的，要看病就得靠外快贴补，外快不让赚就只能铤而走险了。一条逻辑线索在杜湘东心里清晰了起来。

上楼之前，他多问了一句：“对了，刚才那辆车就是姚斌彬和许文革的……赃物吗？”

“那可不，厂里哪儿还有第二辆‘皇冠’。”胖子说。

“不是说效益不好吗？”

“这情况就更复杂了。车本来是一个副局长的专车，放在厂里是要换几个零件，结果出了那档子事儿，被警察暂时扣下了。人家倒好，等不及，直接又配了一辆‘公爵’，也是日本原装，这辆“皇冠”就作价卖给我们厂了。上级压下来，不买都不行……没准医疗费就是被挪用到这辆车上了。”胖子说完，对这个复杂的情况进行了简要的总结，“操。”

而等来到姚斌彬家，杜湘东便挑起了话头：“刚才碰见厂长书记了。”

接着问起欠条的事。那一刻，杜湘东感到自己实在有些冷酷。姚斌彬他妈叹了口气：“其实也不是存心瞒你，而是不想让你知道，姚斌彬和许文革偷东西、从看守所逃跑……都是为了我。”她喉头一抖，带出了哭腔，眼里亮闪闪的，似乎又要落泪。

杜湘东说出一句更加冷酷的话：“我是个警察，只管人犯没犯罪。至于为什么犯罪，我就是想管也管不了。”

姚斌彬他妈沉默半晌，说：“杜管教，你是个好警察。”

这已经是第三次有人说他“好”了。但他这个“好”警察此刻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弥补一个对于他这种职业而言不可原谅的错误。到底什么算“好”，什么算“坏”呢？杜湘东意识到，在那些截然相反的概念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复杂的中间地带，而他和姚斌彬、许文革都被困在那里，似乎永远不能上岸了。这种处境几乎是令人绝望的。

他发呆，对面的女人也发呆。过了好久，杜湘东又听见姚斌彬他妈说：“你是带着任务来的，这我知道。但我没法儿帮你完成任务，以后别为我耽误工夫了。”

杜湘东笑了：“任务不任务的倒在其次。我来，就是想跟您说会儿话。”

姚斌彬他妈也笑了：“人总得说话，不说太憋得慌。”

随后，女人言语绵密，好像从记忆里扯出了一根线头，一件事儿连着另一件。过去总说姚斌彬，今天她却说到了许文革。许文革他爸也是一名维修工，还是一名政治积极分子。那年头人们说积极也都积极，但或者是顺着集体惯性，或者是揣着点儿个人目的，偏他和众人不同，积极得十分虔诚。除了会上喊口号，他还自学马列，读的是汉译全本。工人文化低，有不明白的，总去请教一个上过“辅仁”的老工程师，也就是姚斌彬他姥爷。经过学习，他懂得了工人阶级挣脱的只是锁链，懂得了劳动必将成为人类的内在需要，也懂得了在首都北京建设工厂，不仅是为了带动全国工业大生产，更是为了在遥远的未来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当前全国劳模、那位老工程师被定性为本厂的“走资派”时，带头批判他的维修工当众痛哭流涕。他哭是因为惋惜：这个给他讲解过“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区别的人，怎么就糊里糊涂地站到历史的反面去了呢？可见自我改造和不断革命有多么重要。在此后的那些年里，维修工更加真挚地积极着，上面提倡劳动竞赛他就加班，上面鼓励造反他就组建战斗队。然而当激情的年头过去，上面又要整顿秩序了，责任又被一股脑算在了他的头上。处理还算轻的，无非也就是写检讨和“夹着尾巴做人”，但维修工想不通，不通则痛。终于有一天，厂里人发现他把自己吊在了车间的钢梁上。这就算畏罪自杀了。

维修工的老婆死得早，是干活儿时头磕在叉车的铲尖上撞死的。留下一个许文革，变成了野孩子。他住在父母的小平房，学也不上，成天打架，饿了就到食堂讨口吃的，要不就是捡点儿工地上的边角料卖钱。时间长了，厂里觉得是个祸害，有人提出把他送“工读”，而当时姚斌彬他妈刚离婚，带着姚斌彬搬回了厂里，看见许文革可怜，便说：权当姚斌彬多了个哥吧。她让许文革住进了自己家，找领导落实了许文革的抚养费，重新把他押回了学校。念到技校毕业，又是她出面敦促厂里落实政策，让许文革接了他爸的班。革命时期整人的和被整的，反倒相依为命过了这么多年。日子久了，人们渐渐把姚斌彬母子与许文革当作了一家人，只是在俩孩子出事儿之后才议论，没准儿是许文革把姚斌彬给带坏了。

“都是命。”女人总结说。

这话杜湘东也听许多人说过。人抗不过命，在这个大前提下，想不通的事情仿佛就有了解释。那么姚斌彬和许文革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偷窃、被捕、越狱、一个跑了另一个却被抓回来了的结局？对于这俩犯人，那一切也“都是命”吗？如果是这样，身陷囹圄的姚斌彬会羡慕许文革吗？逃脱在外的许文革会坦然地想起姚斌彬吗？这么想着，杜湘东已经从六机厂回到了看守所。天彻底黑了，苍穹笼罩在北京南部的平原之上，竟不显得深远，好像一层不透光的幕布，谁也不知道在它外面藏着什么。经过办公区时，他看见所长屋里还亮着灯，又想起自己外出了一天还没销假，便向楼里走去。

销假也就是露个面，而当杜湘东打完招呼，说句“没事儿先走了”，所长突然招招手，让他走近了些：“还真有事儿……任务有点儿特殊，你恐怕得跑趟姚斌彬家。”

去看姚斌彬他妈的事儿，此时只有杜湘东自己知道，连刘芬芳都没告诉。当他听见所长这么说，嗓子忽然一紧，咽了口唾沫明知故问：“去干嘛？”

所长翻出一个牛皮纸袋，手指在上面敲了敲：“判下来了。”

“怎么说的？”

“死刑，立即执行。”

这其实可以预料，只不过杜湘东从未主动往那个方向预料过。在那个年头，仅凭盗窃一项就送了命的犯人也有不少，何况还有越狱、抢枪。他再次明知故问：“这么快？”

所长回答：“已经不快了，要不是他的事儿还涉及另一个在逃犯，上个月就判了。这阵儿社会上乱，上面强调要发挥震慑作用，专门点了几个未决犯的名，其中就有他。至于许文革，反正已经进入了通缉程序，估计也逃不了多久。”

接着向杜湘东交代任务内容，他就是个送信儿的。本来对于死刑犯，法院只需将判决书递交本人即可，并无传达到家属的义务，但出于人道主义，往往还是会安排人去告知一声。然而姚斌彬这案子又属于“从重从速”，法院对他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加之最近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就把善后的事儿推给了公安机关。假如杜湘东愿意，他可以在执行的当天去送姚斌彬一程，然后再去向姚斌彬他妈宣布结果，转述“可以外传的遗言”。而这项任务自然也有保密要求，那就是绝不能透露行刑的时间地点，以免引发意外。

领完任务，杜湘东在此后的几天就不能外出。所长也没再提此事，见面时还会故意聊些轻松的话题。一切如常，时间缓慢得有了凝滞感。到了出任务的那天早上，便用那辆“北京212”将杜湘东送到了市内一个级别更高的看守所，北京经过核准的死刑犯都关押在此。进入带电网的高墙，便看见囚车和负责行刑的武警早已严阵以待：既有神色镇定的老兵，也有面色煞白的年轻战士。人人手里握着一支上了刺刀的56式步枪，枪里只有一发子弹。这两天里，老兵一定已经对新兵进行了反复讲解以及示范，力争把那一枪打稳、打准，尤其要克服条件反射，不能在枪响的同时先往后跳——那会造成子弹偏离心脏，就必须得朝脑袋补枪了。听说看过补枪的人，这辈子都别想再吃鸡蛋炒西红柿。

对于死亡这事儿更加缺乏经验的，则是即将承受子弹的犯人。但当杜湘东被带进专门看押死刑犯的“小号”时，却没听见里面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叫声。号房静悄悄的，仿佛里面的人正在收拾精神，攒足心力，等待着去展开一段不知路在何方的远行。来到最靠里的一间囚室门口，便看到了姚斌彬。他歪靠在墙角，也不抬头，在地面投下小小的影子。

杜湘东隔着栅栏叫了一声：“姚斌彬。”

姚斌彬这才缓缓扬起脸：“杜管教，你来了。”

声音平和，好像可以接受任何人来送他一程——这孩子算是明白叫“妈”也没用了。杜湘东硬逼着自己问：“你有什么话说？”

“没话。”姚斌彬继续平和地说，“我认罪，服法。”

“我是说……”杜湘东把脸往外扭了扭，又转回来，“我去过你家了，你妈挺好，吃喝都不愁，邻居也挺照应她的。我也问过你们厂的领导了，说你的事儿不会妨碍她的待遇……医药费的资金也快到位了，到时第一个解决的就是她。”

杜湘东感到自己正在进行拙劣的邀功。姚斌彬的嘴唇颤抖了起来，酷似鹿类的大眼睛闪了一闪。但那眼里终究没有眼泪，他说：“杜管教，我不怨你……你不必为了我这么做。”

杜湘东一震，回答道：“你怨不怨我，我都得把你抓回来，也都会去看你妈。”

“谢谢您。”

“需要我给你妈带什么话吗？”

“希望她把我给忘了。”

“还有许文革……假如我能见到他，你对他有什么说的？”

“希望他比我活得长。”

说完，姚斌彬站了起来，隔着铁门与杜湘东对视。那一刻，杜湘东只觉得姚斌彬的神态仿佛是在什么时候见过的：似笑非笑，坦然而又悲怆。这时囚室尽头传来了浩大而威严的脚步声，杜湘东和另外几位执行同样任务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向后退开，看着武警依次打开铁门，把死刑犯们押了出来。今天执行枪决的共有七人，都是男的，姚斌彬的年纪最轻。

偏在这时，姚斌彬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当他被两名武警架着往外走去时，忽然身子往下一坠，滑脱了箍住胳膊的手臂。武警还以为这犯人像此前的很多犯人一样崩溃了、昏厥了，但低头一看，却见姚斌彬蹲下身，从地上捡起一根麻绳，想要捆到右脚的裤腿上去。裤腿捆绳子，这也是死刑犯特有的待遇，目的是扎紧底下的漏口，免得到时候屎尿倾泻出来。而此刻，姚斌彬居然还能察觉到麻绳松了，居然还想把它重新扎上。他的赴死是多么镇定，又是多么心思缜密。他即使死了，也不愿意遭到收尸的人的嫌弃。

然而这点儿愿望实现起来又是如此困难：麻绳两次三番地被他用左手捡起来，又在捆绑的过程中从他的右手指间滑落。他有伤，右手大拇指无法起到支撑作用，只能用食指和中指勉强夹住绳头，颤颤巍巍地试图穿进左手扶稳的环扣里去。掉了又捡，捡了又掉，负责押送姚斌彬的两名武警也终于不耐烦了起来。他们互相使了个眼色，同时弯腰，将胳膊重新插入姚斌彬的肋下，把他拎了起来。其中一个说：“时候不早了。”

这时，杜湘东便走向了姚斌彬。他蹲下身去，捡起那条死蚯蚓似的麻绳，绕到姚斌彬的裤腿上，打了两个环，拉紧。做完这件事，他站起来，与对方对视了一眼。那一刻，姚斌彬的眼神仍是平和的，但杜湘东心下悚然，两耳轰鸣。

任务则在当天就完成了。杜湘东已经想不起姚斌彬他妈听到消息之后的反应了：她哭叫了吗，还是无声地落泪？抑或她连眼泪也没流，木然地接受了事实？时间仿佛在云里雾里滑了过去，而杜湘东之所以头脑恍惚，是因为他长久沉浸在震惊与疑惑之中。他自诩为一个大材小用的警察，但却在最后一刻才发现，自己很可能漏掉了姚斌彬与许文革越狱案件中最为关键的细节。对于公安机关和法院而言，那也许是个无用的细节，无法挽回姚斌彬的死；但对于杜湘东本人而言，那个细节却解释了姚斌彬为什么会死。杜湘东的脑海中还长久地回旋着姚斌彬诡异的、似笑非笑的表情。这表情他曾见过两次，第一次是在逃跑事件发生的那天，当姚斌彬把枪扔到地上束手就擒的时候，第二次则是在今天。姚斌彬的表情、遗言以及所有举动都指向了杜湘东的推测——只是为时已晚。

然而杜湘东却不能把他的震惊与疑惑告诉姚斌彬他妈。他理智尚存，知道自己如果说了，那女人大概会疯掉。正如同他无法向姚斌彬他妈转述另一个场景：他坐着武警的军车，跟随姚斌彬赶往了刑场。那地方离市区不远，山清水秀，全然不像杀人的场所。面积不大的一圈院墙，门口的木牌只标注着“高法××工程”。囚车进去，后面的军车却在墙根停下。过了很久，枪才响了。不是依序而是几乎同时，那七枪里，有一枪是姚斌彬的。

这拨儿死刑犯的运气都不错，只响了一次，没人需要补枪。

8

此后，日子就变快了，快得像狗撵。经历了短暂的心情黯淡与惶然，在一日千里和一拥而上的本能作用之下，人们又迅速亢奋了起来。似乎只有杜湘东还在漫长地憋闷着。

憋闷遥无止境，然而有时反思，他的憋闷也和别人的亢奋一样，有着与以往那个时代不同的质地。假如一定要说出不同在哪儿，大约是从云端跌落回了地面，从抽象还原成了具体，从恢宏分解成了细碎。恰好杜湘东现在又不是个单身汉了，一切问题都必须要进行务实的考虑，因此他对于看守所管教这份儿职业的衡量，也从它能否能在价值上实现自己，转移到了它能否能在价钱上养活自己。但那些期望都落了空。经过所长的推荐，杜湘东本人一度也曾被列为提拔对象，但却在最后一关被卡了下来——总会有人想起他的“污点”。由于他的失误，俩犯人越狱，如今一个被枪毙了，另一个依然在逃。

杜湘东和刘芬芳的婚姻生活也说不上幸福。过去想得没错，刘芬芳说到底是受到了八十年代情绪的蛊惑——嫁给追捕持枪逃犯的英雄，这烘托了她心里的浪漫。但几年过去，英雄永无翻身之日，浪漫成了一时糊涂，因此她的忧愁也像时代一样落地了，还原了。由于交通不便和家里事儿多，现在刘芬芳仍然城里乡下两头跑，平时住在宣武门内，到了双休日才坐上公共汽车来找一趟杜湘东。周末夫妻，小别重逢，按说是应该如胶似漆的，但刘芬芳往往一进门就冷着脸，略喝一口水，就开始抱怨。抱怨的内容包括她妈脑子糊涂，她爸是个甩手掌柜，她弟弟都是惹祸精，以及领导挑刺儿同事使绊儿单位的待遇越来越差，总之是抱怨自己命苦；还抱怨谁家买了吸尘器，谁家都快买车了，而她奔波几十里路却连黄“面的”都舍不得打，总之是抱怨杜湘东无能；乃至于以前从未留意过的细节也成了她抱怨的素材，比如杜湘东为什么吃饭要就辣椒酱，杜湘东为什么洗衣裳总是懒得搓干净，杜湘东为什么当初没挑靠操场的宿舍的而是挑了靠农田的，所以晚上蚊子这么多——最后又都会形散神不散地归结为自己的命苦和杜湘东的无能。刘芬芳的抱怨无异于对生活的再发现，让她认识了另一个杜湘东，也让杜湘东认识了另一个刘芬芳。

有时杜湘东会怀疑：这还是那个爱看席慕蓉和三毛，能说出“可惜明天又和昨天一样”的刘芬芳吗？她当然还是，或者说，现在的刘芬芳也许才是真实的刘芬芳，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杜湘东却又无法确定地感受到刘芬芳的真实。刘芬芳抱怨得太投入了，常常抱怨到周末的晚上，就没有了和杜湘东过性生活的兴致；又或者刘芬芳虽然还愿意履行那点儿责任，但杜湘东却被她抱怨得心灰意冷，从社会性的无能进入了生物性的无能，只好放弃了和刘芬芳过性生活的机会。一个难得能挨上肉的老婆，其真实性当然大打折扣。

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几年都没怀上孩子。刘芬芳自然也把孩子问题列为了抱怨的保留项目，但杜湘东却对此不甚上心，甚至暗自里有几分庆幸。说来也是，以目前的条件，有了孩子又该怎么养、在哪儿养呢？再者，没有孩子尚且如此，一旦因为孩子而疼过累过，天知道刘芬芳还会生发出多少绵延不绝的抱怨，那样的话，杜湘东的脑袋就别想清净了，心情也别想踏实了。他现在觉得脑袋清净和心情踏实也成了一种奢侈。

在如今，他能够获得清净与踏实的地方，只有姚斌彬家。

隔一阵子就去看看姚斌彬他妈，这个习惯居然坚持了下来。去了先干活儿，俩人再说会儿话。这时也不说姚斌彬了，更不说许文革，聊的都是身边近况。厂里也开始推行“两不找”了，厂长和书记家的窗户都被工人砸了。还有些脑袋活络的人，不知怎么就富了起来。《新闻和报纸摘要》的口音没变吧？如今怎么广播里都是港台腔，哇哇哇，听取“哇”声一片。直说到太阳偏西，姚斌彬他妈眼里却含着一丝不知从何而来的温柔。这是一个孤立于时间之外的女人，然而时间到底还是给她留下了印记：她的头发大片地白了，皱纹愈发深刻，她的两腮凹陷，牙齿岌岌可危。有时杜湘东会恍惚觉得对面坐的是姚斌彬。这对母子太相像了，从长相到性格都像，如果姚斌彬能活到老，大概也是这般模样。

几年来，不时有通缉犯落网的新闻，有些听起来颇为传奇。比如有个悍匪改名更姓又和一个女警察结了婚，最后是被老婆在床上铐起来的。再比如有个贼头到外国整了容，又偷渡回来想看一眼孩子，结果孩子大喊有小偷，就被逮了个正着。而在一次又一次“清网”之后，许文革仍然音信全无。对于逃犯来说，这才是真正的传奇。他是怎么躲过那些“雪亮的眼睛”的？他如果离开了北京，又辗转去过哪些地方？难道他已经死了吗？

那些谜底露出一角，还是经由姚斌彬他妈。时间是在越狱事件之后的第六年，也是一个春天。礼拜五的晚上，杜湘东回到家，还没进屋就见灯亮着。打开门，刘芬芳已经坐在屋里，情绪似乎还不错，不仅挂着笑模样，而且做好了饭。桌上摆了一只砂锅，砂锅里热腾腾地漂浮着猪下水——大概又是从单位里“顺”的。

她一笑：“先吃，吃完有事儿跟你商量。”

杜湘东有点儿含糊：“要不先商量吧。”

刘芬芳说：“不吃就凉了。你急什么，反正不是坏事。”

说完抄起勺子，给他盛下水。俩人就吃，吃时刘芬芳也没开展抱怨，笑吟吟地继续卖关子。等吃完，都有些肉醉，进而又有了肉欲，于是早早上床，先过了一回性生活。过时刘芬芳侧着脸，用仍然还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的那个角度朝向杜湘东，所以杜湘东就很激动，他觉得刘芬芳终究是恋着他的。

并排躺了会儿，杜湘东才问：“到底商量什么？”

刘芬芳就说：“我二姐从南方回来了。在外面漂了些年，她好歹还算有点儿人心，想补偿家里，尤其是想补偿我，所以就问到了你。她说如果你愿意过去，可以在她们那个德国公司干个物流部的小组长，工作也简单，带着人到码头点货收货就行。她还说你有学历，人也踏实，公司又在扩大规模，过不了几年保证升职。”

杜湘东还在含糊：“你是说让我辞职？”

刘芬芳说：“我已经替你——替咱们算计过了，你在看守所待着，什么时候是头儿啊？再熬几年就真熬老了，老了再后悔就晚了。还不如趁早过去，工资翻番儿不说，他们还给租城里的公寓。当初没解决的问题，这不就全不是问题了吗？”

杜湘东更含糊了：“辞职不就得脱警服吗？”

刘芬芳进而咯咯笑了：“铁饭碗不如金饭碗，何况你这还是个破饭碗。脱就脱呗。”

杜湘东说：“让我琢磨琢磨？”

打着琢磨的名义拖过一夜，第二天，刘芬芳的脸色就变了。她的决策没有得到杜湘东的热烈响应，这让她感到他不识好歹，于是重新回到了抱怨的轨道上。抱怨的内容则紧紧围绕着杜湘东在看守所的穷、远和得不到提拔。说的都是事实，所以杜湘东理亏。而刘芬芳又摔摔打打起来，最后指着杜湘东的鼻子逼问：“给句话行不行，你还是男的么？”

杜湘东不但给不了一句话，甚而披上一件便装逃了出去。老婆一个礼拜才来一次，他却落荒而走，这要让所里的同事看见，谁知道他们会联想到什么。所以杜湘东贴着墙根，像尿急似的一路小跑出了看守所，来到那条荒凉的土路上。脑子还乱着，他只想清净一点儿，踏实一点儿。哪里才有清净和踏实呢？于是便坐上车，往姚斌彬家里来。

进门打声招呼，照旧扫地做饭。刚把粥摆上桌，却听见楼下嘀嘀按喇叭，还有人喊：“各家取信取包裹了啊。”然后嚷嚷一串人名。原来是邮局的车来了。如今郊区的邮政条件也有所改善，换成了韭菜绿的微型面包车，不过仍是每周才来一趟，并且不管送信上门，只能下去自领。早先调查许文革的行踪时，刑警方面还专门问过邮局，得到的答复是姚斌彬家与外界并无信件往来。但此时，邮递员扯着嗓子又喊：“崔丽珍，崔丽珍在不在？不在我可走啦。”

杜湘东抬头和女人对视一眼，说：“您歇着，我去。”

说着拉开书桌抽屉，拿了证件。平时姚斌彬他妈上医院取药和到厂里领补助，只要赶上杜湘东在，也常由他代劳，所以放证件的地方他也熟。三步两步下楼，对已经很不耐烦的邮递员出示了两人的身份证，说明“代领”，便从人家手里接过了一张汇款单。汇款人写着叫“刘春粟”，汇款地址是山西某县某乡邮局，汇款金额是三千块钱。

杜湘东的脑子“嗡”了一声。他竭力平复呼吸，掏出警察证，在对方眼前一晃：“特殊情况，崔丽珍有汇款这事儿，别再告诉别人，明白了吗？”

对方的脸就白了，忙不迭地点头。杜湘东转身回去，以镇定的姿态上楼，来到姚斌彬家门前，听见自己的心跳似乎过于响亮，又闭眼喘了两口长气，这才推门进屋。

他对姚斌彬他妈笑道：“他们看错了，不是找您的。厂子里还有别人姓崔吧？”

女人似乎凝视了他片刻，又似乎随口应道：“哦。”

也不知这个谎话编得圆不圆，但杜湘东背上已经冒了冷汗。这个中午仿佛比任何一个中午都要缓慢，直熬到两点多钟，姚斌彬他妈要午睡了，他才起身告辞。出了筒子楼，杜湘东两腿裹风，奔向最近的公用电话。他是要打给刑警队的同学。以前来姚斌彬家，契机是同学交代了一个任务，所以总得时不常地就这个任务的进展做一下汇报。过了这么久，案子成了悬案，同学也从警员升了探长，双方汇报和听取汇报的兴致便渐渐地淡了下去，尤其这两年，几乎音信不通。说到底，他们的性格还是有点儿“犯冲”。然而今天这张汇款单却让杜湘东重新想起了那个任务，他必须得找人商量对策。

刑警队周末也有人值班，但电话打到办公室，同学却不在。杜湘东便又打同学的传呼，号码还是刚普及BP机的时候对方给的。挂了电话就蹲在马路牙子上，那副样子像个焦急地等着领工资的农民工。直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电话才响起来。

同学还是傲慢的语调，和当年一样：“你找我？少见呀。”

杜湘东没顾得上客气，低声说：“那事儿有消息了。”

“哪事儿？”

“还能哪事儿，许文革呀。”

“哦哦，许文革。”同学俨然已经忘了，在杜湘东的提醒下才想起来。

杜湘东便把情况说了。他分析，姚斌彬他妈常年独居，除了和他自己，并未与机械厂以外的人有过联系，那么有谁会专门给她汇款，而且还不是一笔小钱呢？极有可能是在逃的许文革。又从汇款的时间和地点上推测，如果真是许文革，那么他目前八成还流窜在山西省大同地区，定位具体到乡镇一级。说这话时，杜湘东嗓音颤抖，伴随着咳嗽，仿佛被“逃犯”“流窜”等字眼儿呛着了。

没等他理顺调门儿，同学就截断了他：“知道了。”

那种轻描淡写的口气让杜湘东有点儿犯蒙：“你们准备怎么办？”

“照章办。我会把你的线索转到‘追逃办’，再由他们那边联系当地公安局。”

杜湘东叫起来：“那怎么行？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许文革比一般逃犯有脑子，反侦查能力极强，所以才会通缉了这么多年都没抓到。而且基层的警力、装备都和北京比不了，说句不好听的，办案也没那么专业，如果这事儿还走常规程序，没准儿又会让犯人跑掉。跑了再抓可就难了。”

同学反问：“那你说怎么办？”

杜湘东说：“当然是从北京派人，最好你带队，立即去。到了地方暗中排查，慢慢收网，还得多做几种预案……”

“哟，你也知道人跑了就难抓了呀。”同学阴阳怪气地“刺儿”了一句，随后叹了一声，话竟说得难得地诚恳了起来，“可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工作状态，知不知道许文革那案子之后北京又出了多少事儿多大的事儿？前两天的报纸你也看了吧？七个外地女孩儿住在一套单元房里，一夜之间全让人捅死了，肠子绞在一块儿都分不清楚哪段儿是哪个人的了。为了这案子，我已经带人蹲了半个月，两天两宿都没合过眼——我们哪儿有人手奔到外地明察暗访？哪儿有工夫兴师动众地对付一个几年没音信的许文革？况且现在还不确定那到底是不是许文革，你不也只说了‘可能是’吗？”

“那这陈年旧案就没人管了？”

同学嗫嚅了一下：“我要再说什么‘天网恢恢’那是糊弄你，咱们警察跟警察之间，就别来那一套了。我只希望你能理解我们——时过境迁，这世道变得太快。姚斌彬和许文革那案子，主管领导早调走了，案子的意义也跟当年不一样了。当年有当年的重中之重，现在有现在的当务之急。人都活在现在，能顾得上的也只有现在，对吧？”

“……对。”

“那我先忙。”

杜湘东挂了电话，木然半晌，突然朝面前的砖墙擂了一拳。墙纹丝不动，手却戳得生疼。

他脸色阴沉地坐车回家，到家时已近傍晚，宿舍楼都亮着灯，只有他家黑着。本以为刘芬芳负气走了，“回北京”了，但开门进去，却见她还在，只是歪在床上不理人。俩人也没了做饭的兴致，到食堂随便打一口吃了，又发了会子闷，说声“睡吧”，就铺床躺了上去。躺着什么也不干，各自望向深邃的天花板。发呆很久，刘芬芳才开口：“琢磨得怎么样了？”

说的还是辞职的事儿。杜湘东实事求是地回答：“没怎么琢磨。”

刘芬芳说：“那你想什么去了？这都一天了。”

杜湘东说：“想个案子。”

刘芬芳说：“什么案子？”

杜湘东说：“好多年前，那俩犯人逃跑的案子。”

刘芬芳说：“我记得。跑了俩，你追回来一个带枪的。你当时知不知道他带着枪？”

杜湘东说：“知道。枪丢了，我只能先追那个带枪的。”

刘芬芳说：“你没想过可能会牺牲？”

杜湘东说：“当时那么急，哪儿想得到这个。”

刘芬芳说：“那你就没想到我？”

杜湘东说：“那时你不都要跟我掰了嘛。”

刘芬芳就扑哧一笑，笑完又说：“你也算对得起这身警服了。辞不辞职，现在你得给我个说法。我二姐说了，她们那边急，时间不等人。”

杜湘东便也沉默。片刻道：“不去了。我干不了别的。”

说这话时，杜湘东似乎并不为难，然而话刚出口，心里还是一痛：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个“机会”，也意味着他和刘芬芳还得无限期地穷着、分居着。他又想起了下午与刑警同学的对话。人家不仅是在解释案子跟踪不下去的原因，更相当于在世界观的层面上启迪他，教育他。人都活在现在，能顾得上的也只有现在。而“现在”又是一个飞驰的、稍纵即逝的概念，一旦被甩下，就可能永远也抓不住了。这个道理同学懂，刘芬芳懂，他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几乎都懂，好像只有杜湘东一个人不懂似的。

然而心里的坎儿终究迈不过去。杜湘东的思绪飘浮，又回到了多年以前的另一个下午。在那天，姚斌彬入土为安。一个大活人被抓进去，回来的只有一捧骨灰，墓地上立上一块仅注明生卒年份的水泥碑。姚斌彬生于一九六八，死于一九八九，年二十一。刚入土的人，按理是该祭一祭的，姚斌彬他妈却没带着水果点心。她在坟前伏了片刻，从怀里摸出一沓纸来，划了根火柴将它们点燃。日光明媚，看不见火，只有一条黑色的痕迹在纸上不紧不慢地啃食。烧的是厂里给打的医药费欠条，都盖着大红章。姚斌彬挣的外快都变成了欠条，现在把欠条烧给他，这里面似乎蕴含着不可言喻的公道。

旧账一笔勾销，姚斌彬他妈都对杜湘东回头笑了：“杜管教，你放心，姚彬斌是为我死的，我就算是为了他也得活着。”于是她活到了今天。

想到这里，杜湘东的心便安宁下来，像深不见底的夜空。愧疚感还是存在的，说一千道一万，只是苦了刘芬芳。而令他纳闷的是，当他已经做好准备承受刘芬芳的抱怨乃至咒骂时，刘芬芳偏又不作声了。她静静地躺在他身边，与他保持着谨慎的距离，连呼吸都是若有若无的。她睡着了吗？当然没有。她正在和他一样睁眼看天。

俩人干巴巴地躺了一宿。天快亮了，刘芬芳的语言能力才得以恢复。她说：“杜湘东，你还不如那俩犯人。犯人还知道跑，你连跑都不敢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