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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回归:时代在召唤

2018年01月26日15:34 来源:吉林日报 赵欣

文学属于人类共有的情感表达的一种特殊形式,它高于现实又以现实为依托,其本质是反映现实的,而现实则包含时间和空间的元素。不同的时间段对应着相应的空间背景,它左右着文学的内容和发展态势。这就是文学不可忽视的一个特性,即时代性。

仅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脉络来看,文学时代性的特征表现得极为鲜明,或者换一句话,文学要为所处的时代负责。

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对启蒙主义的文化批判,对社会思想的解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终生,被誉为“民族魂”。

新中国成立初期,艾青、周立波、杨朔、徐迟、贺敬之等一大批作家“向时代学习,向人民学习”,热情地讴歌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获得了恢复与发展,以题材的广阔性、揭露生活矛盾的深刻性与塑造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文学的批判功能与歌颂功能得到了辩证的统一,作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揭露与鞭挞阻碍民族振兴的腐败和消极的事物和现象,歌颂和赞美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伟大事业中先进思想和杰出人物。优秀作品如雨后春笋,如: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高晓声《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谌容《人到中年》等。

改革开放以后,“底层写作”和“打工文学”异军突起,以令人震撼的尖锐和务实,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人们的艰难境遇,叙述了进入都市的“农民工”的痛苦经验,表达出对社会和体制的思考和关切,体现了作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引发不小的震动,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调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代表作有曹征路《那儿》、韩少功《是吗》等。

必须承认,在各个历史时期,广大作家本着为历史负责为人民负责的态度,顺应社会发展,积极响应时代的召唤,尽职尽责地反映了人民心声、督促了社会进步、引导了正确观念、丰富了文化生活。

但是,也必须承认,随着社会转型和变革的深入,文学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呈现出市场化和消极态势。网络文学迅速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传统文学被边缘化的空白。但是其写作的随意性,思想的低俗化又严重损害了文化和文学的规范性、严肃性和社会功能。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部分作家目光短浅,思想狭隘,立场不稳,在国外思潮势力的影响和诱导之下,脱离群众,漠视社会;戏弄历史,亵渎祖先、经典、英雄;一味标新立异、追求怪诞;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炫富竞奢,低俗媚俗,见利忘义;格调不高,徘徊观望,讥谗抱怨,无病呻吟;以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侵扰大众生活……

说到底,文学是为大众服务的,谁轻视大众,愚弄大众,背弃大众,谁就会被大众所唾弃。时间和现实是最好的淘汰器,人们在思考品味中逐渐反感这类作品并质疑其动机。

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提出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复杂局势,科学判断,正确决策,真抓实干,我国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文学事业的全面繁荣、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对文学艺术工作进行单个章节部署,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文学艺术的高度重视,对文学工作者寄予的深切期待和殷殷重托。这为我们的文学事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以大有作为的机遇和发展空间。

身处这个伟大的时代,作为一名作家,还沉迷于“风花雪月爱恨情仇”之中,抒发自己的小情小景;还在“玄幻穿越”之中寻求所谓的精神慰藉;还停留在刻意放大某一群体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某一局部的尚未完善的疏漏和弊端的所谓“正义感”之中;还在迎合一部分人粗劣低俗卑微的喜好;还在“放眼世界”,以西方国家的所谓标准为目标,自以为是,干着出卖民族尊严的丑恶勾当,那么,你就是无视现实背景,亵渎文学的圣洁,背离创作的规律,终将被摈弃和审判。

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积极投身于时代前进的洪流里,在鲜活的中国社会伟大进程中观察感受和用心书写,为现实生活的建设发展与历史记忆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文字记录,如报告文学《塘约道路》《那山,那水》《乡村国是——中国农村脱贫攻坚纪实》等等。

中国的作家体制具有其他国家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党和人民培养作家,优待作家,信任作家,尊重作家。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是作家的职责所在,这绝不是一句空洞的敷衍的口号。这需要作家的视角独特、深邃而广博,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观察比较,必须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认知评判。力求客观、公允、睿智、热诚、奉献、勇于担当、积极向上。我们处于一个新的时代,处于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的特殊历史时期,振奋人心、感人至深的中国故事俯拾即是。必须不忘初心,明辨是非,端正态度,心怀使命,满怀豪情,大力弘扬中国精神,为凝聚中国力量,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艺高峰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