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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从诺贝尔到金蚂蚁文学奖

2018年01月24日10:37 来源:《长江文艺》2018年第1期 王彬

导读:

作为一个官方性质的培训培养作家的机构,鲁迅文学院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它特殊的地位。很多名家大家都曾在这里学习、进修,它更是很多年轻作家心目中的神圣的文学殿堂。长期在鲁迅文学院负责教学工作的前副院长王彬研究员、还有2005年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理论评论家高级研讨班的我的两位同学常智奇、牛学智,以亲历者的身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制度史留下了珍贵的意见和材料。

——刘川鄂

2012年十月,受《人民文学》之约,我去浙江的丽水采风。正要离开刘基祠堂时,手机突然响起来。我打开手机,对方说,我是斯洛伐克记者,您听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吗?我说,听说了。记者又说,莫言曾经在鲁迅文学院读书,您是鲁迅文学院的院长,莫言获得诺奖,您怎么看。我说,我做过副院长,负责教学与研究,莫言获得诺奖,我当然很高兴。记者说,您现在方便吗?如果方便,我想问您二十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政治问题。记者说,莫言是中共党员,又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还曾经在解放军中任职,是这样吗?我说是。因此,记者又说,这次瑞典政府给莫言诺奖,有人认为是瑞典政府要和中国政府拉关系,具有浓厚的政治背景。您怎么看?我说,如果莫言不是中共党员,不是作家协会副主席,也没有在军中任职的经历,而得到了诺奖,您怎么看?记者说,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又说,莫言获得的是文学奖吗?记者说,是。我说,莫言的作品达到标准了吗?他说,当然达到了。我说,既然莫言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而他的作品又达到了文学奖的标准,问题不是很清楚吗?为什么一定要拉扯那么多政治问题呢?记者苦笑道,您说得对。但是您不知道,反对莫言获奖最激烈的人士,正是贵国在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甚至到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前面进行裸体抗议。他说的这个情况,倒是出乎我意料,莫言获得诺奖,打破了中国在这个奖项的空白,而这个奖无论如何是有很大影响力的世界级大奖,今天被中国文学界突破,怎么想都是让人振奋并且高兴的事情,为什么要反对呢!

莫言曾经就读的鲁迅文学院,前身是中央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前一年,1949年10月24日,全国文协(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的简称,1953年9月改称中国作家协会,其时隶属于全国文联)创作部草拟了《创办文学院建议书》,列举成立文学院的众多理由,大意是说,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除延安鲁艺文学系及联大文学系用马列主义观点培养文学干部以外,一般的文学工作者大多是单枪匹马、摸石头过河。“这是过去他们不得已的事情,这是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个人学习方法。”“至于过去各大学的文学系,也由于教育观点方法的限制及错误,从来很少培养出多少真正的文学人才”,而进入新社会,“我们接手以后,教育观点方法虽然要改,但也不一定能适合培养各种不同条件的文学工作者,不一定适合培养作家,所以也有创办文学院之必要”。这从新时代与旧社会培养文学人才,两方面都有局限的角度,阐述了创办文学院的理由。

然而,成立一个新的办学机构并不那么容易。次年春天,1950年3月9日,陈企霞负责起草了《国立文学研究院筹办计划草案》,参与者还有刘白羽、周立波、雷加、艾青、曹禺、赵树理、宋之的、何其芳、柯仲平与陈森、碧野、杨朔等人。两天以后,陈企霞在给周扬的信中说:“我们起草了一个文学研究院计划,先请你看一看。”4月24日,全国文联向中央政府文化部提出报告,说明创办文学研究院的理由与设想,建议筹备工作由丁玲、沙可夫、黄药眠、杨晦、田间、陈企霞、康濯等人实施,丁玲为负责人。6月3日,全国文联收到文化部办公厅批复,驳回“文学研究院”,批准“文学研究所”。7月20日,在全国文联会议室召开了文学研究所第一次筹备会议,通过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办计划草案》。12月28日,文化部颁发丁玲、张天翼任命通知书与中央文学研究所关防。12天以后,1951年1月9日,文化部根据政务院第61次政务院会议,任命丁玲为主任,张天翼为副主任。由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简称文研所)正式成立。

文研所位于北京东城区鼓楼东大街263号,是一座很大的四合院,西部还有一个跨院,所谓的西跨院。2011年为了庆祝鲁迅文学院成立六十周年,我曾经多次去那里调查,西院与前院各有一株高大的乔木,西院是槐树,前院的榆树每当春季便挂满黄色的榆荚,不几天便簌簌飘落,遮住棕色的坚硬的泥土。在饥馑的日子里,榆荚可以充饥。曾经在南朝做官而后被迫滞留北朝的庾子山,在《燕歌行》中写有这样两句诗:一句是“桃花颜色好如马”,再一句是“榆荚新开巧似钱”。骏马的颜色仿佛娇艳的桃花,如果有一位少艾的女子骑在马上,该是多么美丽的图画;满树的榆荚宛如金黄的铜钱,又该是何等璀璨的情景?而当时在这里任教的作家有:丁玲、张天翼、田间、吴伯箫、公木、梁斌、蔡其矫,哪一位是当代文学史中可以或缺的?梁斌的《红旗谱》便是在那里创作的,那时他每天上班在腋下夹一个蓝包袱,里面是稿子,闲时写作,引起了同事的非议。从1951到1966年,仅以电影为例,曾在文研所学习过的作家,便创作了以下这些剧本:徐光耀《小兵张嘎》、马烽《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董晓华《董存瑞》、和谷岩《狼牙山五壮士》、白刃《兵临城下》、梁信《红色娘子军》与朱祖贻的《甲午海战》,至今依旧焕发时代的光影,而没有被岁月的尘雾蒙蔽。想到这些人,教书与读书的,他们的身影,曾经在这株大树下面欢乐或痛苦地走过,怎么想,都交织着历史与文学的韵味。

1953年11月,中央文学研究所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简称文讲所),不再隶属文化部,而由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四年以后,由于“丁陈反党集团”的缘故,文讲所被撤销,直至1980年恢复,四年以后改称鲁迅文学院(简称鲁院)。从1951到1957年,文研所与文讲所举办了四届作家班,培养了马烽、徐光耀、邓有梅等一批作家。1980年至1984年又举办了四届作家班,第五届是文讲所恢复以后举办的第一个作家班,参加学习的有王安忆、蒋子龙、古华、叶辛、张抗抗等。为了适应新时期作家需求,鲁迅文学院又同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与首都师范大学合作。1988年8月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联合举办了“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录取了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等48人。新时期以来,自2002年起,鲁迅文学院开始举办高研班,至今已有33期,柳建伟、关仁山、徐坤、麦家、孙惠芬、邱华栋、刘川鄂、葛红兵等1500余名作家、理论家与编辑家参加了高研班学习。鲁迅文学院已经成为中国作家的加油站,为当代文坛输送了不竭的动力。在这里,作家们积蓄了新能量,找到了新的生长点,获得了各种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骏马奖、儿童文学奖,那个斯洛伐克记者因为莫言得奖而对我的采访的原因就在于此。而在二十个问题中,还有这样一个问题,莫言获得诺奖,他说,据我所知,中国国内的有些作家不服气,认为自己也可以,也应该得到。我说是这样,不要说国内,与莫言在同一个班里读书的同学也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比如余华,比如刘震云,他们和莫言相比,在文学创作上,就艺术水平而言,有多少差距呢?应该说都在一个水平线上。但是,诺奖的桂冠为什么会落到莫言的头上?如果说都是优秀作家,而有一个作家在叙述策略上,具有中国特色,把这个奖颁给这个作家,是不是更为妥帖?他说,是。莫言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与红高粱家族系列,潜蕴一种高密的民间叙事色彩,是这样吗?斯洛伐克的记者朗声笑起来。最后,他说,莫言获得诺奖,您作为曾经在鲁院工作过的人有什么话要说?我说,在对学员做入学教育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两句话,一句是:“入学的时候,你以鲁院为骄傲”;一句是:“离开的时候,我们以你而自豪”。对莫言获奖,我当然欣慰而且引以为傲。

其实,不仅对莫言获得诺奖,对于获得其他文学奖项的学员,我知道后也十分高兴。1996年,我与同事去深圳进行文学自由撰稿人调研,工作之余,主人安排我们参观一座旧时代的城池。汽车上,有一位镇上的宣传部长,坐在驾驶员旁边,不时回头和我们交谈。他说,他也是鲁迅文学院的学员,参加过函授学习,现在仍然坚持写作。我问他从事何种文体,他说是小小说,过了一会又说,比小小说还要小,百八十字,那样的小说,我说是极短小说了。他说是吧。他今年获得了这种小说的“金蚂蚁奖”。说完,轻轻笑了。我也很高兴。是这样,这样的奖与诺奖,自然不在同一个层级,属于芥末之微,然而佛说,众生平等,如一味雨,就鼓励与推动文学创作而言有什么本质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