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简默，祖籍山东费县，生于贵州都匀，“70后”。发表作品四百多万字，散见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报刊，大量作品被收入各种选刊和选本。获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冰心散文奖、全国孙犁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山东省泰山文艺奖、山东省文艺精品工程奖等奖项。散文集《活在尘世中》、长篇小说《命根子》分别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和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出版散文集《活在时光中的灯》（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9年卷）、《身上有锈》《一棵树的私语》，长篇小说《太阳开门》等六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出家门，是临山路，一路骑向前，到了十字路口，仍然向前，向前，绕过火车站，拐入水塔街。两旁棚户连成一片，灰头土脸像从未洗过似的。

上学路上，我们院里的孩子自觉分成了两帮。一帮人多，以义涛和运波为首，他们骑着清一色的大金鹿牌自行车，这种车子粗手笨脚，停下要靠踩住脚蹬子往后倒，但骑起来像坦克一样横冲直撞，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几个女孩子愿意跟着他们，大概是觉得热闹、威风和安全。几辆玲珑小巧的坤车载着几个花枝招展的女孩，穿插于大金鹿们中间，被黑色飓风裹挟着前进，我那时怎么想都觉得像一群土匪席卷了几个压寨夫人。另一帮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骑着从贵州坐火车跋山涉水来的凤凰牌自行车，沿着一成不变的时间，孤零零地走着一成不变的路。熬到星期六下午放学，通常田伟会搭我的车去火车站坐车，他的家在井矿，上坡时我弯下身子憋红了脸吃力地蹬着，田伟跷着脚哼着歌儿大模大样地坐在上面，下坡了我挺直身子攥紧车把注视着前方，他拍拍我的肩膀居高临下地说注意安全。尽管一趟到站累得够呛，但我还是愿意带着又高又胖的他，只为有一个人跟我说话，在我耳边哼着歌儿。我在一个人的落寞里，真实而疲惫地行走。

义涛他们说笑着浩浩荡荡地落在了我后边。他们在十字路口掉头向了另一条路，那是县城外围的路，就像包子最外层的皮儿，最后与我会合到了同一条路上。爬上坡，是铁路道口，一根黑白相间的木棒恰巧从天降临，像标杆拦住了我们。一个穿旧军装戴旧军帽的老头手持小红旗随风摇动，口含哨子嘟嘟地吹响，提醒着我们刹车止步。一列火车，仅仅是火车头，遍身漆黑，隆隆地开了过来，突突地喷着大朵大朵的白烟，示威似的在我们面前歇下。正当我们焦灼得冒烟时，它突然后退了，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步伐整齐而有力，接着蓄力向前后退，如此反复数次，我们一次次升腾的希望在进退之间降落了，甚至有些绝望。那老头却身体前倾仿佛听到号令枪响就要起跑，侧耳捕捉着火车的每一点动静，神情陶醉甚至有些迷乱，似乎在欣赏一场美妙无比的音乐会。它又一次向前，气喘吁吁，稍做停顿，终于下定决心地走了。木棒缓缓地被扯起了，趔趄着身体斜插在空中，像被施了魔法的指挥棒。人流一瞬间被激活了，像无数自由电子扑上前去，只有那老头仍然沉浸在一个人的迷醉里，被推搡得东倒西歪却浑然不觉。

那老头是一个老铁道游击队员，过去与鬼子捉迷藏似的周旋在铁道线上，一生的光荣和传奇都像火车和铁道紧紧焊接在了一起，现在守护人民的铁道是在重温和延伸记忆。是记忆让他欲罢不能地陶醉和投入。他是一个到老也没丢掉记忆的人。

过了铁道，下了坡，眼前是一片被切割得七零八落的水塘，一人高的芦苇疏密杂生。有人在那儿逮着过龙虾，通身血红地挥舞着两只钳子，一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像街上的痞子。玩够了送给了学画画的大军，他放到桌上比照着写生，画到纸上怎么看都不如白石老人的虾顺眼。

路平缓了，学校就到了，上课铃也催命似的叫响了。那时印象深刻的有一钟、一黑板。那口铁钟锈迹斑斑，据说是用子弹壳铸成的，却没有战火和硝烟味，它是学校最早的集体财产，是一口中年的钟。它被吊在进门往西的树林里，由于有了电铃，它渐渐被遗忘了，像某些埋藏得很深的往事。只有在停电的时候，它才被钝物偶尔敲响，沉闷粗放的声音乘着簌簌飘落的灰尘和铁渣，盘旋环绕在校园里，往事也在这时出土重见天日了。几年前，母校举办盛况空前的校庆，出了一本纪念文集，许多土生土长的校园诗人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写到了那口钟。这让我相信，往事和记忆有了抓手，才不至于迷路和丢失，而那口钟就是我们记忆的抓手。现在说说那块小黑板。我们迈进校门正面对着它。它斜靠在椅子上，有一张八开报纸大小，上面用粉笔写了名人名言，隔天一换，黑底白字像教室墙上的黑板搬到了这儿。它的主人是一个王姓老头，过去在一所乡镇中学当校长，离休后到这学校看大门。这差使像长长的铁路延伸和重温了他关于校园的记忆，每天在开关之间迎来送往一张张朝阳般的面孔，让他欲罢不能地陶醉和投入（又是一个到老也没丢掉记忆的人）。我觉得他有很深的教师情结，小黑板满足了他狂热的教育欲望。他像一个精心求变的厨师，在小小黑板上调制出了不同风味，有时是名人名言，有时是好人好事，有时是学习方法，每天与我们迎面遭遇。我们也开始了一天海绵吸水似的学习生活。许多年后，我受邀为母校编了几本书。小黑板的主人开始频繁出入我的办公室和家中，我首先闻到了他灰黑色中山装上散发的浓烈扑鼻的仿佛永远洗不净的汗味儿，才握住了那只拿过粉笔的手。他已经离开学校好几年了，耳朵聋得很厉害，需要大声说话像喊一样才听得见。他找我与小黑板有关，他是想将那些内容汇编成书。当他哆嗦着从手提包里掏出那些曾经每天与我们迎面遭遇的文字时，我恍惚觉得一切都在昨天，那只黑色手提包就是长出了两只耳朵的黑板，密密麻麻地排满了我的记忆，他是唯一的目击证人。

我被分到了一班。这个班像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体育生多。那时学校就爱降低门槛招一些体育生，他们有的练跳，有的练跑，有的练打，有的练跨，有的练掷，尽情地在各自领地里像国王一样挥霍着精力和体力，关键时刻代表学校参加各类比赛，靠力量和速度换回了全校的荣誉。他们像四肢发达的乔木被引种进了校园，又被栽入了各个班，但在我们班多而茂盛，占据了最后三排座位，这让我们常常产生进错门的感觉。他们男多女少，高大威猛（与他们相比我们就像灌木），肤色黝黑（这是在烈日下奔波的烙印），嗓音粗犷（鹤立鸡群于变声期的我们），胸肌突出像两扇结实的门板，蜷起胳膊肌肉像小老鼠到处乱窜。他们时时穿着作为符号的运动服，旁若无人又大大咧咧地招摇进出，双手插进裤兜里，一个个像骄傲的公鸡，拉开架子随时准备冲上去斗上一斗。他们有过剩的荷尔蒙，这种物质像血液流注在他们体内，时时沸腾如滚烫的开水。他们男女亲密接触，在一块训练，一块比赛，一块生活，像自家人一样，这种超越同学的关系让我们既羡慕又嫉妒。他们像跨栏一样轻松跨过了性别界限，远远地站在终点嘲笑雷池这岸的我们，学校和老师对他们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与放纵。因为他们是体育生。

自习课上，前半排静悄悄的，后半排闹哄哄的。体育生们在大声说话，似乎在议论着昨晚的球赛，很快整个教室炸锅了。高大健壮打篮球的旭明，把玩着苗条黝黑的练中长跑的文静的头发。她的头发光亮浓密，仔细编成了无数绺麻花小辫，像个维吾尔族少女，此刻它们缠绕在旭明粗大的食指间，他像在笨拙地纺线。不知是谁激了旭明一句，他体内的荷尔蒙像被草棒挑逗的蟋蟀，一下子跃出体外站到了背后的黑板面前。他捏着半截粉笔不假思索地写下了：文静，我爱你！潮水般的掌声顿时拍响了，我们都扭过头去，看到了黑板上那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和文静羞红了但掩饰不住幸福和满足的脸。许多年后，同学们在一起聚会，还有人提起旭明那节自习课上的惊人举动。那几个字给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就像用刀一笔一画地刻在了脑海里。我们谁也无法否认，旭明大胆热烈地写出了我们内心对文静一样的如花少女的蒙眬渴望与真实热爱，但我们谁都不敢像他那样赤裸裸地表达出来。

我们的教室背后是办公楼，绕过楼两侧或穿过中间那道小门，是食堂和男生女生宿舍。女生宿舍是一溜儿灰砖平房，外面有围墙，院里栽着树，却没有大门，可以自由进出。女生爱干净，在树与树之间扯了绳子，有空就抢占了中央那排水龙头，洗了衣裳晾晒在那儿。绿肥红瘦的衣裳滴着水儿，洇湿了灰砖地面，滋润得地衣格外青翠水灵。有一段时间，那些晒干或半干的长裤和内裤，在贴近最隐秘部位的地方，被人用香烟烧出了洞，它们铜钱般大小，圆得标准，仿佛用圆规画出的，像黑黑的眼睛。可以想象得出那人捏着燃烧的香烟，找到要烧的地方，毅然摁了上去，一个洞现身了，慢慢地向四周扩展，像挖着一个地窖。他的注意力集中，动作沉稳而平静，他或许听到了烟头灼过光洁皮肤的声音，嗅到了青烟中袅袅上升的焦糊气息，看到了恐惧和痛苦得像鸟儿缩成一团的眼睛。他的嘴角滑过了刺激而满足的狞笑，如罂粟瞬间凋谢了。他陷入了空旷无边的空虚与焦灼当中。所有晒在绳上的长裤和内裤都被开了天窗，所有女生又羞又怕，孤立无助地全哭了。学校派来了保卫科的人，除了现场一个个被狠狠地碾灭的烟头，没有任何收获。他们昼潜夜伏了好几天，一个个弄得像耷拉头的向日葵，但那情景却没再重现。有人怀疑是体育生干的，理由是只有他们才在校内公开抽烟，整天无所事事地到处游荡，浑身上下攒着使不完的劲、挥霍不尽的精力。但谁都没有证据，这件事也就成了一个搁置的悬念。

我的脸上一夜之间冒出了无数小红疙瘩，它们密密麻麻，鲜艳得像熟透的草莓，每一颗都汁液饱满，同伴们戏称是青春美丽疙瘩痘，也有人简洁明了地叫骚疙瘩。我偷偷地翻了书，清楚这些圆锥体的有的绽开黑头的疙瘩，与我体内一种叫荷尔蒙的物质有关。它们全盘呈现了我内心的欲望和身体的秘密，让我在许多张年轻而光洁的面孔中被指认了出来：瞧，这个人！我为此羞愧难当。我不停地挤压着它们，扑哧的声音回荡着复仇的快感，溅射的白浆像破碎的肥皂泡。最让我难以说出口的是夜半来临，仿佛约好了似的，我常常在迷糊中被快乐的战栗弄醒。一次我和旭明去教堂玩，那位长着山羊脸的冯神甫端详了我一会儿，将我叫到了一旁。奇怪的是他对我夜半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他送给了我一小瓶液体，清清亮亮的，像眼泪，说是可以帮我摆脱这种困扰。但我终究没听他的，就像踯躅在黑夜与白天当中，我在公开和秘密的双向度上送走旧的一天，又迎来新的一天。

我最爱去的地方是新华书店，那是郭城唯一的书店。在那儿有一个高个子的女人，她是我那时的偶像。她仙鹤似的身材高挑挺拔，两根长长的辫子垂到了腰肢。我叫她大辫子，我可以肯定她比我至少大三五岁，但我从未见过男人一起与她逛马路，也许她根本就没有男人。那时书店的书还没开架，这让我有了可以不买书就近距离接触她的可乘之机。她在柜台里面，我在外头。我不断地要她拿书给我看。我挑剔地换了一本又一本，只为能够和她面对面地正视一瞬间，从她手中一次次地接过烙着她体温的书，最终却一本也没买。她的脾气好得出奇，没见她不耐烦地发脾气和怀疑我的别有用心，而是频繁地转身为我拿书和放书。对她蒙眬而狂热的迷恋，培养和加深了我对书店和书的热爱，我一趟趟地奔波在学校、家庭和书店之间，乐此不疲得像只辛勤的蜜蜂。她没跟我说过一句话，往往是我要她拿某一本书，话音刚落她就默默地递了过来。她对所有的书摆放位置的熟悉程度，让她转身就能找到它们，因此她总是一言不发地转身再转身。我反复地故伎重施，顽固而执著，到后来我甚至觉得她仿佛一眼穿透了我的内心。油然生了这感觉，我做贼心虚似的去书店少了，也怕见到她了。只是那两根长长的辫子经常扫过我梦的边缘，有时竟像柔软的柳丝垂入我的内心，随着风儿钓起了涟漪似的心事。我渐渐忘却了她，生活的惯性推动着我按部就班地落寞前行。就在不久前，我意外地在临山路上碰到了她，和一个矮个子男人并排走着，那男人仅到她腋下，穿着件背后印着中国电信的汗衫，我脑海里蓦地闪过了冯骥才的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那一刻我经历沧桑的心异常平静，我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来表达此刻的情怀，她垂腰的长辫子已变作了满头波浪，再也钓不起我涟漪似的心事。我与她陌生得像隔了好几个世纪。

学校一年要举行两次运动会，春季一次，秋季一次。运动会是体育生们的节日，就像妇女节是女人的节日一样。他们过剩的荷尔蒙终于找到了喷发的突破口。他们在跑道上和操场间所向披靡，遥遥领先，以运动的名义淋漓尽致地狂欢，记录一次次地被他们刷新。女生们平常对他们不屑一顾的眼神因为发现了英雄，变得温柔而热辣辣，追随着他们优美的弧线和矫健的身影一直到终点。三天时间一眨眼被席卷掠过，像飓风扫荡树叶。

我是彻头彻尾的旁观者。运动会上没有我的竞赛项目，我坐在跑道一侧的人群中，漠不关心体育生们近乎炫耀的表演，充耳不闻那些狂热的欢呼与激动的呐喊。我是一个讨厌运动，因此总是想方设法逃避上体育课的人。我魂不守舍地东张西望。宝东的目光与我遭遇了，像碰碰车擦出了火花。我们会心地一笑，一个计划完成了交换。我叫上谭琴，宝东约了马红，我们决定一起骑车子去微山湖。从郭城到微山湖有几十里地。宝东带着马红，我带着谭琴，我们都卖力地蹬着车子，车轮滚滚一路穿村庄过平原。我们没觉得累，倒是她们在后面坐累了，嚷着下车休息了几次。当湖像一幅巨大的水墨画一下子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惊呆了，真想拥抱到一起。但我们没好意思，只是象征性地雀跃了几下，算是跟湖打过招呼了。

我们返回郭城时，夕阳已经收工准备回家了。运动会在教工们的压轴比赛后结束了，留下了一地垃圾，像刚散的筵席。

中间隔了一个星期日。第二天上课后，班主任将我和宝东叫到了办公室。我们的班主任姓郑，教化学课，脸色黑得像煤灰，这种脸在农民兄弟中最常见。事实上他正是从农村千辛万苦地考出来，大学毕业后分到这所学校的。他爱穿四个口袋的衣服，不管是中山装还是其他样式，一律扣子扣得一丝不苟。进了办公室，所有目光都从桌前抬起，齐刷刷地投向我们。我们早该想到，体育生们都参加比赛了，我们班少了那么多人，剩余的人中又少了四个，这样的减法谁看了都一目了然。但我们没想到我们会被贴上早恋的标签，成为学校整顿风气开的第一刀。那时早恋的暗流正在同学们中间汩汩流淌，一些轰动一时的小说都写到了这种蒙眬而隐秘的情感。学校如临大敌，唯恐暗流渐渐汇聚成滔滔洪水。这与学校对体育生们的放纵与默许截然不同，因此让我们愤愤不平，仿佛受了歧视。

时至今日，我仍可以发誓，我和宝东的思想纯洁、行动单一，我们仅是为了逃避与自己无关的运动会，才叫上各自的同桌一起去微山湖的。我忘了介绍了，谭琴是我的同桌，马红是宝东的同桌，我们四人平时相处得不错。但班主任对我的解释显然不满意，他一遍遍地诱导和暗示着我们，往早恋的路上引，仿佛不承认早恋就是死路一条。他甚至说他知道女生脸皮薄，答应我们只要承认了，就放过谭琴和马红，否则还要像这样与她们谈谈。男生自以为是的冲动与盲目占了上风，我们只想保护她们，不曾想却掉入了班主任精心布置的圈套。我们不再往下扛了，咬牙承认了，但这时谭琴和马红已经被推入了漩涡抽身不得，就像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一遍遍地写检查，那过程像打麻将，一圈圈地推倒重新开始，一切得按班主任的意思去清洗和摆放那些麻将似的汉字。终于过关了，我们又被要求将自己的检查在班上念给大家听。一想到讲台下人头攒动，我有些打退堂鼓了，班主任着急了，磨破嘴皮地做我们的工作。我们终于答应了，这让他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那天晨读课我们班没上。我和宝东一前一后走上讲台，站在老师平常站的位置，面对全班同学磕磕巴巴地念检查。眼前没有镜子，我看不到自己的表情，但我的脸火辣辣的，我想一定红得像照相用的大红布。我捏着检查盯着念，声音颤抖像走钢丝，读破了句子，不敢抬头，更不敢望下面。奇怪的是下面异常平静，没人幸灾乐祸地窃窃私语，也没人哄堂嘲笑。这是我事先没想到的，我将这理解成了同情与抗议。我知道就在他们中间，许多确定和疑似早恋正在如火如荼地酝酿与燃烧。我仍觉得自己是一个蹩脚的演员，被迫收拾起了真实，将虚假拙劣地表演给观众看。但我想观众和演员有时会相互转化的，昨天你还在台下看戏，没准今天你就粉墨登台表演了。我的这种想法，不久就得到了证实。

我们成了学校名人，走到哪儿仿佛都有目光潮湿地黏着，有手在背后悄悄地指着。班主任答应放过谭琴和马红，他做到了，他没找她们谈谈，也没让她们在班上做检查。我和宝东站在讲台上念检查时，她们正静静地坐在桌前听着，身旁的座位空着，仿佛一个形声字被去掉了偏旁。事实上，只要我们承认了早恋，别人马上就会想到或追问跟谁恋的。她们和我们一样，是被一根绳子拴着的蚂蚱，都被那个可恶的标签无情地伤害了。面对那个标签，我们既痛恨又神秘，那种蒙眬的好奇和神往，像浓雾从我们身体内部升起。我和谭琴，宝东和马红，我们的关系迅速升温了。我不知道这叫不叫恋爱，没人告诉我们。在被班主任粗暴地打过一棒之后，我们不再相信任何成人。他们似乎都是扼杀纯真与美好的冷面杀手，像校园草坪上不分好坏突突吃草的剪草机一样，尽管他们的手上没有一丝鲜血。如果这也算早恋，那么我们就像在风平浪静的水里自由游泳，不知不觉地，糊里糊涂地，懵懵懂懂地被一个巨大的黑洞吸引住了，它张开大口有着强大吸力，所有的水都往它的口里奔涌聚集，我们也不由自主地被它吞没和卷走了。

冬天的教室没有暖气，也没生炉子，冷得我们老想站起来跺跺脚跳跳高，仿佛这样可以将一身的寒气都甩掉。谭琴从桌下捅了我一下，我看到她伸过了左手，鬼使神差地想都没想，我探出右手迎了上去，两只手胜利会师似的扣到了一起，竟然那么默契亲密，像一个人的一双手。它们握在一起，相依取暖，开始冰凉，渐渐有了暖意，最后变得热烘烘的，捂出了汗。我感觉得到她的手温暖湿润，像一条春天的河流，在汩汩流淌中将心跳和脉搏源源不断地传送给了我。整节课我脑子一片空白，心扑扑跳得厉害，直到下课抽回了手，心里还是平静不下来。

后来谭琴一家跟随她当兵的父亲，转业到了邻近的城市。我央求宝东一起在暑假去看她。我们早晨从郭城坐火车，经过四五个小时晃悠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又转乘汽车一路颠簸到了另一个城市，下午搭上公交车跑了大半个城市，最后找到了她家。当我们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吃惊得语无伦次，却没有我想象的那种兴奋。我和她一时不知从哪儿开始话题，我甚至后悔费尽周折来看她。千百次设想的热情一下子都随风跑了，我忽然对她没了任何感觉。她父母要下班了，她没留我们。我们也根本不想在这城市多待一刻，又坐上车原路返回了。宝东埋怨和数落了我一路。我在拼命追赶时空的旅程中，满脑子都是夭折一类的字眼，却无法表达出口。

我们班有两朵红梅、两个国庆。现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先说李红梅。她长得不算漂亮，眼睛近视，爱戴变色镜，这种眼镜出门见光就变成了黑色，像两泓深不可测的古井。但她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写得一笔遒劲的好字，她人如其字，大方干脆，像男生一样。最有个性的是她上课举手，别人都是规规矩矩地慢慢竖起，像一根桅杆，只有她是斜刺里射出，像猛然陡起来的坡或扬起的吊桥，那架势瞧着眼熟，没错，就是盖世太保见了元首行的那种礼，我们都暗地里叫她纳粹。这些都让她有些叛逆飞扬，被同类视为异类，她就自然而然地从女生堆里退了退，往男生阵营里靠了靠。她家住在矿务局。在冬天，矿务局的房子是所有郭城人向往的地方，那儿被滔滔不绝的煤散发的热量拥抱，洋溢着结实的温暖，是冬天里的春天。大年初一上午，外面天寒地冻，我们相约到一起去她家拜年。几间灰头灰脸的砖瓦房，陷入了周遭楼房的汪洋大海之中，客厅很小，但非常暖和，我们十几个人站到那儿很拥挤。她的父母见一下子进来这么多陌生面孔给他们拜年，大概觉得很自豪，脸上喜气洋洋的。她站在一旁，下身穿着一条秋裤，上身仅套着一件薄薄的内衣，看得出她脸上挺有光彩，红扑扑的像富士苹果。这时站在最前头的老虎忽然跪倒了，我们这儿拜年讲究磕头，但此刻……我们顾不上多想，跪倒了一大片。她的父亲忙喊她拉起我们，她走到老虎面前，弯腰想拉起他。老虎奇怪地磨蹭了半天，头往前探着眼睛盯着什么，她就一直弯腰站在他面前，两人仿佛配合默契，直到我们都站了起来。出了门老虎双眼放光，兴奋地边比划边咋呼：看到了，看到了，像小毛桃那么大。原来他有意那样做，是为了看她隔着薄薄内衣的乳房。我浑身莫名地燥热。那一刻，我竟觉得老虎不是诗人，就是哲学家。

但真正喜欢李红梅的却是孟国庆。这个与新中国同一天生日的孩子，狂热地恋着李红梅，恨不得化作皑皑白雪天天呵护自己的公主。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和他同一个宿舍的同学反映，他经常辗转反侧睡不着，像烙饼一样，而且一入睡就说梦话，叫着李红梅的名字，拽着她念诗给她听，有时激动得满含泪水。一宿舍的人都静静地听，感动于他的痴情，随后煎饼咸菜臭脚丫的气息中，又弥漫进了一种浓而腥的味道，那是遗精的味道。

李红梅大概听说了这些，继续若无其事地与我们有说有笑，唯独对孟国庆一人冷漠如冰。孟国庆神情落寞得像秋风中的孤树，他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默默地喜欢一个人有什么错？他也许不知道深夜幻梦中的逼真细节，但身体内部夜夜虚拟狂欢过后释放的心事，让他精神恍惚，成绩一落千丈。他开始无休止地怀疑自己的身体哪儿出了问题，打开了出口或通道，不可抑制地恣肆汪洋，吞没了他。离高考还有两个月，孟国庆没等到最后的冲刺，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像一块拨足发条狂奔奋力追赶时间的手表，精力旺盛健步如飞，但有一天终于拧过了劲，弦断表毁。不过，时间仍在表盘以外不紧不慢地行走。李红梅就是他永远不可企及的时间。

李红梅后来考上了郭城师专，学的是英语，毕业后分到一所中学当老师。那样斜刺里冷不丁举手的她，注定不会安于现状。听说她后来辞职去了南方，被一个老板包养了几年。在这几年里，她像金丝雀一样靠着开发沉睡的身体实现了原始积累，又出人意料地一个回马枪杀回了郭城，生意像滚雪球越做越大，爱情却像一穗秕谷至今颗粒无收。同在郭城屋檐下，我却从未见过她，不知她是否还戴着变色眼镜，还保留着过去的记忆。即使偶尔见了面，怕不怕我认出来，或是还认得我吗？此为后话。

田红梅仿佛茫茫雪地里一株风姿绰约的红梅。我们像被推上膛的子弹，被指着头一天天地逼向高考阵前；我们仿佛站在危崖，踩着薄冰，手心冒汗，腿肚子抽筋，一次次地睁着眼睛失眠，又一次次地在噩梦中醒来，只有偶尔喝点酒、说点有关女生们的事情，才能让我们的身心有片刻放松，绝境逢生。而田红梅是我们在舌与齿间咀嚼最多的女生。

田红梅是我的初中同学，同级不同班，但我们都知道她。她性格活泼，爱好文艺，是学校播音室的播音员。她甜美清脆的声音像百灵鸟，借助扩音器飞遍了校园的角角落落，又与我们并肩走进眼下这座校园。她的声音代表着学校，也代表着学生会，插翅回荡在校园里，先声夺人地给我们留下了有声记忆，让许多年轻的心像草芽拱破地皮似的，有了蒙眬的骚动。关于她的传说很多，都指向男女方面，却都隔着薄薄的雾，没有谁能够说清楚，这让我们既好奇又同情她。我们迷恋着她的声音，害怕这声音淡出或消失在铺天盖地的传说中。

张国庆喜欢田红梅，这谁都看得出来。她似乎也喜欢张国庆，却不是谁都能一目了然的。张国庆是大个子，喜欢像体育生在运动场上没完没了地挥霍过剩的体力与精力，练就了浑身上下结实的肌肉（他叫块），像钢板一块。他无可争议地领导了我们班男生健美的潮流与方向。他走路双手攥拳，绷在两侧，像提着千钧重物，胸大肌饱胀突出，脚底沉稳有力，一副重任在肩砸烂旧世界枷锁的气概与样子。但到了田红梅跟前，就水似的疲软下去了，像一个放净了气的皮球，说话慢声细语，捏着嗓子，唯恐冲撞和冒犯了她，这让他坚硬的形象在我们心目中大打折扣。田红梅经常跟他去焦化厂俱乐部看电影，去河堤上踏着月色散步，但也跟别人一块这么做。比如在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田红梅就和我一起去看过电影，随后又一起走上通往郊区的马路。田红梅就像一只辛勤的蝴蝶，大大方方地穿梭在我们中间，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是她甜蜜的秘密。张国庆被弄蒙了，他固执地认为她的声音与她是两码事，我们可以喜欢她的声音，甚至可以与他一起慷慨共享这美妙的声音，但她却只属于他一个人，是他一个人的蝴蝶，翩翩飞舞在他一个人的春天里。她既然跟他一道看电影和散步，就不应该再和其他男生做同样的事情。他同样固执地认为这不是她的错，而是那些男生们（当然包括我）的错，是他们像苍蝇叮上和勾住了他一个人的田红梅，因此他们都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

但是东亮的横空出现，最终改变了张国庆的看法。

东亮是我们一直努力接近的终极目标，他像赛场上在终点拦起的那一道线，远远地召唤着我们，被我们羡慕和嫉妒。他是省城某大学的在读学生。他到我们学校是来实习的。谁都明白地偏庙小的我们学校留不住他，他最后还是要回到省城的天空与阳光下。而当时在我们面前，铺就一条胜利通向省城的高考之路，是多么困难和幸运啊。他实习的是体育课。他来了，原来的老师乐得将我们甩给他，他领着我们不停地跑和跳。他最爱做的是测试脉搏，即在运动前中后找一个学生，将手搭在那学生的脉搏上，眼睛不眨地默数着跳动的次数，以此来作为科学训练的依据。他最爱找的是田红梅，他将手轻轻搭到她的腕间，通过这种肌肤亲近的方式，大拇指一下一下地捕捉着她或急促或平缓或剧烈的跳动，他的神情有些努力掩饰的慌乱，有时与她四目相对了，竟怕羞似的躲开了。倒是田红梅不错眼珠地盯着他，眼神迷离而恍惚。他一次次地找着田红梅，一次次地重复那些动作和眼神，最后竟发展到仅找她一个人了。张国庆在一旁冷眼瞧着，一言不发，牙齿紧紧地咬着嘴唇，他是在努力克制着自己。我看到有血丝从他洁白的齿间渗了出来。他双拳紧握，浑身不住地抖动，胸大肌挑衅似的鼓胀，就像蠢蠢欲喷的火山。我相信他最终会出拳击向东亮那张痴迷的脸。庆幸的是他的拳头慢慢泄气了，人似乎立刻矮了下去。

东亮跑步的姿势实在太迷人了，不光田红梅这么认为，连张国庆在内的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最新的一次亮相是在运动会的教工接力跑上，他与我们学校的三位老师搭档跑四乘一百米接力，他跑最后一棒。当红白相间的接力棒终于传到他手中时，另外几组已经起跑了。只见他左手攥棒，撒开长腿向前一路狂奔。他的起跑标准有力，步伐波澜壮阔，像急速飞奔自如的猎豹，身体所有部位恰到好处地展示着健与美。他的脸上跳跃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一瞬间点亮了所有人的目光，禁不住想追随他一起快乐而生动地奔跑。他终于领先其他组近五十米冲过了终点，左手举棒轻轻摇动，鲜花般绽开的笑容闪烁在汗水里，全场爆发了地动山摇般的掌声。我相信他就是在那一刻彻底走进了田红梅的内心，驱赶不走了。

有人看到田红梅开始与东亮一前一后地出现在通往焦化厂俱乐部和河堤的路上，他们像地下党接头似的碰面了，然后并肩说笑，像一对恋人。田红梅一个人悄悄地走进东亮的临时宿舍，一待就是半天。张国庆像找不到家的幽灵，焦灼地徘徊在附近，影子无奈地印在地上，最终被汹涌的黑夜无情吞没了。东亮与田红梅在操场上越来越拘束，越来越沉默，像陌生人一样，但我捕捉到了他们迅速而频繁地交换着眼神，甜蜜而满足。

一个多月后，东亮突然离开学校回了省城，事先谁都不知道，包括田红梅。不久，田红梅请了长假，说是动了阑尾炎手术，但她再也没有重返校园。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诅咒那该死的阑尾炎。田红梅连同她甜美清脆的声音一同淡出直至消失，我们年轻蓬勃的心忽地闪了一大截，仿佛生活不可避免地现出了黑洞。一个新的声音很快开始回荡在校园里，听上去尖利枯涩，折磨着我们的耳朵，像砂纸磨砺着玻璃。听马红说田红梅曾经去人民医院妇产科动过手术，却不是阑尾，而是一个胎儿。我们对她的说法深信不疑，因为她母亲就是那儿的大夫。张国庆好像也听说了，一声不吭地、更加没完没了地挥霍过剩的体力与精力，但他却从此开始讨厌和逃避上体育课。热爱运动的他，阴差阳错地成了我的同伙，我们一起远离体育课，躲在教室和其他角落虚度本该跑和跳的时光。

几乎同时，马波和张玲、李旺和苗晓丽双双退学了。他们都是自小订的娃娃亲，一根红线拴着他们共进退。听说他们是顶替父母们工作去了。但我们不关心他们干什么，我们似乎谁都清楚他们共同要走的路。

那个窜到女生宿舍，用烟头烧长裤和内裤的人，在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水落石出了。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竟是邻班那个戴眼镜的男生张超，他腼腆、敏感、多疑，像个女孩子，听说他家从小就是将他当女孩子养的。有人在他家里的床底下搜出了整整两麻袋内裤和胸罩，有新的，也有用过的。他退学了，不久全家搬到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再不久，我们分科了，我转到了五班，与朝夕同处的六名同学，随身携带着亲密而真实的共同记忆。我们像移民开始了与理化课的决裂，但无法决裂的是过去的记忆，它们时时像千万线头缠绕着我们。我们都穿上了往事的毛衣，忽冷忽热，像个打摆子的病人。

直到毕业。

三线流水

黔南。沙包堡。

一条铁路粗暴地拦腰斩断了沙包堡，每天来来往往的火车愤怒地碾过它的身体。这个小镇在钢铁的动词中震荡与颠簸、喧嚣与骚动，像永远做不完的噩梦。

站在铁路头顶的山坡上，目光像钓钩甩过铁路，穿过公路，落到对面那一溜儿上门板的店铺中间。那儿是镇上我最爱去的地方。每年的春节，多数是在荔波的外婆家过的，一大家人围坐在烧得通红的炭盆边，烤火取暖，架起铁笼子烤糍粑吃。光滑细腻的糯米糍粑被切成了片，摆在笼子上，迅速膨胀了，热气蒸腾，捏了蘸着白糖吃，黏黏稠稠的可以扯很长，像冒着热气的白布。我忸怩着挪到大人面前，不论哪一辈的，一律不用磕头，说上几句千篇一律的拜年吉祥话，就能换得几张压岁钱，有一角两角的，最大不过五角的，却都是崭新而挺括的新钱，提前从银行换来的。钱攥在手心里，像墙上一页页的日子，我盘算着怎样花掉它们。盼到了返回镇上，年还没收尾，我到那些卸了门板纳客的店铺，买小人书，买穿花袄的电光炮，买点着了能喷出降落伞的烟花，还有那种拉扯后绽出毛茬儿能做风筝的绵纸。店铺旁有一条水泥路，沿着这条路与正在壮籽的水稻擦肩走过，前方拉起围墙、深藏其中的就是东方机床厂了。

当初建这厂子，是因为打起仗来，觉得躲进深山沟里安全。我这样说，你可能就明白了。没错，它正是那时退避三线建设的产物。由于做了长期备战的打算，它被建设得更像个社会，医院、幼儿园、学校、浴池等公共空间应有尽有，就差烧人的火葬场和审人的法庭了。来自天南海北的人揣着梦想、燃着热血聚到了一起，各种乡音在碰撞与融合。他们在这儿娶妻嫁人、生儿育女，有了我们这些机床厂的子弟。

现在让我收回钓钩似的目光。我像一个站在岸边的渔夫，在目光逶迤地落到厂房林立的厂区后，猛地提起目光，它钩着那些东西，弯曲欲坠，似乎不堪重负了，终于笨拙地在头顶划过一道弧线，摔到了子弟学校的操场上。

子弟学校离铁路不远，往下走一面缓坡就是铁路了。分住铁路东西两区的父母们，每天捋着学校身边上下班。学校怕孩子们偷空溜出校园跑上铁路，四周圈起了高高的围墙，仅留了东西两处门进出，但却犯了个愚蠢的错误，将厕所建在了围墙外面。课间孩子们蜂拥着去上厕所，胆大的趁机下了缓坡，站在对岸望着铁路，凑巧还会有一列火车轰隆隆地呼啸驶过。胜利、我和几个孩子，那时爱玩一种危险的游戏，将长长的铁钉放在锃亮得可以照出人影的铁轨上，等下课了去拿，铁钉已经被轧成了一柄剑，摊开的身体该扁的扁，该尖的尖，攥在手里散着未熄灭的体温。这危险的游戏很快被大人们知道了，学校派出老师课间轮流守在路上，防止我们下到缓坡。

我说到了胜利。他有些憨大胆，偷了家里的铁钉放到铁轨上去轧，就是他带的头。他父亲是职工食堂的管理员，生得肥头大耳，管着一群猪和一帮掌勺的、打菜的、卖票的。我们都猜想胜利他父亲经常偷了食堂的肉带回家给他吃，他也长得肥头大耳的，个子比我高了足有两头，嘴角似乎永远抹着亮汪汪的油。他的智力似乎也让猪油蒙上了，学习老是不开窍。暑假的一个中午，到处静悄悄的，太阳像盆烧得正旺的炭火悬在天空。我们机床厂的宿舍建得有些奇怪，从厂区到宿舍那条最宽最长的上坡大道两侧开始，一路像羊拉屎似的稀稀拉拉，分散而杂乱，不像现在的小区整齐划一得如一个个火柴盒，而是像我们玩的那种挑火柴棍的游戏，攥了一把火柴随手那么一撒，火柴们头枕到了脚，胳膊搭上了腿，缠绵着纠缠不清。我们的宿舍在乡村边缘，沿着一条仅容两人并排走的下坡路往下走，是一块块糍粑似的水田，再往前走就是木屋和草房混居的村庄了。路口处有一株榆树，身上的伤口常常流出清而亮的血。我说这些，无非是介绍那个中午发生那件事情的场景与氛围。

那天我们演戏玩，需要一个人来演游击队长，但必须被绑到榆树上。因此这次大家都不踊跃，只有胜利演惯了坏人，听说要演好人，而且是游击队长，连忙争抢着要演。我们找来了麻绳，将胜利反剪双手捆住了，又在他身上缠了几道，这些都是刚儿干的，他干这活得心应手，打的绳扣要费老大劲才能解开。审讯刚开始是温和的，大家轮番问游击队藏哪儿了，胜利演得真投入，他梗着脖子怒视着我们，倔强得一声不吭，还不停地冲我们呸呸呸地吐口水。他个子高、力气大，攒了口水吐向我们，准确地射中了我们的脸。戏进入了高潮，暴力随着升级了，我们摘了树枝开始抽打胜利。他赤着脚，穿着裤头与背心，树枝扫过后，身上起了红印儿。最初他咬牙不出声，但树枝似乎真的掺杂了强烈的阶级感情，越来越仇恨，越密集，越使劲，他身上的红印儿越来越多，像重叠的蚯蚓，有些还丝丝缕缕地渗出了血。他终于支撑不住了，叫出了声，却没有低头哀求我们。如果这时他求求我们，甘心当一回叛徒，我们一定会万分鄙夷地饶了他，给他解开绳子。但他的藐视和倔强激怒了我们，他的受虐和我们的虐待，疯狂而残酷地默契到了一起。孩子心灵深处潜伏的好胜与好斗像猛兽被激活了，我们决定继续绑着他，歇歇再审他，非得让他开口求饶不可。

这时从斜对过剪刀口形的台阶上，罗平挽着他的女朋友，像一张纸飘了出来。罗平瘦瘦高高的，像一竿被风刮得摇摇晃晃的竹子。他披散着有点儿黄的长发，尖嘴核桃腮，满口被烟熏得又黄又黑的牙齿。现在他穿着花格子衬衫，大开口的喇叭裤，又长又大的裤口几乎盖住了大红拖鞋。他的女朋友比他矮了一头，长相一般，穿着与他几乎一样，花衬衫，喇叭裤，眉眼都描过了，画着熊猫似的黑眼圈，嘴唇搽得红红的，像毛桃屁股尖上的那一点点红。罗平长我们五六岁，听说快十八岁了，没读完初中，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回家了，整天跟一帮烂仔混在一起，喝酒、抽烟、打架、找女朋友。家里奈何他不得，只好由着他东游西逛、惹是生非，又不得不时刻准备着像擦屁股一样替他收拾残局。此刻他口叼烟卷，手提收录机，那长方形的银白色匣子里逃出了软绵绵甜腻腻的歌儿，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邓丽君唱的。他睃了我们一圈，眼珠子转了转，盯住了胜利，似乎有了兴趣。只见他从屁股口袋里摸出了一块泡泡糖，剥开放到嘴里嚼了嚼，吐出黏在了胜利的脚面上。开始我们不明白他的用意，但很快就清楚了。许多被太阳晒昏了的蚂蚁闻到了甜味儿，立刻互相通知着，赶场似的奔了那糖去，纷纷爬上了胜利的脚面。这回胜利忍不住了，他浑身筛糠似的哆嗦着，杀猪似的嗷嗷叫唤着，让我们放开他，他不玩了，变调的声腔里夹杂着哭音。这哭音在安静的中午格外刺耳和瘆人，撞在四周楼房上又被弹了回来。我甚至看到黄黄的液体冒着热气儿，浸湿了胜利的裤头，顺着他的大腿根淌了下来。越来越多的蚂蚁得了信儿后聚拢了，排成了一条黑线向胜利身上爬去，仿佛是从墨斗里缓缓放出的墨线，而胜利正在发育的身体，成了等待解剖的木料。他更加凄厉而无力地叫唤，罗平乐得哈哈大笑。大概觉得胜利叫唤得闹心，罗平捡起地上遗落的几团已经干瘪得发白的马屎蛋，塞进胜利嘴里。胜利憋得满脸通红，眼泪哗哗地往下淌。罗平觉得满足了，歪了歪头，女朋友在他的腮上亲了一口，响亮得像甩了一记鞭子，他的脸上立刻绽放两瓣红红的唇印，像上下对应的橘瓣。罗平拧大了收录机，声音盖过了胜利的哭泣，然后挽了女朋友扬长而去。

幸亏门上钉着军烈属红牌子的金财奶奶中午睡不着觉，出来溜达时看到了这情景，轰散了吓得呆傻的我们，踮起小脚风风火火地去喊胜利的父母，边走边嘟囔，作孽啊作孽啊。胜利被背回家后上吐下泻，乱抽搐，说胡话，发起了高烧。大夫说是受了惊吓，一连挂了十几天吊瓶才好，人瘦了一圈。

胜利的事情因我们绑他而引起，因此带头绑他的几个人都受到了家里的惩罚。我被罚跪了搓板。王俊被他父亲罚跪在沙砾里，头上还顶着一盆清水，他挺直了身子一动不动，盆里的水平静如镜；刚儿受罚最重，他被剥光了衣裳，用鞭子抽打了一通，然后撵到雨中去淋雨，他像一个张牙舞爪跳大神的，很多人包括男的女的都看到了他光着屁股在雨里跳来跳去的样子。这让他觉得难为情，很长时间都低着头走路，见了女生就脸红。我们不敢惹罗平，都不约而同地将账算到了胜利头上，如果他早点开口求饶，我们或许会放了他，游戏到此结束，罗平再来也没关系了。这个逞强好胜、自作自受的憨大个呀！

我们发誓不再带胜利玩。那时孩子们能做的就是像工农兵一样联合起来，彻底孤立谁。仅仅过了几天，胜利又跟我们走到了一起，起因是他跑到我面前说他爸昨晚打他妈了，打得可狠了，他妈都哭了。他跟王俊、刚儿他们说了同样的话。我们都很好奇，胜利的母亲长得人高马大的，身上的肉抖来抖去，跟他父亲像兄妹俩，我们背着胜利叫她弥勒佛，我们都很关心他俩打架谁能打过谁。在我们那儿，大人们不怎么打架，更不用说是男人和女人打架。

胜利不惜出卖他的父母， 约我们晚上去他家看，他是想以此来跟我们修好。他家在一楼住，朝路一面有窗子，那间房子恰好是他父母睡觉的地方。按照胜利的安排，我们提前猫腰蹲在了窗子下，天越来越黑，蚊子稠密地嗡嗡叫嚣着轰炸我们。我们真后悔听了胜利的话来看他父母打架，眼皮越来越沉，后来就迷糊着了。突然放肆而响亮、短促而热烈的叫喊声，压抑不住地惊醒了我们。是胜利母亲的，那声音从她胸腔里如潮水滚滚涌出，伴以清晰的哭泣。由于窗子关上了，又拉上了窗帘，我们看不到他父亲打他母亲的凶狠样子，也听不到他父亲动手的声音，只听到他母亲的叫喊，但那叫喊里似乎没有恐惧与胆怯。

第二天我们迎着了胜利的母亲，她正挎了篮子去铁路两侧赶场，买老乡嵌在稻草把里的土鸡蛋。她边走边哼着歌儿，快乐得每一坨肉都在跳舞，仿佛昨天晚上挨打的不是她。我们面对面盯着她的脸，以及裸露在外的胳膊和腿脚，没发现挨过打的痕迹。她被我们看糊涂了，大大咧咧地冲我们摆摆手说，小兔崽子们，有什么好看的，都给我滚到一边玩儿去。说心里话，她是个不错的人，脾气也好，但自从胜利被绑那件事情后，我们却有些怕她。

夏天，家里热得待不住。露天电影善解人意地多起来了，人们纷纷走出家门。那天演的是《卷席筒》。早早地，两根电线杆之间就扯起了巨大而镶着黑边的幕布，幕布两面预先占了不少小板凳，像一个个棋子。开演了，空中楼阁似的放映房亮起了昏黄的灯，射出的光投到幕布上，有人开始咿咿呀呀地唱了，甩着袖儿拧着腰儿地转圈。 我们不爱看这种古装戏，就尾随在罗平和他的女朋友后面，看他们去干什么。罗平又换了女朋友，在这方面他像一个手段老练的钓徒，老是准确无误地钓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女的比原来那个受看，走起路来如风中杨柳，仿佛带动得地面都摇摆了。他们旁若无人地挽着胳膊，擦过人群边缘，穿过楼房朝防空洞走去。那洞平时有木板钉成的两扇门拦着，拧上了铁丝，一般没人进去。现在却被罗平弄开了，两扇门半敞着，他搀着女朋友径直进去了。他可真会玩儿。洞里尽管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但冬暖夏凉，即使在这酷热的夏夜，一进去浑身的汗立刻溃退了，从头凉快到了脚。我们摸黑扶墙前行，墙沿和顶上偶尔滴下水珠儿，落到了积水的坑里，吧嗒吧嗒，像小和尚敲着木鱼，在黑暗里传得很远。王俊不小心踢着了什么，咣当咣当地向前滚着，像是瓶子。我们不敢出声，怕被罗平发现，屏着气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试探着一步一步地挪向前，双手奓着像抱着根柱子。就在这时，不远处陡然升起了女人的呼喊，是胜利母亲的那种呼喊，但比她更响亮、更放肆、更大胆。因为在黑而静的防空洞里，那呼喊仿佛从地下长了出来，悠悠地回荡着，撞响了墙壁，久久不绝。我们只看到黑暗光线的笼罩下，两个白白的身影在搏斗，在起伏，在喘气。我们谁也不敢上前，看了一阵就走了。返回途中，刚儿踩中了一颗地雷，一泡不知谁拉的屎，沾了他满鞋满脚。我们灵机一动，每一个人都褪下裤子，一人又埋下了一颗地雷，等待着罗平和他的女朋友。我们想象着他们像刚儿一样踩中了，地雷一颗接一颗地爆炸，炸得他们满身都是，臭不可闻。胜利最得意也最兴奋，不由自主地笑出了声，他大概想到了罗平往他嘴里塞马屎蛋的屈辱。我们走出了好远，但那呼喊仍像一条带钩子的绳子，钩住了我们，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我们拽回他们身边。

1982年，我十二岁，在东方机床厂子弟学校读小学五年级。

在这一年的一个冬夜，刚满十八岁的罗平，撬开我们音乐老师的窗子，像只发情的猫一样钻了进去，企图强奸她，被她用力推开后大声呼救。罗平被闻声赶来的人当场扭住，赶上了严打，以强奸未遂罪判了刑。不久，那个音乐老师就离开我们，调往上海了。她是一个上海知青，漂亮得让男人想入非非，圆圆的脸蛋白嫩得像奶油，说话柔声细语很好听，拉得一手好手风琴。

我必须承认，我曾经像对待母亲一样暗恋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