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5年9月17日央视4台《国宝档案》播出《胶东烽火——血色黄金》，解密中共一个“高度绝密”：抗日战争时期，盛产黄金的胶东招远曾经通过一条著名的秘密通道“渤海走廊”等，向延安运送黄金，这条通道，东起胶莱河，西至寿光县东北部的榆树园子村一带，进而转去山东军区所在地沂蒙山区，先后向延安运送黄金十三万两，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日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

我的老家石桥村，就在当年秘密通道“渤海走廊”的西端——寿光县东北部的榆树园子村一带，石桥村距离榆树园子村，不过十二三里路。这一带，地处渤海之滨，现在属于滨海区大家洼街道。

我老家这一带，抗日战争时期，沿着海边疏疏落落有一溜贫穷的小村落，村落向北二三十里地就是大海，中间这二三十里地，就是一片荒碱地，有的地方寸草不生，有的地方野草丛生，还有孤零零的一个一个的看洼地屋子。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部队在这里如鱼得水，来无踪去无影。这也就是“渤海走廊”的一段。榆树园子村当时就是中共寿光第九区区委、区中队驻地。九区区委、区中队在向延安运送黄金上肯定是功不可没的。话说到这里，不禁让我想起了曾任共产党第九区区长、区中队长的王祥千先生。

王祥千先生是我老伴孙会芹的亲舅。1970年，我参加了一打三反工作队，曾在王祥千先生的村里蹲过点，曾就抗日战争时期三起事件，进行了调查，查阅过一些寿光抗日战争的史料，到周围的村庄走访了解，到青岛、临淄、济南、禹城、济宁、广饶等地外调，还曾到广北农场找到王祥千先生写过外调材料。所以，我对王祥千先生的生平事迹有一定了解。但是，至于他在当年向延安运送黄金上有什么功绩，因为长期属于“高度绝密”，就不得而知了。

王祥千先生是大家洼村人。大家洼村在石桥村东北方向，相距8里路。王祥千先生中农家庭，其父能写会算，洞明世事，办事公道，村里有红白公事，都请他做账房先生。王祥千先生兄妹三个，他排行老大，有两个妹妹，大妹嫁到广饶，二妹嫁到本地的孙河南道口村，也就是我老伴的母亲。

王祥千先生1901年生，上过几年学，大个子，挺魁梧，头脑聪明，目光远大，好学深思，较早就萌发了革命志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危亡空前严重，这年12月，有名的马保三领导的抗日起义在当地牛头镇举行，王祥千先生不顾个人身家安危，毅然决然投身抗日斗争，他1938年秘密参加革命工作，在家乡搞地下工作。那年他37岁，已经成家立业。他父亲知道之后极力反对，因为这是随时掉脑袋的事情，但是，王祥千先生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救国保家，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王祥千先生工作积极，进步很快，于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幸的是，就在王祥千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40年，由于叛徒出卖，他被日本鬼子逮捕入狱。王祥千先生入狱关在那里，后来怎么逃出来的，老伴多次跟我讲述，当然，这些也都是她听她母亲讲的。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宣传文化中心的毛金鹏同志给我打电话，说要收集整理王祥千先生的生平资料，撰写纪念文章。为此，我又让老伴详细讲述了有关情况。

王祥千先生被捕之后关押在日本鬼子设立在当地的据点益隆道口村，关押在一个高墙院内类似地窨子的地牢里。地窨子是当地农民冬天储存白菜萝卜等蔬菜搭建的地屋子，就是平地挖一个深坑，上面搭上木棒、杂草，再上面培上挖出来的土，留一个可以出入的小开口，一般雨雪天气安然无恙。当然，关押王祥千先生的地窨子肯定是又深又牢固的，里边放上水，就成了水牢，那是为了折磨人的，实际上是一种酷刑。

关押王祥千先生的益隆道口村，与岳母家孙河南道口村是邻村，相距不过一里地，中间隔了一条河。岳母很快就听说了王祥千被扑入狱的消息，自己的亲哥哥落入魔掌，当然万分焦急、担忧，千方百计烦人、找关系，打听消息，想法搭救。她听说王祥千在地牢里遭到严刑拷打，受尽折磨，还吃不饱饭，几次做上好吃的，冒着生命危险，去给王祥千送饭。这个饭不是那么好送。沾了共产党的边，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没有人肯帮忙。本村一个街坊邻居倒是在益隆道口日本鬼子那里做事，还是个官，国民党的区长，叫孙仁德，看押王祥千先生的人，正是孙仁德手下的勤务兵。但是，他们与王祥千是敌对的两方，找孙仁德帮助那时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硬着头皮偷偷地去找找试试，结果出人意料，还真管了用。岳母送给王祥千的饭，就是偷偷地通过这一关系送到了王祥千的手里。后来才知道，本村的孙仁德，当的这个区长，表面上是鬼子来了应付鬼子，国民党来了应付国民党，暗地里是心向共产党，为共产党做了不少好事，解放后，共产党并没有追究他当国民党区长的事，由此也证明了这一点。

史料记载：王祥千先生“被日本鬼子逮捕入狱，坐水牢56天，在狱中与敌人作了顽强斗争，虽经严刑拷打审讯，但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革命者的气节。”

老伴听她母亲说，王祥千是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里，逃出了地牢。是那个看押他的孙仁德的勤务兵，乘着风雨大作的黑夜掩护，在地牢的上面捅开了个窟窿。王祥千抓住机会，奋力拼搏，踩着地牢里一块破门板，爬出了地牢，然后又拖出门板，靠在院墙上，踩着翻过了院墙，逃了出来。王祥千先生逃出益隆道口村，来到田野里，在大风大雨的夜里，到处漆黑一片，他分不清南北东西，迷了路。后来发现远处一个亮光，他就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过去，是一个看瓜的棚屋，里边有一位看瓜的农民。王祥千先生向他求救，这位农民答应了，护送王祥千先生雨夜走出十二三里路，一直送到大家洼村头。王祥千先生回到家，估计敌人会追赶过来，简单交代了几句，马上去了野草丛生的荒洼，去寻找党组织。王祥千先生走后，敌人果然追赶到家里来，追问王祥千逃到那里去了，用枪托子把王祥千先生母亲打了一顿。

据说，日本鬼子没有过分追究那位勤务兵的责任，认为王祥千逃跑的原因主要是大雨冲垮了地牢。对王祥千先生的成功越狱，党史资料是这样表述的：“后经党组织营救，于1940年7月越狱逃出”。很明显，党组织是秘密找上了国民党的区长孙仁德，让他暗中帮助王祥千先生成功越狱。

据史料，王祥千先生于1943年9月至12月，担任共产党第九区区长兼第九区中队长。后来调往蒲台县，先后在区委和县政府工作；后又调中共惠民地委，负责司法方面的工作。1950年参加中央司法干部训练班学习，1951年结业后被分配到山东省人民法院泰安专署分院，任院长兼肃反领导小组成员。1953年调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任民事庭长、办公室主任等职。1959年因对刮“五风”不满，被打成“右倾”，下放到广北畜牧场任厂长；1961年2月任广北农场副场长，分管政法工作，虽然年事已高，身体多病，但仍然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文革”开始后，受到了一系列冲击。1975年离休。1989年8月病逝于济南，终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