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景润与徐迟（右）在一起

编者的话：在文学界，周明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他不仅是人们熟悉的作家、编辑家，更是一位了不起的社会活动家。新时期以来，发生在中国文坛的许多大事，他都是亲历者，尤其是对于报告文学这个文体的确立，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一九七八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一期上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他协助作家徐迟历经三个多月采访陈景润而写成的。这篇报告文学的诞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意义早已超越文坛。关于徐迟创作《哥德巴赫猜想》，周明曾经多次写文章，也被多家媒体采访，本报在一九九七年曾经以整版篇幅进行刊发。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为此我们特邀请周明先生就这段往事进行再一次讲述。

“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但人们的思想还受到“两个凡是”的束缚。组织报告文学是缘于当时中央提出 “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

科学大会的召开，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新方向，预示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获此信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深受鼓舞，同时也想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使命。如能在这个时候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读者一定会喜欢看的，同时也可借此推动思想解放的大潮，呼吁人们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这便是我们当初一些朴素的想法。

然而，写谁好呢？又请谁来写呢？就这两个问题编辑部展开了讨论。

突然间，我们想起当时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即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成员中有人提出要见中国一名大数学家陈景润教授。因为，他从一本权威科学杂志上看到了陈景润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学术论文，十分敬佩。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发现了这位数学家。

谁也不知道他取得的这一了不起的成果。陈景润慑于“文革”中对他所谓走“白专”道路的严厉批判和打击，甚至一度要自杀，但他挺了过来，冒着风险，埋头潜心于论证。

应该说，这是一位有贡献的科学家。然而同时又传出他的许多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和“自私”的行为，据说他是一个“科学怪人”。

编辑部的同志们一致认为，就写陈景润吧！不管怎样，他是有贡献的。

那么，找谁来写好呢？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徐迟。徐迟虽是一位诗人，但他做过新闻记者，写过不少通讯特写。他比较熟悉知识分子。

于是，我挂长途电话到武汉，寻找久违了的诗人。时值一九七七年深秋，这年，诗人已六十三岁。徐迟在电话里的声音是那么激动！对于我们邀请他来京采写陈景润一事，他很高兴，但只是说“试试看”。

为什么说“试试看”呢？一是他觉得数学这门学科他不熟悉更不懂；二是听说陈景润是个“科学怪人”，尽管他突破“哥德巴赫猜想”有贡献，但这样的“怪人”好采访吗？

因此他有些犹豫不定。只能说进入采访后再决定吧。

果然，他抵达北京后不几天，接触到几位老朋友，大家一听说他来写陈景润，也都好心劝他换个题目。

这时，我告诉他，我已同中国科学院有关方面联系，得到了院领导方毅同志的支持。他说：“那太好了！”并说，他也向一位老同志谈了，征求意见，那位老同志说：“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

这位老同志是谁呢？我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徐迟的姐夫、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伍修权将军。将军的支持，坚定了徐迟的决心。

“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一个艳阳秋日里，我陪同徐迟到了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接待我们的是数学所党支部书记李尚杰同志。这是一位深受科学家爱戴的转业军人干部，陈景润对他更是百倍信赖，什么心里话都对他述说，这是很难得的。

在办公室，老李动情地向我们讲述着“小陈”钻研科学的故事。不一会儿，他离开办公室，带进来一个个头儿不高、面颊红扑扑、身着一套普通旧蓝制服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一进门便和我们热情握手，直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老李这才向我们介绍：“这就是小陈，陈景润同志。”

李尚杰向他说明我们的身份和来意后，我又特意向他介绍，我们特约徐迟同志来采访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攀登科学高峰，写一篇报告文学，准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他紧紧握住徐迟的手说：“徐迟，噢，诗人，我中学时读过您的诗。哎呀，徐老，您可别写我，我没有什么好写的。您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前辈科学家吧！”

徐迟笑了，告诉他：“我来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小陈笑了，天真地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您提供材料。”

于是，我们便随意交谈起来。徐迟问他“哥德巴赫猜想”攻关最近进展情况如何？他说：“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正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他说他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很受鼓舞。说着，他便顺口背诵出来。背毕，他充满信心地说：“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

我们又问他最近还在考虑什么问题？他说，最近没有顾上别的，只是收到一个国际会议的邀请，领导让他自己考虑去不去的问题。

接着，他告诉我们，不久前他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的一封邀请函，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作四十五分钟的学术报告。

他说，据主席先生在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的学者三千多人，但确定作学术报告者仅十来名，其中，亚洲只有两名，一个是日本的一位学者，一个便是中国的陈景润。他觉得事关重大，便将此信及时交给了数学所和院领导。

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接见了他和李尚杰书记，亲切地对他说，你是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这封信是写给你的，由你考虑去还是不去。考虑好了，你可以直接回信答复。告诉我一声就是了。

回到所里，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并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他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他信里大致有如下三点内容：第一，中国一贯重视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国际数学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而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接着，陈景润说，曾经有几个挂着“记者”招牌的人到数学所，三番五次地动员他、威胁他，要他写文章“批邓”。他巧妙地拒绝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些人又变了一副腔调，哄骗他说，人家不都说你是走“白专”道路的人嘛，好啦，现在有个机会，如果你对“批邓”表个态，写篇文章，那就可以证明你不是。

陈景润依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还向我们述说了一些他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的惨状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斗争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情景。

徐迟动情地悄声对我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我相信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

虽然这件事运作前我们已经汇报给主编张光年（光未然），他表示支持，但这些新的情况必须向他及时汇报。

当晚，我安排徐迟住进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后，立即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四十六号张光年同志家，当面向他述说了当日我们的感受。

张光年饶有兴味地听着，还不时提问。考虑片刻，他斩钉截铁地说：“好哇！就写陈景润！不要动摇。‘文革’把知识分子打成 ‘臭老九’，不得翻身，现在党中央提出搞‘四个现代化’，这就要依靠知识和知识分子！陈景润如此刻苦地钻研科学，突破了‘哥德巴赫猜想’，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他说：“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就在明年一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进行了深入采访和大量调查研究。他住在中关村，白天黑夜都排满了采访。他先后采访了许多著名的数学家，其中有陈景润的老师，有陈景润的同学，也有现在的同事。有讲陈景润好的，也有对陈景润有看法的。讲好的、讲坏的，正反两方面意见他都认真地倾听。他说：“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地全面地判断一件事物、一个人。”这期间，他花了很多功夫硬“啃”了陈景润的学术论文。我问：“好懂吗？”他摇摇头说：“不好懂，但是要写这个人必须对他的学术成就了解一二。虽然对于数学不可能太懂，但对数学家本人总可以读懂。”

有一天，徐迟在食堂吃饭，一位女同志知道他是作家，来写陈景润的，便直言劝告他：“别写陈景润。科学院、数学所的优秀科学家多的是，干吗非写陈景润？这可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写写数学所的杨乐、张广厚也好啊。”

当然，采访中赞成写陈景润的人也不少。

在数学研究所，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进食堂，一块儿聊天，还去看了“文革”中陈景润被毒打而滚下楼的那个楼梯。很快，他和陈景润成了知心的朋友。但是唯独没有看到过那个重要的地方——陈景润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间六平方米的房间。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

为此，我们一再向李尚杰同志表达这个小小的愿望。老李说：“小陈可是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的！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锁起来，使得那间小屋很神秘。我倒是进去过，如果你们要进去，只能另想办法，要不，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看。”

经策划，这天，我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楼，临近陈景润房间时，老李去敲门，先进屋。我和徐迟过了十分钟后也去敲门，表示找李书记有急事，然后争取挤进屋去。

当我敲响门，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抢先给我们开了门，来了个措手不及，我和徐迟迅速跨进了屋，他也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其实，哪里能坐呀！我环顾四周，室内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了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上落满了灰尘。他有时不用桌子，习惯将床上的一角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思考和演算。

徐迟经过深入采访，经过一番梳理、思索和提炼，反复斟酌，几番修改，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终于完成。

“这么多的来信可怎么办哪！”

《哥德巴赫猜想》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读者的热烈反响。许多人争相购买和竞相传阅。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纷纷全文转载和连续广播。党政军领导干部喜欢文学的和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也都找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还有人格外喜欢文章中第六节对文化大革命尖锐批判的精彩描写，有的人甚至能够背诵出来。

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尚未做出，而人们积压已久的愤懑被徐迟痛快地说了出来，这正是徐迟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政治敏锐性。

一时间，《哥德巴赫猜想》飞扬神州大地，家喻户晓。陈景润也因此名声大噪，每天都有大量读者来信飞往数学所。过了几个月，我和徐迟再去数学所看望陈景润时，他指着堆满办公室的若干满满当当的麻袋，既兴奋又忧虑地告诉我们：“这么多的来信可怎么办哪！”起初少量来信他还回得过来，成麻袋成麻袋的就不好办了。他觉得不回信，对不住热情的读者，也不礼貌。可要一一作复实际上又不可能，他因此感到不安。

其中，还有些信是一些女孩子写的，有的对他表示同情，有的表示爱慕，愿和他结为伴侣，照料他的生活。还有附寄了照片的。陈景润很善良，也很纯真，这类信，他说都放在一起锁起来，免得有人利用。

同样，徐迟也每天收到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他都一一认真地阅读。尤其是提出宝贵意见的信，他着意收藏起来。嗣后，在他编辑集子时，多数都参照着读者的有益意见做了改动。他特别在集子的后记中说：“应《人民文学》的召唤，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这时我似乎已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