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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阿曼:作品的底色是作者的生命底色

来源:文学报 | 袁欢  2018年01月22日08:35

宋阿曼

写作对于宋阿曼这位“90后”作家而言,意味着无数个“独有的时辰”,在独处中,她试图去努力思考一些让自己“深深困惑而尝试言说的事物”。而言说意味着部分意义的流失,于是,在漫长的解惑与寻找的过程中,宋阿曼萃取出了最佳的表意方式:小说和诗歌。两种文体,观察世界的距离不同,她说两者的区别在于它的承载特长。正如她在新近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内陆岛屿》后记中所写:“在这两种文体中,我和世界保持不同距离,不同空间切片互作弥补,让我的叙述逐渐丰富了起来。这本书是对我近两三年小说创作的一次梳理。取舍之间,这些文字的面貌清晰了起来,经历这些文字时的个人时光也逐渐清晰。”

宋阿曼在确认自我的过程中书写人生的幽微之痛、细腻而真实的内心挣扎。《越界者》《公孙画梦》《她从谜楼逃散》等小说的人物都在各自的困境中寻求突围。“在人生中许多不容易被体察的幽微、隐秘之物都潜藏在日常生活流、情感流之下,人们总是在‘我之外’的事物上用去过剩的时间与精力,却忘了留出多些时间去认识自己。”谈及《内陆岛屿》的创作动机时她说:“人不可能在持续的混沌中写作,当现实世界的晦暗不明在我身边铺开,我越来越感到对死亡的严肃思考有着积极的紧迫性。人的终极命运是大同的,从我们初次被告知‘人都是会死的’开始,自我就在这种紧随的虚无感中逐渐建立了起来。生活和死亡似乎是所有复杂命题的开端,相比死亡的虚幻,生活是一个更艰巨、更无限的神秘体。在我看来,认知死亡是思考生活的必要前提,这部小说集的许多篇目正是在这种认知过程中诞生的。”

在对生与死的思考中,宋阿曼较为关注人的情感和精神状态,尤其是爱情、婚姻关系中人的独处和沉默。在她看来,婚姻提供一种最基本的秩序,而处在其中的人(绝大多数人)正是在本能和对本能的克制中显得尤为复杂。“无论写何种题材,重点还是落在人物身上,毕竟人是在关系中行走的。在思考上述有关生死冲突的紧张与缓和中,性欲、爱欲和介于二者之间的秩序显得尤为耀眼,这似乎也是许多生存境遇的滥觞。”在这一主题指引下,宋阿曼偏爱作品中的女性,她告诉记者:“任何生存状态下的女人都是值得关爱的,她们带着神性的光晕,她们最接近生活,她们孕育生命,她们在纯粹的理性和非理性之间摇曳,女性似乎天然就是文学性的。”如她笔下《午餐后航行》中的何溪,对自己的身体经历了一个从认识到接纳再到反叛的过程,她的独特性使她不属于人群;她为爱情限制纯粹的欲望,可她在爱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尊严最终还是崩塌了,由爱欲转向死欲,在最后一刻她宽恕了自己,随后在一个聋哑人弹奏的钢琴声中得到平静与退潮。宋阿曼说自己在塑造女性人物时非常冷静,在她眼中,不同的人有着不同命理,有各自的来路和去路。

走上文学这条路,对这位年轻作者而言,并不具备偶然性。宋阿曼出生在关山东麓的一个县城,地处陕、甘、宁交界带,少年时期萌生的作家梦要飞出重重山川沟壑是极为困难的事,然而对于文字特殊的感受力让她从未中止过这种想象。于是在24岁那一年,她将认真写小说的念头付诸实践。一年前,她曾在的一篇创作谈《要有我,要有人》中谈起自己为什么做起小说来,而如今,对于作家如何面对“我”与“人”的问题,她反思更多。“‘有人有我’意味着向外、向内的两条探索路径,这种探索一定是越向前,越宽敞,越看清楚自己(更多人)。作品的底色一定是作者的生命底色,好的作家一定是将自己建立起来的,‘要有我’不是指作品中要有作者的经历,而是指要有无形的‘我’的在场,即使在一些作者隐匿的作品中也总有某个或某几个人是在表达作者,而这种在场是一种积极的给予姿态,需要下很多写作之外的功夫,这不容易。”

“90后”作者及更年轻的作者常常要面对“经验匮乏的一代”的难题,同上一代作家前辈们相比,没有那么壮阔的历史与丰富的现实。宋阿曼表示她也曾有过类似“经验匮乏”而感到短暂的悲观,但是越写她越觉得“壮阔的历史和丰富的现实”是很重要,但和这种壮阔与丰富保持距离也很重要。“俗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有道理的,用作品去反思历史现实需要时间距离和一些客观的社会条件。再者,写作应更趋于自由和多元,许多写作者放弃书写大的、厚重的现实题材而转向一些细微的、个人化的写作,甚至将写作看作一种‘装置艺术’,这是中西现当代艺术流通的可喜之处。换个思路而言,我们非匮乏一代,而正是处在丰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