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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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刘绍棠，不仅有缘相识而且相熟。1957年，我俩同时都被打入“另册”。1992年，我应邀专门到刘绍棠先生乔迁的新居——北京“红帽子楼”作客、畅谈。至今，他的音容笑貌还是历历在目。

记得那天天气异常炎热，我下午2时出发，来到“红帽子楼”，上得三楼，见府门上挂着一块木牌，上书：

敬启：重病致残，今非昔比。医生严嘱，必须静养。每天上午，绝不会客，下午接待，四时半后。电话预约，以免枉驾。迫不得已，尚希谅解，人道主义，请君奉行！

刘绍棠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日

刘绍棠自1988年8月5日晚上，因长年伏案积劳成疾而突发脑血栓被送进医院抢救，前路九死一生，结果还是回到了人间。除了左半身不听使唤之外，他的大脑和语言功能以及用来握笔的右手，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这是老天爷有眼，同情他命舛多难，赋予他继续写作的功能。经过较长时间的调养治疗，出院后他闭门谢客，后来逐渐能持拐杖慢步行走，能坐轮椅由夫人曾彩美推着活动。那时，北京市作协给他分配了新楼房，他也迟迟未能搬迁。直到1992年初春，才迁入这幢“红帽子楼”三楼新居。

我站在绍棠家门口，虽然他约我下午造访，但未说明具体时间。读了这则《敬启》，我再也不忍心敲门打扰他休息。虽然酷暑，我在门前等着，临近四点半的时候，我尚未敲门，刘夫人曾彩美却来开门了，见到我抱歉地笑笑，说快进屋里坐。进入书房兼会客室。我环顾四周，右墙壁是一排同式样深黄色书柜，里面装满了日用书籍和他的部分著作，绍棠对我说：“许多书都在另一间屋内，打包搬来后还未来得及整理；还有很多书籍捐赠给家乡的‘刘绍棠文库’，也未运走。近来还在坚持创作新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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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我们先是从刘绍棠当年怎么被称为“神童作家”谈开。刘绍棠6岁时参加了儿童团，12岁加入进步组织“民联”，14岁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3年1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在团中央机关工作，20岁就被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成为专业作家。

1949年刘绍棠13岁，是北京男二中初二学生，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反映学生生活的短小说《邵林宝变了》。接着，先后写出《一顶轿子》《新式犁杖》《暑伏》《村歌》《三岔口》《蔡桂枝》《七月里高粱红》《田野落霞》 等20多篇小说。

刘绍棠1951年10月写的短篇小说《红花》可说是他的成名作，1952年元旦，《中国青年报》第四版套红并加编者按整版发表了《红花》。以后发表的《青枝绿叶》被叶圣陶先生选入高二年级语文课本，那时刘绍棠却在上高中一年级。中学生作品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很是罕见。

1957年后，刘绍棠被发配到家乡农村，老家的房屋已没有了，给他住的是吊死过人的所谓“鬼宅”，他天天下田劳动，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屋内连张写字桌都没有。尤其是冬天，买不到煤，天寒地冻，室内冷得要命，他身上围着被子在寒夜里读书和写作，趴在炕沿上写出了《地火》《青草》《狼烟》三部长篇小说。

曾彩美与刘绍棠同岁，她是1952年元月初离开在南洋的父母兄妹，来到祖国北京上学的。那天，曾彩美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后，看到套红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刘绍棠小说《红花》，即买了细读。小说把她带到一个无比美丽的世界，征服了她。她得知作者刘绍棠是通州城内潞河中学的学生，便立即去了通州。不久，她也成了潞河中学高一乙班的学生，刘绍棠是高一甲班学生，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两年以后，曾彩美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刘绍棠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结成了夫妇。

刘绍棠向我回忆这段有趣的姻缘时说：“1952年夏天，我16岁那年的暑假，念完了高一，要升入高二，回到家乡，在运河岸上的柳棵子地里写小说《青枝绿叶》。我趴在绿荫下的白沙滩上辗转反侧，也找不到合适的开头。这时，沿岸河柳上，布谷声声，叫个不停，突然拨动了我这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心上的爱之弦，使我非常渴念我的一位女同学——一位不远万里而来的南洋少女。这位少女现在已经是儿孙满堂的祖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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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棠对我说，1992年初写了一篇题为《双节开笔》的短文，他在文中说到：“我这辈子最出成果的时候，都是在困境之中。从1957年到1979年，我在沦为贱民的困境中斗出了三部长篇小说。新时期的十年，我一直受到 ‘新潮’诸‘雄’的排斥，处境也不好。愤怒出作品，斗出了30本书。日子刚好过一点儿，不料中风偏瘫。肉体和精神痛苦万状，自己却成了‘半倒体’，犹存‘半壁江山’（右手和右腿）；不能先人，也不甘落后。三年多有八本书出版，光是病残以后写出的，就有两部长篇小说和200多篇随笔短论。能写是福，笔不可怠。”

可以这样说，刘绍棠一生追求乡土文学，他总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乡土作家。他那天与我的谈话中也这样说：“我五十年代的小说，如《青枝绿叶》《摆渡口》《大青骡子》《运河的桨声》《夏天》等，人物对话使用农民口语，叙述行文也使用书面白话。30年后，我决心致力于乡土文学，小说的叙述行文也使用过艺术加工的生动、活泼、优美、风趣的农民口语。这是因为，我这个人和我的文学，都返朴归土；对内力求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对外则贯彻我的‘土就是洋，洋就是土，越土越洋，越洋越土’的主张。我的乡土中篇小说集，已经出版英文、德文和法文三种译本。可见外国人对中国的土产，是识为‘洋货’而欢迎的。几个外国汉学家都对我讲过，把我的作品译成外文很困难，翻译出来也跑了味儿；但他们却极有兴趣，因为他们懂得：‘这才是真正的中国货。’ 乡土文学以风土人情为素材，又给风土人情扬名。英文版《刘绍棠中篇小说选》的译者和编者，都到我那生身之地的小村走了一趟，赞叹不已。经过他们的口头宣传，几位外国汉学家情愿放弃游览泰山、华山、黄山、西湖、太湖等名胜风景地，而愿到运河滩家舍与我的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虽然生活条件和卫生设备很差，但也在所不计。是的，我就在运河滩豆棚瓜架下接待这些浪漫蒂克的外国友好人士，我便请他们身临其境地理解我的长篇小说《豆棚瓜架雨如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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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谈到了绍棠青少年时代写作小说和发表小说的情况。他说：“我13岁那年发表的三篇短小说，是在北京市男二中的晚自习教室里写的。两篇写我的同学，一篇写的是北京东城内务部街的缝鞋匠，只不过是对真人真事的加工。14岁发表的12个短篇小说和3篇散文，其中《乡下妇女》《一顶轿子》《半截血斑碑》《新式犁杖》《三岔口》《蔡桂枝》 是在家乡写的，都是农村生活题材。《新式犁杖》获得《河北文艺》小说评奖第三名。这些作品收入北京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青少年时代（13岁至20岁）的小说选集里。时隔40多年后，重读这些稚嫩的少年习作，我仍然被小说中所描写的解放初期的农村新生活所激动。”

“15岁上半年，我曾到河北省文联工作，发表了九个短篇小说和一篇散文，其中《红飘带》的情节，30年后被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影片《一个美国飞行员》。这篇小说一半是确有其事。那是一架美国B29重型轰炸机，轰炸京津公路上的日本军车，因迷失方向而降落，被八路军游击队和解放区民兵抢救的。《七月里高粱红》在《光明日报》文艺副刊上连载。这个时期的小说，我主要配合政治宣传。15岁下半年，我的文学创作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确定了最适合我发展的创作道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中，刘绍棠的年龄最小，缺乏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为了与其他同辈人并肩前进，他必须扬长避短。老作家孙犁和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给了他很大的启示，他决定写自己的家乡和家乡的人民。这个决定，应该算是刘绍棠致力于乡土文学的开端。找对了方向、选准了目标后，他在半年里创作发表了8篇小说。《完秋》和《暑伏》是他在土地庙后的沙岗上写出来的。

当年刘绍棠还得到许多文学前辈的关心、指导和培养，那天他跟我说：“已故著名作家柳青当时只有30岁，担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他很称赞我的《红花》，总编辑陈绪宗和文艺部副主任吴一铿更是兴高采烈；他们还请著名作家周立波审阅一遍，周立波也非常肯定这篇小说。于是，决定将它在1952年元旦发表，占用整个第四版，并加了编者按。此后，共青团中央对我进行直接培养。”

“16岁是我在创作上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我虽然只发表了三个短篇小说《摆渡口》《青枝绿叶》和《大青骡子》，却使我得到文学界的承认。这几篇至今仍是我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中国青年报》为了发表《青枝绿叶》这篇小说，曾经听取老作家沙汀、周立波、严文井和康濯的意见，请他们给我以指教。小说发表后，被选入高二语文教科书，产生了强烈而广泛的影响。《摆渡口》和《青枝绿叶》都是在暑假期间写于运河边的柳棵子地里。我背靠着河柳写，写得累了又趴在草地上写，趴着写累了又打个滚儿坐起来，背靠着河柳继续写下去。《大青骡子》 是我在国庆节回村休假，写于我家的土炕上。《摆渡口》和《大青骡子》先在老作家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引起当时的《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的注意，接着在《人民文学》上予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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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时隔25年，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次在与绍棠的谈话中，多次讲到1999年是他创作生涯50年，“到那时候，”绍棠说，“我的乡土文学创作和理论体系比现在应该更像样子，或可自称‘小康’了。只要有个比较安宁的社会环境，也有像如今住进‘红帽子楼’这样宽敞的创作环境，到1999年，我应该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作品来。中国人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化中也应该占有相应的位置。”

那天晚饭后临分手时，绍棠紧紧握住我的手，热情地说：“到那时希望你再来看望我，我肯定有更多的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