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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站得高了,世界屋脊就显得低了 ——我和军旅作家王宗仁老师的交往

来源:中国文化报 | 红 孩  2018年01月18日14:12

王宗仁这个名字对我有特殊意义。可以说,这个名字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最早知道这个名字,是在报刊上。具体他写的是什么,我记不清,或许是他当年最早写第四军医大学张华因为救掏粪工人而牺牲引发的关于人生的价值的讨论吧。当时我在北京郊区的一所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后来,与王宗仁结识后,才得知,他不仅写了张华,还写了华山抢险等大典型。慢慢地进入他的创作、他的人生,我发现,他的文学积淀是在青藏高原,他的文学高度、人生高度也在青藏高原。

我与王宗仁老师正式接触是在一九八八年。那时我在京郊双桥农场,一个偶然的机会,湖南的一个北漂作家邓杰给我打电话,说他一直在帮著名作家柯蓝先生做事。柯蓝当时担任着中国散文诗学会的会长,并且主编《中国散文诗报》。邓杰说,他想请柯蓝等十几个写散文诗的作家到我们农场参观,问我能否接待。我说三天后答复。放下电话,我就到农场机关找有关领导,最后找到畜牧分场党委书记张志明,把情况向他做了简要的说明。张书记是军人出身,办事痛快,说没问题,就到农场的鸭场、牛场和乳制品加工厂参观,中午就在乳制品加工厂吃涮羊肉。我听后喜出望外,要知道,我当初不过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和张书记又不在一个单位,人家凭什么帮你忙?无非是爱才。

三天后,柯蓝率领的十几个散文诗人如期而至。我至今能叫出名字的有柯蓝、王宗仁、张掮中、邓杰、刘书良、季清荣、芊华、苍月等。其中,我与王宗仁的这一见,使我的生活彻底发生了改变。由于是冬天,农场的天气又特别冷,可是,作家们到农场的牛场、鸭场参观还是饶有兴致。特别是在鸭场看到填鸭,大家都很兴奋,我说,你们在北京城吃的烤鸭,大部分是来自我们农场系统。我还告诉他们,鸭场技术员袁光斗的哥哥就是著名诗人袁水拍,大家听后,都向袁光斗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午饭时,我和王宗仁老师挨着。我对他说,我早知道您的大名。王老师那时还不到五十岁,性格很温和,不多言语,他把家里电话告诉了我,说有关创作的事随时可以问他。本来,这样的采风活动结束后,人们的关系也就逐渐归于平淡。可从那天以后,我就鬼使神差地三天两头给王宗仁老师打电话,哪怕聊上五分钟也觉得很充实。不久,王老师把他主编的《后勤文艺》杂志邮给我,不要说里边的内容如何吸引我,单是信封落款那一排红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就足以让我激动不已。长期生活在农村,对于国家大机关,尤其是部队总部机关,我是从来没敢奢望有联系,更不敢想有人会给我来信。以前,虽然也有报社、杂志社给我来信,但我却没有对大机关那么神秘。

两年后,我从农场调到刚创刊的《北京工人报》。这样,我到城里上班,与王宗仁老师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九十年代初,我们几乎把总后四周的饭馆都吃遍了,每次都是王老师请客。在总后,上到部长、政委,下到普通战士,认识王宗仁的人都习惯称呼他王老师。一九九三年年末的一天,王老师把六本《后勤文艺》交给我,说你对文学评论有感觉,你回去把这一年的杂志看看,然后写一篇总的评论吧。我听后觉得受宠若惊,我说,我没写过文学评论啊!王老师说,从聊天中我发现你懂文学理论,你的许多观点很新鲜,不妨试一试。这样,我集中一星期的时间,仔细阅读杂志的每一篇作品,然后写了一篇八千字的评论交给王老师。王老师看后很满意,当即决定发在一九九四年第一期《后勤文艺》上。应该说,这是我真正写文学评论的开始。

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五年,是王宗仁老师创作的黄金期。他先后在《当代》《十月》等大型期刊上发表了五部中篇报告文学——《青藏高原之脊》《死亡线上的生命里程》《女人,世界屋脊上新鲜的太阳》《情断无人区》《嫂镜》,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为此,总后政治部连同几家期刊为其开了创作研讨会。在此前,王老师已经出版了反映平津战役的长篇报告文学《历史,在北平拐弯》、卢沟桥事变的长篇报告文学《枪响卢沟桥》和首钢改革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周冠五与首钢》。这三本书我都仔细拜读过,后来还为其进行转载宣传。我很佩服王宗仁老师,他一个军旅作家,不但军事题材写得大气磅礴,即使地方题材,尤其像首钢这样的工业题材,他也写得气势如虹、文采飞扬。在文学界,工业题材一直是作家头疼的,无从下手。印象中,只有蒋子龙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算得上是上乘之作。诚然,每个作家对自己的所有作品都视如己出,即便如此,我觉得王宗仁老师最动感情的还是他的青藏高原系列作品,包括散文、报告文学、散文诗,甚至是不多的小说、诗歌和大量早期的通讯作品。

王宗仁老师早在八十年代就获得全国第一届、二届报告文学奖。在近三十年的交往中,我把王老师的散文和报告文学不是分得很清楚,这恐怕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从广义讲,韵文之外都称为散文。在五十年代,甚至在八十年代,人们习惯把报告文学称为人物特写。也有人认为,报告文学应该列入新闻作品中的人物通讯。更有人认为,报告文学应该列入纪实文学。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学界干脆弄出个“非虚构”概念,一下子把真人真事的东西全都装进去了。我对“非虚构”的笼统界定并不完全认同,非虚构的反义就是虚构,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什么是虚构的,小说还是诗歌?那么,我就要问了,何为的小说《第二次考试》为什么长期以来按散文名篇对待?冰心的小说《小桔灯》中的人物是有原型的,这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雷抒雁的诗歌《小草在歌唱》是写给张志新烈士的,请问这是虚构还是非虚构?由此不难看出,我们在谈论虚构和非虚构时,表面是想把问题说清楚,实际反而失去事物的本质。我的主张是,生活不都是艺术的,生活一旦成为艺术,就会有虚构产生,离开了虚构,生活就是一杯白开水。说白了,没有虚构的艺术是不存在的。

大约在二〇〇〇年,王宗仁老师发表了他的散文名篇《藏羚羊跪拜》。这篇作品,通过猎手和藏羚羊的故事,提出了人性不如兽性,极大地震撼了生态文学界,也震撼了读者。先后被上百家报刊转载,还在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中被导演陆川推荐朗读,再次被社会所关注。关于这篇散文,可以说,在二○○○年以后,还没有哪个作家的作品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记得有位资深的散文家对我说,你如果能写出像王宗仁《藏羚羊跪拜》那样的作品,我就佩服你。我知道这位老作家在有意刺激我,以致在挑拨我和王宗仁老师的关系,我说,王宗仁是我老师,我写散文是跟他学的,我怎么能超过我的老师呢?

二〇〇八年四月,王宗仁老师出版了散文集《藏地兵书》,在封面腰封上赫然印着这样的文字:比小说更精彩,比传说更感人。一个上百次穿越世界屋脊的军人,一个把生命化作青藏高原一部分的作家,他写出了四十多年的高原军营生活,有数百名藏地的军人从他笔下走过,他被誉为“高原之子”。这一年,《藏地兵书》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迄今,这本书已经再版八次,这在当下出版的散文集中十分罕见。

王宗仁老师系陕西扶风人,一九五八年当兵来到青藏高原,历任汽车驾驶员、文化教员、组织干事、宣传干事,一干就是八年。曾经数十次翻越唐古拉山,昼夜驰骋在两千公里的青藏线上。一九六五年调到总后宣传部从事宣传工作,后来成为专业作家。从离开青藏线那一天,他就承诺,以后不管到哪里,每年都要回青藏线。王宗仁老师这么承诺的,也是这样做的。一九九六年夏天和一九九八年秋天,我曾两度陪王宗仁老师来到青藏线,还同他一起到两千公里的青藏线去采访,在那十几天的日子里,我不仅欣赏了青藏线旖旎的风光景色,更多的是认识了那些长年坚守在青藏线各个兵站上的那些可爱的兵们。回来之后,我陆续写了《鸟岛听歌》《一根黄瓜的价值》《夜宿沱沱河》等系列散文,我这些作品,同王宗仁老师五百万字的青藏题材作品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从青藏高原回来的一两个月时间,心灵仿佛受到一次大的洗礼,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脑子里装的一直是那些兵们。他们虽然满脸的高原红、指甲凹陷,甚至谈到内地的事情表情十分木讷,可在我的心里,他们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最高大、最可爱的人!

二〇一八年,王宗仁老师即将进入八十岁,也是他军旅生涯六十载,我们相识相交三十个春秋,回首往事,似乎发生的事就在眼前、就在昨天。记得总后宣传部文化部长卢江林在一次总后创作会议上,当介绍我时,曾经不无幽默地说,红孩不是外人,他是我们总后的女婿。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从中不难看出,在总后人们一直把我当作他们中的一员。就我个人而言,我多想成为青藏高原上的一个兵啊!在那里,有王宗仁老师的足迹,有我非常崇敬的那些兵们,更有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梦想。王宗仁老师在《青藏高原之脊》中曾写道:人站得高了,世界屋脊就显得低了。我愿把这句话作为我生活的座右铭,让它永远地激励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