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张翎，寻访美国女诗人艾米丽-狄金森故居

选读1

 几年前，住在法国的表妹邀请我去巴黎小住。表妹刚置了一处新居，我很幸运地成为了第一个暖居的客人。尽管新居刚刚装修过，有一套现代化的厨卫设施，表妹却沿用了前主人留下的全套旧家具。听表妹说，这处房产的前主人是一对九十多岁的法国夫妻，他们去世后，为了便于平分遗产，三个儿子决定出售父母的公寓。与北美的高效率行事方式很不相同，法国的房地产交易过程复杂冗长。在此期间，表妹曾多次联系那家的儿子们，请他们尽快清空房子，却迟迟得不到回复。直到最后他们也没有露面，只是打来电话告知：他们已联系了搬运公司，要把全套家具送到专门的旧货处理公司去。表妹闻此，就提出全数收留，于是两下皆大欢喜。我这才有缘得见那些古旧的梳妆台、衣橱、餐桌和床头柜。这套家具全是圆角凸边的，门上雕着精致的花卉，只是油漆已被时光冲洗得失去了光泽，多处裸露着凹凸的木纹。橱门和抽屉开起来很是吃力，发出声声暧昧的呻吟，甚至会任性地搁浅在半途。我站在四壁都刷了新漆的屋子中间，看着天花板上那盏已经老态龙钟的枝形吊灯，突然有了些不知身在何时何处的惶然。久居巴黎的表妹，在这些年里已经不知不觉地沾染上了大多数法国人身上的通病（旧房主的三个儿子是个例外）——法国人酷爱旧物，他们喜欢用旧物保存历史，对抗着时光终究不可逆转的流失。

那晚，在旅途中丢失了一夜睡眠的我却毫无倦意。在床上吱吱呀呀地翻滚了半晌之后，终于熬不下去了，就点灯起来，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想找一本闲书消磨时光。抽屉很沉，不全是因为木头老了，还因为里边塞满了物什。我没有找到书，却发现了一张黑白照片。照片是印在一张很厚的老式照相纸上的，颜色已经泛黄，边角卷翘。照片上有五个人：一对说不出年纪的法国夫妻，带着三个岁数相隔很近的男孩。女人穿着一件腰身箍得很细的曳地长裙，肩上搭着一条厚披风。男人穿着三件套的西服，裤子绷得很紧。三个男孩都是西服革履，偏分的头发齐顺地朝向脑后梳去，露出丝丝缕缕的梳齿痕迹。大人小孩脸上的表情都很拘谨，嘴在笑，眼睛却没有，那笑容仿佛是一块紧绷的布上剪开来的一条硬缝。

我怔了一怔，突然明白过来，这是房子前主人的全家福照片。我顺着照片翻下去，发现了三个本子，纸张的颜色已经从白色演变成了浅棕色，有的页面已经缺损，蘸水笔留下的字迹开始有些模糊不清。我的法语程度有限，看不懂全部内容，但凭着记忆里残存的语法规则，还有法语里和英文相近的那些单词，非常吃力地猜出了三个本子的内容：户籍登记册、征兵手册、结婚证书。

我觉得背上有些重量，仿佛身后有一双眼睛，正略带愠怒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在最不经意的时刻，闯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偷窥到了他们并无意展现给我的隐秘。一股凉意从脊背窜上来，细蛇一样地蜿蜒盘旋至后脑勺，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我想到了那三个西服革履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男孩。当然，他们现在早已不是男孩，他们现在兴许已经拥有了像这三个男孩一般年纪的孙儿。他们抽走了父母遗物中可以用金钱计量的部分，却丢下了无法量化的那些内容。那些内容也有名字，叫记忆，也叫传统。那三个儿子就像传说中那个买珠还椟的楚人，拿走了皮毛，却扔下了最值得存留的东西，任凭一个素昧平生的外国人，在某个失眠的暗夜里，信步踩入本该有城堡守护的私密家族领地。

现在回想起来，我身上那种从窥探中得到的惊悚和满足感，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早在孩提时代，每当我行走在温州的乱街窄巷里，我总会注意到同龄的孩子常常会忽略的细节：我会仰着头留意一根从扎满了玻璃碴的墙上探出脸来的树枝；我会趴在门缝上长久偷看院子里一个女人把腿压在井沿上练功的背影；我的耳朵会如风中野兔般地竖起，搜寻着没有关严的窗户里漏出来的一线歌声。在我稍大一些，跟随伙伴外出郊游路过寺庙的时候，当我的同伴们早已走远，我仍会站在一块石头上，悄悄地观看小沙弥在半掩的竹帘之后揩拭身体。后来我长大成人，在外边的世界生活多年，明白了窥探是一件不怎么能拿到台面上的事。在这里我说的“明白”二字，其实只适用于脑子。可是我的脑子并不总能管得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从根底来说是个固执的无政府主义者，它有它自己的一套行为准则。我的眼睛走到哪里，都会毫无教养地伸出一万只触角，刺探任何可能泄露生活隐秘的蛛丝马迹。我为这个陋习扯起一块冠冕堂皇的遮羞布，我把它叫作“一个作家的好奇心”。再后来，随着年岁渐长，野性渐失，脑子在和眼睛的角斗中开始占了上风，眼睛只好作出了无奈的妥协，同意将触角限制在古事古物里——那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被人现场捕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脑子作为回报，同意眼睛保留部分自主权。于是我的眼睛就在脑子用金箍棒划出的圆圈内，继续在窥探中获取秘不可宣的快活。

选读2

比方说有一次，在一个距巴黎两小时车程的乡村古董集市里，我发现了一张放置在一个鞋盒里的旧明信片。在法国，这样的明信片多不胜数，随便哪个集市上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收集到一摞。这张明信片之所以会从它众多的同伴中脱颖而出，是因为那上面有一枚保留得极为完整清晰的邮戳。邮戳上的日期是1908年8月23日，从里昂到巴黎。写信的是一个叫索朗日的女子，收信人是她的姑妈。在这封信里，索朗日告诉姑妈她将在两个星期之后的周三抵达巴黎，请姑妈帮她找一个干净便宜的单身房间。在附注里她叮嘱姑妈千万不可将此事告诉父亲，因为父亲绝对不会允许她离家。寄信人应该是个年轻的未婚女子，因为她还住在父母家里。邮戳上的那个日期，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六年，欧洲虽有小骚乱，局势大致稳定。在那个年代，年轻女子极少离开父母或其他男性的庇护独自到外边居住，尤其是在灯红酒绿的巴黎。当然，这个规矩也不是没有被人打破过——远在离索朗日寄出这张明信片的七十多年前，就有过一个叫乔治·桑的女子，执意离开了自己的丈夫，领着一个也叫索朗日的女儿，来到巴黎谋生。可是，世上只有一个乔治·桑，所以乔治·桑的名字，才会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依旧被人频繁地提起，作为一切惊世骇俗之举的代名词。而在1908年的夏天，那个既不是之前的乔治·桑也不是之后的波伏娃的女子，为什么要执意离家出走？是因为一桩摆脱不了的婚约？还是一位不能公开婚嫁的男子？她到了巴黎将以何维生？给富人家里当洗衣工绣花女？还是给某一家云集了落魄艺术家的画室做女模特？这个如今早已灰飞烟灭的女子，在生前可曾想到过：她当时写下的一张明信片，会在一个多世纪之后流落到一个乡村古董市场？她生前守护得很紧的秘密，竟然会在她的身后走失，落入一个碰巧是作家的中国女人之手，成为一篇文章里的一个段落？于是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喟。

【选读完】

作者简介：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后就职于煤炭部规划设计总院任英文翻译。

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现定居于多伦多市，曾为注册听力康复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代表作有《余震》《雁过藻溪》《金山》等。小说曾多次获得两岸三地重大文学奖项，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并六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其小说《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1年度中篇小说排行榜首。

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灾难巨片《唐山大地震》（冯小刚执导），获得了包括亚太电影节最佳影片和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多个奖项。根据其小说《空巢》改编的电影《一个温州的女人》，获得了金鸡百花电影节新片表彰奖、英国万像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小成本影片奖等奖项。

其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际上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