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读：

曾经，土地之于农民意味着生计，农业之于国家意味着安全。现在，在俊江大爷的眼中，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大片的土地抛荒无人耕种，就如同他亲手扎的红灯笼，曾经大受欢迎如今却再也卖不出去……

1

那时候俊江大爷最吸引我们的，是他会扎灯笼。正月十五元宵节，也是灯节，村里家家都要张灯结彩，小孩子们也要点灯笼。对我们来说，那时挑着一只灯笼，在夜里到各家去串门，比比谁的灯笼好看，是最好玩的一件事了。俊江大爷扎的，就是小孩子玩的这种灯笼。他扎灯笼，不只是给孩子玩，还要到城里的集上去卖，他的手艺很高，在周围三里五村很有名，不少人专门等着买他的灯笼。这种灯笼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灯笼的骨架是用高粱秆子扎成的，顶端是一个大的六边形，底端是一个小的六边形，中间由竖立的六条棱固定住；骨架扎好后，糊上印有各色图案的白纸；然后在底端放一支小小的红蜡烛，在顶端系一条绳子，再用一根细棍系在绳子上，便可以挑着灯笼四处游走了。这种灯笼最讲究的是扎骨架的技术了，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还要扎得结实牢靠，这样从外面看着明晃晃的，但又不至于让火苗舔着了灯笼纸，或者很快就散了架。讲究的，还有灯笼纸上印的图案，印这种图案，有固定的模子，将白纸按宽窄大小裁好，用模子蘸上红色颜料，一张张去印。模子有各种各样的，有“花开富贵”，有“喜上眉梢”，还有“天官赐福”“八仙过海”，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西天取经”了，那上面有孙猴子，有猪八戒，糊在灯笼上栩栩如生。灯笼一转，他们也跟着转，一会儿孙猴子转出来了，一会儿猪八戒转出来了，还有唐僧、沙僧和白龙马，都在转，简直太神奇了。

一进腊月，俊江大爷就开始忙了，我们那里年前腊月二十七是大集，他要扎出一批灯笼来，赶到这个集上去卖。那时候，他翻出藏了一年的印花模子，买来一大摞白连纸裁开，把高粱秆子一截截切断，然后先扎灯笼的骨架子，再用模子印上图案，最后将花纸粘贴在骨架上，一只灯笼就做成了。那个时候，俊江大爷家就成了一个制作灯笼的小作坊，不只是俊江大爷一个人忙，全家老少齐上阵，扎的扎，印的印，糊的糊，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火苗挑得旺旺的，全家人围坐在桌子边干活，说说笑笑的。也有的坐在炕上，坐在灶台上，煤油灯光将他们的影子印在背后的墙上，摇摇晃晃的，很大，也很黑。那个时候，黑五虽然很小，但也跟着大人一起干活，我去找他玩，他也很少出来了，他娘说他，“你在这儿帮不上啥忙，还净添乱，快出去玩去吧。”黑五有时候不出来，有时候出来了，在外边玩一会儿就又回去了，他说：“我还得回去扎灯笼呢。”黑五可以扎灯笼，那是最让我羡慕的了，因为他家扎灯笼，过年的时候，他就可以挑一只最大最好看的灯笼，在整个村子里游来荡去的，那个时候他是多么神气！他还可以参与扎灯笼的整个过程，怎么扎架子呀，怎么破篾子呀，怎么印上花呀，怎么糊起来呀，这在我们看来都是很神秘、很好玩的事。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整个村子里的小孩，只有黑五知道，你说他该有多得意！

俊江大爷是很讲究老礼的人，灯笼扎好了，他先不去卖，我们院里谁家有小孩，他就先去送上一只。那时候，他手里提着一些灯笼，挨家挨户地转，到了一家，撂下一只灯笼，跟大人寒暄着，“今年又扎了灯笼，拿一个给孩子玩吧。”那家大人感谢着，小孩早把灯笼提在手里，转悠着看了起来，还有的叫着大爷，说：“我不要这个，要那个。”俊江大爷就把手里的灯笼，任这孩子挑一个。俊江大爷去送灯笼的时候，黑五总是跟在他身边，他手里也提着一只灯笼，神气活现的，像是提前过上了年。到了过年的时候，我们手里都提着灯笼，但是都跟黑五的没法比，他的灯笼又大又好看，还可以换着提，今天挑这个，明天挑那个，想挑哪个就挑哪个。我们呢，我们只有一个，还是黑五家送的，不仅在他面前矮三分，还得小心翼翼地护着，要是不小心烧着了，哭坏了嗓子，大人也不会给你再买一个。那时我们都很羡慕黑五，我曾经问过我娘：“什么时候，咱家也扎灯笼呀？”我娘正忙着纺花，没好气地对我说：“你要喜欢扎，就跟黑五家过去吧。”

俊江大爷去卖灯笼，黑五也跟着去。到了年根底下，集上的人多了起来，俊江大爷将灯笼装满一辆地排车，赶着驴车到集上去卖。不只在我们县城的集上卖，还到周围乡镇的集上去卖，柳林镇、烟庄乡、孙疃乡、梁堂乡，走遍了我们这里的十里八乡。俊江大爷拉着一辆车子，车头上竖起一根竹竿，高高地悬挂着一只红灯笼，在风中飘飘摇摇的，别人很远看到，就知道是卖灯笼的来了。

2

据说俊江大爷扎灯笼的技艺，是跟宫里的一个工匠学会的，那时候他还在我们村地主二力的爷爷家扛活。这个工匠是我们这里的人，早先在皇宫里做匠人，民国后从宫里被赶了出来，辗转回到老家，在乡间靠手艺谋生，走街串巷，在很多村子里游荡。那一年冬天，他来到我们村里的时候，病倒在路上，在风雪中差点冻死，俊江大爷救了他，将他拉到自己的窝棚里，给他烤火，为他端水送药，足足养了一两个月。这个匠人病好之后，无以报答，那时候正赶上过年，他就教给了俊江大爷扎灯笼，还给他留下了几套印花的模具。这都是我们听说的故事，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在我们小的时候，扎灯笼只是俊江大爷的副业，那时候刚刚包田到户，一家家干劲都很足，俊江大爷发家致富的劲头也很大，我们经常看到他头上包着白毛巾，拉着车子下地干活，下地的时候是一辆空车，回来的时候是满满一车青草或者玉米秸。那个时候，我们村里年龄大一点的男人，头上都会包一条白毛巾，白毛巾盖住额头上的头发，两边沿着发际弯过来，在后脑勺那里绾一下，系成一个松松的扣，那时候这样打扮的人很多，现在却几乎没有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时候他们不仅冬天这样戴，夏天也这样戴，那时候买不起帽子，或许是冬天戴着可以御寒，夏天戴着擦汗方便吧？那时候很多人这样包着白毛巾，我爹也这样包过，看上去像义和团，不过后来我爹有了帽子，夏天戴草帽，冬天戴棉帽，就不再包白毛巾了。俊江大爷可以说是包白毛巾时间最长的人，在我从小的记忆中，他就包着白毛巾，一直到现在，他仍然包着。按说现在条件好了，俊江大爷也不是买不起帽子，黑五现在城市里工作，给他买个帽子算什么，但是俊江大爷却根本不戴，仍然包着白头巾，想来这一是习惯，二是节俭，这样生活惯了，也不想再变了吧。

家里人都说，俊江大爷真是能干，这么大年纪了，还去放羊。又说，俊江大爷年轻时吃了不少苦，他有很长时间都在做乡村里最累的活——脱坯子。所谓坯子就是土坯，那个时候是盖房或垒墙的重要材料，是将泥土装到机器里，再加一些水，利用机械的力量将土块压制成型，一般是长方形，重重的一大块。干这个活累的地方在于，要挖不少土方，要把压制的土坯搬走，一行行垒好，让土坯在阳光下曝晒，等干透了，就是成型的土坯了。那时候一个壮汉一天脱七百到八百块土坯，就累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据说俊江大爷一天能脱一千块，那时候太阳像火一样炙烤着，他晒得都脱了皮，汗水哗哗地向下淌，每个脚印都是湿漉漉的。俊江大爷这么卖命地干活，一是家里穷，不干活没有办法；二是他是个认死理的人，无论做什么他都认一个理，从不偷奸耍滑，说干多少就干多少，要干就拼命地干。跟村里人交往，俊江大爷也认老礼，讲直礼，我大爷比他大，他还在世的时候，每年过年俊江大爷去拜年，到了院里，他都真的跪下来磕头，别人看他年纪那么大，怕他摔着，赶忙去拉，他已经跪下了，认认真真地磕一个头才起来。对现在的小青年，很多事情他都看不惯，看不惯就说：“连个头都不会磕，膝盖还没沾着泥呢，那也叫磕头？”小青年嘻嘻哈哈笑着，跟他插科打诨，他也不说话，只是摇摇头。

土改那个时候，俊江大爷也认死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主家”的地怎么说分就分了，怎么就分给自己了？他说，那不是人家的么，咱们分人家的地，那跟土匪老缺不是一样了吗？那时候我衍奎大爷是贫农队长，他和工作组给他做工作、讲道理，说那些土地本来是地主剥夺我们贫下中农的，现在分地，就是把我们的土地再夺回来。这个道理俊江大爷怎么也弄不懂，批斗会之后，他一个人夜里趁黑偷偷跑到主家，把分给他的衣服和粮食，又给主家还了回去。他去还，二力的爷爷也不敢要，两人在那里推推搡搡，让值夜的民兵发现了，将他们俩带到了大队部，等问清了事情原委，我衍奎大爷大发雷霆，瞪起眼珠子大骂了俊江大爷一顿，俊江大爷不敢吭气，最后嘟嘟囔囔地说：“你想骂就骂吧，反正我娘就是你婶子，骂我也就是骂你自个儿。”“你说啥！”衍奎大爷像火上着了油，噼里啪啦又骂了他一顿。二力的爷爷被晾在一边，这时赶忙去劝，“别骂了，都是自家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衍奎大爷就厉声喝止了他，“滚一边去！两个贫下中农吵架，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最后俊江大爷分到了土地，在我们村西南有一大块。那天工作组丈量完，打好界桩，天已经晚了，他们走后，俊江大爷还在地里，他在自己的土地上走来走去，想到这些土地就是自己的了，既不敢相信，又感到惊喜。他抓起一把泥土，迎着夕阳慢慢撒下来，看着那些土缓缓落到地上，腾起一阵烟尘，他的眼泪默默地流了下来。天色渐渐黑了，他坐在地头上，抽了一袋又一袋旱烟。

我不知道对于俊江大爷那一代人来说，土地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那时候我们虽然吃得不好，但也已经能够吃饱。长大后，像我和黑五，都离开了家乡，在城市里漂泊，而留在乡村里的伙伴，种地的也越来越少了，打工的、做买卖的、跑运输的，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活路，但各种活法离土地都是越来越远了。我们不能理解他们对土地的感情，他们的感情是浓厚炽烈的，爱恨交织纠缠在一起，他们从土里刨食，靠土地养活了一大家子人，但是为了生活，他们又在土地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土地紧紧地束缚着他们，榨干了他们的汗水、泪水和血，他们一辈子也走不出土地。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们也是这样生活的，但他们可能是最后一代这样生活的人了。时代变了，他们的后代也变了，现在我们走在一条新的道路上，但是我们的道路将通向哪里呢？

我不知道，我只是听说，分了地的那一年，我们村里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我们的父辈都看到了奔头，终于不用再给地主交租子了，他们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撒着欢地干活，秋后的粮食堆满了自家的粮囤，很多人家第一次吃上了饱饭，高兴地捧着碗，流下了泪来。那一年，过年的时候，俊江大爷扎了一串红灯笼，在他家大门的门楣上挂成一排，在风雪中飘摇，喜气洋洋的。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每年一到腊月，俊江大爷都会扎上很多红灯笼，挂在自家的门上，送给我们院里的孩子，也拉着车子到外面村子里去卖。一到过年的时候，我们村里的孩子都会提着红灯笼，在夜里互相串门，说笑，打闹，星星点点的火光，照亮了我们村里的暗夜。

3

俊江大爷最风光的时候，是在演样板戏的时候，样板戏来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村庄，可是一件大事。在那之前，我们村里也来过放电影的、耍猴的、说书的，但是这些只能看，只能听，不能参与进去。样板戏就不一样了，我们村里的人不但要看样板戏，还要跟着学，跟着演，各个大队、各个公社还要汇演、比赛，这就成了村里的一件大事。那时我们村里排演的是《红灯记》，李奶奶、李铁梅都找到了，但上千口子人，竟然找不到一个演李玉和的，最后衍奎大爷急了，他四处转了一圈，来到我俊江大爷家，说，就你吧。俊江大爷说，我不会演啊。他说，没事，你有一膀子力气，使劲嚷就行。俊江大爷还想推托，早就被衍奎大爷拉到了大队部。到那里给他摘掉头上包的白毛巾，戴上一顶带檐的大盖帽，脱掉身上的破棉袄，换上一套不知从哪儿找来的工人的劳保制服，梳梳头，抹抹脸，俊江大爷还蛮像那么一回事。“就这样吧，每天晚上你到大队部来，在这里听戏匣子，多听几遍就会了，给你算工分！”衍奎大爷瞪着眼珠子说。俊江大爷只能无奈地答应下来，从此以后，每天晚上吃了饭，他就到大队部来，跟着我们村里的李奶奶、李铁梅，一起听戏匣子，一起练唱。就这样排练了几个月，从春天到入夏，在麦收之前，终于练得差不多了。

这时候又遇到一个问题，《红灯记》里有一盏红灯，但人家那是铁道线上的信号灯，外面罩着铁丝，里面是玻璃的，可那个时候在我们村里，别说玻璃灯了，要找一小片玻璃都难，家家户户糊的都是窗户纸。拍《红灯记》没有红灯怎么行？村里的干部都很着急，坐在大队部里愁眉不展。突然衍奎大爷用手一指俊江大爷，“你不是会扎红灯笼吗？你就扎一个！”俊江大爷吓了一跳，那个时候他有好几年都没扎红灯笼了，“文革”刚开始，红灯笼就成了封建文化，他卖红灯笼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为此他还被衍奎大爷拉到台上批斗过，灰头土脸的，在村里抬不起头来。现在让他扎红灯笼，他还心有余悸，小心地问：“那灯笼不是封建文化吗？那咋用？”“让你扎你就扎，别那么多废话！”衍奎大爷瞪了他一眼。他回家扎了个红灯笼，第二天晚上带过去，衍奎大爷拎过来，看了看，说，“你扎的这是啥？”“就是红灯笼啊。”俊江大爷小心翼翼地说。“你看看这，这就是封建文化！”衍奎大爷瞪了瞪眼，指着灯笼上面天官赐福的图案。俊江大爷吓了一跳，连忙解释，“我看着这个图案红的多，跟样板戏里面那个很像，就选了这个……”说着他心虚地去瞅衍奎大爷，怕再挨批斗。衍奎大爷哼了一声，“你这个人，就是对政治不敏感，吃亏就吃亏在这里。”说着，他猛地一把扯掉了天官赐福那张纸，把空空的架子递给俊江大爷，说道：“啥图案都不要，你就找张红纸，糊在外面就行！”

那天晚上，村里在小学的操场上搭起了一个舞台，举行汇报演出。我们村里的老少爷们儿都来了，舞台前人潮拥挤，我们村里的人虽然看过戏，看过电影，但那都是离我们的生活很远的人和事。但是这一次，我们村里的人第一次登上了舞台，李奶奶是前街王家的二婶子；李铁梅是我们村的团支书，后街刘家的孩子；而李玉和呢，就是我们熟悉的俊江大爷。他一出场，村里的人就笑了，原来他不再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包着白毛巾的俊江大爷了，他戴着大檐帽，穿着劳保制服，腰板挺得直直的，两只手夸张地伸着，从舞台一侧走过来，底下人潮涌动，纷纷议论着，“哈哈，俊江大爷怎么成了这样？”“完全变模样了，看他的帽子！”“简直像换了一个人，这还是咱俊江大爷吗？”

（短篇节选）